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学问的独立

七、学问的独立

若探究学问和政治的目的，不外都是为了增进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学问不是政治，而且学者与政治家也不同。主要原因是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与今天的社会实际生活相去甚远，而政治家的工作往往是些日常的人事活动。国家就好比人的身体，由学者和政治家共同来保护。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治病救人，学者的作用则是教授养生之法。有史以来，智德不完善的人类社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可能会生病，承担治病任务的是政治家，这是一项很繁忙的工作。学者靠教授日常的养生之法来告诫社会，起到预防疾病或者即使发病在早期就可及时治愈的作用。学问在这里起着很大的间接作用。例如以前《时事新报》社论说，我国正值开放初期，攘夷论盛行之时，一些洋学者靠说教西洋诸国的事情，不是教给日本人开国的养生之法，自然也不谋求根治日本的锁国攘夷之病。学问的效力虽然如此巨大，但学者直接参与当前现实事务却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情况，世界古今也不乏其例，这和养生学专职医师治不愈病但不让病发展是一个道理。如果学问和政治完全分离，互不干涉，那么对整个社会及双方都是有益的。在西洋诸国就有执政者靠文学治国而为害于社会，饱学者在政坛上被人嗤笑的先例。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重用了一些老儒，不但没起什么作用，相反不少人因不胜任藩士之职而丧生，这就是养生法和治疗法相混而造成的恶果。

学问和政治二者分离，对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今天的日本政治和学问分离，即文部省和工部省直辖的学校与本省分离。维新初期，有关百事待举，这本是统治者之事，实际上却在公私关系上失去了明显的分界。新规定的事业一切归于政府负责，如果工商琐事也属于政府，那么属于校方的应是在文部省、工部省中设立学校。现在正值整顿十六年间的政事时期，若吸取欧美文明国家的经验，在政府中直接开设学校，招收学生，行政官既从政又教学，这在外国也是少见的，与我国现今的社会时势不符。本来做学问是不分地点和场合的，任何地方都是学习的场所，但一涉及到政治社会的实际却不是那样。如前所述，国家的政事应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实际情况，采取随机应变的政策。例如，为防饥饿要有救恤的准备，为防外患必备兵马，纸币贬值就补之以金银货币，贸易的盛衰由关税变化调节，等等。简言之，要重视政策的灵活多样性。如果国家的学校也纳入到行政部门，学风自然也要受政策所左右，随机应变的策略是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政治家不应忽视的问题。学问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不易发生变化的。现在文部省制定的学制基本与政治没什么关系，如学校的教则，一般没多大变动。内容上重视智育、德育、学术以及体育的养生之法等，大概是学习西洋文明的结果。可以说这种学制是完善的，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学制的实施者既是行政官员又是教员；学则中对具体细则和基本的学风没有明文规定。这说明人们的思想认识还是摆脱不了来自当前的行政束缚。行政的性质不是永恒不变的，是随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学校的精神、风气也必然随着发生变化，这就失去了学校的本色。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是经常变动的（称为动者），学问则是恒常不变的（称为静者），要使二者同步，必然会出现弊端。如社会局势发生变化，青年学生便随意地谈论政治，读一些有关政治评论的报纸等，对社会妄加评论。我反对这种做法。作为学者应以保持学者本色为宗旨，若行政官员干预学问，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以学者身份出现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行政的性质灵活多变，变动不居，忽静忽动，或走向极端，致使学问也随之变化无常。这就是学问和政治二者之间密切联系造成的弊病，也是我期望二者分离的缘由。

