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书源自我二十多年来在哈佛、布朗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经历，以及作为访问学者和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Phi Beta Kappa）访问教授到美国十多所院校的访问。其间，我走访了十所院校，每一所院校待三天，给老师和学生上公开课，并有若干非正式的办公时间。除此之外，还讲授三四堂本科生的课（要么是哲学课，要么是古典学）。哲学研究委员会也有一个由美国人文基金会提供资金的类似项目，我经常参与其中。这两个项目都是为了让演讲者可以访问各个院校，否则他们自己无力负担这样的访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把自己的经历跟书本上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进行比较；我常常觉得书上的内容没有正确地反映出我们大学院校的总体状况。我开始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新共和国》（New Republic）上发表评论，表达不满。

我过去和现在所采取的办法都是从哲学入手。我想要论辩一种特定的公民身份，因此提出教育方面的建议。但是，哲学不应该超脱于真实生活之外，因此，我在提出建议之前必须先对美国大学院校当前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由于大众可能已经对这些状况有一种深入人心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太完整，甚至还可能造成严重的误导，因此更加有必要对大学院校进行体验和了解。另外，需要强调美国学生和院校的多样性，这一点似乎也很重要，这样才能使提议不那么抽象并且有所用处。这个项目中不会试图进行数据调查，也不需要这种调查，且不会提供数据来说明有多少大学的英语课程研究莎士比亚，或者有多少院校开设孟加拉语和印度语课程。但是，要求对各种不同的院校进行丰富充实的描述，这些不同院校为了让课程有所变化而付出努力，这对于这些从哲学着手的提议来说，不仅是有用的例证也是其依据。绝大多数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把自己局限于少数几所著名的精英学府，或是来自其他一些院校的几则趣闻轶事。我想要表达的是在不同院校生活的感受，让读者能清楚地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

为了更系统地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也为了要撰写这本书，我起初挑选了十五所能代表美国各种不同学校的“核心”院校进行详细的研究。我偏向于自己待过的那些院校。我在每一所院校挑选一名主要的联系人，我很了解并且可以信任此人（这通常意味着此人来自哲学或古典学或政治理论等领域）。除了一所院校之外，其他所有院校的联系人均为该校的教师，邀请联系人撰写一篇报告，阐述该校如何纳入新的教育方式，并把其他人的姓名和打印材料寄给我，协助我或我的研究助手访问该校。事情并不能总是精确地按计划进行，这一点不可避免。有些院校的报告比其他院校要具体一些；有些院校最初“提供消息的人”什么都没写，但是我遇到的其他人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有时，其他院校就有关课程的倡议引起我的兴趣，甚至改变我最初的选择。例如，尽管我访问过圣劳伦斯大学，可是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初，我并不了解该校的课程。我在所有院校都竭力倾听不同意见，跟老师和学生进行沟通。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四位研究助手对我的帮助不可估量。由于他们在此书中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到多所校园进行访问的那两位助手——读者应该对他们有所了解。布朗大学古典学系的研究生萨姆·豪泽（Sam Houser，目前即将完成有关斯多葛学派思想的博士论文），负责收集业已出版的材料，撰写了十几封问询的信件，并且在这项工作开始的头六个月整理我的文件。埃里克·科宁博格（Eric Klinenberg）于1993—1994年间替我工作，当时他刚刚从布朗大学获得美国文明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目前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社会学的博士生。他代表我前往墨哈斯学院（Morehouse）、斯贝曼学院（Spelman）和贝尔蒙特大学（Belmont）访问，收集材料。他先去贝尔蒙特——一所位于纳什维尔的保守派浸礼会院校，第二天又去墨哈斯和斯贝曼。他在这两个院校跨越了宗教、文化和种族的障碍，激发起大家的信心，对于一位在芝加哥长大、在布朗大学受教育的犹太人来说，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当我听完他录下的好几个小时的访问内容时，觉得他既聪明又机智，工作完成得很好。雅思敏·达利瑟（Yasmin Dalisay）1994年春天和夏天替我工作，先后前往加州大学湖滨分校、杨百翰大学（BYU）以及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Reno）。雅思敏的父母都是菲律宾裔的医生，他们刚到美国不久就到犹他州的奥勒姆（Orem）工作，离普若佛（Provo）不远，杨百翰大学就坐落在那里。他们之前不了解摩门教。雅思敏从小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跨文化移民，生活的社区极为保守。她对摩门教有深入了解，也尊重该教的传统（尽管带有批判性），这使她不仅可以在校园（绝大多数布朗的学生都觉得在这里很自在），而且也能够在那些地区进行研究性的访问。雅思敏于1996年从布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在准备手稿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的研究助手是罗斯·戴维斯（Ross Davies）。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学生，1996—1997年间是《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的主编；他还将于1997—1998年间担任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黛安·伍德（Diane Wood）法官的书记员。

