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新式”通识教育

噢，缪斯，不要害怕！接受周围的新方式和新生活吧。

沃尔特·惠特曼，《展览会之歌》

像塞内加那样，我们所处的文化关于通识教育也有两种不同的概念。过去的那种看法在塞内加时代的罗马很盛行，认为这是一种“liberalis”式的教育，“为自由做准备”，因为它的目标是有产阶级生来自由的绅士。这种教育使精英阶层逐步了解其自身社会中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它追求的是持续性和忠诚度，而不鼓励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种“新式”想法受到塞内加的支持，以不同的方式解读“liberalis”这个词。教育只有培养出自由的公民，才能真正“为自由做准备”，这些公民之所以自由，并非因为财富或出身，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独立思考。无论男人女人，无论生来为奴还是生来自由，无论富有或贫穷，都自我审视，培养一种能力，可以分辨哪些是习惯和传统，而哪些可以通过论辩进行辩护。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言论，这比外在的阶级和头衔赋予人的尊严要多得多。

塞内加说，这些人不会成为毫无批判性的道德相对主义者——因为拥有自己的思想通常会让人知道如何区分是非，哪些可以进行辩护而哪些则不行。他们也不会嘲笑过去的“自由主义”教育所珍视的那些传统：因为他们知道传统当中有很多内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在进行选择时会以传统为出发点，把它视为进行思考的重要原材料。另一方面，他们不会把原材料应该产生的思考能力跟原材料本身混作一谈。他们知道，需要利用传统使自己的思想得以活跃——但是，要想获得这种裨益，在应该批评的时候会进行批评。他们不会因为只是因为某种习俗历史悠久而予以珍视，也不会因为某件事情由来已久就认为必须如此或那样做很“自然”。因此，他们想要向其他的方式和其他人大量学习——既是为了就重要的事情进行有礼貌的沟通，也是为了继续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来考虑什么是最好的方式。这样，他们希望能摆脱文化狭隘性，而使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生来就拥有真正世界性的公民身份。

我们国家已经开始着手一项独一无二的实验，其灵感来自这些有关自我控制和人性培养的理想。跟其他国家不同，我们要求高等教育为培养公民作出贡献，而不只是培养学生为职业作准备。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更想让所有的公民享受到教育的这种裨益，无论他们的阶级、种族、性别、族群或宗教为何。我们希望通过相互了解和个人的自我审视将大家团结到一起，建立一种真正具有审议性和反思性的民主文化，而不是由于未经审视的偏好而造成冲突。这样，我们希望证明自己有理由永远认为我们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如果我们想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就必须逐渐学会如何去理解、尊重和沟通。

跟塞内加所处的罗马时代一样，在我们国家这种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教育理想遭到一些诋毁。在罗马，有教养的精英阶层往往抵制斯多葛学派认为头衔和等级不重要的想法，后者坚持认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生来为奴还是生来自由，都有同等的人性和受教育的可能性。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传统主义者常常抵制以下想法：我们应该正视传统上被我们视为不同的那些文化和群体，以便增进我们对人类的理解。维护过去绅士教育的人极力主张我们的大学院校应该注重学习我们自己传统的优良和伟大之处，而不是以苏格拉底和普遍性的目标为重点。对新加入的公民来说，这种绅士教育会注重这种文化适应教育，因为他们同意接受历史悠久的绅士标准。他们就不应该指望自己的经历和传统会成为课程的内容。他们只能依靠忍耐并进行伪装才能进入学术界。他们要想继续待下去，只有不发表自己非绅士的言论，也不能把自己跟传统不符的经历带到庄严的自由学习当中。

尽管这种思考方式很常见，但是由于我们的民主教育传统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等理念为基础，因此我们优秀的民主教育传统当中没有这样的思考方式。塞内加并没有直接向我们展示如何批评像这样的对手，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跟我们极为不同。但是，根据他的有关人性培养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自己的答案。我们并不能完全尊重公民同胞的人性，或培养自己的人性，如果我们不希望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历史并且意识到他们跟我们生活中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苏格拉底式的通识教育，强调批判性思考和恭敬有礼的论辩，不仅如此，还要注重多样性，在美国国内以及日益国际化的商业和政治领域，要了解我们所遇到的各个群体的历史以及他们所作的贡献。即使我们不能教给学生成为优秀公民所需的一切知识，至少可以给学生传授他们所不了解的内容以及如何学习。我们可以让学生熟悉我们国内重要的非西方文化和少数族群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让学生知道如何研究历史以及性别和性行为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教会学生如何积极地进行批判性的论辩，这样，他们才可以独立思考。