学问和政治二者密切联系之弊，不是我的发明。日本自古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却是分离的。远的不提，仅就德川时代而言，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三百个藩都设儒臣之职对其子弟施以教育，儒臣很受尊敬，享受很高的荣誉，藩主称儒臣为师。尽管如此，其尊敬只限于学问的范围内。关于政治，则不容许儒臣插手，甚至称他们为“穿长袖衣服的人”，和神官、僧侣、医师一视同仁，不准进入政厅，也不许和其他的士族交往。既便是德川幕府儒臣林大学头，其身份地位仅次于老中、若年寄[1]，而在旗本[2]之上席，但是在施政上却不具有丝毫权力，对国家大事只能通过政府机构提出咨询，充其量只是顾问。对此情景，有的人叹息地说，这是武人的政府，轻视文人之弊。我辈之见，与此完全相反，认为这正是德川幕府的一贯制度能得当之处。政府不论是文是武，如果允许掌管子弟教育的学者参与政事，则成为国家之大害。当时如果身为大学头的又兼实际的行政官，林家的党羽甚多，并善于评论，政府之中林家势力立即强大，形成林家的一政党；而其党羽的力量又不足以统治全国，反之将产生反对的敌对者。林家控制的官立学校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在实际执行中，无论是在首都的家塾还是在地方的藩立学校、私立学校都有反响，或服从林家或反对林家。靠谈论学问来直接传播政治主张，虽说不能与中央政府相对抗，但会达到全国混乱的局面。德川政府的统治始终没有出现这种弊端，不能不说是教育者与政治分离的功德。

有人说，学问和政治本来不同。理由是：在治学场所禁止谈论政治，不准大量阅读政治书籍，甚至应制定法律规则，使二者界限分明。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例如应制定什么法则来检查监督治学场所？如果管理教育的学头是行政内部的人，不管学生能否接受，一律禁止学校学生谈论政治。对于社会上有些关心政治的时事评论家的言论，若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就禁止接受，这本身就含有反对和排斥其他党派的意味。例如，要禁止某件事，学生便从禁令中知道了应该采取的政治立场，口头说是不谈论政治，实际上还是给学问加上了政治的色彩。本来允许人们持不同的政见，但像法华宗的僧侣不提倡向众人诵经念佛，却不反对提出自家的主张，这便是法华宗教化的意义所在。对学生施以政治之外的教育，领导者持中立态度，禁止念佛却要人有拜佛的欲望，不信自家的宗教却又不许信别的，实际上还是强迫人们信仰自家的主张。他们给学校以读书、言论的自由，是想借学问的作用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如前所述，林家及其他的儒家之流像德川初期的天海僧正，曾宣称不干涉幕府政治，而有时却也参与政治，这不是偶然的。相反，像中国赵宋时代的“朋党之争”，近世日本水户藩中正党奸党的骚乱，都是教育家关心国政之先例。由学校的朋党涉及到政治，用政治党派的观点煽动学校的学生，其余毒波及整个社会。一些持有政见的行政官员统治着学校，要求学生按他们的意志行事，使各校之间因政治主张不同而互相敌视，他们却声称这与政事无关，只是学术上的争论，就像武术有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一样，并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可是，学校中由于为政者的参与，致使各校间为了竞争之便，使其学派带有政治色彩以致变为激烈的行动，其恶果是不可估量的。这是值得治国者注意的地方。

多年之后在我国设立了国会，社会上也常有关于政党的传说。设立国会之后，日本还没有任何公开的所谓党派的政治。虽然对设立之后的情况今天无法臆测，但对政事的主张却众说纷纭。政府像西洋诸国一样随时间推移不断更迭，政治方针也因此随之变化。当时全国的学校附属于文部省，政教合一，以吏为师，政府的方针一变，学风也随之附和，这是天下文运之大不幸。例如，政府当局担心一两年内会出现收支的不平衡，不敢提倡振兴贸易，这是忽视了发展生产、振兴工商之道的重要性。因此，必须考虑振兴工业和经商之方略，鼓励对后辈青年进行工商知识教育。当听到外国政治局势动荡时，既要分析欧洲各国的形势，又要考虑东洋全局的形势。假如近邻中国某位大臣执政，便要思虑其政略是否会改变；为了防备不虞之患，就要作出周密安排，当务之急是加强战备振兴士气。学校教育也不应流向文弱方面，最重要是奖励尚武精神。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原想通过讲习工业商法来学习发展生产之道的学生，也摒弃经济书而研习兵书，萌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恰似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软弱而多变。分析一下一两年内贸易收支不平衡之原因，只不过是邻国大臣的更替造成的。在贸易往来过程中，政治家起很大的作用，他担负着制定政策的重任，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可是这种政策的变化却影响到近百年的教育。政治和学问相联系，当前者发生变化之际，后者也常常随之发生动摇；变化愈大，影响也愈大。举一例来看，旧幕府的江户时代设立的开成学校，教学组织相当庞大，可称为日本洋学的中心。一旦幕府垮台，学生和教员立即流散四方，学校为之一空。虽然东征的王师不想毁灭开成学校，但是日本的洋学却和幕府一起覆灭。究其原因就是开成学校由幕府所设，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言之，开成学校同幕府的朋党有密切联系，学生和教师自身也都是其党派的成员。

