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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斯底里症很早就被视为一种与转型期特征紧密联系的疾病。克雷奇默尔认为，许多所谓歇斯底里症特点的病症恰恰就是早期性成熟心理状态的固态残余或者是其在后期生活条件改变的影响下的负面性格变化。克雷奇默尔进一步列举了一系列病症，在这些病症中值得注意的是冷漠和关爱的过分紧张的性质对比，忠诚和儿童利己主义的对比，特别是在生活方式中乐观成分和悲观成分的混合物。

因此，按照克雷奇默尔的言论，如果之前的研究人员乐于将歇斯底里症患者定义为患病儿童的话，那么我们更乐于称其为“成年的青少年”。这一点恰恰符合生物发育中发生延迟的时期：早期性成熟时期。不成熟的心理状态自身包含冲动、易激动等级的较强，特别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意志薄弱的机制。总体上可以认为，性成熟时期是歇斯底里症反应最好的基础条件。

戈赫认为，每个人都有歇斯底里的倾向。克雷奇默尔在阐明其见解时补充道：正因为每个人自身都具有古老的本能形式的特征，只是这些形式或多或少牢牢地隐藏在最新的文化性格学层面中。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种规则的角度来理解。这两种规则对于行为高级形式的发展和衰退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规则之一谈的是如何将发育历程中的低级机能作为高级复杂新形式的从属级别保留下来。

因此，那些掌控我们发育早期行为的机制，特别是在性成熟早期控制我们行为的机制，在成年时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作为辅助的执行机制囊括进更复杂的综合机能中。在这个综合机能内部，这些机制根据另一种规则发挥作用，而不是那些掌控它们自主命运的机制。但当高级功能因为某种原因衰退时，保留在其中的从属级别被解放出来，并重新开始按照自己原始生命的规则发挥作用。这正是在疾病中出现回归的原因。高级功能的分解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仿佛回归到遗传学上留下的发育阶段。

克雷奇默尔认为，这其中包含的不是偶然的对照，而是重要的神经生物学基本规则，这一规则在低级运动领域早已为人知晓，但是还没有在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学领域得到应用。在机动表达范畴的心理状态中，高级等级无法完成主导功能，其后的低级等级开始自主工作，遵循自身原始的规则。这里即是我们提到的第二种规则。

那么在发生歇斯底里症时是哪种从属等级开始自主动作，并且使我们回到性成熟的初期呢？克雷奇默尔将这一机制称为意志薄弱，并认为在原始的心理生活中意志力和情感激动是等同的。每一种情感激动同时是一种趋势，而每一种趋势带有情感激动的特点。这是意志生活直接的冲动性组织，为少年特别是青少年在性成熟初期所特有的，在发生歇斯底里症时从高级的意志力上层建筑中解放出来。[2]克雷奇默尔认为最重要的是，意志薄弱被认为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意志力类型，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自主发挥作用，处于目标和反射器官之间，与此同时可以时而与前者，时而与后者联合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意志薄弱不是形成一种新的歇斯底里症，它不是单一的歇斯底里症独有的。克雷奇默尔认为，对于歇斯底里症患者我们把一种物种看作是一种有病的异样身体，我们在高等动物和幼儿身上可以找到这个恶魔和目标意志力的幻象。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意志力，在这个发育阶段是正常的，并且或多或少是唯一存在的表达希望的方式。薄弱的意志力类型是个体发育和种系发育中目标设定的低级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意志薄弱。研究表明，各种疾病伴随着意志力薄弱机制解放。克雷奇默尔认为，疾病带走的是某种高等生物的心理生理表达器官重要的正常组成部分。它将其从正常的组合中分离开，孤立它，改变它，使其以这种形式专横地、极其强悍、无目标地发挥作用。

这些疾病的多种类型，例如战争神经症或者内在紧张症，有着同样的意志薄弱的根源。基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意志薄弱是高等生物发育历程中重要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之后消失或者简单地被目标所代替。我们看到，意志薄弱更好似一种剩余器官，其痕迹不同程度地也在成年人的心理生活中保存下来。它不是一种返祖现象，不是一种僵死的附属品。相反，我们看到健康的成年人在参与目标功能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意志薄弱形成了我们称作是意志力的东西。然而此时不是独立的机能，而是与目标混合，进入稳定的统一的机能。

转型期的发育过程仿佛被分解成几个部分，以相反的形式在歇斯底里症的历程中重复。

在歇斯底里症发生时，作为独立低级机能解放出来的东西在转型期初期是意志力发展的正常阶段。其继续发展的过程是建立和形成复杂的统一体，这个低级机能在发病时从这个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克雷奇默尔说，人们经常问，歇斯底里症患者是不是意志力薄弱呢？他认为，这种问题永远无法得出答案。这些歇斯底里症患者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目标性不强。目标性不强也是心理状态的实质，就如同我们在大多数慢性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发现的那样。只有在将一种意志力等级与另外两种分离时，我们才可以解开一个谜团：人在无法控制自己时，绝对不是没有目的地使用强大的意志力来展现一幅最凄惨的力量薄弱的图景。克雷奇默尔认为目的性不强不是意志力不强。

我们可以概述一下对歇斯底里症患者和青少年意志力功能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认为，转型期的发育内容是，其衰变成为歇斯底里病的内容。如果说歇斯底里症发生时，意志力薄弱从目标意志力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且开始根据自己原始的规则运转，那么在转型期意志力薄弱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首先出现在这个年龄并且是该功能表达的那种目标意志力，这种功能在给人确定的目标且使其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使人可以控制自己和自己的行为。

因此，受激动情绪控制的目标意志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提出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以上这些成为该年龄段所有心理机能发展的新基础。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订立目标和掌握自己行为的能力需要一系列的前提，这些前提中最重要的是基于概念的思维。只有在基于概念的思维的基础上，才出现目标意志力。因此当我们在歇斯底里症中发现了未被研究的智力活动紊乱时，不应该感到惊讶。我们通常将低水平的智力发展和思维的情绪紊乱要么看作是促进歇斯底里症发展的条件，要么看作是伴随的主要情绪紊乱和附属现象。

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歇斯底里症智力活动的失常具有更为复杂的特性，即思维的目标器官的失常。正常人的特点是思维活动和情绪激动的生活的关系成反比。思维失去了一切的独立性，意志力薄弱开始控制个体独立的生活，不再参与到复杂的目标协调结构中，而是按照最简单最原始的公理进行活动。

这种失去目标与歇斯底里症病人的思维有关，其失去了意志力的特点，歇斯底里症患者停止了控制它们，就像无法从整体上控制所有行为一样。

很自然的是，失去目标导致定向错误、我们思维内容领域的紊乱和感受的改变。克雷奇默尔正确地指出，歇斯底里症患者将自己用墙包围起来以防备外部世界，这堵墙由本能的反应构成--逃避和保护。歇斯底里症病人假装冷酷无情，强化自己的反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来得以骗过使人压迫、令人恐惧的外部世界，来使外部世界感到害怕、厌倦，最终使外部世界妥协。其对遭遇的内部保护符合对待外部世界的这种本能的策略。克雷奇默尔认为，歇斯底里病人的心理本质与其说是开始与人面对面，不如说是逃避沉重的心理感受。

现在我们不会去研究那些在研究歇斯底里症发生时发现的，并且从本质上讲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心理内容的心灵感受的复杂改变。我们能肯定的只是，这些改变有两个特点。第一，意识回归童年，也就是儿童夸张地模仿幼儿的心理水准。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之为“童痴”，经常人为地在催眠中产生，它无疑与向意志力生活领域的倒退回归有关系。第二，在概念紊乱的机能和感受的改变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

我们已经谈过，概念的形成机能对于我们的内部世界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所有外部活动和所有内部感受的系统我们都是通过概念系统来感知的。我们已经可以从基于概念的思维转向基于整体的思维（这一点我们恰恰是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时发现的），正如我们直接回溯到另一种遗传上更早的洞察人的活动和自身的方法。这正是为何要厘解外部活动时的错乱图景、个人感受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图景是形成概念功能紊乱直接结果的原因。

这种紊乱是如何表现的呢？其表现为结构上统一的和复杂的形成概念的机能由于人所共知的规则而蜕变，并且显露出涵盖在其中的作为思维一贯基础的智力活动的综合形式。随着向更早期机能的过渡，思维从外部世界以及自身内部世界的角度发生改变。

