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民初学制建议的追述

我对于民初学制建议的追述

我在所写“蔡孑民先生与我”一文中，一开首有左列[1]的一段话：

我认识蔡先生，始于民国元年一月下旬；但我开始听到他的大名则在临时大总统府成立后一二日。由于报纸刊载各部首长的名字，蔡先生被列为教育总长；其时，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六七年，平素对于教育的制度备极关怀，因而对新政府的新教育首长，当然想略知其历史。不久我便探悉蔡先生是一位翰院人物，却又具有革命思想，且曾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这时候我已承国父孙先生邀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不日便要晋京任职，绝无另行求职之意，只是积久欲吐有关教育的意见，现在面对一位可以进言的主管部长，姑且尽我言责……

于是我便抽出一些工夫，写了一封建议书，寄给蔡先生，能否发生影响，固所不计。想不到此一建议书从上海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后，不过十日左右，我便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服务中，接到由上海家里转来蔡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说对我所提供的意见认为极中肯，坚邀我来部“相助为理”。

他事且不说，只说我的建议书究竟说些什么，现在事隔半世纪以上，手边又没有存稿，只就尚能记忆的要点追述数项如下：

（一）提高中等学校程度，废止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在大学校附设一二年的预科，考选中等学校毕业生或相当程度者入学，预科毕业生升入本科。

（二）大学不限于国立，应准许私立；国立者不限于北京原设之一所，全国暂行分区各设一所。那时候我主张，除北京原有所谓京师大学堂外，南京、广州、武汉应尽先各设一所。

（三）各省得视需要，设专门学校，其修业年期较大学为短，注重实用。(https://www.daowen.com)

现分别就这三项建议的理由略述于左：

（一）查清末自光绪二十八年首颁钦定学堂章程，次年修正为奏定学堂章程，对于高等教育机关，规定设大学堂、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法政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等。其中大学堂设于京师，高等学堂则省设一所，其它酌按各地需要而设立。高等学堂略仿日本的高等学校，招收四年毕业之中学生入而肄业，历时三年，以升入大学堂为其目的，寓有大学预科的性质。然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而可能考升之大学堂仅有京师所设之一所，与日本所设的高等学校对大学有相当此例，程度也能衔接，其毕业生多能升入大学者，迥异其趣。又各省高等学堂虽相当于大学预科，然既多未能达成预科之作用，其实际作用仅成为高等的普通学校，徒增耗费。我认为不如将中等学校程度提高，完成普通教育，其有志深造者，径行考升大学直接附设的预科，预科既由大学附设，其程度自较易与大学本科衔接也。

（二）清末大学堂限于国立，且限设京师一所，殊不足以宏造就。我认为国内私人兴办大学校，在彼时虽微嫌过早，然外国教会之学校，兴办多年，具有规模，因我政府不予承认，不得不依赖外国大学认可者，至少已有一二所，如南京之金陵大学，北通州之协和大学，北京之汇文大学，（后来两校合并，构成燕京大学）。假使我国新教育法规，能许其依法立案，纳入我国学校系统，实属两利。又以我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新教育随新政体而繁荣，仅北京国立大学一所，殊不足以应付全国中等毕业生经由大学预科而升学，于是略仿分区之意，主张先就全国枢要地点，各设国立大学一所，当时妄拟分设北京、南京、武汉、广州四所。想不到后来发展的结果，除原有之北京大学外，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设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与设在武昌的武汉大学，果于一二十年内，成为全国最大规模之国立大学。由今思之，不觉深幸民元一介书生所陈意见，竟能实现也。

（三）在那时候，大学校和专门学校均未大量设置，而设置最普遍者为高等学堂。我既主张废止各省高等学堂，而酌量提高中学校程度。对于高等教育之大学校和专门学校，在主张其扩充设置之初，并建议重视各省需要，凡未设大学校者，固宜酌设专门学校，即已设大学校者，由于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性质不同，亦有兼设之必要。为着造就实用的人才，以应社会需要，我认为专门学校不妨多设；然为提高学术水准，大学校却不宜滥设。迄今五十余年，最近教育当局一方面限制大学校之设立，一方面鼓励专科学校之设立，与我彼时主张正同，然经过半世纪有奇，此一目标竟未能满意达成，即因我国人士侧重名称，在有可能时，无不群趋于大学校，以获取学位为荣，至对于切合实用之专科学校，则非万不得已，不愿改就，因而蹉跎至今，专科学校之设置尚有待于鼓励，殊不免令人慨乎言之也。

（五十四年六月十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