相对来说，为同一类型的精英阶层建立绅士教育比较容易。而要把背景极为不同的人们培养成复杂的世界公民则困难得多。以此为目标的课程没有通用的模型可以套用。但凡课程设置完备的院校，一定拥有丰富的资源，熟悉当地的情况，了解学生的背景，物质资源丰富，教师队伍优秀。例如，要求必修一门或多门哲学课，往往可以最好地促进苏格拉底式的论辩方式；但是，有些院校采取了更灵活的制度，把苏格拉底的价值观融入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课程当中，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要求所有的学生修读一门综合的跨学科课程往往可以最佳地提升对种族和族群问题的理解，例如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有关美国多样性的课程，或斯克里普斯开设的有关启蒙思想及其评论的课程。但是，有些院校，例如布朗大学和格林内尔大学，各个不同的科系开设了足够多的课程供学生选择，不必另行单独开设一门公共课程就可以让学生获得足够的了解。院校和学生的多样性使教师备感压力，为此要进行创造性思考并且花时间进行课程发展。

这样的项目并不总是取得成功。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资源极为有限，以至于经过逻辑论辩的有关人类多样性的课程并不比由现有的课程组成选修课更有成效。很多院校都面临这样的压力。加州大学湖滨分校有关性行为研究的课程本来会很有前途，结果因为文学系主张后现代主义的教师跟坚持传统理性论辩标准的教师之间关系紧张而遭到破坏，后者觉得后现代主义者针对真理的攻击对于能否进行伦理和政治上的批判产生了威胁，这个观点听起来也颇有道理。在湖滨分校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两种态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种态度是把族群研究视为所有学生需要了解的重要内容，而另一种态度则以身份认同政治为基础。这两方面的紧张关系在很多校园都存在，对世界公民的培养产生了威胁。最后，有些这样的课程由于校方的反对而中途作出改变，校方不愿意让教师把有争议的新内容融入到教学当中。这方面突出的反面事例是杨百翰大学的女性主义学者遭受攻击的事情，还有很多院校更为消极地通过不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来阻碍这些新的研究。

但是，我们更常见的是各种各样有创造性的提议，数目多得让人吃惊，只要它们可以继续发展并且获得应该得到的支持，就会给我们的民主带来美好的未来。最成功的提议包括一些雄心勃勃的包含多门课程的计划，例如圣劳伦斯大学的《文化相遇》课程，那儿的老师具有创造性而且坚忍不拔，他们已经改变了课程中的很多方面；还有哈佛大学的《非洲裔美国研究》课程，在那儿有斯基普·盖茨（Skip Gates）、安东尼·阿皮亚、科奈尔·韦斯特、威廉·朱利斯·威尔逊以及其他很多人，他们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和人文理想带到一个长期被认为关系紧张的领域；而布朗大学的《性行为和社会》课程则把来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跨学科教师汇集到一起，让学生对个人和政治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内容有全面的了解。取得成功的事例还包括必修的基础课程，例如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美国多元主义课程，或是斯克里普斯开设的有关启蒙运动遗产的课程，圣母大学、本特利、哈佛以及匹兹堡开设的必修哲学课程，还有斯贝曼开设的有关非洲移民的课程。这些课程当中包括无数由各系开设的个人选修课：布林莫尔的史蒂文·索克埃尔和迈克·尼兰开设的比较政治哲学课程；贝尔蒙特的罗尼·利特约翰开设的比较道德哲学课程；斯坦福的苏珊·欧金开设的课程有关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华盛顿大学的玛丽莲·弗里德曼开设的有关女性主义政治思想的课程；哈佛的阿玛蒂亚·森开设的则是有关饥饿和饥荒的课程；而圣劳伦斯的伊娃·斯托达德开设的则是有关女性身体的课程。最后，各个院校还通过非授课的活动来培养世界公民，例如举办会议和进行课程观摩。布朗大学题为《主要宗教传统中的同性恋和人权问题》的大会是这方面杰出的范例，促进了各方跨越政治路线而就某个极富争议的问题进行文明的对话。(https://www.daowen.com)

