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晓得汉学已经失效

各地少年轻浮、躁进、妄谈时事不知伊于故底，而且使社会安定受到妨害，对此我们深感忧虑。至于防止这一形势的策略，我的看法和治世家的看法略有不同。最近我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作了概要的论述。这些少年喋喋不休地评论政事，多出于无事无聊的心态。所谓无聊就是精神无所寄托，所谓无事就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不了解社会只从外表看如痴如愚，仅以少年血气方刚的气质，企图做各种各样的事，但却陷入轻躁与蛮横。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要使少年们感到有许多事要做。这样可以分散他们的精力。古人曰：人生识字忧患始。通过读书识字，可以了解许多古今的事理，这样使他们有事可做，不再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现在的少年多半有接受教育的天赋，并不迟钝。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如何？只局限在入地方小学，能暂时入中学的人很少。这些中小学的教学如何？小学的课本、中学的教学水平都不高。维新初期，公立私立学校中主要学习西洋的原著，明治六、七年更倡导以读洋书为正规，多聘用西洋人来教授。后来又改变措施，辞退了聘用的语学教师，改为教授和汉之书及翻译的书，把西洋的原著视做无用之物。招聘年老的汉儒做学校的教员，致使多数少年没机会接触洋书，只靠翻译的书籍加上洋学者的介绍来获得知识。（十年前，有个地方设立了洋学校，主要由政府管理。买进一些洋书、器械等对青少年实施教育，结果收益不大。忽然学校组织一变，不使用西洋书籍和器械了。这不限于一个地方，当时全国普遍流行。）这种教育的状况，只能说明对学术、对政治经济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三四年前设立了府县会，由政权参与的政谈逐渐在社会上盛行起来，少年们也不得不参加此政谈。这种政论多半是揭露当时的弊端，所涉及的问题甚多，从地方官厅的施政到警察巡查的一举一动，其根据也不过是从汉书或译书之类得来的见闻。地方报纸上的很多报道失实，这不足为怪。近年来演说中词不达义的现象屡见不鲜。统计一下这些人的姓名、履历及出现错误的次数，便可以发现：出现错误次数最多的人，其受教育的程度也最低，受教育的时间也最短；反之，出现错误少的人受教育程度都较高；受教育的程度与失误的程度二者是成反比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决非妄言。

现在的治世家果真有真知灼见吗？少年的轻躁真是学习洋学之过吗？正如用儒家学说、周公、孔子的教导来平息社会上的风潮一样，这实在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怜。少年的浮躁不是学洋学之过，相反是不知洋学之罪。试想善于进取者，亦是好的维护者。十六年来对国家的经营管理是什么的功劳呢？不外乎是洋学者们的功绩，即遵奉洋学者的教导做了事情。此间汉学与和学做了哪些事情？也只能说是没有妨碍文明进步罢了。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我国的文明有神、儒、佛教的功德，不能抹杀这一点，相反还应大加赞赏。但不能否认它们对近代的文明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其软弱无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今天如被暂时的社会风潮所吓倒，企图借助和学、汉学作为退守之策，应该说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不懂得进攻的人，岂能明白退守之策。如此下去，距今不过三年便有后悔之日。

在这里，姑且不谈和学汉学理论。先就今日少年们的浮躁而言，这是我们最忧虑的。预防它的方法在于在全国大力奖励洋学，学术、经济、政治学一切均以西洋的原著为根据进行教授，以使少年们知道学术之艰难，学问之高尚，这是惟一的良策。这样，可使他们心事繁多，有忧患感，再也无暇从事脱离实际的政治空谈。让他们品尝学术日新月异之真正意义，以达到其佳境，并引导他人也进入此佳境。为此，只靠报纸、演说来宣传其实际情况，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它会令人失望，甚至迫使人在失望之余放弃学问。此乃学者的一大忧患。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如果不学无术，只顾眼前的小利益，当一旦要决定一国之大计时，则不免将天下公众引入歧途，白费心机。政府当局中缺乏胆识的人不少，更糟的是对这些人不加申斥，不加责备，对其无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想把光明正大的论锋导入其中，是很难的事情，往往令人失望。这也是学者明明知道的忧患。既然知道了这个忧患，也就找到了产生轻浮、暴躁的社会原因。因此，当今的治世家如果真的担忧社会上的轻浮、暴躁者，就应该引导少年们认真地学习西洋学，此外别无好方法。这是浅显易懂的道理。若看不到此浅显易懂的道理，只顾眼前的利益，使本来就缺乏文明的少年更得不到接近文明。尤其是将孔孟之教定为基础，来制止今日的人心波动，束缚人的思想，以便经营文明昌盛的社会事业，这不仅是脱离实际的迂腐，依我来看，简直就是极端的迂腐，极端的轻浮行为。(https://www.daowen.com)

明治十六年（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