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人平等

我在第一篇开首就曾说过，人们有生以来就是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今再引申其意，加以阐述：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譬如一家兄弟和睦共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伦大义。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若就现实情况而论，人间确实存在很大的贫富强弱与智愚之别。有的是诸侯贵族，身居宫殿，衣锦食肉；也有的是脚夫苦力，在陋巷暗室赁房居住，为当日的衣食奔走；有人施逞才智，充任官吏、豪商而左右天下；也有人毫无智慧，一生叫卖糖果度日；既有身强力壮的摔跤壮士，也有体质娇弱的卖笑娼妓。他们虽有所谓天壤之别，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财产和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予了体力和脑力的作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人力来妨害的。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做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世间有两句不好的谚语。一句说：“哭闹的孩子和地头[2]不好对付。”又一句说：“父亲和雇主都是不讲理的。”从而有的人说人的权利也可以加以限制。这只是混淆现实情况与基本权利的说法。地头和农民虽然在现实情况上不同，但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处。如果农民身上的疼痛发生在地头的身上，也会一样痛。又如把地头爱吃的东西放在农民的嘴里，农民也会爱吃，憎恶疼痛和喜欢美味是人们的情欲。在不妨害他人的限度内达到可以达到的情欲就是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地头和农民之间没有丝毫轻重之别，只是地头富而强，农民贫且弱而已。贫富强弱是人们的现实情况，本来就不能相同。但如现在有人想倚仗富强之势，对贫弱的人肆行无理，以为这也是现实情况的不同，没有妨害他人的权利，那就好比一个力士以为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腕力拧断邻人的手腕一样。虽然邻人的腕力本来比力士的腕力弱，但是他那原来就弱的腕力并不妨害他自己的灵活使用，所以不能成为被拧断的理由，只能说被力士拧断了手腕是不幸之至。

兹将上述理论结合世事来谈一谈。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像现在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3]在这种法律之下，好像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要无缘无故地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坐，甚至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不合理已极吗？

以上所说的是武士与平民个人之间的不公平。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更不像话了。幕府和三百诸侯都在他们的领地内建立小政府，任意处理农民、商人，有时虽然装着慈悲的样子，其实不许人们保持应有的权利，有很多地方实在令人不忍目睹。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上所述，只是强弱的现实情况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谷米来养活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和商人的职责。政府制定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和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所以，如果农民和商人缴纳赋税，严守国法，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的职责；政府征收赋税以后，用之于正当开支，又能够保护人民，也可以说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互相妨害的道理。然而在幕府时代，把政府叫做主上，如果替主上办差事，就滥抖威风，一路上白坐轿子，过河不给渡钱，用挑夫不给工钱，甚至这些老爷们还向挑夫勒索酒钱，真是可恶已极。此外又为满足王公贵人的享受好奇心理而大兴土木，或因官吏胡乱办事，浪费金钱，以致入不敷出，于是就用种种名目来增税，还将缴税唤做“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能使人民不愁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又如政府把处理人民的诉讼事项说成是政府的烦累，那么人民要在生产出来的十包米中交去五包的租税，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烦累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说不尽的。反正，如果彼此有同等的恩惠，就没有一方道谢，另一方不道谢的道理了。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实情况当做为非作歹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势力来妨害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刻记住平等的原则，这是人间最要紧的事情。用西洋的话说，就是“reciprocity”（相互关系）和“equality”（平等）。第一篇开首所说的人与人平等亦即指此。(https://www.daowen.com)

以上的议论虽然好像袒护农民和商人，并且似乎有些夸大，但又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得出其他的论点。大凡处人之道，必须随着对象不同而改易方法。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这种坚定的约束之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须遵守法律。譬如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和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因此，一旦制定成国法，即令对个别人或有不便，在修订以前也不能变更，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遵守。这就是人民的职责。但是有些无学文盲，连“有理无理”的“理”字都不懂得，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无学，所以贪欲极深，肆行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职责为何物。虽然生殖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的蠢虫。他们如果子孙繁昌，对于国家是无益而有害的。要治理这些蠢虫，决不可喻之以理，除施行威力镇压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世间所以有凶暴政府的原因。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亚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造成的，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智而招致的灾殃。有人受人唆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办法，捣毁富有之家；还有人酗酒偷盗。他们的举动简直不像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治理这等坏分子，就是释迦、孔子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必须施行严厉的政治。因此就可以这样说：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