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旧式教育与思想学园
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伟大喜剧《云》（The Clouds）当中，有一位热衷学习的年轻人前往声名狼藉的怪人苏格拉底主办的“思想学园”学习。那里有一场辩论等着他，要把传统教育的长处跟苏格拉底论辩的新主张进行比较。代表旧式教育的发言人是一名严格的老战士。他支持具有高度纪律性和爱国精神的常规训练，并大量记诵而没有多少质疑的余地。他喜欢回忆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也许从不曾存在过）——当时的年轻人对父母惟命是从，最想做的事情便是为国捐躯，当时的老师会教给学生那首气势磅礴的老歌“雅典娜，光荣的攻城略地者”（Athena，glorious sacker of cities）——而不是今天那些奇奇怪怪的新歌。他大声鼓吹，跟我学吧，你会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男人——胸膛宽大，舌头很小，臀部结实，性器不大（这在当时是优势，象征着男性的自我控制）。
他的对手是一位论辩者，一位能言善辩的人——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式保守主义的变形镜下就是这样的形象。他向那位年轻人许诺，他会学到如何批判地思考那些表面上永恒的道德标准之社会根源，区分惯例和自然之间的差别。他将学会如何无惧权威而自主地进行论辩。他不会进行多少操练。苏格拉底最后说，跟我学吧，你会看起来像哲学家：你会有一个大舌头，胸膛窄小而下陷，臀部软绵绵而性器很大（这在当时是缺点，象征着缺乏自我约束）。当然，苏格拉底的自我推销在保守派对手的笔下被描绘得很狡诈。背后的信息是什么呢？新式教育会破坏男性的自我控制，把年轻人变成沉湎于性的反叛者，使城市受到破坏。年轻人很快离家出走并且进行相对主义的论辩，认为自己应该殴打父亲。于是愤怒的父亲举起火把，放火烧了思想学园（剧中没有提及当时儿子是否仍然在思想学园里面）。二十五年后，苏格拉底因为腐化年轻人的罪名被审讯。他援引阿里斯托芬的剧目，认为这是对他产生偏见的主要来源。
当代美国跟古代雅典一样，通识教育正在发生变革。大学院校的文科课程当中出现一些新主题：非西方民族以及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的历史和文化，女性的经历和成就，以及同性恋者的历史和担忧。这些变化在流行期刊中往往被描画成对学术成就的传统标准和公民权的传统准则产生威胁。读者所看到的画面是一个单一而且高度政治化的精英群体，他们试图以“政治上正确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生活，从而破坏传统的价值观，事实上，给学生传授的是论证殴打父亲有理。苏格拉底式的质疑仍然在试验当中。我们当今有关课程方面的辩论，反映出我们同样对那个更为顺从并且更加严格控制的时代有一种怀旧情绪，而对于在阿里斯托芬的精彩描绘中所表现的新式独立思考方式同样持有一种怀疑态度。
当今校园这一方面的景象并不能反映美国高等教育的日常真实现状。教师和学生都在为人类多样性的各种问题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对恐惧进行描绘，会让人读起来觉得更有趣。可是更急需的是细致地描述如何负责地作出决定，因为这样的描述反映的是更为常见的现实状况。为了评估大学院校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得更仔细地了解哪些内容在发生变化，为何发生变化。教师和学生究竟在做些什么，以及近来有关人类多样性的常见问题如何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影响？我们的大学院校试图培养的是什么样的公民，他们在这方面又进行得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一两所著名的院校，而且还要研究当今美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类型：公立和私立院校、有宗教背景和非宗教背景的院校、大型和小型的院校、乡村和城区的院校以及四年制和非四年制院校。
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研究时，的确看到一些问题；而且确实看到一些应该受到批评的趋势。但是，总体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以前从没有这么多才华出众而且全身投入的年轻教师，他们广泛分布在各种不同的院校，对有关公民培养的难题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人文科系和社会科学领域缺少工作岗位，这造成了一些困难；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职业。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人极为投入；而且，现在最优秀的教师和学者不再集中在几所精英学校。他们分布在全国，对高等教育的使命进行反思，尝试不同的策略，使学生能够积极地进行独立思考。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真实现状是：这些男女老师每天都在努力奋斗，就一些紧迫问题进行论辩，并且使自己的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探索当中。
