2
思维内容和形式进化的中断是所有二元论的和形而上学的心理学体系的明显特征，这些心理学体系不能在辩证统一体中分析它们。这样，特别明显的征候是，体现在斯普兰格书中的更为彻底的唯心主义少年心理学体系，其默默地回避了过渡年龄阶段的思维发展问题。其著作中没有阐述这一问题的章节，然而深入到一个普通的思想，它的所有章节，都围绕这样一个过程进行阐述。按照斯普兰格的观点，这个过程是以整个成熟过程为基础的，这个过程称之为少年扎根于当时文化环境中的过程。他一章接着一章探讨着以下内容：少年思维的内容如何变化，思维如何被新的物质材料所充实，它如何扎根到完全新的文化环境中去。少年扎根到法律与政治、职业活动与道德、科学与世界观--所有这些对于斯普兰格来说成为成熟过程的关键核心。但少年的智力机能本身、其思维的形式、其智力活动的结构和成分还是不变的、永恒的。
假如我们深入地琢磨这些理论，不能脱离这个观念，即他们根据的只是思维形式与内容中非常粗糙的、非常简单的、非常初等的心理学概念。根据这些概念、思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使人联想着血管与充斥其中的血液的关系。那还是空洞形式的机械填充，那还是以层出不穷的内容充实同一个不变形式的可能性，那还是血管与血液、形式与填充的机械对立和外在的非联系性。
从这些理论观点来看，在少年身上正在发生的完全更新的思维内容上的巨大变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智力活动本身的发展相联系，借助这个智力活动只可以表现出同一个思维内容。
这个变革，按很多研究者的观点，其发生或是来自外部。即在任何新的发展层级中总不变化的思维形式，根据其经验的丰富和与环境联系的扩展，被层出不穷的内容所充实；或者其发生的推动力隐藏于少年思维幕后的情绪生活。这个推动力机械地把思维的过程纳入到完全新的体系，并像简单的动作一样把它们引向新的内容中。
在任何情况下，思维内容的进化仍然是无法逾越的鸿沟，不同于智力形式的进化。很容易举出个简单的例子，上述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否定，甚至不可能否定，在少年思维内容中最深刻的、基本性的变革，以及整个充实空洞形式的物质成分的完整更新。例如，彪勒已经发现3岁的儿童具有了少年期固有的基本智力活动，其把自己的论点完全限定于被研究问题的形式方面。彪勒最终似乎把认为少年思维内容与3岁的儿童已有思维相比不具任何本质性新东西的观点称之为神话。
彪勒不可能否定这样的事实，即随着少年年龄阶段的到来将实现由形式-逻辑思维的转向。其援引了欧米安的确切研究，后者提出，11岁儿童的思维意味着转向纯粹的形式思维。至于思维的内容，其步斯普兰格的后尘，以大部分的工作用以剖析少年发展中道德、宗教观念内容的新成分和世界观的初步知识。
正是克洛，他把学校年龄阶段思维发展归结为新的色彩的同时，还指出在少年期还表现出逻辑操作概念的可能性。援引贝尔格尔对范畴认识及其教育含义问题的研究，克洛确认，认识和调整心理范畴的机能首先以完整的清晰性表现在性成熟期的感受和回忆中。
这样，所有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为，否定智力形式方面的新构造物，不可避免地承认过渡年龄阶段所有思维内容的完整更新。
如此，我们仍然须详细分析和评判这些观点，没有他们决定性的坚持，没有他们对理论基础的揭示，没有他们对新观点的对抗，我们将不可能找到解决过渡年龄阶段所有思维发展问题方法上和理论上的钥匙。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厘清其理论基础，以此建构出所有这些在细节上相差别，而在理论关键核心上相类似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所有这些理论混乱的主要根源就是思维内容和形式进化的中断。中断首先是以以前心理学的其他基本缺陷为条件的，体现在儿童心理学的特点中，即以前的儿童心理学认为关于高级心理机能实质的正确科学认识是多余的。这一状况至今还没有成为儿童心理学的财富，即高级心理机能不只是基本机能的延续和机械的结合，而是本质上的新的心理构成。这种心理构成完全按特别的规律发展并完全从属于另外的规律性。
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具有特别的生物发生历史。行为高级形式发展的历史展现出其与儿童机体和生理发展的直接的、最紧密的决定性，展现出其与基本的心理生理机能成长直接的、最紧密的决定性。但联系与决定性不是相等的。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该从生物发生学方面区分出高级行为方式发展的路线，追踪其所有独特的规律性，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其与儿童普通机体发展的联系。我们在教程的最开始说过，人的行为不只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根据导致出现其所特有心理生理机能的人的类型可知，而且还是历史或者文化发展的结果。行为的发展不是停留于人类历史存在的开始，不只是沿着行为的生物进化道路继续前进。
