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应尊重人民的自由

我在这一篇道德论中将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正如前面所述，人并不只是依靠理性处世，多半还要受情感的支配，恰如乘人情之航船来渡人世之波浪，要使掌握方向的船舵不出大错，必须依靠道德教育。由于道德标准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所以不应认为某国的道德为优，某国的道德为劣，只能尊重各国的风俗习惯。即使在同一国家之内，也应听任各人之所好而任其自由选择。所以，妨碍他人之所好，强迫他人服从我之所好，都是不合乎情理的。正如自己爱饮酒也劝别人饮酒、自己不好喝茶也阻止他人喝茶，都是违背情理的。过去，欧洲各国国王的权威极大，国王所推崇的道德宗旨，国民也必须顺从。国王如果是耶稣教中的某一派，则命令人民也要皈依这一派。不过，人民仍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有服从者，也有不服从者。因此，常常引起争论，有时竟发展成战争。这叫做国教论的骚乱。这就是不以道德的信念教诲人民，而以强权控制人民，其后果既不能达到自己的意愿，也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动乱。这虽然是外国发生的事情，我听了也感到痛心。

在我国，自古代以来所幸尚未发生国教论之争。回顾古代佛教昌盛时，举国上下一致信奉佛教，甚为和睦。中世纪儒道逐渐昌盛，国内上层阶级大多信奉儒家之教，但并不敌视佛法，只是不信仰佛教而已。可以说，儒道与佛教并存，互不妨碍，允许各自独立行事，实在值得称赞。然而，近年来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与西洋各国开始交往。西洋人来了，西洋货来了，艺术也传人，学术也传入，其道德之教也随之传入。这是大势所趋，想阻止也阻止不住。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将学术上的发明运用到生活方面，使电气、蒸汽有了各种用途，如电报、电话、轮船、火车等之便利实在令人咋舌。这实际上等于缩短了人类往来的里程，缩小了地球的面积。人们所说的路程遥远的欧洲或远隔重洋的美洲，如今从日本到欧洲大陆，路过苏伊士运河只需一个月的航程。横渡太平洋去美国往来还不到两个星期，其需用的天数相当于天保、弘化年间从江户（东京）到长崎所需用的天数。今天交通如此发达，全世界便无处不可去了。这就是说，明治时代的世界比天保、弘化时代的日本国还狭小了很多。在这样狭小的世界中立国，并与别国交往，互相之间所有的事物是无法隐瞒的，势必互相传播，一新国民之耳目并感染其思想。比如流行于欧洲各国的耶稣教也是我们邻国的德教，经由方便的交通路线很快地传入了我国，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应特别注意的是，当一种宗教输入进来时，不论是政府还是上层的文人学者以至下层的人民，都不得违背我国的德教宗旨，妨害他人信仰的自由。西方的传教士来到日本宣讲自己的宗教的宗旨，劝人信仰是可以的，但不能诽谤我国原来的佛法及儒教。另一方面，我国的儒者、佛家宣扬自家原有的德义论，使人们的信仰更加牢固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却不可为了使自己的道门昌盛而非难其他的宗教。就像商人在店铺林立的商业街上经商一样，为了推销本店的商品而极力宣传其物品的性质功能，并且又大肆贬低邻店的商品，这是在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之间极厌弃的一种卑劣的行径。更何况是在以宣传道德、温顺、和睦为宗旨的宗教社会中，尤应慎重。从前，在日本的耶稣教传教士为了拼命地传播自己的宗教教义，有的竟把日本的佛法诬称为歪门邪道，甚至狂妄得旁若无人，可以说很不通情理。相比之下，日本的真宗等佛家却从不诽谤其他宗派，并表明决不以侮辱诸神诸佛作为本宗的主义。其对真宗的信奉深藏于内心，不轻易向外人谈论自己是真实的信徒。西洋的宗教家也该注意这一点，不要诽谤其他宗教；日本的儒教、佛教信奉者也不责难耶稣教。双方不应互相贬低，而应提高各自的地位，凭自己的力量去吸引世人的皈依，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安宁。在我国，政府干涉宗教事务的先例，自古以来很少见。在今日的维新开放情况下，干涉宗教的活动和信仰，更是不合乎道理的。若以政府的权力，听任官吏的意志，玩弄诡计，偏爱、支持某一派，厌恶、打击另一派，这种行为无异于导致人民不和的媒介。不仅政府，还包括学者、评论家，以及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并得到人们信任的人、评论家等，无论对某宗某派都不得有所偏袒，评论其正邪。对宗教冷漠、不大关心是日本上层社会固有的素质。为了天下的太平，但愿今后仍能保持这种精神不陷入偏袒之中。(https://www.daowen.com)

明治十七年（18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