圣劳伦斯大学是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所小型文科院校，靠近加拿大边境。在这里，一月初的大雪便有两英寸深。汽车在白雪皑皑的地面上缓慢前行，几乎没有什么声响。但是，校园里铲雪工作做得很好，即便圣诞节也是如此。尽管是假期，教师还是聚集在灯光明亮的会议室里，兴奋地讨论他们为了研究非洲农场生活而在肯尼亚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他们体验了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加入当地的讨论，内容包括营养问题、一夫多妻制度、艾滋病以及很多其他话题。现在可以把这些体验融入到教学当中——包括艺术史、哲学、宗教以及女性研究等课程。他们热切地准备接下来前往印度的暑假之旅，现在已经每周都有聚会，在晚间就印度文化和历史进行讨论。团队领导人是来自哲学系的格兰特·康韦尔和英语系的伊娃·斯托达德，他们谈到如何教导学生批判地思考文化相对主义，利用苏格拉底传统中细致的哲学询问来批判那种简单但最终（在他们看来）思想不连贯的想法。这种想法认为，要做到宽容，就不能对他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批评。他们的学生提交经过仔细推理的文章，分析局外人在非洲女性割礼问题上所采取的支持和反对的两方面论点。
在加州大学湖滨分校，已经是早上八点，褐色的霾仍然笼罩着山麓和橙林。今天是加州大学夏季开学的第一天，学生来自各个族群，其中少数族裔超过40%。他们聚集在校园的绿地上，熙熙攘攘。理查德·罗伊（Richard Lowy）是一名族群研究专业的年轻白人教师。他语速很快，跟我的研究助手雅思敏·达利瑟进行了交谈。雅思敏的父母是移民到犹他州奥勒姆的菲律宾裔医生。罗伊语调低沉温柔，戴着厚厚的眼镜。他谈道，因为这里的政治氛围到处讲究轰动效应，充斥着不信任，并且诉诸不理性的情感，很难讲授有关少数族裔新移民、同化现象和政治斗争等问题。“当然，有些人以煽动的方式讲授多元文化主义。我选择更温和的方式。我试图告诉每个人，我并不是要贬低你，也不会因为你的祖辈、亲戚或任何人做过的事情而谴责你；我只是试着解释发生的事情，而有些人所采取的情感主义让人们感到厌烦。我认为，只是从政治的角度让人们来给人性定位，这种做法太狭隘。我总是告诉人们：你要么把人性合并到政见中，或是把政见合并到人性中。如果你真是一个不错的人，态度端正，心地善良，对人有信心，结果会显现出来。所以，我试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事物。”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是由红砖组成的一小片包围之地，位于赌城中间，有修剪整齐的绿地。雅思敏跟埃里克·查莫斯（Eric Chalmers）进行了交谈。他是保健学专业大三的学生，来自卡森市。他形容自己“比一些大学程度的人想法更固执”。查莫斯从没有听说过近来实施的“有关多样性的必修课要求”，要求新生修读一门有关非西方文化或美国族群或性别问题的课程。他对这种国际化趋势表示欢迎，希望自己过去有这样的机会研究伊斯兰教和中东地区。但是，他对一门由一位“思想解放的女教授”开设的有关家庭暴力的课程予以批评。在他看来，这门课似乎“太过贬低男性”。在访问接近尾声时，他想起某件事情，不禁笑出声来：“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在102级的英语课上，我们要以同性恋的身份写一封信给父母，告诉他们自己是同性恋，跟他们解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时我是新生，这件事对我来说很不习惯，让人很不自在。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可以理解同性恋者为什么会是同性恋——你跟人们有接触——你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人——一直是这样，或许是对他们的信仰体系有所了解吧。”他神经质地笑了一下。
1995年2月某个阴沉的下午，我来到麻省剑桥我所在的健身俱乐部。前台有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年轻人——高大结实，脸颊红润，十八九岁的样子，戴着红色的棒球帽，穿着一件亮紫色汗衫，胸部用银色字母写着“Washington”字样，还有一幅白宫的图片在暗处闪闪发亮。他告诉我他名叫比利（Billy）。他正在看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和《克里同篇》（Crito）。“这么说，你在看柏拉图”，我说道。“是啊。你喜欢这些内容吗？”他问，眼睛明亮起来。我告诉他，自己很喜欢这些内容，我问他班上的情况。他在本特利（Bentley）上学，该校位于沃尔瑟姆（Waltham）附近，注重商业教育。“老师是谁？”“我记不清了，”他说，“她是外国人。”教学大纲上写的是“克里施娜·马利克（Krishna Mallick）博士”。克里施娜·马利克来自加尔各答。她撰写了一些出色的研究论文，内容有关苏格拉底进行自我反思的使命，对雅典法律的遵从，以及为了论辩甘愿牺牲生命。学生们很快会继续运用他们从柏拉图那里学到的技巧对我们当今所处的道德困境进行辩论。在我上跑步机之前，我们交谈了一会，讨论苏格拉底为什么在监狱有机会逃跑时却没跑。