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德育
氰酸是剧毒，稍触及舌尖立即致死。吗啡、砒霜性稍缓，致死则稍需时间。泻药大黄，如不经过两三小时以上，肠胃则无反应。由此可见，药性不同，反应也各异。又如施肥于草木，因肥料性质不同，其效果也有急缓之别。蔬菜之类施肥后三日，叶色即可变绿。在寒冬中施肥于树木，则需来年春夏方可见其效验。现在，试以人心比做草木，以教育比如肥料。对人心施以教育，三日可否见到效验？答曰：不可。施教于今冬，来年春夏可否奏效？答曰：亦不可。指导少年学习，从习字、读解开始，逐步提高，直至稍明事理奠定志向，快则需五年，一般需七年。若与草木施肥相比，应该说是反应最为迟缓者。
草木虽因施肥而枝繁叶茂，但这只是助其生长。其生长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空气、阳光与土壤的滋润。如果空气干湿失调，太阳光热受到遮蔽，土质瘠薄而滋润不足时，即使施肥，也收益甚少，甚至毫无功效。教育的作用也是如此。人的德智虽说因教育而得以发展，但也只能助其发展，德智的根本在于前代遗传之功和养育其人的家风以及社会的舆论、风气。如抚养虾夷人之子，即使施以最好的教育也难以使其子在一代内成为一流的大学者。源氏子孙之所以辈出武士，应视为遗传功力的实证。又如把武士子孙置于商人家庭抚养，自然形成商人气质；把商人子孙置于文人家中抚养，自然有志于文。众所熟知，从幼小时亲手管教的孩子，虽非嫡系血统，仍能继承养父母的气质。可见家风在改变人的品质上有莫大的威力。再如，战国时代武人辈出，甚至于出家的僧侣也参与干戈之事。这在叡山三井寺等的古史中已有明文记载。社会公众舆论，即当时的风气，竟使以慈悲为怀的佛门弟子去干杀伐的恶劣行径。上述种种，都是使人的德智或发展、或退步、或变化的原因，其力量甚至超过学校的教育。学校教育固然不可轻视，但是古今的教育家对它的作用估价过高。有人以为，只要把子女送入学校受教育，就自然可以陶冶出所期望的人才，这实在是想入非非。其不切合实际，犹如置空气、太阳、土壤于不顾，以为仅靠肥料就能使草木繁茂生长一样。
谚语有“耳濡目染、不学自通”的说法。常在寺庙旁游戏的儿童自然习惯于佛法而沾染其风气。可谓近佛者则佛，近儒者则儒。受周围空气的感染，被社会公共舆论所感化，其势难以阻挡。即使是独立自主、精神很强的文人，也无法独善其身。恰似居住在传染病地区内，很难幸免不被传染。独善其身，固然可嘉，但也有其一定的界限。处于复杂的人类生活中，欲超越此界限而独善，是绝对行不通的。例如语言，即使居住在某一地区独往独来、百事不求他人的人，但其语言仍然使用方言，隔墙听之也完全与当地人相同。如问其方言从何处学来，实际并无人教他，而是无师自通的。应该说是从地方的风气学来，或者说是地方风气强化的感染。不仅方言如此，从衣服饮食之类到家室庭院装饰玩物，都不能摆脱时尚的影响。可谓衣、食、住、行无不受潮流所左右。由此看来，人恰如社会的奴隶，受社会的压制丝毫不得自由，古今中外任何有名之士从未有能摆脱其压制的。有形之物如此，无形的德智更无理由摆脱社会的限制。确有不教而知的智慧，也有不学而具的品德，但那都是顺应潮流而得，决不能超越其范围。社会，可以说是培养德智的大课堂。试看处于这个大课堂内的各类学校，不管学制、规章如何完备，但其教育的结果也只能影响人心的一部分。可见，一个人应懂得的事情并不是等到有了知识之后才能获得。
当今社会上的教育论者常说，近来我国的子弟品行日趋轻浮，不听父兄之言，不顾长者的训诫，甚至以弱冠之身而妄谈国家政治，动辄还有犯上作乱的妄为。追其原因，应归罪于学校教育不完善而忘却德育所致。因此，必须以奖励道德教育为宗旨，谕以周公孔子之道，晓以中华圣人之教，树立德育之根本，以制约一切人与人的关系。我听了论者之言，也认为其所忧虑者甚是，但对其所提倡的营救办法却不敢苟同。概括论者的忧虑，不外乎说：不敬上为傲慢；妄谈政治为轻浮。论者所说诚然有理，我也有同感。然而，使少年之辈变得如此傲慢轻浮，是否只是由于学校的缺点所致呢？果然如此，此缺点又何由而产生呢？追根求源，至关重要。如果说教育的缺点是由于教师品德不良与教材质量不佳，那么在我日本，维新开国以来，无品无德的教师层出不穷，低劣的书刊屡见不鲜又是为什么呢？或者有人认为，皆因前几年文部省所定的学制不当所致。然而，文部省又为何制定这个学制？这就不能不追究其根本原因了。依我来看，既不能归罪于文部省的学制，也不能归究于教师的无德及教科书的不佳。这些可作为事情的近因，还有产生此近因的根本原因。如不追究其根源，将无法判断事情的曲直。那么其原因何在？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开国以及政府的革命。
