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第一章　苏格拉底式的自我反省

1.尤其参见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终身聘任激进派》（The Tenured Radicals，New York：Harper & Row，1990）。

2.尽管贝尔蒙特现在已经跟南部浸礼会没有关系，但是当我1993年访问该校时，它还是隶属于该教会。

3.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可能是例外，但他绝对不是民主主义者。

4.亚里士多德，《欧德米亚论伦理学》（Eudemian Ethics）1.1216a 26—39。

5.西塞罗（Cicero），《图斯库兰谈话集》（Tusculan Disputations）5.4.10。

6.柏拉图，《申辩篇》（Apology，20c）。

7.《申辩篇》（Apology，30E-31A）。

8.《申辩篇》（Apology，38A）。

9.参见格里高利·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苏格拉底：讽刺家与道德哲学》（Socrates：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y，Cambridge and Itha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0.吕西亚斯（Lysias），《控告埃拉托斯特尼斯》（Against Eratosthenes，oration 12）。

11.参见柏拉图，《拉黑斯篇》或《论勇气》（Laches），《李思篇》或《论友谊》（Lysis），《查密迪斯篇》或《论节制》（Charmides），《尤息弗罗篇》或《论神圣》（Euthyphro）。

12.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352D）。

13.参见弗拉斯托斯（Vlastos），《苏格拉底》。

14.关于“审议式民主”及其Madison的根源，参见Cass R.Sunstein，《片面宪法》（The Partial Constit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33—145页和162—194页。

15.《申辩篇》（Apology，20AB）。

16.关于这个时期，参见朗（A.A.Long），《希腊哲学》（Hellenistic Philosophy，London：Duckworth，1974）。

17.塞内加（Seneca），在《论愤怒》（On Anger）3.36里面批评自己。

18.参见罗马斯多葛学派穆索尼乌斯·卢弗斯（Musonius Rufus），“女性也应该研究哲学”（The Women Too Should Do Philosophy）。

19.尽管罗马斯多葛学派往往跟反帝的共和运动联系在一起，在反帝运动的整个历史中（尤其在美国革命时期）往往会诉诸斯多葛学派有关自由的思想来寻找依据，但是并非所有的斯多葛学派都是民主主义者。

20.柏拉图，《斐德罗篇》（Phaedrus，275A-E）。

21.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讲谈录》（Discourses，1.4.13-17）。

22.塞内加（Seneca），《第33封信》（Letter 33）。

23.参见赫尔许（E.D.Hirsch Jr.），《文化识读》（Cultural Literac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他用cultural literacy这个词语来表示对文化相关信息有基本的掌握，这对于理解其他信息证明很有必要。

24.相关论点可参见兰德尔·肯尼迪（Randall L.Kennedy），“对法律界的种族批评”（Racial Critiques of Legal Academia），《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102（1989）：1745—1819。

25.普特曼和戴维森跟康德最接近，奎因和古德曼居于中间，罗提则在最远。

26.参见露易丝·安东尼（Louise B.Antony），发表在《自主的思维：女性主义者论理性和客观性》（A Mind of One's Own：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当中的“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奎因（Quine as Feminist）”，该书由露易丝·安东尼和夏洛特·维特（Charlotte Witt）主编（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

27.参见玛莎·纳斯鲍姆，“文学和法律界的怀疑与实用推理”（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 in Literature and the Law），《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107（1994），714—744；以及“有关习俗的诡辩”（Sophistry about Conventions），刊于《爱情知识：论哲学与文学》（Love's Knowledge：Essay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20—229页。

28.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参见史蒂夫·派克（Steve Pyke）的照片集《哲学家》（Philosophers）的第二版（London：Zelda Cheatle Press，1995），无页码标示。

第二章　世界公民

1.“安娜”是我在中国访问的一位女士。名字有改动。

2.《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July 4，1996，第1页。

3.由于我们的信息有限，所有与犬儒学派有关的判断都只是暂时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哲学家们的生活》（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参见布拉纳姆（B.Branham）和古雷噶兹（M.O.Goulet-Caze）合编的《犬儒们》（The Cyn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4.普鲁塔克（Plutarch），《论亚历山大的命运》（On the Fortunes of Alexander），329AB=SVF 1.262；还可参见塞内加（Seneca），《论休闲》（On Leisure）4.1。

5.关于潘恩（Paine），参见《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第二节；关于史密斯（Smith），参见“关于普世仁爱”（Of Universal Benevolence），载于《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Indianapolis：Liberty Classical，1982），第6卷，第二节，第三页，尤其提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关于康德（Kant），参见《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刊于《康德的政治著作》（Kant's Political Writings），赖斯（H.Reiss）主编，尼斯比特（H.Nisbet）译，第二版（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要讨论康德政治思想中有关斯多葛学派的部分，参见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的文章“康德与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大同主义”（Kant and Stoic Cosmopolitanism），刊于《政治哲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5（1997）：1—25。

6.参见泰戈尔（Tagore），“Swadeshi Samaj”，引自克里希纳·杜塔（Krishna Dutta）与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合著：《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多才多艺的人》（Rabindranath Tagore：The Myriad-Minded Man，London：Bloomsbury，1995）。

7.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我父亲的房子里：文化哲学下的非洲》（In My Father's House：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8.参见格斯里（W.K.Guthrie），《希腊哲学史》（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第三卷，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9.参见斯蒂芬·哈利维尔（Stephen Halliwell），《柏拉图：理想国第五卷》（Plato：Republic Ⅴ，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993）。

10.通常认为希腊化文化时期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开始；亚里士多德卒于公元前322年。尽管第欧根尼（Diogenes）跟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的影响稍晚一些才体现出来。参见郎（A.A.Long），《希腊哲学》（Hellenistic Philosophy，London：Duckworth，1974）。

11.希克斯（R.D.Hicks）在《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第2卷有关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翻译不太恰当，但大意是那样。这里所有的引用都出自Life，不过是我翻译的。

12.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是西西里锡拉库扎（Syracuse）的独裁者，柏拉图试图把他改造成“哲学家式的国王”，结果未遂。

13.斯多葛学派历史尤其悠久，从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到公元二世纪在雅典和罗马的影响极为深远。