但是，未来能否进行这种活动极为不确定。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活动前途堪忧，尤其是因为众人越来越有兴趣的是职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现在，在很多校方管理者（以及家长和学生）看来，为了充实生活而沉浸其中的学习显然没有用处，反而代价昂贵。很多自称文科院校的学校越来越转型为职业教育，缩减人文课程的要求，减少人文科系教师的人数——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要让所有学生享有通识教育之裨益的想法。在这个人们担忧经济的时代，这样的提议常常会赢得支持。但是，这样的做法轻视了我们的民主，使之无法拥有它本应该有的特质——兼容并包，而且进行反思。人们如果没有学会如何运用理性和想象就进入一个包括了各种文化、各个群体以及各种想法的广阔天地当中，那么无论他们在职业教育上的准备多么充分，就个人和政治层面而言他们都是赤贫一族。

由于维护绅士模式之通识教育的人一再攻击课程的多样性，这种对民主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总的来说，绅士模式和世界公民模式都认为共享的人文教育对于文化生活十分重要。面对职业教育论的挑战，这两者应该成为联盟而非对手。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文化保守派口中，今天的人文科系不过是赶时髦，没有实际内容，受一帮激进精英分子的掌控——他们同时呼吁回归到更传统的文科课程——这实际上使人文学科受到普遍轻视，导致相关科系和课程被缩减，而狭隘的职前教育有所增加。像艾伦·布鲁姆、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乔治·威尔这样的批评家在讽刺当今人文科系的活动时，只把焦点放在那些可能看起来很极端或荒诞的事情上，这大概无助于实现他们希望院校能对传统人文教育给予更多支持的目标。事实上，州议员和家长在看到这样的攻击后，更加会对人文学科产生蔑视，而且往往因为偏向狭隘的职业教育而要求在整个文科领域进行缩减。如果人们认为目前人文科系的教学不称职，甚至在政治上有危险性，很容易就会觉得有理由缩减相关的资金投入而更多地转向更安全的领域，例如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商业交易。

于是，很紧迫的事情是要跟大家声明这种受人蔑视的情况并不准确。我们人文科系的教师精力充沛、亲善友好而且足智多谋，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们的每一项提议，都应该对他们予以深切的尊重（由于有无尽的变化、争议和辩论，不可能对所有提议都表示同意）。这些教师正在教导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公民——很多学生如果是早期的一两代人，根本不可能进大学。在精英型学校和更平民的学校里，老师们很明智，没有努力把这些非传统的（以及传统的）学生变成小小的罗马绅士；他们也不想把学生复制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些激进分子。相反，他们希望把学生培养成最优秀的公民，使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尽可能了解更多知识。在本特利学院克里施娜·马利克开设的哲学课上，学生们从没想过苏格拉底式的论辩跟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到课程快结束时，他们对政治辩论的态度转变了。圣母大学从事性别研究的教师从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着手，目的是对女性及其生活有更全面的了解。

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很复杂，这一任务要求我们对种族、族群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有所了解。它要求我们了解女性的历史和体验。它要求我们对人类性行为具有反思性的理解。它还要求我们学会如何把自己的传统置于一个具有高度多元性而且相互依存的世界当中。这些任务很难完成，也并不总是完成得很好。但是，这些任务往往被一些人极为出色地完成——这些人的宗教、族群和职业背景极为不同，其中很多人在面临经济困顿以及学术课程缩减之时，努力让自己的科系得以继续存在，或是从一项非终身职位的辅助工作转向另一项辅助工作。我们未来的民主国度正是归功于他们心怀希望而且足智多谋。

