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村栗园先生
最近几年各地纷纷建立小学，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教训。这就是只注重传授技艺，不注重传授道义。这种情况使我深感不安，于是写了《小学教则》一书，阐述了以孝悌之道为先，继之以技艺的宗旨，奉劝当政显贵应该对世间的教育鼎力相助。屡次收到华涵，谨致拜读。对此事我虽忧虑重重，但只是时机成熟，天下大势所趋，自当有所归复。我为此感到一些安慰，如上所述是愚见的大略。
旧幕府时代日本全国从事学问的只限于士族，士族以下读书者很少。不只少，在政治上、风俗上也有禁止他们读书的趋势。民间没有搞学问的出路。惟有士族占据国内的好地位把学问垄断为私有，道德、技艺无一有遗。当时日本国内的文明教育，可以说完全是士族的私有。时至今日，还要在旧藩士族中找品行高尚的人。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种士族人数不多，全国人口3500万，他们不足十七分之一。所以，教育的普及只是十七分之一，学校、家塾、教师、书籍、仪器，所有名之为教育用具的都只是适用于这十七分之一的数量，并没有严重的不足，这是德川时代教育的大趋势。
然而，明治维新以来，世上越来越明白了学问的重要性，士族以外农工商的子弟也知道了必须受教育的道理，于是政府首先设文部省，奖励普及教育。有志于此的君子仁人纷纷著书立说，使人们备受鼓舞。但是不论如何，办教育的盛况徒有其表，名实不符。这是有一定缘由的。
有识之士著书劝学，政府官吏也费尽唇舌鼓励教育，其成绩日益显著。但这只不过是让民间知道了教育的重要性，从而解除了德川时代推行的禁止民众读书的禁制，人们还无暇顾及学习的方法，即使要整理这些方法也是与实际相去甚远。如前所述，从前在日本国内受教育者只有士族的子弟，其中能够好好读书讲经的入学者也不过有一二十万人。总之，日本国内只有近20万学生。学生不足20万，教师的数量也相应不足。假设一名教师平均教50名学生，教师则有四千多人。然而据明治七年文部省年报统计，府县公私学校学生有1730179人，教师37736人。这3.7万多名教师应该到哪里去找呢？没有能够胜任的教师，这是不言自明的了。仿佛盛大的宴会，宾客云集却没有主人一样，宴席上没有主人，宾客无论如何是无暇顾及佳肴的。只让宾客们就餐这只能治一时饥腹。现在的小学教则不完备，只能教他们认字识数，却看不到以一定的规则发号施令，使教育循序渐进，井井有条。这是因为找不到教员，不是找不到，而是求之不得。
既然没有教员，那么就是把教则、课本改得再好，也收益不大。特别是孝悌道德的宗旨并不是有形可循的表面文章，教师品行温雅诚实，一知半解只能使学生受到坏的熏陶。譬如有一个完美无缺堪任教职的人管理现在的学校，使用现在的教材，遵守现在的教育规则，这样就能够把学生引入孝悌之道吗？再看看古往今来的事实，有的根本没有可读的书不是也能把弟子教育得很好吗？由此我们即可以知道，当今小学教育的不足之处不在于缺少教育规则，而在于教员欠佳。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教育的主要趋势。
我们并不是以孝悌之道为非。人的品行是不可缺少的，重人品从年少时起至今没有变化。然而重人品之心不只我一人有，天下人均有此心。假如有人自己不行孝悌，看别人行孝悌就感到不悦。可能有这种人。可以说不孝不悌是人心所恶。这是天下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孝悌与否，早晚要成为世间舆论的归宿。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事实，因为近年急需教师，来不及在选择人品上花时间，只要他是识文断字的人，他的品行即使用于巡查也有很多缺欠，却还要用他做教师。而这种风气是决不可持续下去的。经济论认为供需是相对的，随着教员供给的增加，需要会越来越减少，选择的标准也应越来越细致。使渴者饮水是容易的，其渴既解，人们就要选择一个饮料了。所以小学教员今天乘众望所归占据了容身之地，洋洋自得，忘乎所以。