14.第欧根尼（Diogenes）用一个词kosmopolites，但马可·奥勒留喜欢把两个词分开。

15.参见马可·奥勒留，《沉思录》（Meditations），格鲁贝（G.M.A.Grube）译（Indianapolis：Hackett，1983）。

16.西塞罗只是暗示了这种形象，而希洛克勒斯（Hierocles）则说得很明白，他是公元一到二世纪的斯多葛学派（在这里被引用）；这一形象的历史可能还要更往前。

17.该材料引自ANC（非国大）为新宪法撰写的草案；1993年10月由埃尔比·萨奇斯（Albie Sachs）在哈佛大学人权会议上提交。

18.参见赫尔许（E.D.Hirsch Jr.）主编的《你们的二年级生需要了解什么》（What Your Second Graders Needs to Know，New York：Doubleday，1991）。

19.夏洛特·维特（Charlotte Witt），《亚里士多德的主旨与精华》（Substance and Essence in Aristotl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露易丝·安东尼（Louise B.Antony）和夏洛特·维特主编，《自主的思维：女性主义者论理性和客观性》（A Mind of One's Own：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

20.格兰特·康韦尔（Grant H.Cornwell）和伊娃·斯托达德（Eve W.Stoddard）合著，“糅杂一团：对跨文化课程改革的批评”（Things Fall Together：A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 Curricular Reform），刊于《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94年秋季出版，第44—51页。

第三章　叙事想象

1.本章中的问题在玛莎·纳斯鲍姆的另一本书中有详细探讨——《理想的赏罚：公众生活中的文学想象》（Poetic Justice：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in Public Life，Boston：Beacon Press，1996）。

2.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隐形人》（Invisible Man，New York：Random House，1992），第563和566页。

3.出处同上，第572页。

4.出处同上，ⅩⅩⅣ—ⅩⅩⅤ页，以及ⅩⅩⅥ页。

5.关于狄更斯的讨论，参见纳斯鲍姆，《理想的赏罚》（Poetic Justice）。

6.参见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自由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New York：Scribner's，1953）。

7.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爱弥儿》（Emile）或是《论教育》（On Education），由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翻译（New York：Basic Books，1979），第224页。

8.关于这一现象，参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还有伊恩·瓦特（Ian Watt），《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

9.最初的斯多葛学派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文学都持批判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它往往夸大了环境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性。但是，从逻辑上讲，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跟他们对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不相干，后者很自然地让他们对于培养想象力颇有兴趣。

10.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By Blue Ontario's Shore）。

11.韦恩·布斯（Wayne Booth），《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12.参见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理性的主张：维特根斯坦、怀疑论、道德与悲剧》（The Claim of Reason：Wittgenstein，Skepticism，Morality，and Traged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3.参见朱迪斯·弗兰克（Judith Frank），“等候室里：准则、社会及‘政治上的正确性’”（In the Waiting Room：Canons，Communities，‘Political Correctness’），收录于由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主编的《野兰花与托洛斯基：来自美国大学的讯息》（Wild Orchids and Trotsky：Messages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New York：Penguin，1993），第125—149页。

14.乔治·威尔（George Will），《新闻周刊》（Newsweek），4月22日，1191。

15.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艺术》（Art，London：Chatto & Windus，1913）；罗杰·弗莱（Roger Fry），《变形》（Transformations，London：Chatto & Windus，1926）。

16.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心理距离作为一个艺术因素和一项美学原则”（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s an Aesthetic Principle），《英国心理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5（1912）：87—98页。

17.维姆萨特（W.K.Wimsatt）和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C.Beardsley），“意图谬见”（The Intentional Fallacy），刊于《塞沃尼评论》（Sewanee Review）54（1946）；还有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精致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7）。

18.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在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M.Hausman）主编的《经济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中再次刊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第212页。

19.艾里森，《隐形人》，第ⅩⅩⅥ页。

第四章　非西方文化研究

1.利特约翰（R.Littlejohn），《高级道德理论》（Advanced Moral Theory）讲义，1993年秋。

2.参见克鲁斯诉博托案（Cruz v.Beto），405U.S.319（1972）。

3.约翰·瑟尔（John Searle），“高校风云”（The Storm over the University），《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0年12月6日，第39页。

4.还是参见玛莎·纳斯鲍姆和阿玛蒂亚·森合著，“内部批评和印度理性主义传统”（Internal Criticism and Indian Rationalist Traditions），刊于《相对主义》（Relativism），由迈克尔·克劳兹（Michael Krausz）主编（Notre Dame：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89）。

5.例如，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深受佛教的影响。他们反过来又影响了像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劳伦斯（D.H.Lawrence）这样的大师。

6.目前有关中国文化教学的讨论尤为丰富，而且很有帮助：尤其参见史蒂芬·索克埃尔（Stephen Salkever）和迈克·尼兰（Michael Nylan）合著，“比较政治哲学和通识教育：‘找寻历史中的朋友’”（Compar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Liberal Education：‘Looking for Friends in History’），刊于《政治科学和政治》（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94年6月，第238—247页；该篇文章有一个较长的版本，题为“讲授比较政治哲学：理性、问题、策略”（Teach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Rationale，Problems，Strategies），在1991年美国政治协会的年会上被提交，想要的话也可以向作者索取。还可参见张隆溪，“知识、怀疑论以及跨文化理解”（Knowledge，Skepticism，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手稿，1993年4月）；出处同上，“走出文化隔离区：理论、政治以及中国文化研究”（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Theory，Politics，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刊于《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1993）：71—101；李·耶利（Lee Yearley），《孟子与阿奎那：德性理论与勇气概念》（Mencius and Aquinas：Theories of Virtue and Conceptions of Courage，Albany：SUNY Press，1990）。

7.参见耶利，《孟子与阿奎那》（Mencius and Aquinas），第201页（仅正面标明页码）。

8.参见亨利·理查森（Henry S.Richardson），《关于终极目标的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 About Final E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9.参见莉迪娅·戈尔（Lydia Goehr），《音乐作品的想象图书馆：论音乐哲学》（The Imaginary Museum of Musical Work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10.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Ballantine，1968），第15页；参见阿玛蒂亚·森的评论文章，“生育与胁迫”（Fertility and Coercion），刊于《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63，（1996）：1042。

