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斗士
连横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占领台湾时，连横只有18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日据当局收买了连家在马兵营的旧宅，改建为台南地方法院宿舍，连横在《宁南春望》诗后的注中说到：“马兵营、郑氏驻兵处，在宁南门内，水土明瑟，自吾始祖卜居于此，迨余七世。乙未之后，全庄被迁，余家亦遭毁。此恨绵绵，何时能已！”对连横来说，日本的侵略行径不仅使他失去祖国，而且还失去了家园，失去故土故园的痛楚连横比一般人体会得更为深刻。长年居住在沦为殖民地的台湾令连横备感耻辱，然而，为保存文献，他不得不久居台湾，他在给林子超的信中说：“台湾固中国版图，一旦捐弃，遂成隔绝。横为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坠绪，成书数种，次第刊行。亦欲为此弃地遗民，稍留未灭之文献耳。”（《雅堂文集》卷二）以保存文化为己任是贯穿连横一生的重要思想。在日本的殖民统治背景下保存祖国文化就是爱国精神的最好体现。连横对文化的保存主要体现在著书立说和参加社会活动两方面。
一、著书立说
连横一生著作颇丰：《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雅言》、《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剑花室诗集》、《剑花室文集》……他从事著述的一个重要动机便是保存祖国文化。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中写道：
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是以郢书燕说，犹存其名，晋乘楚杌，语多可采。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
连横著书立说是为了保存祖国文化宣扬爱国精神，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处处体现了坚定不移的爱国立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肯定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连横在《台湾通史》卷一《开辟记》中列举了种种史实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开辟记》的篇末，连横经过反复论证，指出“台湾”这个地名不是源自荷兰人，而是出于大陆：
当明中叶，漳、泉人已有入台侨住者，一苇可航，闻见较确。或曰，台湾原名埋冤，为漳、泉人所号。明代漳、泉人入台者，每为天气所虐，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以埋冤名之，志惨也。其后以埋冤为不祥，乃改今名，是亦有说。
《台湾通史》的头四卷（开辟记、建国记、经营纪、独立纪）是全书的一个总括，这四卷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
在连横的其他著作中，这个思想也同样是主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据台后，受其殖民统治的影响，台湾民间逐步有人随日本人称日本为“内地”，一些公开出版的著作也使用这个词语，例如：黄呈聪在《应该着手创设台湾特种的文化》一文就称日本为“内地”：“台湾未归帝国以前，和中国的交通是很盛，各种文化的接触也是很容易，自属帝国以来，因为关税和旅券的关系，交通上都是微微不振，又且帝国新开了内地和台湾的交通，日用商品大概都是从内地移入的。”[18]再如张深切的《〈台湾文艺〉的使命》：“同时为融和内台人（日据下台湾称日本本土为内地，内台人即日本人及台湾人）之思想与感情，也是异常重要，尤有进者，咱们还能够为日华亲善而折冲，为东亚和平而贡献，为世界大同而助一臂之力的。”[19]而日据当局更是将其日语定为台湾的“国语”。在连横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词语。
日本据台期间，有部分日本的汉文学家到台湾从事汉文学创作活动，日本的汉文学由此延伸到台湾。然而，《台湾诗乘》作为台湾地区的第一部文学史，在它所收入的二百多名诗人中没有一个日本诗人。连横这样做，是为了从侧面否定日本对台湾岛的领属权——日本文人的创作属日本文学，它与台湾无关，台湾是属于中国的。相比之下，当时一些著作在这个立场上就显得比较模糊，如王松的《台阳诗话》就收入了日本人的中文诗作。
2.肯定台湾地区的文化与祖国大陆的文化一脉相承
连横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也体现在文化脉络的传承、联系上：
台湾宫室，多从漳、泉，城市之中。（《台湾通史·风俗志》）
绸缎之属，来自江、浙，绅富用之。（《台湾通史·风俗志》）
台湾之馔与闽、粤同。（《台湾通史·风俗志》）
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三府相同，所谓功夫茶也。（《台湾诗乘》）
台湾之剧，一曰乱弹，传自江南……二曰四平，来自潮州，语多粤调……三曰七子班……皆用泉音……（《台湾通史·风俗志》）
台湾文学传自中国，而语言则多沿漳泉。（《雅言》）
台湾文学传自中国，而美术亦受其熏陶。（《雅言》）
建筑、衣饰、饮食、祭典、戏曲、歌谣、文学、语言、美术……无论在哪一方面，台湾地区都与大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19世纪50至60年代，台湾逐步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居住在台湾岛的居民以闽、粤移民为主，占移民总数的绝大部分。他们在迁移时也带去了本地的风俗文化，闽粤台同源在当时是人所共识的。在日本据台期间，日据当局对台湾采取文化高压政策，意欲割断台湾文化的根源，而连横却在他的公开著作中屡屡提及闽粤台同源，显示了他坚定的爱国立场。
3.讴歌台湾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
台湾地区是祖国一块多难的土地。荷兰、西班牙、日本都先后入侵过台湾，其中荷兰与日本还对台湾进行了长年的殖民统治。面对他们的侵略，台湾人民为了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统一奋起抗击，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连横在著作中对这些事迹公开的披露和颂扬，不断鞭策着台湾人民进行顽强的斗争。
在众多民族英雄中，连横对郑成功极为推崇，推其为“开台之祖”。《台湾通史·开辟记》中，连横详细描述了郑成功率领军民驱逐荷兰侵略者的英雄事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全台震栗，一场自发的、波澜壮阔的反割台斗争在全岛掀起，涌现了吴彭年、吴汤兴、徐骧、姜绍祖、林昆冈等一大批英雄人物。连横在著作中对这些民族英雄给予很高的评价，浓墨重笔地介绍他们的英勇事迹。