显然，克里施娜·马利克真正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你知道，我真的喜欢这种哲学课。绝大多数课程要求你记住很多细小的事实，但是这门课是要你思考并提出问题。”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停车场后面有链锁围成的围墙，这标志着大学校园和周围贫困黑人社区之间的界限。黑人小孩有时爬上围墙或是从车道绕到附近，但是不允许他们待太久。五月的一天下午，七十名学生（其中一位是黑人）坐在法学院的教室里讨论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该小说的背景正是1940年芝加哥的这部分地区。他们讨论别格·托马斯（Bigger Thomas）眼中的这条“界限”。他认为这象征着白人的仇恨和黑人的羞愧。他们还激烈地争论别格的思想状态，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法官最近发表了一项申明，反对黑人把自己的犯罪倾向归咎于贫困的背景而因此对他们减刑。学生们讨论赖特的小说对托马斯的看法来说是支持还是反对。
斯科特·布雷斯维特（Scott Braithwaite）是一名年轻的摩门教同性恋者，最近从杨百翰大学（BYU）毕业。他在一次圣餐聚会上的讲话当中提到，要在文科课程当中对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和多样性进行讨论，这一点很重要。这个话题目前在杨百翰大学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布雷斯维特的发言当中大量援引了圣经上的内容以及摩门教的经文和历史。他最后说道，“原则上，我们应该去爱每一个人。可是，往往很难去爱一个不了解的人，或是不一样的人”。
理查德·罗伊的说法颇有道理。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下，很容易提供煽情的有轰动效果的信息，而要准确地从人性角度描述人们真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还带有幽默感，这就不容易。当我们进行政治辩论时，个人很容易就都会被遗忘。这本书会让这些具有代表性而又有个性的教师和学生的声音为人所倾听——希望读者会决定“把自己的政见合并到人性中”，想象一下老师们在进行课程选择时的具体情况，这些老师在考虑问题时方法灵活并且富有同理心，而不是对这些在大学院校任教的老师在政治上作出预先判断。
当今的教师影响着未来的公民，他们所处的时代具有文化多元性，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国家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身为公民，往往要求我们作出决定。这需要对我们国家的种族群体和宗教派别有所了解，还要从性取向的角度了解本国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情况。身为公民，我们也越来越多地需要了解农业、人权、生态学，甚至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问题如何激发了一些讨论。这样的讨论使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想要保持活力，而且要找出解决人类紧迫问题的有效办法，就必须更多地进行上述活动。大学院校最近对“多样性”予以强调。这尤其是应对公民权之不同要求的办法，试图培养出可以发挥公民权利的成年人。他们不仅仅属于某个地方或某个群体，更重要的是身为复杂世界的公民。
1969年，当我来到哈佛时，一位著名的古典学教授带着我和一年级的研究生同学来到怀德纳（Widener）图书馆的屋顶。他告诉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多少间圣公会教堂。身为犹太教徒（事实上是从圣公会基督教转变而来），我知道自己和丈夫当初如果想在哈佛的纪念教堂结婚，不会得到允许。他们刚刚拒绝了一场犹太教婚礼。身为女性，我不能在教师俱乐部的主餐厅用餐，甚至由其他教师邀请也不行。直到几年前，女性还不能使用本科生图书馆。1972年，我成为第一位获得青年研究奖学金（Junior Fellowship）的女性。该奖学金可以减轻某些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从而可以继续进行研究。当时，我收到一位著名古典学家的祝贺信。他在信中说，很难称呼女性研究员，因为“fellowess”（女研究员）这个词很别扭。或许希腊语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希腊语中“fellow”（研究员）的阳性形式是hetarios，那么我可以被称为hetaira。但是，据我所知，hetaira在古希腊语中并非指“fellowess”（女研究员），而是指“courtesan”（高级妓女）。