我们可以结束对意志力蜕变、歇斯底里病患者基于概念的思维以及处于转型期的这些机能的比较研究了。在进行归纳总结时我们得出了普遍结论，在歇斯底里症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机能的反向发展，而恰恰是这些机能的结构构成了转型期性格的特点。独立级别的意志力薄弱的消失，目标意志力的产生，综合思维的消失和基于概念的思维的产生构成了青少年心理的性格特点。反向过程是歇斯底里疾病的基础。

这种比较使我们回到了之前研究的关于嗜好的文化加工、在转型期出现的意志力控制自己激动情绪的问题。文森伯格与其他生物学家一样，指出了经验主义的事实：性成熟与一般器官的成熟的结束是相吻合的。他倾向于在一个时间点上，将自身合乎目的的追求客观地看作是普遍的身体的成熟与性成熟的联合。这种联系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已经研究过，而这种联系还有本质上的心理学意义。青少年的性本能也因此而成熟，这种成熟稍晚些，并且在即将成熟的那一刻与已经形成的带有复杂的机能系统以及各种层级和过程的器官相契合，并且带着这些系统和器官进入到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一方面，在新的基础上引起它们的调整；而另一方面，自身开始呈现并非经过复杂折射的、被重新加工的、被包含在这些关系的复杂系统中的本能。

人类性成熟的深入特点是三种行为发展的阶段：本能，驯服，智能。它们不是按照年代次第顺序有规则地出现的，并不是所有本能更早地成熟，之后是所有与驯服有关的部分成熟，最后才出现智能。相反，在这三种阶段的出现中有着最明显的遗传更替交错现象。智能和驯服发展的开始远远早于性本能的成熟，而逐渐成熟的本能遇到的则是已经成熟形态的复杂的个性结构。由于这种本能是新结构的一部分，这种个性结构改变了已经出现的本能的特点和活动方式。将性本能纳入个性系统中并没有出现其他之前成熟的本能，比如吮吸，因为新成熟的机能是那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整体本质上是不同的。

为了解这种本能在某种情况下的不同，需要对白痴儿和14-15岁的正常少年的在心理状态上的本能做出对比，看到青少年在性本能即将成熟时存在着一系列由本能形成的细微和复杂机能的习性。本能是以下列这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的：一切都体现在意识中，一切都被意志力所控制，而性成熟仿佛是从两端进行的：由上至下，由下至上。因此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中看到的，斯布兰格尔将这些过程看作是两种独立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前，从外部看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这在本质上呈现为意识和人的行为更高形式的统一过程。

新的与性成熟伴随出现的嗜好系统复杂地呈现在青少年的思维中，并且与目标行为有着复杂的联系，这种系统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且处于附属地位进入我们习惯称之为意志力的机能的行列。从综合思维和我们之前细微研究了的形成概念机能的关键进行过渡是这一过程的必要前提。

如果说歇斯底里症十分鲜明地向我们说明了在转型期意志力的形成过程，那么我们在歇斯底里症中发现的概念形成机能分化的形式则不够鲜明，而在另一种疾病中找到了极端体现。这种疾病的特点是言语机能受损，我们称之为失语症。根据谢普的表述，对失语症的研究是理解大脑皮层智力活动的关键。转型期心理学家认为，在这一疾病的所有形式中最有意思的是被称为健忘失语症的现象，其表现为病人记不住与一系列事物和行为有关的词汇，并且很难说出这些单词。失语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但它作为言语活动紊乱的基本类型，和在失语症中观察到的一样。

健忘失语症改变的本质可以表达为，病理上的损坏会导致我们称之为概念形成机能的复杂整体的分化解体。作为该功能基础的复杂联系看上去分解了，因此词汇回归到了正常人在性成熟之前遗留下的那个更早的遗传阶段。失语症患者从基于概念的思维过渡到综合思维。这里反映的正是令我们感兴趣的疾病最本质的特点，根据对立性和过程回流规律，这种特点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相近。

近年来开展的对健忘失语症的研究表明，所有在此过程中观察到的各种损坏在内部都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构成统一图景的各个部分。这种疾病的基础是一种主要的损伤，这种损伤发生时概念思维受阻。现代研究表明，这种损伤没有孤立地涉及言语领域或概念领域，但是根据格里普和戈尔德施泰因的表述，这种损伤与存在于思维与言语之间的问题性联系相关。

正因如此，失语症不是任何纯粹的言语机能的损伤，也不是纯粹的思维损伤，但表现出二者的联系以及他们复杂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说，那种在青少年思维中向概念形成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坚实的独立综合遭到了分化解体。恰恰因此，有关失语症的研究对于研究思维与言语之间关系的普遍问题具有巨大意义。格里普和戈尔德施泰因对与颜色称谓有关的健忘症现象进行了研究。病人由于脑部疾病的原因而忘记颜色称谓，却完全保留了分辨颜色的能力，他在对待颜色的所有行为中表现出极其令人好奇的变化。

我们得到好似浑然天成的实验，这个实验展示出当病人失去对颜色的称谓时，其思维和行为中哪些内容发生了改变。在病人身上常常看得到向具体事物的颜色符号的过渡，这些颜色符号是正常的成年人在嗅觉领域中所特有的，这种符号同时也在原始人早期思维发展阶段可以观察得到。例如，病人将特定色调的红颜色称为樱桃红，绿色称为青草绿，蓝色称为紫罗兰色，橙黄色称为橙子的颜色，浅蓝色称为勿忘草的颜色，等等。正如研究者们所说的那样，原始的用词汇称谓颜色的方法是言语和思维发展早期阶段的特点。

特别有趣的是以下情况。病人可以很成功地从一堆彩线中选出与特定事物相应的具有细微差别的线。病人为每一个事物挑选出与之适应的颜色，而从不犯错。但是由于缺乏颜色的概念，他无法挑选出属于相同范畴、与指定事物接近的颜色。在实验中我们发现，失语症患者在选择十分细微的差别的色调时，当这种色调在他们面前不出现时，他们拒绝选择与之相应的色彩。他可以正确选出同一种红色色调，但是却无法选出其他色调的红色，与正常人比起来他的行为更具体。

因此颜色分类，挑选不同的，但是属于某个同一基础色调的有细微差别的颜色对于患者来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经验表明，病人似乎缺少分类组合的原则，他们总是根据某种对相似事物的具体感受和联系现存来进行选择。格里普和戈尔德施泰因认为，可以将这种行为方式看作是缺乏理性的，具体直观的，生物学上原始的，与生活更接近的。两位研究者将这种情况下正常人与失语症患者行为之间差异的特点归纳如下：正常人在对颜色进行分类时，确定其注意力的特定方向，他会根据说明只研究范本（指的是其基础颜色，无论这一色调的明暗度和洁净度如何）。每个具体的颜色--红色、黄色和蓝色都被他看作是概念的代表，所有颜色依据其同一范畴的归属性相互关联，比如属于红色的同一种概念，而并不依据其感受到的具体的等同量。这两位学者将这种行为称为范畴性行为。令人好奇的是，病人无法随意地将某些颜色的特定属性区分开，就如同他们总是无法保持某一方向的注意力一样。

这些损伤的本质是什么呢？两位研究者认为，缺乏词汇本身不能被看作事物范畴关系出现困难或者无法判定这种关系的原因。但是看得出，词汇本身失去了某些在正常状态下属于它们的东西，而因为范畴关系才有可能使用词汇。

这两位学者从下列情形中得出结论，也正是这一特点患者才丧失了词汇。病人们清楚颜色具有其熟知的名称，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名称变成了空洞的符号，它们对于病人来说不再是概念符号。范畴关系和词汇使用在他们的能指意义中表现的是某一种行为的基本类型，而不是相互产生的原因和结果。一种行为基本类型的损伤以及与之相应的回归更原始的生活行为，恰恰就是那种可以解释在病人身上发现的所有单独征候的损伤。

因此对失语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结论：与言语相关的概念思维是一个统一的机能，在这一机能中无法区分具体独立的概念行为和词汇行为，而患失语症时恰恰是因为这个整体受损并且分化解体。对比研究表明，词汇影响颜色认知阈并因此转变、修改这一认知过程本身。每当患者说出不同的颜色称谓，并且偶然地撞上那个正确的称谓时，就发生客体的改变。