11.参见阿玛蒂亚·森，“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Is Coercion a Part of Asian Values？，手稿，1995年9月）。

12.参见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3.参见我在“关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iberalism）里面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该文是一篇大赦演讲，即将刊登在《女性的声音，女性的生活》（Women's Voice，Women's Lives）这一卷当中，由弗瑞（M.Forey）和加德纳（J.Gardner）主编（New York：HarperCollins，1997）；也会收录在我即将出版的《性别与社会正义》（Sex and Social Justice）一书中（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参见弗莱德瑞克·马格林（F.Appfel Marglin）和斯蒂芬·马格林（S.M.Marglin）主编，《主宰知识》（Dominating Knowled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15.参见森和纳斯鲍姆，“内部批评”；以及玛莎·纳斯鲍姆，“人类功能与社会正义：对亚里士多德本质论的辩护”（Human Functioning and Social Justice：A Defense of 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刊于《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20（1992）：204—246。

16.拉德克里士南（S.Radakrishnan）和穆尔（C.A.Moore）主编，《印度哲学原始资料集》（A Sourcebook in Indian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第ⅩⅩⅢ页。

17.参见比莫·马蒂拉（Bimal Matilal），《知觉：古典印度知识论》（Perception：AnEssay on Classical Indian Theories ofKnowled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18.出处同上，第4—5页。

19.丹尼尔·波瓦克（Daniel Bonevac）、威廉·布恩（William Boon）和斯蒂芬·菲利普斯（Stephen Philips）合编，《超越西方传统：道德政治哲学读物》（Beyond the Western Tradition：Readings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 and Toronto：Mayfield，1992）。

20.张隆溪，“知识、怀疑论以及跨文化理解”，1993年于加州大学湖边分校的杰出人文成就讲座。

21.参见森，“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

22.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人类理解》（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第二册，第13和19章。

23.马蒂拉（Matilal），《知觉》（Perception），第四页。

24.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美国心灵的封闭：高等教育为何没能倡导民主而使当今学生灵魂贫瘠》（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7），第36页。

25.在New York Times 1994年3月10日的那一期里，贝娄（Bellow）说，他在一个电话访问中说过这一番话，来说明无文字社会跟有文化的社会之间的差别，并不涉及任何规范。他补充说，他忘记了自己事实上曾经读过一本有关祖鲁人的小说：Chaka，作者是Thomas Mofolo。

26.弗莱德瑞克·马格林（Frederique Marglin），“两种知识体系下的天花”（Smallpox in Two Systems of Knowledge），刊于两位马格林所著的《主宰知识》（Dominating Knowledge）一书中，第102—144页。

27.马格林（S.A.Marglin），“失去联系：工人适应与反抗的文化条件”（Losing Touch：The Cultural Conditions of Worker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出处同上，第217—282页。

28.参见索克埃尔（Salkever）和尼兰（Nylan）合著，“讲授比较政治哲学”（Teach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第17页。

29.Dan Sperber，“Apparently Irrational Beliefs”，刊于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由Martin Hollis和Steven Lukes主编（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第179—180页。

30.索克埃尔（Salkever）和尼兰（Nylan），“讲授比较政治哲学”，第25页。

31.参见玛莎·纳斯鲍姆，“非相对的道德伦理”（Non-Relative Virtues），刊于《生活质量》（The Quality of Life），由玛莎·纳斯鲍姆和阿玛蒂亚·森主编（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32.索克埃尔（Salkever）和尼兰（Nylan），“讲授比较政治哲学”，第19页。

33.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美国的分化：反思多元文化社会》（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Whittle Direct Books，1991），第76页。

34.参见森，“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

35.参见纳斯鲍姆，“关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iberalism）。

36.参见森，“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

37.参见布汝耶特（M.F.Brunyeat），“古希腊人是否有人权这一概念？”（Did the Ancient Greeks Have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刊于《城邦》（Polis）13（1994）：1—11；弗莱德·米勒（Fred D.Miller Jr.），《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本质、正义与权利》（Nature，Justice，and Rights in Aristotle's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以及《形而上学评论》（Review of Metaphysics 49，no.4，1996）和《古代哲学》（Ancient Philosophy，1996年秋季刊）当中有关米勒著作的专题论丛。

38.参见森，“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

39.译文出自瑟卡（D.C.Sircar），《阿育王研究》（Asokan Studies，Calcutta：Indian Museum，1979），第34—35页，第Ⅷ号布告，在森的文章“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当中被引用。

40.瑟卡（Sircar），《阿育王研究》，第37页，在森的文章“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当中被引用。

41.《亚尔勃路尼之印度志》（Alberuni's India），撒超（E.C.Sachau）译，恩布里（A.T.Embree）主编（New York：W.W.Norton，1971），第20页，在森的文章“胁迫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吗？”当中被引用。

第五章　非洲裔美国人研究

1.当晚稍后的时间里，穆罕默德在演讲过程中遭到其所在教派过去的一名教徒开枪射击（没有致命）。最先救治他的医生是犹太教徒。

2.沃勒·索勒斯（Werner Sollors），考德威尔·提特康姆（Caldwell Titcomb）和托马斯·昂德伍德（Thomas A.Underwood）主编，《哈佛的黑人：文献汇编》（Blacks at Harvard：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NYU Press，1993）。关于这卷书奇特的发行史，参见托马斯·昂德伍德（Thomas A.Underwood）的文章“哈佛的非洲裔美国人：一本书的故事”（African Americans at Harvard：The Story of a Book），该文是1994年6月在纽约哈佛俱乐部发表的讲话内容，当时的题目是“属于哈佛，却又不在其中：华盛顿广场的真理？”（Of Harvard，but Not in It：Veritas in Washington Square），即将出版。

3.欧柏林学院（Oberlin）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其他院校前面，从1833年成立之初就开始有黑人毕业生。

4.菲里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致剑桥大学，位于新英格兰”（To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in New-England），刊于索勒斯（Sollors）、提特康姆（Titcomb）和昂德伍德（Underwood）合编的《哈佛的黑人》（Blacks at Harvard），第10页。