这些人忘记了学者的本分，被世界形势变化所迷惑，只顾眼前之利害，而东奔西走，有的宣言“勤王”（江户末期拥护天皇亲政的政治活动），或口称“佐幕”，以学者的身份做政治家之事，这真是罪过。当时如果开成学校与幕府政权分离，脱于政治之外，真正做到无偏无党，教师也是有胆有识、特立卓异的学者，就不足以害怕东征的骚乱，就会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治学，以续文脉。正因为学校组织不健全，学者文弱无力，才呈现出这种丑态。维新之后文部省的设立，使日本的学问复苏，但中间前后数年有一段空白，这真是学问的一大不幸。虽然今天的政府与幕府不同，社会没有动乱，但是政治和学问搅在一起是有害无利的。古今有过教训，这是不可掩盖的事实。又如维新初期，神道者想为社会做些工作，其功德还未表现就发生排佛运动，禁止神佛同居，刺伤了苦心追求僧侣生活的人们的自尊心，全国神社佛阁的壮观美景遭到破坏，直到今日仍冷冷清清。这是人们不解神道亦是一种学问之故。治学允许有自己独特的主见，这种主见可与其他学派不同，甚至相互竞争，以致达到相互敌视，但与政治却毫无关系，应靠各学派自身思想影响的大小来发展自己。王政维新之际，学问在很大程度上靠近政府，依赖政权，轻率地任意活动，产生了与学问不相适应的波及全国的大变动。应该说这是学问和政治相互密切联系造成的弊端。

暂且不论维新前后的大事变，平时社会上谈论政治的热度也在升高。这种风波波及到学校，使其也难免受影响。统治全国学校的行政官以行政手段来管理教育工作。再看各地方的政治家们，如反对政府或持不同政见时，本属于政治问题，却影响到所辖的学校，以致本来是超脱政治的学问也无端地出现了政敌。既便是今天在学校采用教员时，也要问其政治主张如何。如果是很难坦率地回答与某政党有联系，或在雇用小学教员时，某个人在某次关于现时政治的演说会上博得听众喝彩，就给予优厚的工资，也不问他学识水平如何，只以议政的优劣来评价。应该说这是以热心政治来戏弄学校，双方都在为学问寻求政敌。本来学问和武术、美术一样与政治毫无关系，当然不论政治观点如何，只要有教学能力的人都可以做教员，但现在却要考虑其政治主张，以议政的优劣作为用人的标准，这一点尽管为世人所忽视，其实恐怕正是灾难的征候。试推测一下未来的社会状况，日本学问不幸之源在于附属于政治，将严重地重蹈中国宋朝和旧水户藩的覆辙，令人不胜忧虑。

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灾患的发生。我认为，其方法只有将现在的文部省所辖的学校与本省分离。既然要维护帝室的统治，就要让民间的有志之士参与管理，形成统一的私立学校体系。靠帝室暂时资助巨额贷款，建立牢固的基础，或每年靠帝室赐予一定数量的贷款来保护教学活动，这对帝室来说不是很难的。例如，本省为直辖学校每年资助费用50万日元，暂时发资金500万日元作为学校私有金额，将这些贷款的实价用公债证书方式寄存在政府，每年便可得到50万日元的利息。名义上是资助500万日元，实际没有得到现金，只是以大藏省中储蓄的公债证书为凭证。这一巨款是恩赐于民的，私立学校有了50万日元的资金，就有了活力。就此再召集全国有识之士召开学事会议，确定管理学问事业的中央局，授予文书学艺全权，讨论教育方法，审查著书的质量，探讨古事，研究新说，规定语法，编写字典等，统文事于一体，建立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文权本体。过去德川政府银行有这样一件事：旗下之士领取廪米的时候，用“米几石几斗”的米字计数法，代替了过去画竖杠记数的方法。林大学头的收据用楷书写“米”字，但银行会计员说是违反常规，不予承认。对此林家不服，管家与银行职员间发生了争执。于是银行职员和大学头直接举行对话。大学头进行申辩说，写“米”字可以使那些不识日本国文字的人都能理解。结果号称政权中具有全权的银行会计员为此失败。这是事实，还是好事的人编造的奇怪的笑话，我不晓得，但是从中可以推测出林家掌握着文权。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没有了上述的奇闻，尤其庆幸的是设立了学事会，我们期望着它能像昔日的林家那样。学事会的人掌握文事方面的大权，与政事完全相脱离。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担任学校教育事务的人再掌握一些政事之权。从政权角度看，学者不干涉政事，政事也不妨碍学事，政权和学权二者分立，这样对施政和为学双方都有利。