可以将这些现象推广到有关泛泛称谓的事物的健忘性失语症上来。正如前述，所有这些损伤在内部都是相互联系的，引起在范畴思维领域的困难。在健忘性失语症中首先引起注意的事实是，失语症患者忘记与具体事物相关的词汇。按照库斯玛乌尔的观点，概念越具体越容易失去指称这一概念的词汇。因此人们常常将患失语症时出现的紊乱看作是从更具体的指称向更抽象指称的过渡。

这无疑与我们刚刚勾勒的过程图景相矛盾，我们分析的过程正好是失语症患者向纯粹具体的理解和思维方法的过渡。

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失语症患者将具体的称谓换成更普通的称谓时，他所指的完全没有将该事物列入所熟知的事物组别中，也就是说他所指的不是概念，而是某种与事物完全特定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大部分或者不直接的表达“事物”“东西”“这个”，或表现在借助该事物完成的行为的指称中。这些失语症患者在称谓具体事物时使用的或多或少的普遍词汇无法指称体的概念和性的概念。实验表明，在不特指任何抽象事物时，患者可以使用带有抽象意义的词汇。

两位研究者依据充分地对这一现象和儿童心理学中一个熟知的事实做了比较。这一事实是，相对于掌握颜色具体类别的称谓而言，儿童较早地掌握普通词汇，如“花”。但假设儿童把“花”这个词理解成所有花朵的某种共有特征，也许是不真实的。相反，他指的却是某种完全具体的事物。施特恩特别强调，在这一阶段儿童使用某些具体词汇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不特指事实上的某种共同点时，可以使用普遍称谓。

在成年人的生活中我们同样经常发现与完全具体的事物相关的普遍性表达。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患健忘性失语症时同样会出现普遍的思维向更原始的、具体的、更接近于现实阶段的回归。下面的一个事实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即失语症患者失去的并不是所有的言语活动，他可以正确地挑选出称谓词汇对应的事物，相反，如果让他对展示的事物给出一系列称谓，那么失语症患者的选择也会是正确的。按照研究者的观点，这是因为这样的操作实际上既不需要任何对作为概念符号的词汇的理解，也不需要任何对该事物的范畴关系。

从儿童言语发展的历史我们了解到，在开始指称概念很久之前词汇就可以完成另一功能，即根据混合样式和简单综合原则从联想上与情景相连。患失语症时主要的损伤不是病人忘记某些词汇，而是所有的词汇，包括保留下来的词汇，对他而言那些不再是概念符号。作为概念基础的复杂统一体，那个变成已知合成的判断综合体分化解体。首先出现的是作为其基础的、以联想调节展现的某时固定在词汇周围的各种联系的综合系统。为理解概念开始分化解体时综合思维的作用，应当回忆作为高级机能中低层级的低等机能的保留规律，以及在高级机能分化解体和损伤时低级机能解放的规律。

失语症患者综合思维发生的情况与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意志力薄弱机制相同。二者均为高级复杂机能构建中的早期阶段，均以隐蔽形式作为调节形式的微调保留下来，并作为统一的高级机能辅助的次要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失语症和歇斯底里症患者表现出来的一些机制，只不过对于我们而言这些机制是更复杂机制的某个已知部分，而患者的这些机制独立分化出来，开始按照其原始规律发挥作用。

没有联想调节，任何思维理论都无法成立。在发展中像综合思维这样经历过的阶段没有消失。实际上，在儿童生活时期建立的联系会消失到哪里去呢？它们成为其他构筑在其上的高级统一体的基础。但是更基础的、更低级的联系保留下来，并当作为高级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时分化解体。因此，综合体作为概念的分解的调节形式包含在概念内部。概念思维在综合思维中有其自身基础。因此综合思维既不是退化器官，也不是附属的机制，而是概念思维的内在组成部分。患失语症时这一方面独立出来。在格里普和戈尔德施泰因看来，这种现象就是范畴思维出现困难或无法建立范畴思维的原因。这种现象不仅是无法找到词汇本身，而且是所有词汇在某方面都是残缺的，无法在正常的状态下使词汇成为范畴思维的手段。

依据亲身观察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以此为基础，我们称之为概念的复杂统一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当词汇成为综合体的符号或表示姓氏的名词时，词汇转向遗传上更加早期的机能回归。恰恰是从这一观点来看，失语症与我们在转型期的发现相对立的，是可借鉴的发展范例。在那里建立概念，在这里概念分化解体；在那里完成的是从综合思维向概念思维的过渡，在这里则是从概念思维向综合思维的反向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讲格里普和戈尔德施泰因是完全正确的。在患失语症时困扰人们的机能统一体建立时，也确定了这种机能不是纯智力机能，也不是纯言语机能，而是通过思维和言语之间的联系生成的机能。

因此遗传学上对于理解失语症患者行为的关键是确定其范畴思维受损，并且让位于更原始的，遗传学上更早的具体直观对待现实的阶段。这一阶段我们在儿童发展历史中已熟知。作为概念符号的词汇变成了作为综合符号的词汇。自此所有的事实的想象开始处于完全另外一种联系系统中，处于另一种、与有序的概念思维具有显著差异的相互关系中。

前面我们详细地研究了从综合思维向概念思维过渡意味着什么，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是从概念到综合的反向思维路径。因此我们无须再详细描绘失语症患者思维的特点。我们只需要说明，他们体现了上述描述和确定的综合思维的主要规律。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下：更加原始的思维层面的解放过程本质如何？因为这可以使我们找到理解其高级层面发展和构建本质的答案。

格里普和戈尔德施泰因认为，在生理学意义上行为的这种形式与大脑特定的主要机能相应，而关于大脑主要机能的实质，现在还很难说出某个确定的观点，这一方面必须在普通大脑机能理论框架下来讨论。随着机能的激活产生了范畴思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其语义意义上的词汇。随着这一机能的受损，失语症患者真正指称意义上的称谓和范畴行为遭到破坏。

研究者们重新在普遍的表述上回归到这一思想，那就是所有患失语症时所观察到的损伤，内在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是同一种主要损伤的表现。这种损伤从心理学角度看是范畴行为困难，而从生理学角度看则是特定大脑主要机能的损伤。

这里我们首次遇到了与那些我们在研究概念思维发展时关于概念思维本质的表述强烈对立的问题。是否可以依据这一形式思维发展的数据切实说明，思维发展的基础是某种特定的、主要的、统一的，只在转型期出现的大脑机能的发展呢？对于这种假设，无论是大脑生理学，还是儿童思维发展史都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依据。曾经在力求找到所有心理机能的解剖学定位的时代，威尔尼克设想存在一个概念的特殊中心，诚然，不是严格受限的中心。将这一中心划分为两个区块：其一服务于那些与言语感知场相关的领会式理念，其二服务于与动机投射场相关的目标理念。我们已经远离了神经心理学的时代，当时确立了这些特殊的中心、每一个心理机能的特殊器官，认为存在大脑独立区块构造和独立机能发展之间的平行关系。冯特将统觉中心放置在额叶部分，认为原始的、与现实不一致的观念占主导地位，行为的独立机能通过独立的大脑中心加工，就好像独立的腺体产生不同种类的液体一样。复杂的功能交织，这些功能复杂的构成，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综合，在大脑中产生依赖各个中心和各种生理过程的复杂合作，在研究中都没有被关注。现在科学界对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这种粗略的定位思想被摒弃。根据莫纳科夫的表述，对我们而言，希望在空间上对时间中的过程进行定位这一事实与其自身就是矛盾的。

利用该研究者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指出，在时间流中复杂机能受损的地方无法提出这一机能定位在哪里的问题，就如同无法问清音箱中的旋律定位在哪里一样。时间遗传思想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种观点将复杂的机能看作一系列独立器官和大脑区块大脑完成的操作，这些独立的器官和大脑区块以一种已知的次序进行活动，在自身的次序流中形成已知的旋律和拥有自己外形、结构和规律的已知过程。根据莫纳科夫的观点，时间遗传的综合产生是一切复杂机能的基础。

从高级机能发展和构建的历史来看，我们认为这一理念是正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神经系统中机能的一体化。莫纳科夫认为，需要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机能在种系发展和个体发展过程中按次序出现，并找到自己的时间遗传定位。

因此我们设想，如格里普所认为的那样，新的大脑机能出现和概念思维形成之间具有直接平行关系的想法是虚假的，是与机能发展史相悖的。这从根本上使我们回到过去，回到平行关系中，是生理学的，而非解剖学的。我们是否应当设想，大脑所获得的新的生理学机能是行为方式历史发展的基础？因为具有完备功能的人类大脑在人类和儿童发育的原始阶段是不产生概念思维的，在一段时间内，概念思维对于人类来说是未知的形式。即使是现在，也存在一些不具备这种思维形式的部落。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认为这些人和失语症者一样，大脑的这种主要机能受到了损伤呢？