5.西奥多·帕森斯（Theodore Parsons）和伊利法莱特·皮尔森（Eliphalet Pearson）合著，“在新英格兰剑桥公开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进行的有关奴役非洲人之合法性的公开辩论”（A Forensic Dispute on the Legality of Enslaving the Africans，Held at the Public Commencement in Cambridge，New-England），出处同上，第15页和17页。

6.亚历山大·克拉麦尔（Alexander Crummel），“美国人思想上对黑人知识分子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the American Mind toward the Negro Intellect），于1897年作为美国黑人学院主席的讲话，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松散的经典：论文化战争》（Loose Canons：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第72—73页引用该讲话。

7.参见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论不通希腊文”（On Not Knowing Greek），刊于《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New York：Harcourt，Brace，1925）。

8.理查德·格林勒（Richard T.Greener），“白人问题”（The White Problem），刊于索勒斯（Sollors），提特康姆（Titcomb）和昂德伍德（Underwood）合编的《哈佛的黑人》（Blacks at Harvard），第42—56页。

9.出处同上，第47和49页。

10.出处同上，第50页。

11.出处同上，第53页。

12.参见大卫·利弗林·刘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杜波依斯：1868—1919期间一个种族的传记》（W.E.B.Du Bois：Biography of a Race，1868-1919，New York：Henry Holt，1994）。

13.杜波依斯（W.E.B.Du Bois），“A Negro Student at Harvard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刊于《杜波依斯：选集》（W.E.B.DuBois：A Reader）当中，由大卫·利弗林·刘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主编（New York：Henry Holt，1995），第271—290页。

14.参见刊于索勒斯（Sollors）、提特康姆（Titcomb）和昂德伍德（Underwood）合编的《哈佛的黑人》（Blacks at Harvard），第195—227页。耶鲁已经完全禁止黑人在宿舍居住。

15.杜波依斯，引用的地方同上，第219页；最初刊于《危机》（The Crisis，1923）。

16.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学习的生活”（A Life of Learning），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团体学会作为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演讲的内容，刊于Franklin的著作《种族和历史：1938—1988年论文选集》（Race and History：Selected Essays，1938-1988，Lafayett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在索勒斯（Sollors）、提特康姆（Titcomb）和昂德伍德（Underwood）合编的《哈佛的黑人》（Blacks at Harvard）当中再次刊印，第289—295页。Franklin是美国历史协会首位黑人会长，获得100多个荣誉学位。

17.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古代黑人》（Blacks in Antiqu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18.参见大卫·利弗林·刘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编著的《哈林（黑人文艺）复兴袖珍读本》（The Portable Harlem Renaissance Reader，New York：Viking，1994）。

19.阿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C.Barnes），“黑人艺术与美国”（Negro Art and American），再次刊印在同上的著作中，第128—133页。

20.琼斯（A.M.Jones），《非洲音乐》（African Music）两卷（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甘瑟·舒勒（Gunther Schuller），《早期爵士乐：其起源和音乐发展》（Early Jazz：Its Roots and Musical Develop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21.参见舒勒（Schuller），《早期爵士乐》（Early Jazz），第27、63和64页。

22.康提·卡伦（Countee Cullen），“肤色幕罩”（The Shroud of Color），刊于索勒斯（Sollors）、提特康姆（Titcomb）和昂德伍德（Underwood）合编的《哈佛的黑人》，第242和249页。

23.亚瑟·施博格（Arthur A.Schomburg），“黑人挖掘自己的过去”（The Negro Digs Up His Past），刊于《种族完整性：恳请我国大专院校设立有关黑人历史的教授职位》（Racial Integrity：A Ple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air of Negro History in Our Schools，College，Etc.，1913），再次刊印在刘易斯（Lewis）的《哈林（黑人文艺）复兴读本》（Harlem Renaissance Reader）当中，第61—67页。

24.纳森·哈金斯（Nathan Huggins），“哈佛二十年之非洲裔美国人研究”（Two Decades of Afro-American Studies at Harvard），刊于索勒斯、提特康姆和昂德伍德合编的《哈佛的黑人》，第505—511页。

25.参见内容同上。

26.杜波依斯，“The Negro College”（1933），再次刊印在《杜波依斯：选集》当中，第69—70页。(https://www.daowen.com)

27.出处同上，第72页。

28.盖茨（Gates），Loose Cannons，第113页。

29.沃尔特·梅西（Walter Massey），于1996年9月19日在墨哈斯学院开学大会上的发言，第2页。

30.参见艾琳·萨瑟恩（Eileen Southern），“先锋：黑人与女性”（A Pioneer：Black and Female），刊于索勒斯、提特康姆和昂德伍德合编的《哈佛的黑人》，第499—504页。

31.施博格（Schomburg），“黑人挖掘自己的过去”（The Negro Digs Up His Past），第66页。

32.参见克劳迪娅·米尔斯（Claudia Mills），“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真实性”（Multiculturalism and Cultural Authenticity），刊于《哲学与公共政策》（Philosophy and Public Policy），14（1994）：1—5。

33.参见克里斯托弗·爱德立（Christopher Edley Jr.），“哈佛的抵制：教育是否应该不分肤色？”（The Boycott at Harvard：Should Teaching Be Colorblind），刊于索勒斯、提特康姆和昂德伍德合编的《哈佛的黑人》，第462—466页。关于法学界情形的精彩描述，参见兰德尔·肯尼迪（Randall L.Kennedy），“对法律界的种族批评”（Racial Critiques of Legal Academia），刊于《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102（1989）：1744—1919。

34.哈金斯（Huggins），“哈佛二十年之非洲裔美国人研究”（Two Decades of Afro-American Studies at Harvard），第505页（仅正面标明页码）。

35.盖茨（Gates），《松散的经典》（Loose Canons），第127页。

36.例如，由丹尼尔·波瓦克（Daniel Bonevac）、威廉·布恩（William Boon）和斯蒂芬·菲利普斯（Stephen Philips）合编，《超越西方传统》（Beyond the Western Tradition，Mountain View，Calif：Mayfield，1992）；程度高的学生可以参考克瓦斯·瓦尔度（Kwasi Wiredu）的《非洲哲学》（African Philosophy，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79）

37.杜波依斯，“论黑人的训练”（Of the Training of Black Men），刊于《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New York：Vintage，1990），第82页。

