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文学史
《台湾诗乘》成书于1921年，即《台湾通史》脱稿后的第三年。连横依着“刺其有系于台湾者编而次之”（《台湾诗乘》自序）的标准，以时为序，以史为线索，搜集、整理台湾历代诗人诗作编订成史，这在台湾文学史上尚属首次。同时，以一个地域为范围编写文学史，也颇具特色。本节主要从辑佚、考订、评介、体例等几个方面探讨《台湾诗乘》（以下简称《诗乘》）的价值和贡献。
一、辑佚、考订
连横在《诗乘》自序中写道：“子舆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则史也，史则诗也。余撰此编，亦本斯意。”通过保存文化保存历史，以增强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反对日本据台后的同化政策，基于这一目的，连横做了很多搜集、保存史料的工作。
与一些文人不同，连横不是单从故纸堆中寻求资料，他还做了很多田野考察工作：“余撰《诗乘》，搜罗颇苦，凡乡人士之诗，无不悉心访求；即至一章一句，亦为收拾，固不以瑕瑜而弃也。”（《诗乘》）
在《台湾日日新报》1923年5月14日第4版上登有《诗乘》序，序后附有一段文字：“此编六卷将付□□□□，台湾之大，年代之久，采访所及虑有未□□□□，如有先人之诗或师友之作请以本月为期，抄□□下□，载其别号□□科第事迹□作小传以乘不朽，否则沧海遗珠当□不□之□矣。”（雅堂□□）文字虽然不全，但可以获得一个信息：在《诗乘》即将付印之时，连横还在报上登启事以求搜集到更多的资料。
因此，《诗乘》中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蔡香祖为澎湖杰出之士，其诗失传，久访未得，曩年陈瑾堂以余撰《诗乘》，乃录百十五首邮示（《诗乘》卷四）。”“余得其题画两首，皆琯樵手书者（《诗乘》卷四）。”一些史料正是因为连横的保存而免于失传。例如施澐舫山长题壁4首，连横游竹溪寺曾见，“后以重修，遂被涂抹，而余仅记一章”（《诗乘》），“连雅堂所记的一章，恰是施澐舫遗集中不曾收录的遗诗。”[14]
因为连横著书的目的是为“保遗芳于未坠”，所以，只要与台湾有关的，都在他搜集的范围之列，例如诗人袁枚未到过台湾，也无吟咏台湾风物之作，只是因为写了一首《送张鹭洲御史巡台》而被收入《诗乘》，可见连横选诗的标准是比较宽泛的。同时，连横的视点并不囿于文学，“凡有系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者则采之，”（《诗乘》）这样一来，使全书的史料极为丰富，不仅文学研究者可以从中获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同样也能有所收获。
除了辑佚，连横还对收集到的史料作了不少考订工作。因为史料庞杂，所以考订工作的涉及面也很广，地名、风俗、文学现象等等，均在范围之列。
当然，考订难免出现错误，例如对陈昂（《诗乘》卷一）籍贯的考订，连横弄混了莆田陈昂和同安陈昂，将莆田陈昂的事迹安到的同安陈昂的身上。[15]
二、体例(https://www.daowen.com)
“台湾三百年间，能诗之士后先蔚起，”（《诗乘》）然而在《诗乘》之前，台湾文人的诗作或是散见于各类县志中，或是流于民间，一些因保管不善、无力出版而失传，有幸出版的，也只是某位作家的别集。郑鹏云的《师友风义录》算是一本诗歌总集了，但它只收近代的作家作品。《诗乘》是第一本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台湾诗坛的著作，是台湾的第一本“诗史”。