这样的排斥现象和“玩笑”是常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女性历史、女性作家的作品以及性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十分常见的重要话题得不到严肃的研究。这又有什么让人觉得奇怪呢？同样地，（绝大多数地方）对于犹太教、非洲文化和非洲裔美国人文化、其他各种少数族裔、各种非西方宗教和文化以及人类性行为的种类和多样性等话题，也没能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如果排斥某些人，也就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予以了解。这种排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跟政治无关；而呼吁把他们包括进来的要求似乎才是以“政治立场”为动机。从怀德纳图书馆的屋顶看下去，有很多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是我的同事所看不到的。
我们现在试图构建的学术界如下：女性、宗教和族裔的少数群体、同性恋人群以及生活在非西方文化中的人们可以为人所见，为人所倾听，受到尊重和关爱，既有知识，也是研究的对象；在这个学术界里，身为“fellowess”（女研究员）不会被称为“courtesan”（高级妓女）；在这个学术界里，会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类型的公民，我们都能学会如何作为整个世界的公民来发挥作用。
在试图带来改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痛苦和动荡，并非所有试图带来改变的提议都有益。有些教师追求课程的多样化，注重利益集团的身份认同政治而不是所有公民对知识和理解的需要，因此最终破坏了有关公民权的目标。也有一些人错误地对理性论辩产生了怀疑态度，考虑的是其被滥用的问题，就好像这是理性本身的重要部分。但是，这些错误和过火的做法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没有争议。当我走访各所院校时，我所听到的并非是“政治上正确的”一致的正统看法。相反，教师、校方和学生个人提出了针对课程问题的观点，他们绝大多数人机智聪明而且真诚善良。这意味着要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了解学生的性质和学校的资源。任何单一的课程提议都因为自己的单一性而受到指责，因为美国的大学生是极其具有异质性的群体。我这本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成千上万投身于这一任务的教师：像理查德·罗伊、伊娃·斯托达德、格兰特·康韦尔以及克里施娜·马利克，他们每个人在具体的环境下努力建立未来公民权的概念。他们进行探索性的思考，争论富有成效，找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即便我们对这些办法并不完全赞成，至少值得我们予以尊重。
我们的校园正在培养公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弄清楚当今的优秀公民应该是什么样，应该知道哪些内容。如今，世界不可避免地呈现多文化和多民族的状态。我们面临的很多最紧迫的问题要想通过合作得到明智地解决，需要进行对话，使来自很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即使这些问题似乎十分常见——例如，家庭结构、性行为的规范、孩子的未来等等——仍然需要对历史和跨文化进行广泛的了解。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应该能够明智地参与以这些差异为主题的辩论，无论是以此为职业，还是仅仅作为投票人、陪审员或朋友，都应该如此。(https://www.daowen.com)
在研究通识教育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着悠久历史的问题。我们所依赖的是苏格拉底“反省生活”的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反思公民权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自由”教育的概念。这种教育使思想获得自由，不受习惯和习俗的束缚，这种教育所培养的人们敏感而机敏，能够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发挥作用。这就是塞内加所说的培养人性的含义。以“世界公民”为目标对人们进行良好的教育，这一观点对西方的教育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苏格兰（英国）传统下的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欧洲启蒙传统下的伊曼纽尔·康德，美国传统下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其他奠基人都受到影响。对这些观点的古典学根源有所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找到有力的论据。这些论据曾经对我们自己的民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确实，我们的民主以这些理想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其受重视程度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在绝大多数国家，学生进入大学是为了学习某一个专业，并且这就是他们学习的全部内容。“通识教育”——是指高等教育对人总体的培养，使之可以发挥公民权以及学会如何生活——这一概念在美国的接受程度最深。但是，我们的大学院校还没有彻底实现这一高尚的理想。有些院校虽然也号称“通识教育”，却以职业技能教育为重，把对人的综合培养放在次要地位。即使表面上是“通识”教育，也并不包括公民真正需要了解的所有内容。于是，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国家自己确立的目标，究竟完成得如何。要“培养人性”，又有哪些要求？