38.盖茨，《松散的经典》，第176页。

39.教学大纲，“非洲移民与世界”（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World），斯贝曼学院（Spelman）。

40.梅西（Massey），大会发言，第2页。

41.“墨哈斯学院历史系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专业”（The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Maj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Morehouse College），1996。

42.施博格，“黑人挖掘自己的过去”，第66页。

43.参见杰伊·加撒诺夫（Jay H.Jasanoff）和艾伦·纳斯博姆（Alan Nussbaum），“世界游戏：黑色雅典娜当中的语言证据”（World Games：The Linguistic Evidence in Black Athena），刊于《再论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Revisited），由玛丽·莱夫科维兹（Mary Lefkowitz）和盖伊·罗杰斯（Guy Rogers）主编（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44.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早期希腊哲学与东方》（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45.这一建议是玛丽·莱夫科维兹（Mary Lefkowitz）论证的一个问题，《并非出自非洲：如何以非洲中心论为理由把神话当做历史来讲授》（Not Out of Africa：How Afrocentrism Serves as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1996）。

46.出处同上。

47.参见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生物精神病学的非洲起源》（African Origin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Germantown，Tenn：Seymour-Smith，1990）；卡罗尔·巴恩斯（Carol Barnes），《黑色素》（Melanin，私下发行）；弗朗西斯·克雷斯·威尔森（Frances Cress Welsing），《伊西斯外传》（The Isis Papers，Chicago：Third World Press，1991），第1—16页。

48.迈克·布拉德利（Michael Bradley），《冰人遗产》（The Iceman Inheritance，New York：Kayode，1978）。

49.参见戴森（Dyson）在《反思黑人》（Reflecting Black）当中有关杰弗利斯（Jeffries）的文章（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50.齐努亚·阿契贝（Chinua Achebe），“非洲形象”（An Image of Africa），刊于《希望与困难》（Hopes and Impediments，New York：Doubleday，1988），第18页。

51.出处同上。

52.杜波依斯，“黑人学院”，第75页。

第六章　女性研究

1.参见苏珊·莫勒·欧金（Susan Moller Okin），《正义、性别与家庭》（Justice，Gender，and the Family，New York：Basic Books，1989）。

2.参见阿玛蒂亚·森，“超过1亿女性失踪了”（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刊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0年圣诞出版，第61—66页；玛莎·纳斯鲍姆和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主编的《女性、文化与发展》（Women，Culture and Develop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让·德雷兹（Jean Dreze）和阿玛蒂亚·森合著，《饥饿与公共行为》（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3.参见安妮·弗斯特-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性别的迷思》（Myths of Gender，第二版，New York：Basic Books，1985）。

4.参见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4），该报告估计，如果这一方面也算作国民收益账户中的产量，那么全球产量会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5.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论家庭》（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修订版（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参见欧金（Okin）的批判性讨论，《正义、性别与家庭》（Justice，Gender，and the Family），以及纳斯博姆和格洛弗合著的《女性、文化与发展》。

6.玛莎·陈（Martha Chen），1995年春在布朗大学的演讲。

7.参见阿玛蒂亚·森，“性别与协作性冲突”（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刊于《持续的不平等》（Persistent Inequalities），艾琳·廷克（Irene Tinker）主编（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123—149页。

8.参见第7册书的最后。

9.有关关爱和家庭伦理的领域现在是哲学家女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尽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友谊和情感这样的话题重新产生了普遍兴趣，但这一领域比其他有些话题发展稍晚一些。例如，可以参考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的“母性思考”（Maternal Thinking），刊于《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6（1980）：342—367；劳伦斯·勃鲁姆（Laurence Blum），《友谊、利他主义与道德》（Friendship，Altruism，and Morality，London：Routledge，1980）；乔伊斯·特比克（Joyce Trebilcot）主编，《母性：论女性主义理论》（Mothering：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Totowa，N.J.：Rowman and Allanheld，1984）；卡若·吉利根（Carol Gilligan），《用不同的声音》（Ina Different Vo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奈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关爱》（Car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孝道”（Filial Morality），刊于《哲学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y）83（1996）：439—456。

10.参见以下著作中的有关学科的出色调查，多姆纳·斯坦顿（Domna C.Stanton）和阿比盖尔·斯图尔特（Abigail J.Stewart）主编，《学术界的女性主义》（Feminisms in the Academ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11.吉恩·汉普顿（Jean Hampton），“女性主义契约论”（Feminist Contractarianism），刊于《自主的思维：女性主义者论理性和客观性》（A Mind of One's Own：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由露易丝·安东尼（Louise B.Antony）和夏洛特·维特（Charlotte Witt）主编（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第227—255页；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女性主义道德：改变文化、社会和政治》（Feminist Morality：Transforming Culture，Society，and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以及“政治自由主义：女性与家庭”（Political Liberalism：Women and the Family）（手稿）。

12.参见玛西亚·胡米雅克（Marcia Homiak），“女性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理想”（Feminism and Aristotle's Rational Ideal），刊于安东尼（Antony）和维特（Witt）主编的《自主的思维》（A Mind of One's Own）当中；南希·舍曼（Nancy Sherman），《品质的结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The Fabric of Character：Aristotle's Theory of Virtu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琳达·赫什曼（Linda Hirshman），“A类书”（The Book of‘A’），刊于《德克萨斯法律评论》（Texas Law Review）70（1992）：971—1012。

13.参见海伦·朗吉诺（Helen Longino），“富有感情地去看：女性主义哲学当中的理性、激情与对话”（To See Feelingly：Reason，Passion，and Dialogue in Feminist Philosophy），刊于斯图尔特（Stewart）和斯坦顿（Stanton）合著的《学术界的女性主义》（Feminisms in the Academy），第19—45页。

14.参见安妮特·拜尔（Annette Baier），“休谟：思考女性的知识学家？”（Hume：The Reflective Woman's Epistemologist）刊于安东尼（Antony）和维特（Witt）主编的《自主的思维》（A Mind of One's Own）当中，第35—48页；海伦·朗吉诺（Helen Longino），“本质冲突——第二阶段：关于科学的女性主义、哲学以及社会研究”（Essential Tensions—Phase Two：Feminist，Philosophical，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出处同上，第257—272页。