开国以来，我们日本人努力学习西洋各国，并把学来的东西广泛传播。此后虽然也提倡过独立自主，但并未付诸实施，更未目睹其实施的事例，即出现了15年前的维新革命。这次革命，实际上是出自各藩的士族之手。这些士族，数百年来受的是周公孔子的德教培育，一心只知伺奉其藩主，死无二心。一旦乘革新之潮流拥兵起事，推翻旧政府树立新政权，起初也是借其藩主之名。但事成之后，却不给藩主以革命之利，一切功名利禄尽归于士族之手。继而在大举废藩之时，藩主不仅一无所得，而且旧日权势尽被剥夺，沦为没落之人。过去在藩内位列末席，难得藩主一顾的小人物，一旦跻身于新政府内任职，被封为几品几级，不但与旧日的藩主同朝共事，而且昔日的部下反倒变成上司。更有甚者，在公事上，旧藩主不得不听从旧部下的指令；在私事上，则伺候在其家宅，仰其鼻息。再者，由于事态已变为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农商阶层已非昔日的平民，他们不仅不再畏惧领地的士族，有时甚至以旧领主为诉讼对象对簿公堂。往日的老爷倾家破产偿还债务，已不是新闻奇事。往日因擅自骑马而被格杀勿论的平民百姓，如今则骑马奔驰，即使踏伤旧藩地的士族，在法律上也只处以罚款而已。此外，旧日封建制度规定，只有长子可以世袭官位，而二子、三子便无升官发迹之途，只能到无男儿之家被收为养子以继承其家业，始能成为一家之主。就是说，生为二子、三子的只有当养子一条出路。但缺男儿的家庭不多，而二子、三子的人数很多，在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下，惟有在出生之家接受父兄的哺养。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终生依靠第二代户主侄子的保护，被称为家中的累赘。世俗把这些人称之为“吃爹靠娘”。既然是一家的累赘，又有谁来尊敬呢？不管有什么才能也不被他人所重视。世袭武士之家如此，自然也影响其他阶层。士农工商皆重视门第观念，权力独归长子，长幼之序决不可乱。然而，近年来，已成为凭本领处世的时代，只要有才能，便可逐渐出人头地升官发迹。如果长兄愚昧而贫困，阿弟有才智而富贵，长兄则不得不忍受被轻视之辱。不仅兄长如此，就是早年入赘的养子，一旦发迹得势，也寻花问柳而厌弃糟糠之妻，并竟然向养父母提出请求脱离关系或请求驱逐自己。名义上是被养父家驱逐出来，实际上应该说是养子驱逐了养父母。虽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是圣人的教导，也是周公孔子之所以受到尊重的原因，但上述的事实，我实看不出这哪里还体现着圣人之道。
以上所举的事例，都是近15年来的实际情况。既为当前的法律所容许，也不受当今世俗的责难。若用德教的老眼光观察这些实况，势必惊恐万分。假如元禄时代的文士再生，告之以维新以来的这些实况，并使其目睹今日社会之真相，他们肯定会惊骇不已，慨叹人伦灭绝，世道黑暗。不过，这种世态的变化并非由于日本人放松教育所致，而是由于开国进取之风吹入日本，舆论的面目为之一变所致。舆论的面目乃是全国人际关系的总面目，学校教育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当今的教育论者对当前的傲慢、轻浮的世态有所感愤或忧虑，诚然极佳，为此而惊恐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论者的意图是否想要复古倒退呢？即是否想要用元禄时代文士之见解，恢复到元禄时代的忠孝世界中去呢？论者深恶近代的著作和报纸上的论述，专门推荐尧舜三代之古籍，是否深信以这些古籍之力量便足以抹杀当今之新论呢？此外，论者由于当今之世态一时不符合己意而又发现局部的不当之处，便归咎于学校教育，如此喋喋不休地议论是不是以为单凭教育便足以挽救世态的变化呢？我对他们的方略绝不敢苟同。明治年代与元禄时代有所不同，其不同并不是由于教育方法不同，而是由于公众舆论之不同。若说教育方法有所不同，则应该说造成其不同者乃是公众舆论。若追问明治年代的公众舆论由何而来，回答是由30年前的开国和随之而来的政府之改革。由于开国与改革而产生了当今之公众舆论，人心也趋向于开放进取，在发展中同时也产生了不良风气。这不见得只是德教之薄弱，而同时是法律也容许，习惯也不追究，甚至高谈阔论道德教育的人，往往也乘革新之风潮沽名取利，犯不应犯之错误，忍受难以忍耐之刻薄。若以古代的准则来追究的话，他们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的纲常方面也陷于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反而欺世骗人，洋洋得意横行一世。所以说，置身于革新风潮之中，欲以改革局部教育来左右当今的世态，犹如要以加减一种肥料而控制草木的生长，教育也要与其他社会事物同步发展，虽然方便有力，但见效却极缓慢，也不同于肥料之施于草木。因此，越发看出其论说之荒诞无稽。