对于丘逢甲在眼见抗战失败的时候离开台湾回到内地这件事情，连横很是为他叹息：“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当然，连横对丘逢甲的评价未必公允，然而，由此也可见连横有着鲜明的爱国立场。
二、参加社会活动
以上讨论的是连横在著作中体现的爱国思想，除此之外，连横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维护传统文化，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参与组织诗社
日本据台后，清朝政府在台的官方教育机构被日本的公学教育取代，民间的书房教育也逐渐被禁止。1898年至1939年间，台湾的书房由原来的1707所变成了17所，减少了1690所。与之相应的是诗社数目的增多，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5个增加到1943年的226个。[20]这个时期里诗社数目增多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日据当局需要笼络一定的士绅阶级为他服务，而一些没有骨气的文人为了讨好日本人，投其所需而组织诗社。第二、诗文本身有曲笔，可以作为反对日据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的有力工具，一些有识之士便纷纷组织诗社。
诗社成为台湾地区日据时期最佳的保存传统文化的组织。日本人占据台湾后，“汉学颓衰，至今已极，使非各吟社为之维持，则已不堪设想。”（《啜茗集》）一直以保存中华文化为己任的连横自然成为诗社活动的重要参与人。连横与当时的三大诗社（台北的瀛社、台中的栎社、台南的南社）皆有密切的关系。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诗社活动，虽然不免有游戏之作，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活动对祖国文字、文化的传承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创办报纸、刊物、书局
连横的正式职业是“新闻记者”，报刊正是他宣扬思想、对抗日本文化侵略的一个最佳阵地。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赴厦期间，连横就与蔡佩香合办了《福建日日新闻》，宣扬排满思想。1913年，连横游历大陆的时候曾供职于《新吉林报》，后该报因宣传反袁言论被禁。于是，他与日本人儿玉多一合办了另一份报纸—《边声》，继续宣扬反袁言论，在当时影响很大。(https://www.daowen.com)
1924年，连横创办《台湾诗荟》，该刊为月刊，每月15日出版。《台湾诗荟》虽然前后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它在宣扬传统文化、纠正诗界游戏之风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27年，连横创办雅堂书局，创办书局的目的与创办《台湾诗荟》一样，均是为了宣扬传统文化。雅堂书局中出售的图书，以线装旧书居多，一般社会科学新书的数量在全台书店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书局中出售的各类图书及各种文具等都是国货，一概不出售日文书籍和日制文具。一个好的书店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可惜的是雅堂书局最终因为经济原因，仅仅开办了两年零五个月就结束了。
3.做演讲，宣传中华文化
连横是个知名人士，经常受邀做演讲，这为他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宣传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他所做的演讲题目有：《郑延平之事》、《台湾之历史》、《诗学渊源》、《六波罗密》、《释迦佛经》、《食力论》、《台湾通史》、《东西科学之比较》、《三民主义》、《台湾语研究》、《历史（台湾）》、《郑氏时代之文化》、《台湾三百年历史》……
查看以上所列的连横演讲的题目，很容易发现，他演讲的内容以台湾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还有一些谈佛教、谈新思潮。且不谈演讲的具体内容如何，单从连横开演讲时时常受日本人的阻挠，或改期，或不得不缩短时间这一点上看，就可以体会出连横演讲中爱国思想的含量。
三、连横与日据当局的关系
与同时期的民族运动家相比，连横的爱国行为只能算是台湾民族运动中的“温和派”。而且，连横偶尔还与日据当局交往，同一些日本人保持联系。连横与日本人交往的一些举动现今看来似乎与他一贯的爱国行为相矛盾，例如写诗颂扬日本据台总督的“德政”，请日本据台总督为《台湾通史》作序等，连横是不是一个戴着“爱国假面”的媚日文人呢？
首先应该明确，日本人也不全是反面人物，如与连横合办《边声》的儿玉多一就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其次，连横与日据当局也不是完全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连横一生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就是对日据当局最好的反抗，而日据当局也把连横当作需要警惕的人物（1930年秋，黄潘万赴日，见到神户警察署特高出示台胞人名簿当中，首页便有连横的名字）。
黄邨城先生在《谈谈〈南音〉》（《台北文物》三卷二期，台北文献会发行1954年8月）一文中提到：“台北的检阅，表面上虽严，其实较别地方，略觉宽松，喜汉籍的日本文人，多少可以利用，挡挡检阅的箭牌”，（《南音》的发行）“往托井和太氏和大浦教授等，作篇贺发刊的祝文，挡挡箭牌。”连横在《台湾通史》出版时请日本据台总督、台湾银行董事长、日本据台总务府总务长官等人为《台湾通史》作序、题词，同样是为了“挡挡箭牌”。一旦他的举动触及日本侵略者的利益，便遭禁止。同样在《谈谈〈南音〉》中，文末的注解说到：“雅堂先生的《台湾通史》，能得顺利出版，大半得力当时的总督，和大官并日本闻人题字和作叙，这是连先生亲对我说过的。通史出版后好多年，文化协会别动队的读书会，曾聘雅堂先生，在港町会场讲《台湾通史》，搀人日人割台篇，就被临监的日警，命令中止，不许再讲了！”这段文字很切实地反映了连横与日本据台当局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侵占台湾长达50年，它所执行的强大文化攻势难免会对台湾人民产生影响，连横与日本人交往的一些举动现今看来也许与他一贯的爱国主张有矛盾，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是无可厚非的。根据汪洋《台湾日记》（收于汪洋《台湾视察报告书》，上海书局1917年6月版）记载：在台北瀛社的一次活动上，“前清之秀才而当地之绅士也，席间大唱亲善论。”[21]可见当时“媚日”已是一种风气，身处其中的连横不可能不受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本文在赞扬连横爱国精神的同时，无意将连横塑造成一个时时事事都反对日本人的爱国斗士。作为一个“人”，连横也有他不可逃脱的平凡面，正如钱钟书所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范围”。[22]社会风气限制一个作家的创作，同样也限制了他的思想、行为，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一些举动来苛责连横。