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世界公民”这一古典理想，与之相伴的是“培养人性”。关于理想的公民身份，较严苛的版本是指公民从根本上说要忠于全世界的人类，认为对国家、地方和各个群体的忠诚显然是次要的。对于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轻重缓急的次序，稍微宽松一些的版本允许有不同意见。但仍然认为：无论我们怎样安排这种次序，都应该确保自己认识到人类生活的价值，不管这种生活所处何地；而且，由于人类共同拥有的能力和面临的问题，我们跟遥远异乡的人们关系密切。这两种不同的版本至少从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身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西塞罗（Cicero）针对罗马听众把希腊斯多葛学派严苛的要求变得稍微缓和一些。尽管我的确支持较严苛的版本，但在这本书中我关心的是这个较为宽松且兼容并包的说法。那么，这个兼容并包的概念要求我们了解什么呢？
首先，当今世界要培养人性，需要三方面重要的能力。第一是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传统能够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这样才能像苏格拉底那样过上我们所说的“反省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含义是：不会仅仅因为某种信仰是世代相传或习惯使然，就认为它具有权威，对一切信仰皆有疑问，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考验，具有连贯性和合理性的那些信仰才会被接受。要训练这种能力，需要培养另一种能力，以便进行逻辑推理，检验自己所读或所说的内容是否具有推理的连贯性，事实是否正确，判断是否准确。这种检验往往给传统带来挑战。苏格拉底在反驳自己“腐化年轻人”的罪名时，对这一点十分了解。但是，他给自己进行辩护的基础是：民主需要能够独立思考的公民，而不是屈从于权威，能够逻辑地论述自己所作的选择而不只是唇枪舌剑地争论。他说，自己就像叮在马背上的牛虻（这匹马虽然身为良驹但行动迟缓），希望唤醒民主，使之能够以反思和合理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我们的民主和古代雅典的一样，推理往往仓促草率，常常用恶言谩骂代替真正的审议。我们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来实现民主公民权这一诺言。
此外，培养自身人性的公民还需要一种能力，不仅把自己视为某个地区或某个团体的公民，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认为自己跟其他人有密切关系，其中的纽带是相互认可和关心。我们周围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性。从商业问题到农业问题，从人权问题到缓解饥荒，类似这样的各种问题都需要我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超越对某个群体狭隘的忠诚，对遥远他国人民的现实状况有所考虑。我们很容易就会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首先最重要的是身为美国人，其次才是普通的人——甚至有更狭隘的想法，首先认为自己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或是异性恋者，或是非洲裔美国人，然后是美国人，如果有想到身为普通人的话，那么这个排第三。我们忽略了一些共同的需求和能力，这些需求和能力使我们和身处遥远他国或者看起来跟我们不一样的同胞公民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在跟他们的沟通和同伴关系中，有很多方面还不为我们所知，也不了解自己对他们所负的责任。有时，我们还会由于忽略了跟他们之间的差别而犯错，以为遥远国度的生活一定跟我们的生活一样，缺少好奇心去弄清楚那些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培养我们的人性，需要了解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共同的需要和目标。这要求有渊博的知识。对于非西方文化、自身所处的少数族群以及性别和性行为方面的差异问题，美国大学生从前鲜有了解。