当今世上一般青年虽然傲慢轻浮，却是学自公众舆论的大课堂，所以如不变革这课堂的组织则不足以矫正其弊端。然而，如欲把改革引导到复古，或更改今日之法律使之返回旧途，或仍想禁令平民骑马过市，或扼制二子、三子的独立自主，那么，社会形势已到达改革的今天，却欲恢复封建世袭的旧制，其后果则不啻欲把乔木迁回山谷，无论如何费力，终归无济于事。论者理应明了。既然已知缺乏变革社会大课堂的手段，那么，只变革学校这个局部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道理不辨自明。因此，我虽然也不满意今日之世态，也并不赞誉青年子弟的傲慢轻浮，但却不敢苟同只求局部之改进。而是应顺乎天下的公众舆论加以引导，使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顺从舆论与之同归，犹如治水只可因势利导始能疏通渠道。现在，试以长者的身份立于社会的表面，告诫青年子弟：你们傲慢至极，竟敢不敬尊长，不伺奉先辈，惟妄谈新论，奢谈政治，实在过于轻浮！对此，青少年必将回答说：你前年为何赞成废藩政策而冷眼旁观旧主人的落魄？又为何能与旧主人共立于社会或位居其上，怡然接受世人之尊敬而毫无愧色？甚至还将进一步质问说：你在维新前后奔走国事，热衷于政治，那时你的年龄几何？当时，是否也有人不喜欢你的轻浮，恰如你今日对我们告诫一样也曾对你作过告诫？你是否甘受其忠告？我以为你也决不是听从这类忠告的人。倒可能更甚于我等，从内心蔑视其告诫，并嘲笑他们不过是些姑息守旧的顽固之辈。如今，我等虽然年少，却与20年前的你同龄，即使我等轻浮，比之20年前的你，也断无蒙受谴责之理。所不同者，你在幕府末期，正处于乱世，又在维新之初参与创业。如今，我等正处于治世而并不思乱，只想继创业之后谋求守业。虽说时势不同，事态各异，但对事业的热心程度却与你并无两样。而且，这种热心并非发自本身，应该说是由于感受你们的余热而来。……面对这类伶俐的辩解，虽身为长者不但不易回答，或将引以为愧。这番情趣，就如老年人责备青年如何如何冶游放荡，反被青年人揭发你等老年人昔日也有这类品德不端行为，岂不令人汗颜！像这种面对面对个人的谴责尚且收效不大，何况面向天下亿万后生晚辈加以责难，实在是劳而无功之举，甚至激成祸患也未可知。(https://www.daowen.com)
我在前面曾谈到过改革教育的意见，其主要之点是说，应顺乎天下的公众舆论加以引导，使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顺从舆论与之同归。犹如治水，必须因势而利导。这种比喻可能过于泛泛不易理解。于此，举一两件事实以明其意。本来，以我的眼光来看周公孔子之教时，虽然认为其功能也可教化人心，但其功能决不是无限的，当超越其功能时便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只有适合信奉此教的国民公众舆论时才能起作用，超出这个范围时即被舆论所扼制。例如，中国与日本的习俗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周朝的封建时代与日本德川政府的封建时代虽同样是封建制度，但以士人的去就而论则大有差别。在中国，“道不行则去”，其去极为容易。孔子曾仕十二君，孟子不为齐宣王所用便转仕梁惠王。作为士人选择君王甚为容易。遽伯玉提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士人尊重本国的观念很淡薄，这一点不仅不受讥讽，反而受到圣人的赞许。与此相反，在日本，士人的去就则甚严。“忠臣不仕二君”“贞妇不嫁二夫”几乎贯通推行到下级社会。如无特殊理由决不许违背。中日两国的风气之所以不同，即因两国的公众舆论不同，这种不同不啻有天渊之别。若问中国人最崇拜的德教是什么，他们也谈圣人之书，重忠孝之道，而日本人也同样，都信奉同一德教，蒙受同样德育，但在实际的人情事理上却出现完全相反的现象，岂不令人奇怪！