我们已经努力证明过，高级的、历史上形成行为方式的发展与基础机能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对于一批学者来讲，最重要的在于词汇的指代功能就是主要的生理机能。因此，概念的形成排除在文化发展之外。概念被看作是大脑的功能，也就是说是自然的永恒法则。对于我们而言，概念在生成它的机能意义上是历史的，而非生物的范畴。我们知道，原始人没有概念。失语症患者在思维领域的情况和原始人一样，也就是说下降到行为历史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但与动物不同，也就是说不会下降到低级生物阶段。在这方面，向陈旧古老机能的回归不是沿着生物学的，而是沿着历史的阶梯进行。当然，概念思维在大脑机能中有着自己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包含在时间遗传的综合中，包含在一系列机能的复杂的时间组合和联合中，这些机能主要有两方面特点。

第一，从属性和派生性的特点。这意味着，并不是大脑机能发展本身导致时间遗传综合的产生，大脑不受个人文化发展的束缚而自行处理，永远不会促使这些功能产生组合。回忆一下前面讨论过的行为逻辑形式的产生，我们发现，思维的逻辑外形与映射和固定在思维中的人类实践推理形式相同。因此，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是思维逻辑形式、形成概念机能以及产生其他高级心理机能的真正来源。不是大脑自身产生了逻辑思维，但大脑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掌握了逻辑思维的形式。为此没有必要去假设大脑中存在特殊的主要机能，只需要假设在大脑的结构和大脑的主要机能系统中具有可能性，具有高级综合产生和形成的条件。

我们认为，恰恰应该以这种形式理解历史上形成人类机能的发展，即在种系发展和个体发展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这些机能与大脑的关系。

第二，时间遗传综合的特点是能够从整体和结构中辨别出部分和要素的数量。从生理学家的观点看，概念形成的基础恰恰不是一种以抑制和刺激的形式出现的大脑主要机能，而是众多的不同的以复杂的组合和联合、复杂的时间次序出现的机能。但是体现在概念形成过程中的规律和特性可以，也应当不是来自这些独立的局部的过程特性，而是来自它们作为统一独立整体综合的特性。

对于这点的深度确认我们从下面的观点中来寻求，即失语症病人行为的损伤涉及的不仅是他们的思维领域，还包括最新生的和高级的机能、整个行为的上层阶段。我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德为这些在失语症病人身上发现的损伤给出了功能上更为准确的定义。他认为，这些损伤的基础是机能疾患，他将这种机能称为符号的公式化和表达。这些词汇指的是一种行为方法，在这种行为方法中词汇符号或其他符号在某种行动开始和其特定的完成之间伸缩。这个定式涵盖众多行为方法，这些行为方法通常不被看作是言语行为的形式，而是通过纯经验主义的途径建立的。

杰克逊已经证明，实际上在患失语症时损伤的是意愿和坚毅的决定形成的可能性，因为它们预示了符号形式中行为的初步公式。意志活动的结构与符号公式具有紧密联系。杰克逊说，所有意志操作中都有预先概念，活动的产生早于其完成。在实现行为之前一切仿佛都在梦境中描绘。在这些行为中存在双重性。这正是患失语症者意志行为紊乱，意愿形成功能和形成概念功能一样难以实现的原因。

海德及其他学者都证明，患失语症时不仅仅智力出现复杂的紊乱，总体上整个行为都出现复杂的紊乱，行为由于概念形成机能受损而回到更原始的认知阶段。失语症病人相对于可以自如说话的人来说，受到自身视觉场的制约较大，自由注意力经历复杂的变化。格里普认为，在我们身上出现由词汇刺激引起的这种特定的注意力分解，在失语症患者身上就能看到与正常条件偏离的情况，他受具体印象的支配，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患运动失语症时这一点尤其突出。在患运动失语症时，从已知的复杂的印象综合体中分离出一部分或者进行某种需要独立部分次第变换的操作，完成起来都极其吃力。

莫纳科夫谈到，失语症患者不擅长于所谓随意注意力。这的确是本质的损伤。再次回归到依赖直接印象的具体记忆时，概念中的记忆出现紊乱。同样，如果复杂的实践行为要求完成概念中计划和意愿的初步公式过程，这种复杂的实践行为也会出现紊乱。因此，当要求病人重复他在镜子中看到的实验者的动作时，他可以进行简单的模仿。但当要求他必须与实验者面对面坐着来重复这些动作时，就需要考虑左右肢体的变换，他无法完成这种操作，因为这需要完成意愿和计划的预先公式化过程。

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解释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修正。问题在于，失语症患者根本没表现出完全无法完成符号公式化的情况。借助符号和遗留下来的词汇，失语症患者可以建立相应的公式，但必须是在这些公式化过程不需要概念思维的情况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关注格里普指出过、我们前面也讨论过的本质差别。当向失语症患者展示事物时，从他的角度看根本不需要范畴思维。这就意味着，词汇可以被运用于不同的意义中，而绝不仅仅作为概念的符号。失语症病人对于那些依赖概念、与言语公式化相关的行为方式感到困难。词汇作为综合体的符号保存下来，而与这一原始阶段相应的范围和形式的思维可以或多或少地顺利完成。

因此，对失语症的研究表明，有关青少年心理中的所有改变的整体的假设在这些功能分化解体的过程中得到了确认。我们曾推测，像感知、记忆、注意力及其高级形式的行为等机能的发展，是不受主要机能即概念形成机能的制约的。

失语症证实，概念形成机能的分化解体导致所有机能向更原始的阶段下降。不仅是思维，还有整体上的行为、感知和记忆、注意力和失语症病人的行为都回归到了那一时间段，就是青少年在进入性成熟时期时遗留在后面的那段时间。正如格里普所说的那样，词汇使人成为人，把人从情景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人的感知和行为得到解放。

理性情景需求出现时，失语症病人能够说出某个单词，而当需要他自由地说出指定的行为时，他就做不到了。以下是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格里普有一位病人，当给他展示相应的物品时，他无法想起“小盒子”这个词；而针对“他不知道什么”的问题，他回答道：“我不知道小盒子叫什么。”仅此一例即可说明，这种疾病的本质不在于丧失了对词汇的理解，而在于词汇失去了一个自身功能，尤其是高级功能。

海德的一个病人可以使用“是”和“不是”这两个词来回答问题，但让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说不出这两个词。在实验过程中让他重复“不是”这个词，他否定地摇摇头说道：“不，我不会。”正如格里普说的那样，对于失语症患者来说，存在一些有效状态，而不是事物。他的记忆远离概念中的记忆，而是回到有效情景记忆。这在对不同事物进行分类的实验中得到了鲜明的印证。

失语症患者对分类过程感到吃力。病人没有分类或者事物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就像原始人一样，在各种有效情景下对他而言一种事物就是另外一种事物。进行分类时病人只是再现从前的情景，对其进行补充，而不是按照已知的特征来对事物进行分类。按照单纯的具体特征分配不同的事物，就像是这些事物之间有关系似的。分类的实验显示出大多建立在收集相似印象基础上的单纯综合过程。因此，失语症患者将不同种系的金属物放到一组里，把木制品放到另一组。他将事物相互安放的目的是希望每一次都出现具体事实的联合或者一种联合和另一种联合的近似，而且放入一组可以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事物。对他而言不一定存在联系的统一。

借助失语症研究，我们再一次得到了有关概念与综合遗传继承性假设的确认。正如我们在发育中看到了从综合向概念的过渡一样，在反向发展和分化解体时出现了从概念向综合的过渡。这两种阶段的遗传继承性在我们对于失语症的研究中得到了完全的确认。