15.安东尼（Antony）和维特（Witt）主编，《自主的思维》（A Mind of One's Own），在玛莎·纳斯鲍姆的文章“女性主义哲学家”当中有评论，刊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4年10月20日，第59—63页。

16.莎拉·帕莫瑞（Sarah Pomeroy），《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Goddesses，Whores，Wives and Slaves，New York：Schochken，1975）；作者同上，《色诺芬的经济论》（Xenophon's Oeconomic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7.参见莎拉·帕莫瑞（Sarah Pomeroy），“女性对希腊国内经济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Women to the Greek Domestic Economy），刊于斯特尔图（Stewart）和斯坦顿（Stanton）合著的《学术界的女性主义》（Feminisms in the Academy），第180—195页。

18.尤其参见凯瑟琳·鲁兹（Catherine Lutz），《不自然的情感：密克罗尼亚环礁上的日常情怀及其对西方理论的挑战》（Unnatural Emotions：Everyday Sentiments on a Micronesian Atoll and Their Challenge to Western The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19.参见同上，以及米歇尔·罗萨多（Michelle Z.Rosaldo），《知识与激情：伊隆哥人关于自我和社会生活的概念》（Knowledge and Passion：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20.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同理心、一妻多夫制与腼腆女性的迷思”（Empathy，Polyandry，and the Myth of the Coy Female），刊于《对待科学的女性主义方式》（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鲁思·布雷尔（Ruth Bleier）主编（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1），119—146，带有参考书目；引文在第124和125页。

21.出处同上，第134和137页。

22.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倭黑猩猩的性与社会”（Bonobo Sex and Society），刊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998年3月号，第88页。

23.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谁偷了女性主义？》（Who Stole Feminis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第89页。

24.达芬妮·帕泰（Daphne Patai）和诺瑞塔·科吉（Noretta Kortge）合著，《宣称信仰女性主义》（Professing Feminism，New York：Basic Books，1994）。

25.霍夫·索莫斯（Hoff Sommers）引用哲学家和同事们在《教育与灌输》当中的话（Education and Indoctrination，London：Sherwood Press，1995），第96页。

26.桑福德·卡迪什（Sanford H.Kadish）和斯蒂芬·舒尔霍弗（Stephen Schulhofer）合著，《刑法及其程序：案例与资料》（Criminal Law and Its Processes：Cases and Materials），第6版（Boston：Little，Brown，1995），第四章。还可参见舒尔霍弗（Schulhofer），“认真看待性自主权：强奸法及其他”（Taking Sexual Autonomy Seriously：Rape Law and Beyond），刊于《法律与哲学》（Law and Philosophy）11（1992）：35页（只有正面页码），该文于1994年荣获美国哲学协会的弗莱德·伯格奖（Fred Berger Prize）最佳哲学法律类文章。

2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1095a5，正面页码1103b26，正面页码1143b18，正面页码1179b35）；《欧德米亚论伦理学》（Eudemian Ethics，正面页码1214b12，正面页码1215a8）。

28.伊娃·斯托达德（Eve Stoddard），“自主权政治：华兹华斯、康德与道德实践”（The Politics of Autonomy：Wordsworth，Kant，and Moral Practices），手稿尚未完成。

29.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道德判断的实施》（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按原则行事》（Acting on Principl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以及《理性的建构》（Constructions of Rea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0.玛丽莲·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为什么需要朋友？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人际关系和道德理论》（What Are Friends For？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Moral The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31.艾瑞斯·杨（Iris Young），《正义与差异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2.参见约翰·瑟尔（John Searle），“高校风云”（The Storm over the University），刊于《纽约书评》，1990年12月6日。

33.苏珊·莫勒·欧金（Susan Moller Okin），《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女性》（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3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妇女的从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苏珊·莫勒·欧金（Susan M.Okin）主编（Indianapolis：Hackett，1988）；欧金（Okin），《正义、性别与家庭》（Justice，Genderand the Family）。

35.霍夫·索莫斯（Hoff Sommers），《谁偷了女性主义？》（Who Stole Feminism？），第258页。

36.玛丽莲·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索莫斯喜欢女人吗？进一步讨论自由主义、性别阶层制度及郝思嘉”（Does Sommers Like Women？More on Liberalism，Gender Hierarchy，and Scarlett O'Hara），刊于《社会哲学期刊》（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21（1990）：83页，在霍夫·索莫斯（Hoff Sommers）的《谁偷了女性主义？》（Who Stole Feminism？）当中（第258页）被引用。

37.霍夫·索莫斯的《谁偷了女性主义？》，第258—259页。

38.出处同上，第259—260页。

39.约翰·哈萨尼（John Harsanyi），“道德与理性行为理论”（Morality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刊于《功利主义及其超越》（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阿玛蒂亚·森和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主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39—62页。

40.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正宗女性主义》（Feminism Unmodifi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1.尤其参见阿玛蒂亚·森，“性别不平等与公正理论”（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ories of Justice），刊于纳斯博姆（Nussbaum）和格洛弗（Glover）主编的《女性、文化与发展》（Women，Culture and Development），第259—273页。

42.参见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看待生活的经济方式”（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Life），刊于《贝克尔精粹》（The Essence of Becker），雷蒙·法布罗（Ramon Febrero）和佩德罗·施瓦兹（Pedro S.Schwartz）主编（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5），第633—658页。

43.参见阿玛蒂亚·森，“自由与需要”（Freedoms and Needs），刊于《新共和国》（New Republic），1994年1月10—17号。

44.参见芭芭拉·赫尔曼（Barbara Herman），“是否值得和康德一起思考性与婚姻？”（Could It Be Worth Thinking with Kant about Sex and Marriage），刊于安东尼（Antony）和维特（Witt）主编的《自主的思维》（A Mind of One's Own），第49—67页。

45.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学术界是否应该支持学术上的女性主义？”（Should the Academy Support Academic Feminism），刊于《公共事务季刊》（Public Affairs Quarterly）2（1988）：97—120页。

第七章　人类性行为研究

1.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性与理性》（Sex and Rea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第2页。