如上所述，不能废除文部省。文部省作为行政官具有一定的管理全国学事工作的权力，例如，命令各地调查适龄者就学的人数，统计就学人数、人口和就学者之间的比例，或具体审查各学校的地位、履历、资金的来源及保存的方法，经常派一些官员到各地监督工作等，一切有关学校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皆是文部省的职权。况且，《强迫教育法》的实施必须靠政权和权威力量来实现。我认为，实施强迫的方法，规定全国各地不分男女只要是适龄儿童都必须就学，这是今天日本的当务之急。倘若对学校使用什么教材，采用何种教学方法等都要具体规定，这就不合适了。学问上的事情应由学者组成的学事会来决定，学校监督报告的事务则要由文部省来承担。最好是学事和日常琐事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正像海陆军中，指挥军舰在海上作战或指挥骑兵部队是军人的事，没有亲身的实地经验和不明兵法的人不能胜任。但是，海陆军队不只靠军人统治，没有制定军纪的法学士不行，没有治病的医学士也不行。行军时的辎重、军粮之事，日常的会计簿记之事等，千头万绪都是舰队支队以外的事务，其重要性与作战事务一样，二者都不能忽视。庶务和战务相互配合才能构成海陆军部队，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对全国学问之事，负责制定教育方针并指导年青一代、传道授业解惑之人，一定是从少年时起就亲身接受过教育、有教育实践经验的人。也就是说，作为学者，应让其做些管理学事教育的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说，全国的教育事务不只应由学者担任，要想井然有序地管理好教育事务，还必须依靠行政的权力，必须依赖所谓事务家的劳动。学者靠政权的力量把学问强加于人，事务人员不懂学问随意管理，正像军人兼任海陆军的庶务，庶务官员参与指挥打仗一样，双方不仅劳而无功，相反有碍于全面工作的进行。让海陆军的医学士、法学士或会计师指挥战士操练，命令抓住时机进攻退却，其困难是尽人皆知的。而政治行政家议定教育方法，撰写书籍，指令学生体操的进退，其难处却不被人所知。我相信，我的比喻一定会符合一些人的看法。

靠帝室保护私立学校的事务时，也有资金的合理安排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帝室原有的不动产拿出几十万日元来扶持全国的私立学校完全不成问题。一时支付巨额的资本，并用资金证券形式付给，这和永久贷款形式一样，对帝室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今天政府财政困难，帝室的经费也很难增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仅国库收入丝毫不能增，同时又要解决实际问题，权宜之计就是将文部省、工部省与学校分离，由本省将给各校的经费省出一部分归于大藏省，直接增加帝室的经费，帝室用这部分资金扶持保护学校。这就很容易地解决了学校和帝室的经费问题。官立学校变成私立之后，学校当局一定会把这当做自己的私事，自然会产生一种质朴勤俭之风，费用上比以往有很大减少。即使不减，也能用和过去同样的资金来办许多新的学务。不是说今天的官立学校滥用经费，而是事务有公私之别，费用自然有多少之别。众所周知，这次官私变革，靠国库支付给学校的资金一定会很充足。(https://www.daowen.com)