初读《诗乘》，会发觉它与诗话相似，然而，连横把书名定为“诗乘”，而非“诗话”，说明他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诗话来写的。关于两者的区别，连横在书中解释道：“诗乘与诗话异，诗话之诗必论工拙，而诗乘不然；凡有系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者则采之，固不以人废言也。”（《诗乘》卷三）事实上，诗话也未必“必论工拙”，这可以从很多诗话中找到例证。而且，不是每一个诗话作者都只谈诗作，不涉其他，有些也是乐于谈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的。尽管连横没有抓住《诗乘》与诗话本质上的不同，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著书的标准，诗的工拙是次要的，与史有益才是首要的。以文带史，以史激励人民，在这一目的之下，“史”贯穿《诗乘》的始终，这才是《诗乘》与诗话的区别所在。
《诗乘》所论诗人起于唐中叶，终于割台后数年，共收入诗人253名，诗作1099首，另有11联断句，连横以诗人的生活年代为序、以史为线索编排这些作家作品。《诗乘》分为六卷，每卷基本都有一个历史事件，卷一记郑成功入台，卷二记朱一贵役，卷三记林爽义役，卷四记戴潮春事件，卷六记割让台湾。书中很多对台湾历史的叙述，而且，多次出现“事载通史”的字句，在介绍姜绍祖（《诗乘》卷六）时，还补了他妻子的事迹，并说：“余撰《通史》载绍祖事，未及其妻，故补之。”可见，《诗乘》在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前提下，又是作为《台湾通史》的补充而出现的，两书可称为姊妹篇。
连横因为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所以他能超出前代及同代的作家，宏观把握台湾文学，写出第一本“台湾诗史”。然而，过于强烈的历史感也直接导致了《诗乘》的不足，他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观照文学，而是以史观照文学。《诗乘》以史为线索，以时为序，但在文学分期上很不明确，书中关于分期的话语只有一句：“清人得台，游宦渐集。”（《诗乘》卷一）至于台湾诗坛经历了几个时期，各个时期有什么特点，书中都未加以说明。
三、作品评介
在对作品的评析上，《诗乘》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式，不做过长的分析，评语往往只有寥寥数语，却能做到一语中的。如评术桂的《绝命诗》：“凄凉悲壮，读之泪下”（《诗乘》卷一）；评卓肇昌的《龟山八咏》、《鼓山八咏》：“皆非佳构，然亦有可诵者”（《诗乘》卷二）。一些评语还含有考辨的成分，如评黄逢昶的竹枝词：“其所引注，事多失实。”（《诗乘》卷五）可贵的是，连横评诗不论作者地位的高低，不含私心，就诗论诗，公正公允。《诗乘》卷三收入乾隆皇帝的诗作，连横直言评道：“诗未佳，然为台湾掌故，录之于此。”
对于作家、史事，连横基本上也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例如陈昂在《咏郑氏遗事》中对郑成功语多讥刺，对此，连横评道：“彼为清人，不得不作此语。”（《诗乘》卷一）在评价姚启圣（《诗乘》卷一）时，连横一方面将其视为“为满人效力”的汉奸，“当忏悔九泉而哀后人也”。另一方面又说，“若以史法而论，则启圣为满人之功臣，而汉族之贼子也”。
此外，连横在叙述史事时，用语也很精到，如对朱一贵、林爽文事件称“役”，对蔡牵事件则称“乱”。朱一贵、林爽文、蔡牵事件都是台湾历史上著名的反清农民起义。连横对朱一贵、林爽文起义给了一个中性评语——“役”，可见在连横的观念中，农民起义不都是反动的，这是他进步的一面。而蔡牵起义，“对台湾人民的抗清斗争没有很大的影响”[16]，而且，“比起一般农民起义来说，消极作用是更为明显的”[17]，所以连横称之为“乱”。同样是反清农民起义，一“役”一“乱”，连横对其各自深层意义的看法已不言而喻。
连横以史为线索贯穿作家作品，在辑佚、考订、评点方面发人所未见，这些都是《诗乘》的优点。当然，《诗乘》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也不能苛求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有诸多艰辛，因此，也更显难能可贵。换一个角度来看，书中的疏漏之处，也为今天的学者留下了学术上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