行为发展的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成分而实现，遵循着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决定的所有规律性。与此类似的，在生物发生学方面我们应该区分出体现在交错的形式中、在复杂动力的合成中的两条行为发展路线。但的确，与这个合成真实的、现实的复杂性相适应的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力求简化，必须考虑作为儿童文化发展成果的所有高级行为类型的独特形成。
不同于斯普兰格的深入科学研究指出，在行为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变化的不仅有思维的内容，而且还有它的形式，表现并形成了在历史发展更早层级水平所不知道的新的机制、新的机能、新的操作和新的活动方式。正是儿童文化发展的过程包含的不仅有某方面文化的成长，而且还有与内容的发展一起一步步地发生思维形式的发展，从而形成这种历史形成的高级的活动方式和形式。这些活动方式和形式的发展构成其深入文化中成长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所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要承认内容和形式、结构和机能的不可分离性与统一性。这显示出，思维内容发展中所有新的步骤不可分割地与新行为机制的获得、与提升到智力操作的高级水平相联系。
某一内容也许只能相应地借助某一形式而呈现。这样，我们梦境中的内容相应地不可能在逻辑思维的形式中、在逻辑联系与关系中呈现。它不可分割地与适应于它的古旧的、古老的原始的思维形式或方式相联系。而相反，了解任何一种科学的内容，掌握复杂的体系，例如通晓现代代数，显现不只是由相应内容充实的3岁儿童已经具备的这种形式，没有新的形式、新的内容不可能出现。思维进化中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始终是思维与言语的现代科学理论。实际上，从上述表述的，否定少年思维中新的本质水平的东西的存在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事实确实令人费解。这个事实就是，现代研究制定了智力发展的标准，例如在比纳-西蒙的测验中要求12岁儿童描述和解释图画，13岁儿童解决生活难题，14岁少年掌握抽象的术语，15岁儿童厘清抽象术语之间的差异，16岁儿童具备哲学推理的思维。难道这些经验获得的思维发展的征候可以以只涉及出现在少年思维发展中新的细微差别的理论观点来解释？难道从只强调细微差别的理论观点出发可以解释许多16岁少年达到了这样的水平的智力发展，即其能够以哲学推理思维作为明显的征候和特征？
思维低级机能与高级机能之间的分辨不清、智力活动的生物决定形式和历史决定形式之间的分辨不清可能导致对少年智力发展新的本质水平的否定。低级的新的机能的确不会出现在过渡年龄阶段。这种状况，正如彪勒正确指出的，完全与关于大脑重量增加的生物学资料相一致。艾丁格，一个研究大脑的资深行家，提出了更多的论点，即辨认动物的大脑结构将发现，新的能力的出现总是与新的大脑结构的出现或者与早前旧的结构的增长相关联。
这种在心理的生理发生方面由艾丁格发展的观点，当前大部分人很乐意将其归属于个体发生学，极力确认重量的增加所证明的大脑的发展与新能力出现之间的类似性。这种情况下将忘记，相似性的有效性可能只体现在低级机能，与和大脑本身一样的，作为行为的生物进化结果的能力的关系上；但行为的历史发展的本质恰恰在于不与大脑新的结构或已有结构增长相联系的新的能力的出现。(https://www.daowen.com)
所有的证据表明，行为由原始形式向复杂的高级形式的历史发展，其发生本身由于大脑新的结构或先前已有结构的增长，这也就是与文化发展年龄阶段一样的过渡年龄阶段的实质所在，或者主要是高级心理机能的实质所在。布隆斯基认为，恒牙期的儿童可以作为儿童开化阶段、作为开始于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掌握现代科学阶段来研究。文明是不久之前人类为能够传播遗产而获得的。
高级心理机能的进化与大脑的发展相类似。这种大脑的发展多半是在遗传性的影响下进行的。根据布菲斯特的研究资料显示，在生命的3/4岁时大脑比最初的重量增加一倍，到3岁末增加两倍，最终在发展过程大脑重量将增加4倍。
彪勒认为，儿童心理学中的一个现象完全与这个相一致。儿童在生命最初的3-4岁获得的基本心理机能，在整个剩余的生命中不能制造出这些基本的精神成就，如在学习说话的时期。
我们重申，这种相似性的有效性只是相对地意味着作为生物进化结果并与大脑及其构造的增长同时存在的低级机能的成熟。所以我们应该制约彪勒的观点，其希望，在大脑结构发展的任何时候将成功找到正常儿童的精神生活中每一个大的变动的生物学基础。
