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资修大义凛然
日据前期，台湾岛上有所谓“三大诗人”，他们是分别连横、胡殿鹏和林资修。连横是近代台湾文坛的领军人物，胡殿鹏因性情疏狂和诗歌的大气而著称于世，而林资修则以其坚贞的气节、雄迈的诗歌为世人所称誉。
林资修（1879～1939年），字幼春，一字南强，晚号老秋，台中雾峰人。他的父母曾在福建福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出生在福州。林资修自幼聪慧，少年时代即已通晓经史百家书。他的叔父林朝崧是当时台中一带知名的文人，林资修常跟随叔父问学。他又曾经师从梁成楠。梁成楠，字于嘉，原籍广东三水，光绪中宦游台湾，担任过彰化知县，与林朝崧系知交。梁成楠精通诗学，被认为是台湾近代史上可以与丘逢甲相媲美的著名诗人。林资修跟随他学诗，技艺境界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战败割让台湾，台湾军民奋起抗战，林资修有感于时事，曾挥毫写下了组诗《诸将诗》6首，对当时领导抗日的将领唐景崧、刘永福、丘逢甲、吴汤兴、黎伯鄂和林朝栋等6人的事迹功过一一加以评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乙未台湾军民的抗战斗争。这组诗歌对6名将领的评价比较中肯，格调也不同凡响。例如其中的第二首这样写道：
将军百战著声威，凤诏遥衔佐上卿。
河北虏惊张万福，关中人望李西平。
传闻马市收賨布，复遣蛟官取水晶。
至竟白衣摇橹遁，任教薏苡累修名。
这首诗写刘永福，他是清末著名将领，曾在中法战争中率兵大败法国军队，后被任命为广东南奥镇总兵。光绪二十年（1894年），刘永福移驻台南，帮办台湾防务。次年台湾抗战，他被推举为军民抗日首领，率领黑旗军并联合台湾各路义军英勇抵抗日寇，最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失败，撤退到厦门。林资修在诗中盛赞刘永福的声威和功绩，同时也对他后来的退逃表示遗憾。林资修写下这组具有厚重历史感和鲜明民族意识的诗作时，年纪不过16岁，一些诗坛前辈读过他的作品后感到十分的惊奇和赞赏，连横《台湾诗乘》甚至将之比作杜甫写于安史之乱后的作品，称它们为“诗史”。由此可见，林资修年少时已经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并展露出了非凡的才情。
光绪廿四年（1898年），在大陆避难的林朝崧回到家乡省亲，发起创立“栎社”，林资修积极响应他叔叔的提议，参与了栎社的创建活动和组织工作。当时台湾各地有许多诗社，其宗旨是以诗会友，交流诗歌创作艺术，但它们实际上起着藉传统诗歌创作抵御日本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政策，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连横在《啜茗集》中也说，日本统治台湾后，“汉学颓衰，至今已极，使非各吟社为之维持，则已不堪设想”。栎社是当时台湾最主要的诗社之一，成员众多，影响很大，林资修一直是该社的中坚分子，并在这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被社员誉为“诗伯”。
林资修不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开明、能接受新事物的人。当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开始传入台湾，他即广泛涉猎，积极学习吸收。为了进一步探求新学，增广见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林资修毅然告别家乡亲友，渡海来到内地游学。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著名的学者、诗人。1911年他曾到台湾游历半个多月，与栎社成员进行了多次聚会交流。林资修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十分景仰这位著名的维新派人物，自称“十年读公书”（《陪梁任公先生夜坐，分韵得面字》），深受梁启超维新启蒙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来到台湾时，林资修惊喜异常，尝有诗曰：“我生识字即识公，结未了缘良有以。山中朽木嗟不才，雕琢讵足烦工倕。但邀大匠肯一顾，绝胜豺虎强投畀。有如利堪一割用，当把铅刀勤砺砥。”（《次韵敬呈任公先生》）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多次向梁启超请益，梁启超也十分赞赏林资修的才华和爱国思想。