有人认为，废除官立学校，一律改为私立，其私立学校总理以下教员仍任用从前在官立学校工作过的人设立教务会，负责学事，这一做法很好，但是作为总理教员在私立学校中失去了为官之荣誉而感到痛心这是事实。这种说法完全是俗吏论，根本不了解学者的心态。再退一步说，学者中没有那么庸俗的人，或以当官为荣的人，即使有这种人也很容易处理。首先以利禄来说，不管学校是官立还是私立，都发给薪水，没有利禄的按地位由帝室赐予位阶勋章，通过这种渠道网罗天下的学者。这样，有位阶勋章的不限于政府部门。若官吏辞职，便失去原有的位阶勋章。像华族步入官场也能得到位阶的恩赐，以光宗耀祖。因此，位阶勋章不是在政府中任职的劳动报酬，而是日本人中出类拔萃人物的一种标志，表明其具备在政府任职的才能。在政府中，一等官是最高的官职，德才平平者很难胜任，只有德才兼备，且无过失的杰出人才才能充任。其天赋和才德与生来的教育都是第一流的，便赐予一等勋章，授予显赫的位阶。官吏工作报酬以月工资形式付给，按劳取酬，即付出百分劳动，得到百分报酬，这几乎与买卖没什么不同。同时还有一种靠营业度日的仕官，除得报酬之外又赐予勋章，不拘于贡献大小，只用显示其级别。政府虽不是有意地赐予仕途之人，但是官职的作用是衡量人的地位的计量器，靠一次测量结果赐予位阶勋章，其地位终身得以保障，至于本人的能力如何则不管。也就是说，辞职的官吏仍保有位阶勋章。

位阶勋章由帝室授予，与政府官员毫无关系。帝室是整个日本国的帝室，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和帝室原来是互不影响的，中立的帝室负责帝国全面事务，主持公正。从帝室建立以来，政治的社会、学问的社会、宗旨、道德、技艺、农商等一切事务都是重要的事务。在这些事务中，为表示赏识超群人物，帝室便授予位阶勋章。人类社会之事千绪万端，并不只是由政治组织起来的；人的功用也是如此，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即人们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从事何种工作自然有各自的长处。有擅长农商的，有擅长工艺技术的，也有擅长学问和政治等，不应相互排斥；擅长某事的，就是其长者；擅长某业的就是某业的长者。因此，授予他某业方面最高荣誉也是很自然的。例如，“大关”是相扑的最高级别，九段是围棋的最高段位，同一等官是政事的长者一样。那么，生来有志于学，愿以毕生精力从事自己的研究或教导他人的长者，是学问社会的长者，也和一等官是政务之长者一样。可是为何相扑的大关、围棋的九段不能得到同太政大臣一样的荣誉呢？主要是相扑和围棋与政事相比有轻重之别，由于这种差别，双方不能相提并论。如果着眼于一国文明的进步而将政事和学事作一比较，则很难判断孰轻孰重。学者以治学为重，如同政事不能具体讨论儿童的游戏问题一样，政治家也蔑视学问，认为是不实用的老朽的空谈，这是双方的偏颇之论。平心而论，政事和学问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重要事业。政事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首当其冲，学问则是长远之计；政事维护当前社会的安定，可以使学者安心治学；学问则教育人才，可以培养造就出政治家。双方丝毫无轻重之分。

为了一个国家的文明而重视学问，既然已经明文规定下来，因而尊敬学问社会的人，并授予位阶勋章，便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什么震惊天下人耳目之举。即学术社会的上流人物和政务社会的上流人物真正处于同等地位，毫无贵贱之分。相互间不干涉对方的事业。通常说的在朝廷里重视地位，在民间重视年长者，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官职高贵，与民间的交往无足轻重，更何况对学问社会来说，与政府的官途不同，其地位尊卑是无效的。在法兰西的大学校里，拿破仑一世能任学事会的会员，而拿破仑三世则不被允许。这就证明法国学权之强大。在日本，政府的官职只是任职中的等级，其他职业不设位阶勋章制度，尊卑只限于政府中官吏间的相互等级关系，在政府之外并不通用。如同我这个公司中职员的等级对其他公司没有影响一样。假如要制定一项不论人的职业而只看其身份高低的法令，其法必须适用于全国人民，而不应有政府内与政府外的差别。官吏是日本政治社会的官吏，学者是日本学问社会的学者，其事业虽然不同，但其人的贵贱毫无差异。只是此人在偶然机遇下有志于学术，并安心于学者之业，因而没有得到表现其身之荣誉的机会；另一个人有机会当官，从事官吏的职业，从而利禄和荣誉兼得。这不能说是人事上的公平。当然，如果用高尚的大道理来说，位阶勋章不过是庸俗的荣誉而已，何足挂齿。话是这么说，似乎是学者们的普遍声明，其实未必如此，真正超凡脱俗、置身于荣华富贵之外看不起世俗的人，在学者中不到百分之十，在一千、一万个人中也难找出一两个人。更何况在日本国里应该得到荣誉的并没有得到；国民应该得到的东西，有人得到了，有人没得到，这就更使人增添了侮辱的念头。因此，期望今天的学者们淡于名利，超然于尘俗之外悠然自得，这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为了表彰学者的荣誉而赐予位阶勋章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把位阶勋章只赐给政府的官吏，的确令人震惊。所幸的是这次把行政官直接管辖的各学校都改为私立的体制，其教员都变为无官职的人民，自少年时起有志于学，逐渐成为钻研学问，并具有教育他人技能的人，在日本学问社会中被尊为“先辈”“长者”，因而理所当然地也赐给他们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位阶勋章。这不仅使本人得到满足，也体现了帝室的不偏不倚。通览日本的全局，对政治和学问一视同仁。