最后一点是，综合思维的本质和其他回归到更原始阶段的智力机能特点显示出，他们与那些在性成熟时期之前的机制状态的相似性。

我们可以描述一下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健忘性失语症而言，其紊乱的本质不在于丧失了一些独立的词汇，而在于作为概念符号的词汇使用方法发生了改变。这样的改变称之为范畴思维或符号公式化紊乱。病人可以失去的词汇不多，紊乱可以很严重，也可以相反。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作为概念（判断系统、特征结构）基础的内容和形式上统一的复杂组合分化解体，因为每个人在个体发育中的综合联系都发生在概念之前，并在概念内部如同分解的范畴、从属的等级保存下来，那么综合思维被解放出来并开始发挥主要作用。由此我们得出歇斯底里病和失语症综合思维机制具有一致性。我们在不同的病患中发现了相同的规律，在不同的形式中发现了共同的机制。我们对此毫不惊讶。我们知道，像发烧这种症状在不同的疾病中都会发生。综合思维处于主要位置也同样可以在各种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中观察到。传统上对于失语症患者的研究，甚至是对失语症研究的最新尝试都有着本质的不足。由于形式主义仍然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只研究了某种机能表现形式的损伤，可见对患者感受内容的共同变化、对真实性的意识和个人的自我意识很少研究。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对真实性的意识和人的自我意识同样依赖概念中系统化的内部和外部经验。因此对真实性感受和自身的复杂分化，伴随着失语症出现的物体意识和个性意识的复杂变化仍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功能分析相对于形态分析更占据了主要地位，没有考虑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概念思维不仅意味着思维形式取得新进步，也意味着在思维内容中占据了新领域。精神病学家总是犯性质相似事实相反的错误。他们一味地专注于对病症的形态分析，只对真实性意识和个体自我意识感兴趣，而忽视了形式的变化。这种片面性表现在对精神分裂的传统学说上，把转型期看作精神分裂并进行了很多研究。众所周知，许多儿童学家认为反常现象被人们夸大，出于这种考虑，他们认为青少年在转型期表现出的性情与精神分裂者的气质和病人的思维接近。正常和不正常之间没有界限。

克雷奇默尔认为，那些能在10年里履行自己的职责、具有原创精神的杰出人物，偶然间也能够发现自己身上藏有幻想和荒诞的思想。

什么是原创性？什么是谵妄体系？

人在性成熟时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而精神分裂则在这一时期较多出现。我们是否应该将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的人看作是精神分裂的个体？或者是从不认为他们是病态的精神分裂者？人在性成熟期间，精神分裂的特征也处于高度繁荣的发展期。但我们不知道在常见的情况下是否已经面对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发展进程。病症已经出现，或者患精神分裂的个体呈现快速、怪诞的发展趋势。克雷奇默尔得出结论如下：性成熟时期所出现的正常冲动包括羞涩、迟钝、多愁善感、充满激情的古怪行为，这些与精神分裂症某些气质特征具有紧密的同源联系。(https://www.daowen.com)

根据克雷奇默尔的表述，如果正常和病态的界限不存在了，精神分裂性情的特征和青少年性情的特征出现共性，那么我们无法区分精神分裂症。根据某位心理学家的论断，也就不难理解精神分裂在发病早期或是少年期被称为智力低下。

也可以认为，如果将青少年的心理和类似的精神分裂特征相比较，我们就能辨别出一些青少年本质心理特征。但正如我们所说的，从本质上看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传统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基于患病过程和病症发展过程外在相似性上的同源性，而是在各种情况下观测到涉及事物本质、所研究现象自然状况的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正如研究失语症，我们首先从概念形成、功能受损这方面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从真实性意识和个体自我意识方面来研究。在研究精神分裂时，通常拘泥于描述思维和意识的内涵，形态分析没有结合遗传分析和功能分析。

最近人们尝试着转向研究联系。无疑，在患精神分裂时这种联系存在于意识内容受损和特定机能在活动中受损之间。功能分析和形态分析结合第一次把传统上对转型期和精神分裂的对比研究方法转变为直接对立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与所有其他情况一样，连接精神分裂患者思维形态分析和功能分析的桥梁、从研究他的思维内容到研究他的思维形式的过渡都是历史观点，是揭示思维形式和内容在发展中的一体性和相互必然性的遗传学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精神分裂症中发现的正是我们已经在歇斯底里症和失语症中分析过的，即回归到遗传学上更原始的发展阶段，倒退和返回，是发展过程的反向运动。只有本着这种理解，如果不依据外在的表象性的共同点，而依据根植于相似现象天性和这些现象的亲缘关系中内在本质的共同点，我们才能泛泛地找到各种机能发展和建构的某个阶段与其分化解体之间的相似之处。

在关于精神分裂症遗传分析的卷首语中，斯托奇援引了卡鲁斯的话。卡鲁斯谈到，精神活动的病态失调是机体患病的反映，并且发展得越来越清晰。在疾病的更深意义上能够理解并辨识出其本质，即有机界低级阶段被认为是遵循正常的方式重复特殊机体生命。

斯托奇尝试找到精神分裂患者感受的表象分析和遗传分析的相似之处。他对精神分裂患者思维和原始思维的相互关系问题很感兴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病态现象是理解发展的关键，而发展又是理解病态现象的关键。

尼采和弗洛伊德认为，在梦境中我们又一次完成了前人的智力活动，这种智力活动是我们每个人过去和未来发展理智的基础。梦把我们带到一个遥远的人类文明状态中，并赋予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状态的手段。在这两位研究者看来，由于心理器官工作及它的不合理性，梦境为我们保存了原始性和排斥性的范例。在心理生活尚年轻缺乏经验时，从未在精力充沛状态下出现的状况就会出现在夜间。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儿童心理中发现的那些早就被成年人抛弃的过时的武器--弓和箭。荣格把对这种梦境的解析观点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联系在一起。荣格认为，如果做梦的人言谈举止都与精力充沛的人类似，那么我们就可以描绘出早期智力低下的图景。斯托奇以他指出过的状况为出发点谈到，异常的过程即是原始过程。

传统的精神病学家总是从意识和个性改变这一方面来研究精神分裂症。研究者最感兴趣的首先是病人的思维、意识和活动感受的一系列改变，但研究这些改变首先要从内涵方面着手。对病人的感受常常进行形态分析，但在研究中却没有运用过功能分析和遗传分析。

众所周知，病症的独特性在于首先出现意识分裂和人格变异，但最基础的心理机能（记忆、理解、辨识）却保留下来。正是这点提供了忽视思维形式和智力功能紊乱和改变的依据，也提供了直接转向分析病人的呓语、意识分裂和联想割裂的依据。

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儿童学家在这方面依循的是和精神病理学家对立的研究道路，局限于简单地把精神分裂的性情特点和青少年的性情特点相联系。如克雷奇默尔就声明说，个体经历的急剧性成熟和精神分裂症过程之间没有任何界限，个体性成熟现象和精神分裂的变化具有共性。

和失语症的研究情况相似，病人的内心世界--行为意识和个体自我意识无人问津，人们研究的只是机能和思维形式。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向错误，但是从形式出发或从内涵出发对现象进行正向研究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近年来我们才尝试借助遗传分析和功能分析来研究精神分裂。在斯托奇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尝试将患精神分裂时的心理变化和在早期心理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古老原始思维相联系。他在研究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患精神分裂症时某些发达思维的心理常数，如精确的有限制的意识--“我”和物体意识遭到破坏，被更初级的感受形式、无差别的综合体所替代。从形式角度看，更深入的分析表明，患精神分裂时并不是所有机能都保持不变，相对而言不变的只有一些基础性的或更低级的，以理解、辨识和记忆形式体现的机能。患精神分裂症时本质上难以实现的是概念形成机能，而正是这一机能的成熟构成了转型期智力发展的主要内容。

布莱列尔强调具有丰富的形象和象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思维的本质特征。通过直观的形式描述感受的趋势的确是这种思维最明显的特征。直观性既接近于原始思维，也接近于病态思维。诚然，在正常人的思维中存在着一系列以直观图形式存在的辅助方法，图形是思维活动过程的支撑点，但它们作为具有象征性和直观性的描绘手段一直都很重要。

斯托奇认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中，正好相反，形象不仅仅执行的是描绘功能。我们可以预测，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完全丧失意识，某种形象代替或者变成特定的思想。这里可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意识”的观点对比一下。总的来说，精神分裂症患者概念的形成与一般思维中概念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贯穿直观的元素。这是成熟思维发展中概念形成与原始心理阶段概念构成之间最本质的差别之一。我们的成熟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从那些直观元素中解放出来，而那些直观元素本是发达概念进步的基础。