2.出处同上，第347、346以及4页。

3.美国与Lallemand之间的官司，989 F.2d 936（第七巡回，1993）。

4.罗伯特·迈克（Robert T.Michael），约翰·加尼翁（John H.Gagnon），爱德华·罗曼（Edward O.Laumann）以及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美国人的性生活：一次最可靠的调查》（Sex in America：A Definitive Survey，Boston：Little，Brown，1994）；爱德华·罗曼、约翰·加尼翁、罗伯特·迈克以及斯图亚特·迈克尔斯（Stuart Michaels）合著，《性行为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5.迈克（Michael）等人，《美国人的性生活》（Sex in America），第27页。

6.出处同上。

7.出处同上，第29页。

8.关于改变的标准，参见丹尼尔·卡亨（Daniel M.Kahan）和玛莎·纳斯鲍姆，“刑法中的两个情感概念”（Two Concepts of Emotion in Criminal Law），刊于《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96（1996）：269—374页。

9.珍·布里格斯（Jean Briggs），《从不发怒》（Never in Ang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0.参见安妮·弗斯特-斯特林，《性别的迷思》。

11.此例源自自麻省理工（MIT）的一名本科生，他在宣布自己的性取向之后被预备军官训练团（ROTC）开除。

12.肯尼思·多弗（Kenneth Dover），《希腊同性恋》（Greek Homosexuality），第二版（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3.参见大卫·霍尔珀林（David M.Halperin），《百年同性恋及有关希腊爱情的其他文章》（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New York：Routledge，1990）；约翰·温克勒（John J.Winkler），《欲望的约束：古希腊关于性与性别的人类学》（The Constraints of Desire：The Anthropology of Sex and Gender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Routledge，1990）；莫德·格利森（Maud Gleason），《造人》（Making M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至于我在这方面的著作，参见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柏拉图式的爱情与科罗拉多法”（Platonic Love and Colorado Law），刊于《弗吉尼亚法律评论》（Virginia Law Review）80（1994）：1515—1651，附录由我和多弗（Dover）共同完成；以及纳斯博姆，“性爱与智者：斯多葛学派对文化两难困境的反应”（Eros and the Wise：The Stoic Response to a Cultural Dilemma），刊于《牛津古代哲学研究》（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13（1995）：231—267。

14.例如，可以参见多弗，《希腊同性恋》，ⅶ页：“A combination of love of Athens with hatred of homosexuality underlies the judgments that homosexual relations were‘a Dorian sin，cultivated by a tiny minority at Athens’.”（多弗引用学者J.A.K.Thomson的话，并不赞同后者的看法）。

15.肯尼思·多弗（Kenneth Dover），个人通信，刊于《弗吉尼亚法律评论》（Virginia Law Review，1994年2月11日），有档可查。

16.福代斯（C.J.Fordyce），《卡图卢斯：评论》（Catullus：A Commenta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ⅴ页。

17.两个条目均来自由查尔顿·刘易斯（Charlton T.Lewis）和查尔斯·肖特（Charles Short）编纂的《拉丁词典》（A Latin Dictionary，1879）。1968年版的《牛津拉丁词典》（Oxford Latin Dictionary）要强一些，但也不够好：pedicare的定义是“to commit sodomy with”，事实上，“sodomy”既可以指口交，也可以指肛交，而这个拉丁语动词则不行。至于irrumator这个词，现在是指“one who submits to fellatio”，而这并不真的是罗马人看待事情的方式；因为irrumator显然被认为是积极进行插入的那一方，而不是被动“顺从”（submits）于任何事。1970年肯尼思·奎因（Kenneth Quinn）版的《卡图卢斯》（Catullus）当中给出了精确的定义，但是用拉丁语：“Literally，pedicare=mentulam in podicern inserere and irrumare=mentulam in os inserere”；有关poem 16的注释，参见亚当斯（J.N.Adams），《有关性行为的拉丁词汇》（The Latin Sexual Vocabula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18.罗斯（Roth）跟美国之间的官司，354 U.S.476（1957）。

19.肯尼思·多弗（Kenneth Dover），《旁注评论》（Marginal Comment，London：Duckworth，1994），第111页。

20.还可参见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欢愉的作用》（The Use of Pleasure），刊于《性行为历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二卷，罗伯特·赫利（Robert Hurley）译（New York：Pantheon，1985）。

21.有关女同性恋方面更细微的证据，参见多弗，《希腊同性恋》，第171—188页。

22.Michael等人，《美国人的性生活》，第44页；罗曼（Laumann）等人，《性行为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第543页。

23.罗曼（Laumann）等人，《性行为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第548页。

24.温克勒（Winkler），《欲望的约束》（The Constraints of Desire）。

25.参见加里·康斯托克（Gary D.Comstock），《针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暴力行为》（Violence against Lesbians and Gay M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第八章　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对苏格拉底的态度

1.给我提供消息的是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杨百翰（BYU）的校友，目前即将在亚利桑那大学完成博士学位。

2.例如，参见“宗教高等教育的灭亡”（The Death of Religious Higher Education），《头等大事》（First Things），1991年1月的社论；在同一期上，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美国大学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还可参见道格拉斯·莱科克（Douglas Laycock），“宗教学术界的权利”（The Rights of Religious Academic Communities），刊于《学院与大学法律期刊》（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20（1993）：15—42。

3.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于1995年10月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4.在爱尔兰共和国，先前属于天主教和新教的院校现在跟教会都没有联系；由于对宗教力量非常担忧，因此只允许在三一学院（先前是天主教院校）进行有关天主教的研究。

5.威斯康辛州跟尤德（Yoder）之间的官司，406 U.S.205（1972）。

6.但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门诺会严紧派社群对于今天我们所知的门诺派学院的建立起到了作用。

7.哈罗德·阿特里奇（Harold W.Attridge），“反思天主教大学的使命”（Reflection on the Mission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刊于《天主教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希望》（The Challenge and Promise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西奥多·赫斯伯格（Theodore M.Hesburgh）主编（Notre Dame：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4），第22页。

8.参见西奥多·赫斯伯格，“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刊于《上帝、国家、圣母：西奥多·赫斯伯格自传》（God，Country，Notre Dame：The Autobiography of Theodore M.Hesburgh，New York：Doubleday，1990），第223—245页。