但是，只是了解事实还不足以让公民进行正确地思考。公民要具备的第三种能力跟前两种关系密切。这种能力可以称为叙事想象力。这意味着，对于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能够从该人的立场考虑问题，阅读此人的故事时能够予以理解，明白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产生的各种情感、渴望和欲望。这种叙事想象力并非没有批判性。因为我们在跟他人打交道时总是把我们自身以及自己的判断卷入其中；当我们认同小说中的某个角色或是我们自己想象生活在遥远国度的某个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不仅仅进行认同，还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目标和热望来评判这个故事。但是，从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这对于任何负责任的评判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只有按照他人的意图来理解其行动，根据此人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才能理解其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的学生应该具有的第三种能力是能够通过想象力来破译这些意思。
要想明智地履行公民权利，所需的不只是这三种能力。精确的理解也具有重要意义。我没有对通识教育进行详述，因为其他人比我更适合进行这方面的描述。同样，经济学也是如此，我只探讨它跟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关系。我关注的是现在通识教育当中与“人文科学”相关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跟“社会科学”相关，尤其是哲学、政治科学、宗教研究、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以及语言和文化研究。我也没有把优秀公民应该了解的所有事情都包括进来。我关注的重点是当前具有紧迫性和争议性的方面（即使是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我也只是选择其中一部分内容，用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来代表跟族群研究有关的复杂辩论。至于和贫困以及社会阶级有关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因此只是选择在一些以其他内容为主的章节里面有所提及）。
正是由于古希腊罗马的一些论点，我才想到这些与自己所处时代有关的看法。希腊罗马时代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对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些辩论具有巨大价值，我会重点提到这些内容。但是，很多传统当中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国，都可以找到极为相关的概念。注重多元性的教育可以消除很多错误，其中之一是误以为只有自己的传统能够进行自我批评或认为只有自己的抱负具有世界性。
我所举的有关当今通识教育的例证，它们以世界公民的三个目标为依据。圣劳伦斯大学的课程以第二个目标为重点，使学生充分了解其他人不同于自己的生活，能够参与有关的辩论，关心人性的未来。但是，该课程的带头人坚持认为，在第一个问题上，任何负责任的教学方法都必须是苏格拉底式的，训练逻辑思考能力，可以批判地思考，并提出论点。这种训练融合在课程当中，对哲学课起到重要的作用。最后，该课程十分强调旅行的作用。这既让学生了解事实状况，也发展了他们的想象力。跟肯尼亚人一起生活，使学生能够从那些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在接触新知识的同时能有更多的同理心。
理查德·罗伊开设的族群研究课程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学生们固执地忠诚于自己的群体身份。他所面对的学生由于这些身份而已经具有政治性，他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学习和对话的氛围。像圣劳伦斯的老师那样，他强调对人性进行思考的重要性，采用的是更广阔更灵活的措辞，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上注重对群体的忠诚；跟那些老师一样，他认为自己的目标是培养世界公民和增进了解。他较少强调苏格拉底式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主要是因为他所在的学科和主题的性质。但是，他呼吁学生超越自己狭隘的同情，在这当中，想象力和同理心显而易见。
相反，比利·塔克（Billy Tucker）所在的哲学课注重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和论辩能力，以此作为公民权概念的基础。克里施娜·马利克和理查德·罗伊所追求的目标互有关联，两人都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目标是广泛的了解和彬彬有礼的对话。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身为公民的塔克来说，哲学为他的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只对事实进行了解，不能替代哲学的作用。塔克正在学习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政治辩论，这种方式注重就事论事而不是人身攻击，注重理性分析而不是谩骂诽谤或喊口号。要想论辩充分，需要一些事实，这门课要求辩论者就自己的主题进行研究，强调事实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这门课没有着重强调苏格拉底式的论辩方式，如果马利克不能让学生对看起来很无趣的事情（发现谬论并把论点诉诸文字）产生兴趣，那么这些事实并不能让学生进行对话。