我们应该制约她的观点，其主要适用于心理发展中有条件的遗传性的变动，但表现在儿童和少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复杂的综合基本上具有其他因素，首先是社会生活、文化发展以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活动。
其实，存在一种认同过渡年龄阶段大脑加紧发展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也许可以把最重大的智力改进列入过渡年龄阶段。布隆斯基提出假设认为，乳牙期儿童不同于其先前和之后时期，不是言语与思维急剧发展的时期，其多半是运动习惯、协调性和情绪发展的时期。布隆斯基把这种状况与乳牙期儿童后脑和小脑的急剧发展相联系，不同于本质上作为皮层（智力）紧密发展期的无牙期和学龄期儿童。观察到青春期前儿童脑门的急剧变化使研究者想到，在学校年龄阶段将出现前额皮层的优先发展。而且从这些资料的观点来看，即从布隆斯基所依据的、并把它称之为不稳定的和少有希望的资料来看，我们有理由把大脑的急剧发展只是限于前青春期的，也就是第一学龄期的年龄阶段。
在过渡年龄阶段方面和少年期方面，这些推测没有任何事实材料的依据。的确，按照维亚则姆斯基的研究，大脑的重量在14-15岁极快地增加，然后在某个暂停和减速之后，在17-19岁以及19-20岁紧接着再慢慢增长。但根据新的资料显示，大脑的重量在14-20岁的整个发展时期增加得特别微不足道。
我们应该找到新的途径以解释在性成熟期人的智力的急剧发展。
这样，从依据外在表现、现象性的相似的研究转向对不同年龄阶段水平思维的发生学结构和功能本质的深入研究，必然促使我们否定传统的、倾向于把少年的思维与3岁儿童思维混为一谈的观点。不仅如此，甚至相同程度上，在该理论准备承认早期年龄阶段儿童与少年思维的本质差异时，他们时而错误地表达出正面成就，时而错误地表达出的确是这个时期体现的新的东西。
正如新的研究、主张所显示的，对于少年思维中抽象脱离具体、空泛脱离直观，不正确的观点是，该时期思维活动的特点不是智力与其成长的具体基础的联系割裂，而是在思维中表现出完全新形式的抽象与具体成分的关系，表现出它们的新形式的合并与综合，并在该时期的新形式中呈现给我们这样一些低级的、早已形成的机能，如儿童的直观思维、知觉或实践智力。
这样，彪勒的理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不只是在她所否定的那一方面，而且还有她对消极部分和积极部分所肯定的那一方面。并且相反，在少年思维中表现的不只是3岁儿童所不知道的完全新的复杂的综合形式，而且还有这些3岁年龄阶段已经获得的并在过渡年龄阶段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低级的原始的形式。性成熟期不仅出现新的形式，而且也就是因为它的出现，在完全新的基础上重构出老旧的形式。
这样，概括上述所叙述的，我们可以说，传统理论最主要的方法论缺陷，在于承认少年思维极其重大的转变，与否定其智力操作进化中任何本质性变革存在之间令人发指的内在矛盾，在于不会使思维形式与内容发展中的变化相互关联。正如我们努力所表述的，不协调的制约条件首先是两种行为发展路线--低级与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的难以辨别。我们现在似乎可以依据所获得的结论表述始终引导批判性研究的主要思想。
我们似乎可以说，内容与形式的不可避免的致命性的脱节，是因为思维内容的进化总是首先作为以历史和社会为条件的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研究，而思维形式的发展作为以儿童机体成熟为条件的、以大脑重量增长为指标的生理过程来研究。如果我们说到思维及其变化的内容，我们指的是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历史性变化不定的、以社会为制约条件的大小程度；当我们说到思维形式及其动力时，我们通常跟随传统心理学的错误，说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心理机能，或者是生理条件上的机体表现的形式。
同时它们之间还出现了鸿沟。儿童发展的历史方面与生理方面还是割裂的，同时不存在任何纽带，以使我们可借助其统一思维形式发展的动力要素充实该形式的内容发展的动力要素。并随着关于作为文化进化结果的高级行为形式的学说的确立，对文化发展或者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独特路线的剖析，在行为的个体发生上变得有可能填补这个深渊，跨越这个鸿沟，实现在辩证统一体中对思维内容与形式发展动力的研究。我们可以使形式与内容的发展动力，经由一个同时可区分出思维内容和高级心理机能的共同的历史性时刻相联系。
根据这些综合了我们在其他地方阐述的关于儿童文化发展学说的观点，我们将找到做出正确决定的关键，找到可靠解决过渡年龄阶段思维发展问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