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又强行侵占了连家在台的世居地，对连横来说这是在“国恨”上又加了一层“家仇”，他是不可能从心里去奉承、迎合日本人的。从连横的一生行为来看，正是爱国意识促使他不断地通过出书办报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保持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不被湮灭。应该看到，与连横同时代的文化协会、民众党、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最后都因日据当局的血腥镇压而被迫停止。连横一生宣扬的民族意识，恰恰是抵抗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最坚固的堡垒。连日本人在《警察沿革志》中也不得不承认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牢不可拔”，“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于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23]
【注释】
[1]王松：《台阳诗话》，台湾银行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34种》，第61页，台湾银行1959年1月第1版。
[2]根据台湾银行出版的《台湾诗乘》苏镜潭序：“壬戌冬节，晋江苏镜潭菱槎甫序于淡江寓庐”。
[3]《宁南诗草》已在1924年编成，连横在杭州编的《宁南诗草》是在1924年《宁南诗草》的基础上补入1925年、1926年的诗作。现在刊行的《宁南诗草》除了以上诗作外，还有1927年至1933年的诗作。
[4]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序》，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5]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16页，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6]刘登翰、庄文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第295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7]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65页，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8]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9]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10]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11]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12]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13]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14]汪毅夫：《台湾近代文学丛稿》，第76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15]《诗乘》记陈昂为侯官人，并提及《冠悔堂集》曾论陈昂诗：“饥驱终岁诗为命，曾向金陵卖卜来。缶灶席床尘迹遍，榜扉佣作亦堪哀。”《冠悔堂集》论述的陈昂为莆田人。《莆田县志》记载：“陈昂字云仲，为诸生。时倭寇郡城，领妻子奔豫章，织草缕自给，继之以卜……至金陵，自榜于扉为人佣，作诗文福唐林古度寓金陵。”（《莆田县志》卷二十六《人物·四·隐逸》，《中国方志丛书第81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而且，此陈昂生活的年代在嘉靖万历年间，不可能“咏郑氏遗事”（《诗乘》收入陈昂《咏郑氏遗事》4首）。事实上，连横所录的诗作是同安陈昂写的，当时较出名的并无侯官陈昂一人。
[16]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第194页、第194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17]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第194页、第194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18]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73页、第194～195页，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19]参见李南衡主编：《文献资料选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194～195页，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15日第1版。
[20]吴毓琪：《南社研究》，第34页，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6月第1版。
[21]汪毅夫：《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第18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22]钱钟书：《七缀集》，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23]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第400页，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