在我们的概念中和直观感觉中或多或少并存的还有知识和判断的抽象因素。在原始概念的形成过程中，特别引人注意的直观标志居首要位置。因此像“相同”和“不同”这种关系意识还没有得到发展的时候，如果物体仅在普遍的引人注意的标志上有所差异的话，那么儿童能够把具有直接直观性联系的物体结合到一个概念中。患精神分裂症时概念的形成正是这样首先和直观的情绪效能印象相联系，联系意识和关系意识退到后面。一种统一的引人注意的标志足够用来联合不同种类的理解。

斯托奇有充分的依据将这种概念形成的方式和儿童及原始人发展早期起主导作用的方式发展相联系。我们看到，这位研究者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概念形成的描绘几乎体现在所有表述中，和我们对儿童综合思维特点的描述类似。我们有机会用历史观点、用遗传分析来解读精神分裂症。我们开始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被改变的感受世界中不仅是很多无形的混乱的疯癫思想，而且是没有任何秩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结构的，但不是断裂的破碎的思想残片集中在一起。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团混乱，也不是一堆破碎的玻璃，我们面对的是有规律的后退，退回到思维发展更低级的、更原始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已知的倒退，这种倒退在发展史的更早阶段以各种机能的从属级别型真实地保留下来，思维形式获得解放并开始按照其自身的原始规律发挥作用。当思维形式被列入更高级统一体时，高级统一体分化解体。

患精神分裂症时更高级的统一体或者概念分化解体，包含在概念内部作为基础或起调节作用的综合思维得到解放，综合联系开始支配思维。成熟的正常人的所有真实性意识和独特个性意识都在概念系统中。很自然，随着后者的分化和断裂，整个真实性意识系统和整个个性意识系统遭到瓦解，思维机能受损和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思维内容的改变。

我们多次讲过，并不是所有的内涵都有相应的任何形式。内涵并不是与思维形式毫不相关的，它不可能像液体填满容器那样机械地以外在方式填充到形式中。在研究概念形成机能发展时，我们发现，在青少年掌握新的思维形式过程中面临的是向更高阶段思维内容的过渡。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新领域是封闭的，他的意识内容回归到与该思维形式各种联系相应的原始综合系统，而这些联系使本质为概念思维的意识感到杂乱颠倒。杂乱颠倒的产生是由于倒退，即向综合思维的过渡，它从来不完整。用斯托奇的话来说，这种病人生活在双重世界中：一方面，生活在充满直观形象、魔法关系和神人预言的世界中；另一方面，生活在还部分地保留符合经验思维的前人的世界中。精神分裂症患者意识的分裂就来源于这里。他有时把自己的原始感受错当成直观现实，有时又把这种原始感受看作幻想中的现实。对于这种病人而言，整个世界和自身的体验分裂成两个领域。由此产生新旧联系的复杂交错，产生联想思维的混乱、分裂和破碎，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思维的典型特征。

卡别利克长期从解剖学的角度研究精神分裂。他提出一个假设认为，患精神分裂时第二、第三和第四皮层首先受损。根据他的观点，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可以得到的推论是，在理解、辨识和记忆完好的条件下出现联想分裂，即中央紊乱，是精神分裂心理的初步症状。为阐明自己的假设，他将这种疾病看作解剖学上的倒退。他认为，解剖学上大脑历史的回溯也导致了心理学的倒退，返回到古老原始的思维和行为。按照他的观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中这种思维因素占主导可以解释为，在个体发育和种系发育中发育较晚，作为高级晚熟的智力机能载体的那些大脑皮层区域发生病变。这就是患精神分裂时对周边世界的定位完全发生改变，更原始的思维方式凸显出来的原因。

我们看到，历史上看待精神分裂的观点正在寻求解剖学分析和心理学分析。显然，这种方法无法将精神分裂的实质全部研究清楚，但对患精神分裂症时首先显现出来的那些思维机制的本质已经揭示得非常清晰了。我们试图把这种疾病的本质定义为，我们称之为概念的那些合成统一体分化解体时以调节方式真实保留下来的思维综合形式首先获得解放并凸显出来。从概念思维到综合思维的过渡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意识和思维内容所有变化的主要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在概念思维机能受损时整个真实性和特殊个体感受系统瓦解，产生意识中的混乱和分裂。

我们借助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述可以确认他们思维的不确定性。一个24岁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教师抱怨说：“我的思绪如此混乱不清，一切都那么不稳定，对我来说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什么都不清晰，这种状况贯穿在情感中。所有的思绪汇合在我的脑中，一种物体变成另一种物体，就像在做梦一样，我无法将思绪集中在任何事物上。”类似于这种无差别的综合体无论是在动物的世界中，还是在正常人的外围理解中都可以遇到。此时理解不同要素的阶段和情绪阶段紧密融合为一种心理混合物。

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混乱的不确定的思维做类比，斯托奇举了一个在出现冷感时物理阶段和情绪阶段扩散融合的例子，并援引研究动物感知的福克尔特的观点。该学者证明，某些类别的动物的感知，如蜘蛛，是没有直观性的。在它们的知觉中没有直观性、独立性、完整性、分解性和有序性特点，而是无序且无结构地呈扩散性，类似于情感性的东西。

从实验中可以得知，捕捉苍蝇的蜘蛛只有在与这只苍蝇相关的刺激综合体产生时，才会对苍蝇的出现做出反应。当苍蝇嗡嗡作响，触动蜘蛛网时，蜘蛛对该情景的反应是完全适合的。但当研究者用镊子把跑到蜘蛛网上的苍蝇拿到蜘蛛面前时，饥饿的蜘蛛却像没看到猎物一样，反而躲开了苍蝇，也不再用简便形式进行通常以其他方式完成的事情。苍蝇从蜘蛛网中逃掉，脱离了情景，远离了它平常出现的印象的扩散性综合体，对蜘蛛来说其不再是刺激物--食物。苍蝇对蜘蛛来说不是物体，而是完整的有效情景，在这一情景中苍蝇只是一个部分。脱离了情景，它就丧失了自身的意义。

福尔克利特的实验完美地确认了前面的说明：固定的和成型的物体意识的产生相对较晚，它主要和语言相关。原始阶段的知觉与客体打交道是与有效情景意识一致的，这里我们对客体这个词的理解是针对人类思维的。只有词汇才带我们进入直观思维和直观意识。这种思想对于研究精神分裂并没有多大的新意。找到精神分裂性思维及其古老原始的形式与建构精神分裂古老心理的相似之处是心理分析学派的做法。我们已经引入了荣格的观点，假如一个做梦的人走在大街上，和别人交谈和做出行为，那么我们面前出现的就一定是精神分裂症医院的景象。巴甫洛夫在最近一篇关于该问题的文章中，依据患精神分裂症时的运动表现，也从生物学角度探讨了这些现象及催眠状态、和在做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混合性内在抑制之间的相似性。

我们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犯了一个原则上的错误。问题不在于古老的思维方式接近于患精神分裂症时的思维方式，而在于研究者们跨越了一系列思维发展的历史阶段。他们忘记了，“蜘蛛思维”和理解思维之间、做梦时的思维和现代人的抽象逻辑思维之间、催眠过程中的思维和常态下的整体思维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这一机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阶段。这时一些截然对立的观点也变得相近起来。这是从思维发展历史链条的最后环节跳过所有的中间环节，过渡到这一链条的最初环节。但是，如果我们以原始人为例，就会发现他们的思维和梦境中的思维完全不同。在思维过程中原始人逐渐适应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思维的规律和做梦不同，但也不是概念思维。正如儿童的思维在不同发展阶段和“蜘蛛的思维”以及梦中的思维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思维也还不是概念思维。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概念分化解体时思维衰退到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底部，返回至其最原始的形式。

实验足以证明（事实也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思维方面转到最近的遗传阶段，也就是转到综合思维上。此时我们重新陷入具有双重含义的词汇控制中。“综合”这个词是多义的，这个词在现代心理学中各有说法，以至于在思维发展历史中经过一系列重要阶段产生跨越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前面所描述的“蜘蛛思维”称之为综合思维的话，如果我们也用这些词来称谓性成熟期到来之前儿童的思维，那么我们就是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我们自己也踏上综合思维之路。很多研究者都会犯这个错误。

对他们而言，古老思维指的是初始思维，他们把思维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汇成一体，而借助词汇完成的思维与没有词汇的动物思维之间的本质差别被忘却。这两种思维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十分清楚的是精神分裂不能与蜘蛛无语言的思维或做梦时无语言的思维做对比，而应与综合思维做对比。综合思维是将独特的词汇作为相同类别物品的专有名词。只有做出这样的修正，我们才能为寻求病态思维形式和原始思维形式的联系找到正确的历史地位和正确的支撑点。