帝室已成为日本私立学校的保护者，进而还打算精选天下的学者给予特别之荣誉和年薪，让其从事所善长的学术研究工作。近年来西学进步尤为迅速，不光重视物理的发明，更重视将发明成果应用于实际中，以求得实效。姑且不论这些成果应用于工农业部门，即使日常生活中的灌水、烹饪、煎茶、点灯等方面也都要遵循学术要领，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学习。总之，西方近年已经经过理论的研究时代而进入理论的应用时代，正如军人已从军校毕业奔赴战场一样。相反，日本的学术十多年来虽有很大进步，但水平不仅没达到毕业程度，而且还需到外国进行强化训练，远未进入战场。在物理上没有什么新发明，而应用更是遥遥无期。在日本，医学的发展较早，医术也超越于其他学科，但今天仍不免有人时常慨叹不及西洋的发展。数百年以来，医学上不仅没有新发展，就连号称难治的脚气病理也未搞清楚。这毕竟不是医学士的愚笨，而是由于没有得到供学术研究的时机和资金。医学知识刚刚入门，有的人就到官府供职，或开业行医。供职，开业行医，未必是医士的本意，只是为觅谋生糊口之道。要糊口就不能为学，为学便不能糊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半天的修学时间都无法保证，好多人搞垮了身体，悲惨至极。（我曾认为，察颜观色是查病的最重要方法，若医师没有聪颖敏捷的听力，一定会出差错。培养听力要先选择精通盲语的人，听一下健康人的肺脏、心脏的动声，再听一下患者异常时的声音，将二者区别开来。以前医师用耳朵能分辨五种不同的肺心音，盲人又能将每一种再细分为二三种，这样，即可以区别出来十五种。倘若这个试验结果有效，则将其作为医学部音学的一课，使学生的听觉聪颖敏捷，其中的优秀者则专门以叩诊听诊为专长。医学的秘密正是通过这些渠道被发现的。）此外，还有理学、文学等。学者们在闲暇之余不是懒惰无为地消闲，而是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生来的习惯驱使他们不断学习，力求在学问上有所发现。这并不是出于为个人谋利，而是为提高国家的学术水平。又如著书立说，近年来世界上大部头的著作在数量和种类上有所增加，随着书籍的印刷发行量的增大，一些质量不高的书籍也多起来了。众所周知，其原因就在于学者没有深思熟虑、仔细思考的时间。意义深远的好著作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大的，与读者的因缘也密切，但在发售买卖上却做不到损益相补偿。和流行的质量不高的杂书相比较，好著作付出的心血劳动高出几倍，但所得的利益并不多，二者不成正比。大部头的著作不再问世决非偶然。学术上的确值得大家忧虑，其原因在于学者身无闲暇，家无恒产，根本缺乏研究学问的条件。如果现在帝室在保护私立学校的同时，兼顾学者的志向，并给予他们养老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从而安心于研究工作，就会一改我国学问社会的面目，扩大学权，赶上日新月异的西洋各国，达到与海外竞争的水平。从财政角度来看，一些在政府供职的人，未必整日忙于政务，每年却得到很多收入，这是一种浪费。政府中有闲散的官员，其中有不少是学者。他们生来更适合从事文教工作，委以政务则不堪其用，只适合于担任咨询一类之事，不便于做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人进入政府机构中，不习惯于衣冠束缚。若给予相同的薪金，他们还是希望置身于俗务之外，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精神上得到满足。元老院中即使有两三位学者也不能为其议事增添多少光彩；海陆军中有一两个文人，与战场的胜败也无多大关系。对学者、文人来说，提供咨询才为其所长。若从国之大计来考虑，给予学者年薪决非虚掷。