在台期间，两人倾心交谈，作诗唱和，结为知交。对于内地发生的民主革命，林资修亦大力拥护。1915年，云南的民主革命将领蔡锷组织护国军北上讨伐袁世凯，林资修闻讯作诗，称蔡锷为壮士，热情赞扬他的义举，指责袁世凯是独夫民贼，“举世不容人欲杀”（《报言蔡锷起义云南，东南义师响应有感》）。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人民曾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奋起抵抗侵略者。武装斗争遭受残酷镇压后，台湾的抗日活动并未停止，而是转以社会运动、文化活动等斗争形式，来抵制日本殖民当局的奴化同化政策，反抗日本永久霸占台湾的企图。1919年祖国大陆五四运动蓬勃兴起，台湾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也开始成立“新民会”等组织，创办报刊，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的启蒙宣传。1921年10月，在林献堂（林资修的堂叔）的倡导支持下，以留日青年组织的“新民会”为基础的“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宣告成立。它的成员包括了台湾各地各阶层的进步人士，人数最多时达到千余人，是当时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最有影响的组织。协会先后创办了《台湾民报》、《台湾青年》等报刊，大力传播五四运动的精神，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林资修热情投身于这场运动，积极致力于台湾文化协会的工作，先后担任了台湾民报社首任社长、台湾新民报社顾问。因为他足智多谋，富有斗争策略，在协会中有“小诸葛”之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步深入，它又逐渐演变为一场争取台湾解放的民族运动。从1921年起，台湾的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发起了“六三法案废除运动”及“台湾议会设置运动”，要求废除殖民专制统治，实行民族自决。林资修在争取台湾解放的斗争中也担当了重要工作。
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了殖民者的镇压。1924年，林资修因参加“台湾议会设置期成同盟会”的活动，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关押了3个月。在获悉日本人要来逮捕他时，林资修作《吾将行》诗，慨然与亲友告别。在牢狱中，虽然遭受各种折磨，生命时时面临危险，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板床败荐尚能诗，岂复牛衣对泣时！到底自称强项汉，不嫌断送老头皮”（《狱中寄内》），“丈夫肠似铁，得死是求仁”（《入狱》），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亲友到监牢来探望他，他意识到“此会非常会，端如隔鬼门”，但仍坚定地说“志业谁能悔……移山愚计在，传语望子孙”（《面会》），表示自己矢志不移，决不动摇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志和决心，并将世世代代斗争到底。由于亲友的积极营救，加上台湾文化协会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日本人不敢贸然加害于他，最终只得将他释放。他出狱时，仍然义无反顾地宣称“此心终未死，愿报郅都知”（《出狱》），表白抗日到底的心迹。林资修大无畏的精神和坚贞的气节可歌可泣，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他写于狱中的那些慷慨大义的诗篇，在台湾更是传诵一时。
林资修著有《南强诗草》二卷。他生当国家衰弱、故土沦丧之际，作为一个有血性、有强烈民族情感的人，丧权失地之痛，怀国念土之思和报国恢复之志，时刻萦绕于他的心胸，也时时流露于他的诗篇。他在和梁启超的诗中，曾就时局的不堪感叹道：“凶禽悍兽满天地，危机一发事迫矣。神灵黄帝之子孙，太息人对埃及比。汉阳诸姬楚实尽，肉食无谋掌空抵。万金良药不治病，坐使庸医事枝指。伤心黑龙长白间，胡马频年窥北鄙。汉家陵树谁敢伐？已盗千章万章杞。戎东是利寇实深，齐献画柬谁所使？国家藩卫削欲尽，岂有庙谟不忧此？”（《次韵敬呈梁任公先生》）诗中悲愤地指出，东西方列强正如禽兽般用尖牙利齿吞食着中国，而清政府腐败无能，不断丧土失地，炎黄子孙的危机千钧一发，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又如《三月十二日夜听雨不寐》一诗云：