劳瑞·希拉格（Laurie Shrage）是位于加州珀玛纳的加州理工大学的哲学教授，她提到由于大学院校越来越以职业教育为主导，而毫不关心哲学是不是基础通识教育的内容。在加州体制下的教师承担了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而希拉格既开设哲学课也讲授女性研究课程，甚至比很多人的任务更重。尽管有这些障碍，她仍然就有关妓女和女性平等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进行著述，最近还撰写了有关种族身份或族群身份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她因为这些著作而受到广泛尊重。她是一位年过四十的娇小女人，却精力旺盛而且幽默风趣，很有感染力。

希拉格说，珀玛纳的学生肯定会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就业——工程、商业、计算机科学、初高中任教（不是有很多人选择医学或法律，众所周知，这些领域对哲学的要求很高）。绝大多数人对哲学心有恐惧，虽然之前没有任何体验，却认为哲学对他们来说太难。尽管大学院校要求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可是其他人文科系开设的课程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只是通常并不太注重逻辑分析或论辩。希拉格和同事无法说服校方认同这样的观点：哲学注重逻辑和严谨，其贡献会很特殊。希拉格觉得，对于学生来说，无论是作为普通人，还是最终身为公民，这都是一种损失。他们没有学会如何严谨地就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论辩，对此没有好奇心，也没有相互的尊重。有关商业和工程的课程虽然表面上说要重视道德问题，包括在常规课程中对道德伦理投入了一些关注；但是，这些并非这类课程的重点，不会全面涉及到；同时，在这些课程中进行一些有关道德的讨论，这让学生更加觉得他们不需要哲学课。

希拉格和同事该如何做才能使哲学课得以继续呢？希拉格说，她并不太指望能把很多未来要当工程师或是中学教师的学生吸引到自己的课堂上来。但是，她并没有就此放弃；现在她的言语显得极为热切。为了让这一领域得以继续存在，她决定着重关注未来的小学教师。他们似乎没那么严格地以职业教育为目的，更愿意去了解通识教育可能产生的裨益。因此，希拉格为他们设计了一门名为《儿童文学中的哲学》的课程，探索如何利用弗兰克·鲍姆（Frank Baum）和其他经典的儿童作家来唤醒儿童的好奇心——有关时间和空间、思维、人类是什么样以及什么是友谊等等问题。虽然所有表面可行的途径都受到阻碍，自己却找到这个办法来实现目标，希拉格不禁得意地微笑。

在麻省剑桥，克里施娜·马利克谈到本特利学院、她自己的学生以及跨文化理解。马利克在加尔各答出生；尽管她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却仍然身着纱丽，讲话带着浓重的孟加拉口音。多年来，她在本特利学院和附近的塞伦州立学院（Salem）作为辅助人员任教，没有得到终身教职。马利克拥有一种我们民族急需的能力：能够让从前毫无兴趣的学生对理性辩论感到兴奋。她一直让像比利·塔克这样的学生保持热望（比利·塔克在1995—1996年间跟着她上第二门课，有关印度的思想）。如何才能继续像这样培养人性？在一流院校任教的老师中，很少有人能像马利克这样毫不气馁。薪水不高，福利不好，又没有任何工作保障，那么她是如何撑下去的呢？马利克耸耸肩，就好像这是个有点怪的问题。她说，我猜这是因为这工作很有趣，是因为我喜欢他们。每一个班，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也很不同。我就是很喜欢他们。

这些老师已经着手开始一项任务，急需我们的支持，因为我们都居住在这个国度，无论是好是坏，将来治理这个国度的人拥有（或者没有）他们想要传授的复杂判断力。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技能上很称职，却不能进行批评的思考、不能自我审视、不能尊重他人的人性和多样性，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然而，除非我们对这些努力予以支持，否则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国度。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支持有关课程设置的努力，目的是培养出可以自己进行推理的公民，不会把不同的陌生事物视作威胁而加以抵制，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进行探索和理解的诱因，拓展自己的思维以及身为公民的能力。

“我们很快会回归尘土”，塞内加在有关愤怒和憎恨的破坏性影响的论述末尾这样写道。“同时，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身为人类一员，就让我们来培养人性吧。”在美国各地，大学院校正努力发展课程，以应对上述这些话中蕴含的挑战。让我们对他们予以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