更有甚者，一些轻薄无知的青年口出藐视德行的狂言，混淆世俗的视听。这些都是暂时的，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世俗的视听虽俗，却又极聪敏、颖慧，力量无穷，决不能容许这种轻薄无知。今后随着每年每月教师供给数量的增加，也必将有选择、考试、淘汰，分清瓦石糠粃之日。现在教育法已比较熟为人知。在缺少教师的地区，若有两名年龄、才学相同的人，一定要问问他们的品行如何。一个人才学有所不足，却可以以品行的长处来补偿，世间似乎反而喜欢这个才学不足的人。如此可见人心所向。这就是我所推测的今后教育的大趋势。(https://www.daowen.com)
先生命我为现在的教育进言，而据我所见，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的。现在教师不乏才学，往往能够谈得投机，特别是热心思虑教育的利害得失。但不管怎样，天下大势不是一两个教师所能左右的。大势犹如载天下之舟，现在的教师不过是一两个船员，他们的作用不是激起风波浪涌，而只是躯身前行，就连船的快慢也不是一两个船员所能决定的。所说最近文部省要改革学制，其中定有奖励孝悌的目的。这虽然很好，但据我所见，即使用学则来约束，也难以实行。现在的学则虽好，却只是表面的，还要等到来日教员的品行提高，还要期望能够灵活运用这个学则的时机的到来。
先生又说我若把行孝悌之道搞得过分狭隘，是不足以实行的，可能与家父在世之意背道而驰了，以不孝之罪来责怪我。我一听不孝之名就战栗不已。不幸的是我生下来18个月，就失去了45岁的父亲，一兄三姐，只有我没能记住先父的容貌。我不仅是个不幸的孩子，也是五个同胞中最不幸的一个。既然在父亲生前未能尽分毫之孝，可在他死后我却片刻没有忘记不能辱没了先父。家母四年前过世，我能侍奉她四十来年，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先父言行，家母在世时曾详细地告诉过我。他的品行严正端庄，并且文思敏捷，我羡慕至极，坚信无疑。对此，先生幸而是赞许的吧！先生也以在家父在世之时讲习经义作为文章之意，认为家父是欲行孝悌之道的人吗？我既是欲行孝悌者的儿子，便深信他的言行。我弱冠时即入洋学，不曾见儒学的奥秘，又加之才疏学浅，不知道为何物。但先人言行果真是儒的话，我也就是个对儒道坚信无疑的人了。然而先生却看我不是十分喜欢儒道的人，这也是有缘由的。二十多年前，我从事洋学学习，这不仅是违背天下人心的，就连亲戚朋友也很少有人赞同。我只得到先妣之兄的许诺就悄然苦学，渐渐得以窥见洋学一斑。正在这时攘夷之论风行天下，搞洋学的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无容身之处。劝学求知是古今常事，但当时搞洋学的却担心不已，隐姓埋名。然而再看看那些提出“攘夷论”的人大多出自儒家之门，表面上提倡孝悌忠义，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是没空听他们的，只求敬而远之。“攘夷论”和“国权论”在基本构成上没有异同之分。我们主张国权大义的心情二十多年来没有丝毫变化，我期望今后至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只是不知为什么，当时提倡“攘夷论”和提倡“洋学论”的人仿佛水火一样不能相容，没有辩论的机会，所以只好暂避一时。所以说，我并不是不喜欢儒道，而是不喜欢当时的儒家们，不喜欢他们，惧怕他们，避之犹恐不及。这就是我不喜欢儒道的缘由。然而事情既已过去，现在又要论述和思考一些东西。可以说洋儒混同，几乎看不出互相悖逆的痕迹，这是天下的福音。只有在今天劝学问和修品行都势在必行。就像教导熏陶别人一样，虽然并不是我所希望的，但也不失为我身心所在，保持祖先以来正洁的家风，不要辱没故去的父母，这是我终生的愿望。只要不辱没父母，自己蒙受耻辱算得了什么！祈请谅恕。
谕吉 顿首拜答
明治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明治十一年（18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