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长知识见闻的问题

现在，在我国如果把男人和女人、学者和凡人、士族和百姓加以比较的话，人们自然会认为，前者是聪明的，后者是愚笨的。这里所说的愚笨，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数数，不能辨别是非，而是说妇女们只会料理家务，管理家庭，在其他工作上不如男子有计划性。我认为，把这些叫做愚笨是不对的。至于说平民百姓，虽然只局限在努力耕田、经营商业上，为家庭的生活独立而劳动，但是他们的作用并不亚于学者和士族。只不过在现实的生活中，学者和士族之流位居国家的上等地位，因而把地位低下的人视为凡人、平民百姓或市民，就像对待部下那样，看不起他们，而自以为高尚，并使地位低下者服从自己。我认为，上流的人不一定聪明，下流的人不一定愚笨，只是他们各自心目中所想的问题有宽狭之别而已。下流人所关心的只局限在个人的衣食住上，只停留在一家一店的得失盛衰方面。因此，当学者、士人们纵谈天下大事时，下流社会的人几乎是无法了解他们所谈论的事情的内容，把他们谈的当做奇谈，把那些人看成是奇人，没有人敢去接近他们。例如，在浴池、理发店里，常常听到学者们的谈话，是有关嘲笑别人的；而在田舍、民间就没有人读书看报。这便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

一些学者、士族虽然已经承认有奇人，但自己却不情愿承认自己是愚人，这是一种折中的看法，也正是被庸人轻视的主要原因。不论你们原来是多好的伙伴，你若想出人头地，有一定威信，首先就要有广博的知识。现在有关民权之类的话题完全是指一些户外之事（不是家庭内的事情）。要想对小到一町一村的公务，大到整个国家的形势，以至有关外交上的一些问题有明确的了解，使自己在日本社会中免受其他人的轻蔑，就必须广采博览内外的事情，进一步说，关键是使自己跻身于上流阶层。不知道本国的政府机构，也不明辨国法之大略，出现问题之后常归罪于他人；对不伸张民权等只表示不满，限于做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样一定会招致社会人们的嗤笑。所谓民间最重要的学问应该是以博采知识与见闻为宗旨，否则就不能振兴学问，民权论也是无益的空谈。

如上所述，学问之道是很重要的。就今天的实际情况看，我没抱很高的期望。对农村中地方学校的学生来说，高尚的学问是最为完善的。年龄既长，已经到三十岁左右的成年男子致力于洋学，我认为是无益的。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首先必须大量地阅读一般作者的译著，了解今天日本的法律，学习掌握通用文书、诉讼状、申请书等文稿的写法，不依赖他人自己便可挥笔成文，那么社会上的人们虽常常谈到村庄区户长愚昧、文盲，愚昧也好，文盲也好，我认为区户长具有符合自己地位身份的知识文笔，与其他平民相比还是超出几等，居于上流。如果今天每一个人的知识都能再提高一步，就会处于今天区户长的位置，区户长便会从他们中产生，成为更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样人民在社会中的权力会比现在大百倍。所以民间的学问未必都是高尚的，但愿人们扩大某些见闻，减少某些见闻，更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

测定人的智力进步程度，从地方的信件数即可略见一斑。根据邮政局的数表统计，明治九年七月到十年六月，全国邮政件数总计38321971件。其中东京局是15103000件，大阪局是2788000件，京都局是461000件，爱知县965000件，青森局257000件。东京是国家中心，邮政件数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大阪居第二，京都居第三。仅就爱知和青森相比，爱知人口是121.7万人，青森人口是47.3万人；再分别与其邮政件数相比，爱知平均每人8份，青森平均每人5.5份。即爱知县每百人中平均每年通信80次，青森县则只有55次。从这一实例中便可获晓“东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今后，期望全国人民重视学问之道的学习，不断发展工商业。随着人事交往的繁多，通信件数会逐渐增加，各地邮政事业的发展会像东京那样繁盛。如前所述，三十岁左右的人若没有条件进学校学习，可以向就近的人们请教或请求加入文学会，不一定非聘教师。互相用书信往来的形式研究讨论一些诉讼事宜，也是极为有益的。我已经鼓励有些人这样做，目前有的地方正在具体实施。说明任何学问之道没有固定模式，关键是注重实际。(https://www.daowen.com)

博取知识还必须勤勉治学，二者必须保持平衡。好高骛远，舍近求远，追求高深的学问而忽视基础，则会一事无成。这一弊病在学者中常见，往往沦为笑柄。更不用说普及他们所提倡的民权论问题。最近有一位士人由京都来东京，到舍下造访。他是一位老成的洋学先生，以精通经济而著名，曾发表过不少有关内外财政贸易利弊的论文。谈话中涉及到货币之事，他慨叹金银货币的匮乏，认为京都和东京的不同之处在于因金币短缺导致价格昂贵，五天前离开神户时，那里的金币价格和东京的市场价相比，一百日元能差三日元。我对这位洋学先生的看法不枉加评论，只用一例便可证明他的疏忽。东京和神户有电报通信，运送货物的轮船每周至少往返一次。如果说一百元的金币有三元之差，那么用一封电报通讯买卖三万日元，则可获利九百日元。这对两地的商人而言，谁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可见京都、大阪、神户和东京的货币价格大体是相同的。这是常识，稍懂商业买卖实际情况的人都明白。而这位先生只懂经济的主义却不懂得实际情况，只能谈论天下之大计却不了解今日的财政，是一位不会运用知识和学问、脱离实际的人。打个比喻的话，如同学过剑术的操作法而不会比赛，懂军事学的名人不会指挥作战一样，必然受到他人的轻视。而且，这一流的学者先生们如果作为民权论者中的一员，以社会的眼光来看，也必然被民权论的社会舆论所唾弃。

明治十一年（18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