靠帝室保护私立学校、优待学者，不仅有助于学问的进步，而且有益于我国的政治。从广义上讲，政治也是一门学问，政治家必须靠学者来培养，学校是产生政治家的苗圃。那些完成学业的人要担任不同的社会工作，每个人出路相异，有工人、商人、政治家。有的人学成之后仍不放弃学问，毕生从事研究学理，或从事教育事业，即成为真正的学者。工商业者或政治家是寓知识于人类实际生活中，而学者则是终生为学。在一个国家中，政治和学问同等重要。必须不断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水平，使人人关心国家，热心议政，如果缺乏政治头脑，就如同汤虞三代的愚民，名为人，实与猪羊无异，不足以报国。若有爱国之心，就须关心内外政局的变化。政治家执政，参与政事，和工商业者经营家业，学者献身于学事一样。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民具有一般的政治思想水平，这同国民必须掌握基本知识是一个道理。对一个人来说，掌握一定的知识是必要的，但全国人民不可能都成为学者。同样有政治思想是必要的，但不可能都成为政治家。人们往往不思考这个问题，往往因时而变，政治思想重要了，就想成为政治家，准备终生从政；学问重要了，又想成为学者，打算终生治学。愿望固然不错，但是由于人的天赋有差别，家庭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几千万人不可能都成为政治家，也不可能都成为学者，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除专门从政或为学的人之外，多数人只求有一般的知识水平即可。在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特长，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样既有利于自家的生活，同时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政治和学问各有不同的内涵，但都是社会中的一门专业，不应互相干涉，各自为政。做政治家的已完成学业而为政时，也不能放松对学问的学习，要仕而优则学，但必须禁止干预学校教育方面的事务。学者以治学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也应加强自身的政治修养，抛弃叱咤政坛的青云之志，要学而优则仕。然而细察今天社会风气，政治家是利用教育为自身服务，还是自然地将政治思想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呢？教员、学生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各种政治主张的，这是政治家要关心的问题。当政治风气影响学问，并更广泛地波及到其他方面时，政治便成为第一位的要素，一切都要以政党来划分敌我，商品工业也成为政党笼络的对象，甚至医生诊病，寺僧或集会场所的主持人在就座时也要问清敌我。这种奇怪现象违背了社会的亲睦和人类相爱之大义。另则，学者倘若议政，就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轻易地解决温饱问题。倘若只顾埋头自家的学问，不仅生活没有出路，而且白白忍受了十年寒窗之苦。于是，学者为了受人尊重，便需弃笔从政。一些后进学生也都争先恐后跻身于政治社会，这不是人的过错，只能说是社会风气使然。现在的社会风气驱使天下学生涉足政界。对此，一些社会学家往往不去究其成因，而是一味地对现实社会感到惊讶，斥责今天的少年傲慢、轻浮，妄谈政治，缺乏自知之明。用他们的话说，这些少年是“醉狂人”。但这不是到了明治年间突然变狂的，其中自有原因，原因就是学生失去了在学问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其实例无需多举，在议论中也有把失去存身地位的称为左倾，得到其地位的称为右倾。得到地位的右倾者失去地位后又变成左倾。为何现在议论左右的人大有人在，不论自己还是别人都是如此。伐柯其则不远，以自心去推测他人。安抚他人之心关键在于安其身，安身是安心之术。所以我们列举了现在帝室保护私立学校，同时优待学者的先例。整个社会如果逐渐养成尊重学问之风，学者自然也就有了安身之地。除了专门从事工、农、商和政治之外，还应该以学问社会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不为政坛的波澜所动摇。我认为，直接制止一些喋喋不休的政谈，犹如以滴水灭火。扑灭大火之法比泼水更重要的是撤除燃烧的材料。所以，为学者开辟安身之地，以制止他们步入政谈，这也是釜底抽薪的根本方法。

明治十六年（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