斯托奇的第二个错误是在遗传分析中他主要分析了概念的内容。他通过遗传分析成功地补充了形态分析，但他的功能分析不够。因此我们感觉他谈到的变化，正如一直以来表现的那样，是毫无依据、令人费解的，是缺乏内在联系且莫名其妙的。在未受损的心理机能领域中，在理解、辨识和记忆完好的情况下，不改变活动方式、组成和建构思维的主要形式时，呈现在概念中的内容会发生如此剧烈、如此深刻的改变，实际上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心理图景变得完全混乱费解。

假定概念形成机能自身首先发生病变，接下来是发展史中出现相对较晚的复杂合成（区分、解放蕴含其中的更古老的机制）瓦解，这种假设使整个图景合乎情理、清晰明了。我们看到概念形成的时候，所有基本心理机能已经成熟，概念形成机能与其他机能不是并列排列的，而是居于其上的，并呈现这些机能复杂而独特的组合。

因此完全清楚的是，与患失语症的情况一样，这种高级统一体瓦解时，所有基本的心理机能可能保留，可能思维功能系统产生未受损、未紊乱的印象。因为心理病理学研究中长期信奉“患失语症时思维不受影响”的臆想。经过测试证明，患精神分裂症时各种机能，理解、记忆等并非不受影响。我们前面探讨过的这些机能在概念形成机能的影响下得到高级发展，在患精神分裂时也发现反向运动、回溯。概念中的理解和概念中的记忆一样遭到瓦解，让位于更早期的、更原始的理解和记忆形式。

对这一点的证明如下：我们看到，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改变的不仅仅是个别概念的内容，分裂的也不仅仅是独立的联系，所有对真实性的理解、所有有关外部世界的感受均遭到破坏。我们在前面提到，对青少年而言只有随着向概念思维的过渡才产生周围世界的体系化图景。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世界的感受和处世之道遭到破坏。

斯托奇对精神分裂直观意识相对变形的结构做出了简要结论。大多数情况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我们一样，其实物世界不是以实物的形式构成的。他的内在感受世界与相对独立的表象类别一致，是无序的。占据特定概念位置的是直观概念，类似概念的混合型综合性能。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心理常量，这些心理常量可以严格地描绘完成众多感受和精确概念形成的人物和物品的综合体。直观意识失去有序性和一贯性。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按照斯托奇的观点，其直观思维下降到更早期的综合性能阶段。

这是初级阶段重要性的事实。这一事实言之凿凿地说明，现实意识是改变了的，也就是说理解机能也发生改变。这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况一样，对世界的感受改变，他身上改变的还有个性的自我意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我”的感受分裂为一些独立的局部的成分，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他们与个性发展更原始阶段类似的现象。

研究表明，原始人意识中的“我”和他们的个性还不具备这种高度的完整性，尚未达到健全人的水平。个性由各个独立异质的、尚未形成统一整体的成分构成。“我”这个概念对原始人来说或多或少与人们对于身体的理解相吻合，其由独立的身体各部分和器官组成的肉体以及肉体中所蕴含的力量和精神构成。卡鲁特茨认为，相对于个性统一体，原始人较早地意识到器官如眼睛、性器官等的功能。不是肉体中的灵魂分裂成了器官中的灵魂，而是器官的释放汇成机体的释放。在一个个体中有众多的灵魂的看法在原始人中非常流行。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意识中的“我”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未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局部成分综合体的原始结构。“我”向更原始结构的回归不仅可以在个性分裂为各个独立部分时观察到，还可以在“我”和外部世界的界限失效时存在。真实性意识分裂和个性意识分裂并行发生。两者同时被感知，且均处于内在联系之中。

根据斯托奇的观点，他所确立的直观意识和“我”的意识的规律是相互平行的。“我”和外部世界的这种交汇点可能是基于其形成不够完全、不够一贯和不够完整的，这些特点正是原始意识中“我”和健全人意识中相对立的地方。

我们曾举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教师自述的例子，他抱怨说他和一个离他非常遥远的姑娘有性关系。据他所说，这个姑娘是他的“夏娃”，而他自己则是“亚当”，但同时他自己也是“蛇”。他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他走路的轨迹蜿蜒曲折。同时，他知道他是他自己。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对自己有些了解，但很显然，他也是“夏娃”。这个结论是因为他感到针刺心上，代表着子宫的疼痛。他补充说，这些意识很模糊，就好像是一种本能上的感觉。

个性统一体的丧失与外部世界统一体的丧失完全相应。两者都根植于概念形成机能的瓦解和向综合思维的过渡中。关于这种综合思维与蜘蛛思维有本质差别的观点可以在土契克的事例中看到。他对患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时言语混乱现象进行了分析。病人将“птица”叫成了“ле-песнъ，把“лето”说成“ле-жара，把“погреб”称为“ле-паук”或者“ле-разрыв”（意为易坏的蜘蛛网）。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病人都是使用综合思维的符号做替换词，对综合思维来说整体的各个部分还不是差异性标志，蜘蛛网和地窖，鸟和歌之间的实际联系把它们纳入同一个综合体。语言中这种规律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当研究者弄清词汇的基础是综合性联系时，他要学习从整体上理解病人以及他们所说的单个的词。

按照概念思维的观点，当我们理解词汇的综合意义时，被看作胡言乱语的话语就会变得清楚明了。作为综合体基础的实际联系有时候会隐藏起来，只有当我们建立了实际上构成该名称基础、将该物品纳入综合体这种具体感受时，实际联系才会被发现，因此理解就会变得格外困难。在土契克的一个患者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怪诞的现象，他会用“ле-танец”来代替“врaч”这个词，因为医生们出诊时总是围着教授转（跳舞）。

用维尔聂尔的话说，我们这里观察到的仅仅是儿童思维和原始人思维中词语替换和征兆性隐喻的极端表现而已。比如，有些原始部落的人把鳄鱼称作“少牙”，“债务”这个词被“黄色”代替，这和这个词的辅助概念“金子”有关。土契克本人也把注意力转向分析儿童言语、梦中言语和精神分裂症病人言语的相似性上。

我们可以援引斯托奇的观点对精神分裂症研究加以总结。根据他的观点，精神分裂症患者直观意识领域产生异常的基础是失去一些稳定成分，这些成分为健全人的世界图景增加分化、形式和确定的结构，而且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人感受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的意识中“我”的一贯性的丧失。在前一种情况下，非区分性的直观综合性能自身取代了形式化的物品和稳固概念的世界；而后一种情况中，完整的“我”的意识的地位被其局部成分的综合共存和“我”的界限丧失所取代，因此就可能出现扩散性汇合及同其他个体的神人预言。

我们认为，应该对斯托奇的观点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真实性意识、世界图景感受和个性自我意识分裂的基础是概念形成机能受损。最新的证明中涵盖了他在整个精神分裂症与转型期心理对比研究中得出的主要核心思想。

我们看到，精神分裂思维展示出一种过程的反向发展，这种过程的直接发展是我们在青少年心理中研究过的。那里产生，这里损坏。在对比同一种机能的构成和损害时，我们检验了思维--综合思维和概念思维建构两个阶段之间的遗传联系。在概念瓦解的时候，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退回到综合思维，这是这两个阶段遗传联系的直接证据，这种联系是我们在研究概念发展时在分析中建立的。

我们继续寻找证据来证明，思维的新形式与新内容相关，同时这种形式的瓦解会导致有序的真实性意识和个性意识发生瓦解。

在对比研究直接和反向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与概念形成机能相关联的不仅仅是我们前面证明过的记忆、注意力和真实性认知等一系列其他机能的发展，还有个性和世界观的发展。相关联的世界图景和个体自我意识图景与概念形成机能的丧失一起瓦解。

如果认为这些病人完全回到了逻辑出现前的思维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那么认为正常的文明人自身的整个思维都符合逻辑的观点也同样是错误的。斯托奇谈到，这种类型的病人生活在双重世界中：一方面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直观形象、魔法联系和神人预言的落后原始世界中，另一方面他还生活在部分地保留了与经验思维相一致的前人的世界中。

但原先的思维--概念思维不再是占主导的形式，当概念形成机能瓦解，反映在概念体系、逻辑联系和个体自我意识体系中的真实性意识也随之瓦解，同时瓦解的还有在概念思维基础上产生的意识。无论是在发展中，还是在瓦解中，思维都是核心的、主要的机能。