元气淋漓夜气深，清寒微袭五更衾。
愁云渐合疑天压，积潦横流想陆沉。
斗室已无花雨梦，坳堂真有芥舟心。
平生滴沥穷檐泪，独和啾啾冻雀吟。
寒夜中的一场大雨，使他辗转难寐，愁思满怀。他忧愁的当然不是自然的气候变化，长夜漫漫，天压云低，水泛陆沉，这正是当时中华民族危险处境的形象写照，也是他泪眼愁怀不能释然的原因。在这些诗篇中，一个爱国青年心忧社稷的情怀跃然纸上！
林资修与同时代的诗人一样充满感时伤世的悲愤之情，“呕心词赋歌当哭，沉恨江山久更新”（梁启超《赠林资修》），但他却没有同时代一些诗人那种灰心失意、逃避现实的思想，他的诗歌悲愤之中往往蕴含着不屈的意志和抗争的精神。他的组诗《壬戌岁重游福州，去国四十年矣，折柳金城，谁能遣此？聊作数绝以纪之》之一这样写道：(https://www.daowen.com)
古时城郭古云烟，海立山飞世局迁。
我本楼船旧童子，且图留命看桑田。
林资修感慨时局的变迁，但他并不感到失望，“且图留命看桑田”，他要坚持到异族入侵者被驱逐、国土重新收复的那一天。《奉和原韵呈梁任公先生》诗又谓：
忧患余生识此人，夷吾江左更无论。
十年魂梦居门下，二老风流照海滨。
一笑戏言三户在，相看清泪两行新！
楚囚忍死非无意，终拟南冠对角巾。
他把自己比作戴着南冠的楚囚，即使忍辱负重，也决心要恢复失地，报效国家，而不屑做头戴角巾的隐士。“老怀尚有风云气，不作清秋宋玉悲”（《九日东山别墅雅集》）、“斗室已无花雨梦，坳堂真有芥舟心”（《三月十二日夜听雨不寐》）、“当前世味浑鸡肋，他日鸿图在犬牙”（《山中岁暮感怀》），像这样悲壮的语句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他在《猛犬行》中把日本侵略者比作吃人的恶犬，“当关猛犬负隅虎，钩爪踞牙谁敢悔？……豪家饲犬犬吃人，门前裹足无来宾”，但他表示自己决不畏惧恶犬的淫威，“他时罢猎会烹汝，馈我杯羹及春醑”。言为心声，诗品即人品，林资修的诗作正是他心志的表露。他大半生积极投身于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即使遭到殖民当局的关押迫害也不稍屈，这种英勇行为为他的豪迈心声作了最有力的注脚。
林资修的诗歌艺术才华在当时的台湾可谓有口皆碑，连梁启超也称赏他“才气犹堪绝大漠”（《赠林幼春》）。他的心胸始终涌动着一股民族浩然之正气，加上语言清峻健朗，这使他的大多数诗歌格调高昂，具有一种雄迈高亢之风。林朝崧评他的诗“千金一字不轻下，文成每有惊人语。奇峰狂浪生笔端，掷地铿锵韶頀”（林朝崧《送侄幼春过海游学》）。特别是他的古体诗，人称有李太白的遗韵。例如《吾将行》诗：
灌夫独死婴独生，此心岂免常怦怦？决然敝屣妻与子，使尔口角含雷霆。忆闻急电正月杪，百喙劝我锋难撄。走投医氏欲逃死，有类觳觫求庖丁。朝来南北又传警，二臂己折谁能争？铁生诀我院门外，怒发尽竖如荆卿。京师飞雪大如掌（一作“瀛洲雪飞”），况我一考（一作“老”）方东征！藤床白日拥火炉，颜胡厚矣吾将行！吁嗟乎！颜胡厚矣吾将行。贪夫殉利士殉名，此时抚枕着叹息。死纵可缓愁翻增，起拔吾剑撞吾觥。摇摇欲坠东方星，卧听四野荒鸡声。
1924年正月末，当日本殖民当局准备逮捕他时，亲友曾安排他借机住院养病，以暂时躲避一下锋芒。但日本人并未善罢甘休，2月再次对他下达了拘押令，这首诗就是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所作的。诗中抒发了以身殉名、不求苟全的决心，豪迈激昂，健朗有力，充分体现了他的雄迈高亢的诗风。
林资修的一些近体诗作，则寄托幽远，蕴藉深沉。例如《狱中感春赋落花诗以自遣》一诗云：
系久悬知景物非，强揩病眼吊斜晖。
九旬化碧将为厉，举国招魂未忍飞。
历劫尚当甘坠落，几生修得到芳菲？
因风寄语枝头鸟，极□催归何处归？
春天时节，落花最容易使人产生伤感，何况又是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但林资修在诗中却赋予落花一个不屈的精魂。“九旬化碧将为厉，举国招魂未忍飞”，这花魂是民族之魂，也是诗人灵魂的化身。
林资修素体羸弱，又长期为新文化运动和民族运动操劳，遭日本殖民当局囚禁迫害后，身体由此更加虚衰，疾病缠绵，后终因病不起，于1939年8月24日去世。他一生孜孜于抗日事业，眷眷于民族之情，成为日据前期广受敬重的志士和诗人。他逝世后，门人叶少奇作诗哭之曰：“看天忍泪更何言？硕果于今并不存。病骨卅年肩众望，诗才一代仰弥尊。常将倒履迎寒士，曾见昂头入狱门。近许传笺称弟子，伤心岂独为私书？中原鼎沸感难支，辄使先生发古悲。疾恶心情狠如虎，愤时诗句锐如锥。耽书小愈翻加病，爱子初回便拒医。硬骨棱棱标末世，临终意志尚坚持。”这首诗称得上是对林资修一生行迹及志节的高度概括和精当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