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大学和杨百翰大学：培养公民的两个方向

这两个例子表明：有宗教背景的院校近来在有关多样性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立场。有些院校在学术和宗教使命之间的矛盾甚至比圣母大学还要小，但是这些大部分是不那么有宗教色彩的院校，例如布兰戴斯大学，这些院校从一开始就以更有限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使命。布兰戴斯大学旨在支持犹太学生的宗教生活，并使他们觉得轻松自在，但是该校从来不曾希望老师或学生“大部分”是犹太教徒。有些院校的宗教身份对校园生活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对这些院校来说，面临的选择似乎是两个极端。贝尔蒙特大学是位于纳什维尔的一所浸礼会院校，该校对教师言行的限制比圣母大学要多，但是远远少于杨百翰大学。跟杨百翰大学一样，该校对有关女性和性行为的研究十分焦虑，也不太注重研究非洲裔美国人文化。另一方面，其哲学系所教学生众多，提倡苏格拉底式探询，开设了一些颇为有效的跨文化课程。

认为有宗教背景的高等院校由于遵循了非宗教学术界奉行的学术自由原则和按功绩升迁的方式而面临危险，这种说法因为圣母大学和杨百翰大学这两个例子而受到质疑。事实上，它们不这么做才真的会面临危险。以是不是宗教信徒为依据来聘任教师，这似乎是最恰当的方式来保持独特传统；另一方面，因为非正统的言论和研究而进行处罚，使大学丧失了其核心内容。圣母大学之所以生机勃勃，可以从非宗教院校吸引来优秀的天主教学者，正是因为它尊重他们的思想，给予他们自由，对耶稣和苏格拉底都遵从。杨百翰大学过去曾向相同的方向发展。对于一所仍然想授予本科及研究生学位而不仅仅是宗教训练课程的大学院校来说，当前这种对探询和不同意见的限制无异于自取灭亡。摩门教致力于教育和人文学科，这一方面长期以来是后期圣徒教会的强项，现在也岌岌可危——这正是因为自由的标准在有些地方被嘲笑为“自由主义的”或“世俗的”，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成为民主文化中有关人类尊重的重要元素。

对于这些真正具有宗教身份的院校来说，强调多样性也不会构成威胁。显然，要成为一所优秀的天主教院校，必须遵循教皇讲话中提出的指导，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这种接受能力也应该扩展到有关性别和性行为的领域，在这两方面更应该进行辩论和对话。“文明随对话之死而亡”，著名的天主教思想家约翰·考特尼·穆雷这么写道——而圣母大学在有关性行为的问题上不时欠缺文明的现象反映出缺少足够具有尊重性和多元主义的对话。在杨百翰大学，有相应的资源和足够的理由来开设有关国际研究和少数群体研究的各种丰富多样的课程——尽管两者都需要摆脱其狭隘的传教目的，才能促进了解。在有关性别和性行为的领域进行对话，会大大改善那些自尊心受挫并遭受放逐的人们的生活，然而目前这种对话却没有得到鼓励；从道德上说，对这样的对话予以鼓励似乎至关重要。(https://www.daowen.com)

对邻居有仁爱之心，这是美国所有重要宗教的中心价值观。这些宗教呼吁我们对自己的自私和狭隘进行批评地审视，督促我们要有更加兼容并包的同情心。即使对邻居一无所知，即使不通过客观事实来充实自己的理由，不通过叙述来丰富自己的想象，也可以对邻居存有仁爱之心。但是，无知的人却不太可能以足够实际的方式来引导自己的仁爱；无知很容易就会变形为偏见和憎恨。所有的大学都可以（而且也应该）为培养公民尽一份力，使之可以对邻居有仁爱之心。但是，有宗教背景的院校在内心深处以独特的方式肩负着这种使命；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那些重要的宗教派别才成立了这些院校，他们认为最高层次的仁爱是智慧的，而高等教育可以增强其辨别力。如果他们相信这一点，就必须尊重思维活动、思想自由和多样性；而且他们必须寻求一种真正文明的对话，来讨论有关人类差异的最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