9.奎因主席（Quinn）的讲话，“政治自由主义与及其对宗教人士的排斥”（Political Liberalisms and Their Exclusions of the Religious），刊于《美国哲学协会的记录与讲话》（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69（1995）：35—56页。

10.但是，最近，神学系任命犹太拉比迈克·赛呐（Michael Signer）担任犹太研究的艾布拉姆斯教职（Abrams）。

11.菲利普·奎因（Philip Quinn），“大学里的文化多样性与天主教：同盟还是敌手？”（Cultural Diversity and Catholicism in the University：Allies or Antagonists）（手稿，1994）。

12.参见西奥多·赫斯伯格，“天主教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希望”（The Challenge and Promise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刊于赫斯伯格主编的《挑战与希望》（The Challenge and Promise），第4页。

13.出处同上，第3页，第5页。

14.出处同上，ⅪⅤ页。

15.参见赫斯伯格，“学术自由”。

16.阿特里奇（Attridge），“反思”（Reflections），第17—18页，引用他自己早前的讲话。

17.奎因（Quinn），“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第8—9页。

18.例如，参见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论基督教学术”（On Christian Scholarship），刊于赫斯伯格（Hesburgh）的《挑战与希望》（The Challenge and Promise），第267—295页。Plantinga是位广受尊重的哲学家，其宗教来自荷兰新教派。

19.保罗·威斯曼（Paul Weithman），“自然法、道德与两性互补”（Natural Law，Morality，and Sexual Complementarity），刊于《形成性别、取向及家庭：论法律与自然》（Shaping Sex，Preference，and Family：Essays on Law and Nature），大卫·艾斯朗德（David Eslund）和玛莎·纳斯鲍姆主编（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第227—246页。

20.参见赫斯伯格，“学术自由”。

21.阿特里奇，“反思”，第24页。

22.该委员会1987年关于少数族裔学生的报告。

23.美国天主教大会管理董事会，《政治责任》（Political Responsibility，Washington，D.C.，1995）。

24.赫斯伯格（Hesburgh），《上帝、国家、圣母》（God，Country，Notre Dame），第182页。

25.参见保罗·理查兹（Paul C.Richards），“撒旦迈出第一步：杨百翰的民主人士”（Satan's Foot in the Door：Democrats at BYU）（手稿，1983年8月）。

26.“杨百翰大学的使命”（The Mission of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刊于《杨百翰大学公告》（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Bulletin），1993—1994，第1页。

27.关于“继续启示”（continuing revelation），参见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的“温特沃斯信笺（Wentworth Letter）”，1842年3月，再次刊印在《摩门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Mormonism）中，主编丹尼尔·勒德洛（Daniel Ludlow，New York：Macmillan，1992）。

28.有关杨百翰（BYU）当前有关学术自由的政策，参见莱科克（Laycock），“宗教学术界的权利”（The Rights of Religious Academic Communities）。

29.布莱恩·卡吉尔（Brian Kagel）和布莱恩·沃特曼（Bryan Waterman）的文章中引用了法尔（Farr）的事例，“杨百翰，校园危机：法尔/诺尔顿案例”（BYU，Crisis on Campus：The Farr/Knowlton Case）（手稿，1994年7月）。

30.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杨百翰分会，“关于杨百翰学术自由问题的报告”（Report on Issues of Academic Freedom at BYU），1996年3月21日。

31.斯科特·艾伯塔（Scott Abbott），“一个上帝，一种信仰。两所大学：杨百翰大学的‘宗教’和‘思想’之间的冲突”（One Lord，One Faith，Two Universities：Tensions between‘Religion’and‘Thought’at BYU），《日光石》（Sunstone），1992年9月，第15页。

32.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摩门教徒对理性与启示二者的反应”（A Mormon Response to the Reason/Revelation Dichotomy）（手稿，1994）。

33.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杨百翰分会，“问题报告”。

34.参见《摩门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Mormonism）当中“天母”（Mother in Heaven）词条。也可参见琳达·威尔科克斯（Linda P.Wilcox），“摩门教对天母的理解”（The Mormon Conception of a Mothe in Heaven），刊于《女性与职权：重新出现的摩门教女性主义》（Women and Authority：Re-Emerging Mormon Feminism），玛克辛·汉克斯（Maxine Hanks）主编，Salt Lake City：Signature Books，1992，第3—21页。

35.参见迈克·奎因（Michael Quinn），“摩门教女性自1843年以来取得圣职”（Mormon Women Have Had the Priesthood since 1843），刊于汉克斯（Hanks）的《女性与职权》（Women and Authority），第365—409页。

36.有关最近两个合辑，参见莫琳·比彻（Maureen Beecher）和拉维尼亚·菲尔丁·安德森（Lavinia Fielding Anderson）主编，《精神姐妹：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看摩门教女性》（Sisters in Spirit：Mormon Women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以及乔治·史密斯（George D.Smith）主编，《宗教、女性主义以及信教自由：摩门教徒人性对话》（Religion，Feminism，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A Mormon Humanist Dialogue，Buffalo：Prometheus Books，1994）。

37.他们的研究发表在《女性与社会工作期刊副刊》（Affilia：J 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11（1996）。

38.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杨百翰分会，“杨百翰大学女性学术自由方面的限制”（Limitations on the Academic Freedom of Women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1996年3月21日。

39.佩吉·弗莱彻·斯塔克（Peggy Fletcher Stack），“因信仰问题被杨百翰大学解雇的女性主义者”（Feminist Fired by BYU for Beliefs），《盐湖城论坛》（Salt Lake City Tribune），1996年6月8日。

40.参见小册子《理解并帮助有同性恋问题的那些人》（Understanding and Helping Those Who Have Homosexuality Problems，Salt Lake City：LDS Church，1992）；以及博伊德·帕克（Boyd K.Packer），“父亲与家庭”（The Father and the Family），刊于《旗帜》（Ensign）5（1994）：19—21页。关于更进一步的有趣讨论，参见达林·奥克斯（Dallin Oaks），“同性之间的吸引力”（Same-Gender Attraction），刊于《旗帜》（Ensign）23（1995）：第7页（仅正面标有页码）。还可参见《杨百翰大学学生评论》（BYU's Student Review），第6期（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