这就证明，德教的功效只能在不妨碍该国舆论的范围内，一旦超出便不起作用。若超越范围时，便应改变德教的内容使其适应舆论的需要，甚至还可使其内容改头换面，以示与舆论无关，从而保全其体系的完整。蛮夷乱夏，为圣人所忧虑，然而蛮夷夺取圣人之邦建立大清，却仍用圣人之书教化大清人。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也以忠义之道仕奉天皇，可谓忠义。然而，到了幕府末期，却以当时的公众舆论为后盾推翻其政权，从事推翻幕府的人也是尽忠尽义。所以，中国的士人去就自由便得到圣人之赞许，而在日本这样做，却被视为违背圣人之道而遭到谴责。蛮夷乱华后仍用圣人之道加以保护，已遭其乱并被侵吞后还可用圣人之道守之。可见圣人之道因时因地而变。对自己适用，对敌人也适用。即在其可利用范围内任人自由发挥，一旦与舆论不适宜时则可以改头换面。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当不是一般穷儒所能理解的。（《孟子》中有“放伐论”。以小儒的观点则认为该书不可读，实令人可笑。数百年来日本人读《孟子》，却未闻有以下犯上的。如果认为书中一字一句皆足以左右人心，那么，在坚守君臣义理的日本，仍然读曾仕奉过十二国君、又应公山佛肸召聘的孔子之书，未免不太适宜。这不过是顽固的儒者之论，实在不足取。）
日本自开国、继而政府革命以来，全国人民的风气奔向文明进取，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当公众舆论大为改观之时，德教的功能虽然尚未消失，但为了适应舆论，它也不得不改变其外表。例如，过去讲的君臣团结，是针对日本国的大小诸侯分占三百余处而言，而现在却合为一国的君臣，因而忠义之风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古风的忠已不适用于今天。过去三百藩侯以外不知有国，惟有藩与藩之间的藩权之争。今日全国恰如一个大藩，便不得不把过去的藩权精神改变为国权论。过去，社会秩序全凭互相依靠之风来维持，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互相依靠，互敬互爱，两两相对，其后礼教自立。今日，在独立自主的礼教下，先求自身的独立，重视自我，视自身如金玉，并以此维持与他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所谓“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是指重视自身而言。因为视自身如金玉，当然不能有瑕疵，更不能接近污秽。以此金玉之身，决不能做出丑恶的行为，更不能沉沦于卑躬屈节。花柳之美诚可爱，糟糠之妻虽堪厌，但若使糟糠之妻忍受冷遇，似不适合我金玉之身。长兄虽愚昧，我虽富贵，但若以小弟之贵凌辱兄长之愚，更非我金玉之身所应为。若为获取个人名利而卑躬屈节，奔走于权势之门，则必将玷污我金玉之身价。即使给予天下之富贵，授以将相之位，也不能使我金玉之身染上一点儿瑕疵。心洁如冰，虽天下也渺小，虽王侯也卑贱。此身以外无他物，惟有我金玉一身。自身既已独立，方能转而劝他人独立，进而也能与全国人共谋国家独立。依此自然的顺序，用独立自主的义礼，以仕国君，以奉父母，以全夫妻之伦，以保长幼之序，以固朋友之信。从人生居家度日的细节直到国家天下大计，包罗一切的秩序，而不会有所遗漏。
我并不是责难当代的教育家引用古代经典供今天德育之用，只是希望使经典发挥其适应当前潮流的作用并顺应今日的公众舆论，在其功能所应达到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即今日的德教应适应舆论之需要改为以独立自主为宗旨，把周公孔子之教也应包罗在独立自主论中争取利用。现在的世态确实达到傲慢、轻浮、令人难忍的地步，其原因在于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论者的德才浅薄，其言论演说不足以感动人心，也是因为他本身不了解独立自主的宗旨。社会潮流已奔向开化前进，独立自主的舆论是不可动摇的。既然已知其不可动摇，顺应潮流才是智者的态度。
总之，使学校教育顺应时势，犹如导流治水，其道理昭然若揭。
明治十五年（18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