埃里克·查莫斯的英语课则注重想象力，通过锻炼叙事理解力来实现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查莫斯反对从意识形态或政治党派的角度来讲授课程。但是，从其他人不同于自己的角度来呈现世界，这一做法的确对他深具诱惑。这种方式下培养出来的人仍然可以有批判性的判断，但也可能作为医务工作者与同性恋者相处融洽，对他们更为了解，更具有同情心。
斯科特·布雷斯维特则没有遇到这样的教学方式。他在杨百翰大学所受的教育甚至刚好与我提出的这三个目标相左。跟苏格拉底培养世界公民的方式相比，杨百翰大学与阿里斯托芬所描绘的旧式教育有更多共同之处。布雷斯维特所受的教育并不是让他对传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而是让他从内心接受其教导。某种意义上说，身为年轻的摩门教徒，所处教派高度国际化，他所受的教育是让自己与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打交道——但是这通常是为了劝诱人们皈依自己的宗教，从没有想过学习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他反映说，他所受的教育最终并没有使同学们得以培养自己的想象力或是去了解像他这样的人，也没有促使他去了解自己。他认为，由于没有进行这方面的了解，自然不可能实现摩门教所要求的众人彼此关爱。
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很快就会在很多方面对我们国家的生活产生影响。其中有很多人会给法官当书记员，撰写审判意见。其他人则会涉足公共服务领域，还有一些人会直接到各式各样的公司工作。绝大多数人在某个时候都会面临种族问题——书记员会研究反歧视行动和雇佣少数族裔的案例，律师则会代理少数族裔的案件。这些法律系的学生当中，绝大多数人跟赖特笔下的人物玛丽·道尔顿（Mary Dalton）一样，从来不曾去过出租屋。离教室几个街区之外仍然有这样的出租屋。如果他们未来要成为担任各自角色的优秀公民，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推理能力和知识，这些方面已经在课堂上强调得很多。他们还需要能够富有想象力地参与到类似别格·托马斯这些人的生活当中，看看社会背景如何影响人的热望和情感。
于是，这六个案例之中有五个与非传统研究有关。如果是二十五年前，这样的研究不会出现在课程当中，它们为公民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内容。比利·塔克所在的班级与过去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模式最为接近。但是，即使那个班级也对公民权和当今的问题有所关注。不久之前的哲学界还没有这些特点。圣劳伦斯大学对先前注重欧洲和北美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湖滨分校强调族群研究，这是复杂的课程改革中的一部分，目的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研究人类多样性。埃里克·查莫斯所面临的英语作业过去在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闻所未闻，直到最近才成为多样性运动的一部分，却仍然在校内激起巨大争议。斯科特·布雷斯维特悲叹杨百翰大学的课程中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芝加哥大学跟美国绝大多数大型法学院一样，根据学生和老师的兴趣，对种族问题予以更多关注。与其他院校不同的是，芝加哥大学注重的是对事实的了解以及人文主义的想象力。
我们的校园要对公民施以教诲。要成为一名受过教育的公民，意味着要了解很多事实，掌握推理的技能。但是，还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关爱之心而且想象力丰富的人。我们可能会继续培养出视野狭隘的公民。他们很难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很少敢于超越自己所处的当地环境。道德想象力很容易就会像这样变得狭隘。想一想查尔斯·狄更斯在《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当中描绘的糟糕的公民形象。其中，雅各布·马利（Jacob Marley）的鬼魂造访斯克鲁齐（Scrooge），警告他想象力减弱带来的危险。马利的鬼魂永远拽着一个由钱箱串成的锁链，除了生意成功之外，他一生当中从不曾想过要去看看周围男男女女的生活，接触一下不同社会阶级和背景的男男女女。我们培养的公民，有太多人就像是马利的鬼魂，就像是斯克鲁齐。后来他才走出去，看看周围的世界有些什么内容。但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好，现在我们要抓住机会。这并不是指“政治上正确”，而是指培养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