斯托奇提出假设，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患病，会出现智力调节高级大脑皮层机能、高级意向范畴衰退的现象。而这种衰退的后果破坏了将心理机能合成统一的完整的个体的过程。别尔尼克曾经就所有高级联系在向某个统一体、向“我”汇合时受损和个性的瓦解有过论述。斯托奇认为，物体结构的一贯性和确定性的丧失、“我”意识的瓦解以及“我”界限的消逝主要是动态紊乱的现象学描述。

同样，他也谈到患精神分裂症时概念形成机能瓦解的核心意义，这种瓦解与意志力活动和个性意识的瓦解、与躁动的生活中病理变化之间的联系等，他为思维的精神分裂紊乱理论基础中加入了上述从属关系。他认为，精神分裂、思维瓦解的基础是逻辑上层建筑受损，而情感聚合功能、建立个性统一体、个性发挥作用与意志力活动相连与抽象思维都属于逻辑上层建筑。如果在无意识思维中显露出来的倾向没有受到这种影响，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意识中的精神分裂。专门研究精神分裂心理学的别尔茨也指出了意向性机能不足的表现以及在相对牢固的系统中各个倾向联合的缺失。

因此，精神分裂症在我们面前展现了那些高级合成，高级统一体的瓦解图景，这些高级综合、高级统一体的建构和形成是转型期心理发展整个过程的主要内容。所有高级心理机能如逻辑记忆、随意注意和意志过程，本质上在青少年成熟过程中和精神分裂瓦解的过程中经历的是同一个发展轨迹，但是却向着完全对立的方向发展。患精神分裂症时，人的所有高级机能、所有高级心理综合，包括真实性意识和个体自我意识都在向发展的反向前进，而反过来，在性成熟期重复的却是正向发展和建构这些综合的道路。

在发展和瓦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机能在组成、结构、连贯性和相互依赖性等方面的吻合是最令人惊奇、最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基于对正常人和病人个体进行遗传-对比研究的现代神经心理学确定的。无论这里还是那里，个性瓦解和建构的中心都是概念形成机能。在这一意义上精神分裂症帮助我们理解整个转型期的心理，正如转型期为理解精神分裂症心理提供了关键一样。但这不是旧式意义上的基于一系列次要症状外部相似把个性建构和分裂的过程联系起来，而是在完全相反和对立的发展与分裂中寻求个性的高级机能心理天性，是各种联系和相互关系的本质。复杂整体的瓦解反映并揭示了它构建的规律，就像这一整体建构的历史注定了它瓦解的规律一样。这就是对于转型期儿童教育来说研究精神分裂的最伟大的理论意义所在。

前面我们试图揭示两类现象的内在联系，也许使我们研究精神分裂最大的收获是揭示存在于概念思维和个性以及世界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转型期产生的高级综合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理解个性建构的普遍规律和精神分裂症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研究这种疾病形式的界限，从而获得了深刻的普通心理学意义。我们可以支持施耐德的观点，他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言语和思维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精神分裂症是心理病理学的概念，而非医学诊断学。精神分裂涵盖更多的是人所共知的个性和世界观病理改变的类型，而非明确的精神疾病形式、明确的疾病分类和明确的医学图景。同时，我们得到解决转型期时最高级、最困难的问题的关键，即理解个性和世界观发展及其与概念形成机能相关的内在联系。

患精神分裂症时瓦解的内容，就是在转型期产生和发展的。这样我们也许能归纳一下我们已经发现的两类现象之间的主要关系。正如前文分析过的那样，在转型期逐渐成熟的概念形成机能不仅会引发思维功能器官的变化，不仅会引发所有思维内容的变化，性成熟期首次产生的高级综合--个性和世界观的建构也会改变。

列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谈道：“（抽象）概念的形成和运行，包括观点、信念、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的意识”。他把因果性从这种联系中分化出来是荒谬的。无法否定概念的客观性、个别和特殊中共性的客观性。相对于康德和其他学者，黑格尔更深入地探究了客观世界中运动概念在运动中的反映。像简单的价值形式一样，单个物品与另一种物品的交换行为自身已经以非扩展形式包含了所有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这是最简单的概括。最初级、最简单概念（判断、结论等）的形成意味着人类对世界客观联系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应该找出黑格尔逻辑学的正确含义、意义和作用。

因此，概念带来的首先是对这个词本身意义的现实认知，因为它推测的是所认知现象的规律。现实概念将儿童从感受阶段上升至认知阶段。因此，伴随向思维的过渡在概念中发生彻底的区分和儿童个性以及世界观的发展。

皮亚杰著作中主要的也是最重要、最普通的一个结论是他证明过的观点，即儿童思维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别不是儿童天生的，是慢慢发展并建立起来的。皮亚杰的实验证明，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儿童还无法区别自己的活动和外部世界中发生的活动时，就对这两种活动做出同样的反应。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儿童逐渐将自己和周围世界区分出来，发展对环境的正确态度，一方面在一系列性质上不同的自我个性和个性统一体意识的发展阶段产生，另一方面在真实性意识及其统一体的发展中产生。

我们将这两种发生在儿童思维中的综合称之为个性和世界观。

只有当儿童逐渐形成这些综合，并在与概念形成才可能实现。列宁说：“原始人、野人无法把自己和自然区分开来，而有意识的人才能做到。”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没有概念思维就没有意识。无论是何种情况，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没有概念的思维就没有人的意识。

如果我们想一步步探索转型期是如何发展的，个性和世界观是怎样形成和构建的，我们就会发现，基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存在于思维形式和内容中的那些变化，基于概念向思维的过渡，儿童个性的核心才逐渐形成。

我们记得，内部言语最终会在转型期社会化，内省对于刚到上学年龄的儿童来说还很难掌握，儿童的逻辑思维产生于他们开始意识并规范内部过程的时候，逻辑思维的基础是掌握自身的内部操作，而类似地，掌握外部活动对于儿童来说则早得多。正是得益于此，个体内在意识中体系化了的有序世界的发展并形成，并产生我们称之为意志自由的特殊必要形式。

恩格斯说过，黑格尔第一个正确提出自由和必然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因为必然性不被理解，所以它是盲目的”。自由不再想象地独立于自然规律之外，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基于这种认识有计划地让自然规律为特定的目的服务。这不只适用于外部环境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支配人本身肉体和精神的规律。我们更可能是在我们的理解中，而不是在现实中区分这两种等级的规律。

在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意志自由的产生是在多大程度上和概念思维建立联系，因为只有概念才能将真实性意识从感知阶段提升到规律理解阶段。这种必然性的理解是，规律才是意志自由的基础。必然性通过概念变成自由。

黑格尔说得好，他认为：把自由和必然性看作互相排斥的观点是错误的。的确，必然性自身还不是自由，但自由有自己的必然性前提，并把必然性当作一部分包含其中。没有概念形成机能就无法认识必然性，也就没有自由。只有在理解中，只有通过理解，人才能自由对物对己。

恩格斯说，可见，自由以主宰我们自己和主宰外部自然界的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为基础，因此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从动物世界中分化出来的人类和所有动物一样，在整个现实世界中并不自由，但是每向文明迈出一步就向自由迈出一步。

恰巧此时首先产生了范畴思维。根据其观点，对青少年来说，他周围的世界产生了，这个世界同样对于儿童是存在的。青少年继承了全人类的精神经验，对他而言世界观的基础和表述正在构建。卢梭说，人的诞生是双重的，首先是为了生存，接下来是为了和性成熟期相关的传宗接代，在青少年心理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附加物中证实自己。只有此时，在这个转折点上，青少年才真正开始继续人类和种族的生活。

在儿童与青少年的差别方面，黑格尔的观点表述得最恰当，他区分了存在于自身的物质和为自己的物质。他说，本质上所有物质开始时都存在于自身，但事情并未就此停止，在发展过程中这些物质变成了为自己的物质。他说，因此，人的内心都有像孩童的一面，他的任务不是为了停留在这个抽象且不成熟的“自身中”概念上，而是为了将他目前自身中的形式变成为自己的形式，也就是成为自由而理智的人。

这就是儿童从存在于自身的人变化成青少年，即为自己的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构成了转型期所有危机的主要内容。这是个性和世界观成熟的时期，是人的全部意识存在基础的高级构成变化和成熟危机的高级综合时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教程最后、在专门研究青少年个性动态发展和结构的章节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