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受访者都知道我这个项目的性质；他们同意接受采访，内容被录音以及被引用。书中绝大部分学生的名字是真实的，也有少数几个学生用的是假名。

我要感谢很多人，他们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构思和撰写工作，首先要感谢四位优秀的编辑。《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他于1987年邀请我对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发表评论，这是整件事的发端；《新共和国》的里昂·维斯迪尔（Leon Wieseltier）和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对我伸出援手，他们于1992年因为一篇文章的缘故而与我一起工作，其内容有关同性恋研究的争议问题。然而，我尤其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乔伊斯·塞尔泽（Joyce Seltzer）。是她建议我进行这项工作，在事情的进展过程中起了引导作用，而且她一直是一位严格、细致而又坚定的批评家。(https://www.daowen.com)

在我开始着手这本书之前的几年里，我认为自己是在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家庭背景下生活以及养育子女，这个家庭的渊源来自印度、德国、意大利和英格兰。我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学会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提出批判性的问题，这种教育无助于自己了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印度的历史，甚至连发展中国家大体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不了解。我参与了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伦理学研究协会开展的有关发展伦理学的项目，之后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要感谢莱尔·加瓦德纳（Lal Jayawardena）以及所有在该协会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对我给予了耐心和支持。但是，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森（Sen）一家，因为他们，我才能理解世界公民这一领域：感谢印德尼（Indrani）、卡贝（Kabir）、唐帕（Tumpa）、匹科（Picco）、“萨玛”（“Thamma”）、巴布（Babu）——最应该感谢阿玛提亚（Amartya）所具有的想象力、同情心和道德承诺，它们佐证了“世界公民”能够实现的特质。

显然，我还要感谢成百上千的人们，他们同意为这本书接受采访，或是给我提供信息，尤其要感谢那些学校的“信息提供人”，他们给我提供了详尽而完整的材料。这些人当中有些还对这本书的手稿发表了评论，我要感谢斯科特·艾伯塔（Scott Abbott）、黛博拉·阿赫滕伯格（Deborah Achtenberg）、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格兰特·康韦尔（Grant Cornwell）、玛丽莲·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罗尼·利特约翰（Ronnie Littlejohn）、沃尔特·梅西（Walter Massey）、苏珊·莫勒·欧金（Susan Moller Okin）、菲利普·奎因（Philip Quinn）、伊娃·斯托达德（Eve Stoddard）以及保罗·威斯曼（Paul Weithman），尤其要感谢大卫·格利登（David Glidden），他对整本手稿进行了详细的评论。其他人的评论也很有帮助，包括劳伦斯·勃鲁姆（Lawrence Blum）、维克多·卡斯顿（Victor Caston）、托马斯·安德烈（Thomas D'Andrea）、亨利·刘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艾米·梅塞尔森（Amy Meselson）、简·波特（Jean Porter）、维托德·拉比诺威斯（Witold Rabinowicz）、斯蒂芬·斯特兰奇（Steven Strange）、坎黛西·沃格勒（Candace Vogler）以及罗伯特·古丁·威廉姆斯（Robert Gooding Williams）等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可以深入讨论知识和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以真正苏格拉底式的礼仪和精神进行推理；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他们为了这个项目而进行讨论和评论，有些人对其中某些内容持极为不同的意见——尤其要感谢伊丽莎白·加勒特（Elizabeth Garrett）、丹·卡亨（Dan Kahan）、约翰·洛特（John Lott）、迈克·麦康奈尔（Michael McConnell）、特雷西·米尔斯（Tracey Meares）、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马克·拉姆塞耶（Mark Ramseyer）、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以及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人。

最后，我想感谢哈佛、布朗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我在给他们上课的同时学到很多有关公民权的内容，过去这些年当中在与他们一起论辩时获得很多乐趣。

但是，我跟其中一名学生的论辩比其他学生要多，而且尤为愉悦，更加自豪。这就是我的女儿瑞秋·纳斯博姆。她崇拜瓦格纳，支持市场自由论，遵循苏格拉底的论辩方式，也喜欢尼采式的浪漫。基于这些复杂的特性，她对这本书中几乎每一个观点都有异议——这使我的阐述更加清晰更加充分。

1996年11月于芝加哥

……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身为人类一员，就让我们来培养人性吧。

——塞内加《论愤怒》（Seneca，On A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