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运动与经济体制改革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建设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早在30年代初，苏联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但是全国的粮食产量却长期徘徊不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斯大林时期，重工业发展迅速，但是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很少，把农民挖得很苦，许多农业政策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失调。1940年苏联人的粮食产量是58.3亿普特，1953年下降为50.36亿普特。在1953年的“七月全会”上，党对贝利亚破坏农业生产、延缓农业发展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必须完善集体农庄制度，采取新的措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1953年8月8日，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提出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农业是马林科夫着重谈的一个问题。他指出，“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符合于农业的高度技术装备以及集体农庄制度所具有的潜力”，某些农业部门还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畜牧业发展和马铃薯、蔬菜生产的落后。为了克服这些落后现象，实现“整个农业普遍高涨”，马林科夫提出：在不提高零售价格且不断执行进一步降低零售价格政策的前提下，提高集体农庄及庄员向国家义务交售的肉类、奶类、羊毛、马铃薯、蔬菜的价格；集体农庄和庄员在完成义务交售后剩余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由国家大量采购；改变以前对个人副业的不正确认识，全部取消以前积欠的农业税款；加强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大大增加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矿物肥供应；给每个集体农庄固定1至2名农业专家。继这次会议后，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又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作《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主题报告的是即将荣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农业问题是赫鲁晓夫的一个强项，他素有“农业专家”之誉，不仅对农业状况比较了解，农业知识也较为丰富，而且在领导农业方面敢试敢闯，很有魄力。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比较清楚地分析了整个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和某些农业部门落后的原因：苏联过去主要忙于国家的工业化，把主要力量用在了重工业方面，致使农业和轻工业无法与重工业同步发展；违反了作为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的物质利益原则，农民的副业受到了各种限制；国家供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大量设备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对农业领导不力，特别是选拔干部工作和农村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集体农庄的管理工作存在着严重问题。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央全会决定立即采取措施，严格实行按公顷计算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数量的原则，提高畜产品、蔬菜、马铃薯的征购和收购价格，降低私有牲畜向国家交售的标准，改进农庄和农场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使农民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的发展；改进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改进党对农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精简管理机构；大力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农业竞赛等等。这次会议，显著地改变了农业在国家工作中的地位，成为战后苏联农业发展的转折点。接着，苏共中央又连续召开1954年2—3月全会、六月全会和1955年一月全会，专门讨论农业问题。还在全国召开有共和国、边区和州的领导干部以及农业先进工作者参加的会议，制定各地区急速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农业成为苏共新领导最为关心和重视的工作之一。从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除了3次代表大会之外，苏共中央召开了35次全会，其中11次专门（或主要）研究农业问题（还不包括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问题之一而加以讨论的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苏共中央再三强调：农业发展问题应当始终是我们党注意的中心。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了许多决议，最高苏维埃制定了许多关于农业的新法令。全党全国形成了一个大抓农业的新局面。1954—1955年，有2万多名党员响应号召，离开城市前往农村，被推荐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职务。几年之内，有12万名以上的工程师、农艺师和畜牧师从城市派到农村去工作。同时，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开始大量增加。战后的1946—1950年间，农业投资每年平均只有11亿多卢布，从1954年起，1954年农业投资为32.2亿卢布，1958年达55.3亿卢布。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的信件。赫鲁晓夫开宗明义地指出：“对农业和粮食采购状况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我们所宣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粮食供应方面的实际情况。”[14]赫鲁晓夫根据1952年的粮食收成情况提出了农业发展中的十分令人不安的问题：1952年，粮食总收成的计划指标是92亿普特，未收割时估产80亿普特，但实际只有56亿普特；1953年的粮食采购总量只有18.5亿普特，较之1952年减少了12.7%，国家的粮食缺额达到16亿普特；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扩大了小麦的播种面积，但却减少了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这就大大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为此，赫鲁晓夫提出必须扩大耕地面积，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粮食产量。根据赫鲁晓夫的计算，今后两年可以在哈萨克的东北部和其他一些地区，如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地区开垦出1300万公顷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可获得8亿～9亿普特的商品粮食，从而使国家每年增加260亿～280亿卢布的收入。而开垦这些土地所需要的基本投资仅为55亿～60亿卢布，一年收回成本绰绰有余。从长远看更有着巨大的效益，真是一本万利，大有可为。
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开荒问题。他宣称，开垦1300万公顷的新地只是进一步扩大播种面积这项巨大工作的开端，“今后两年内，我们还要准备在东部开垦大片困难较多的新地”，并且开垦新地也并不仅限于东部地区，“我们还要在中部和西北部各地区大规模开垦大片河滩地、沼泽地以及长草很少的草地和牧场”[15]。赫鲁晓夫指出：“开垦新地的计划是一桩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这个工作的规模及其对我国的重大意义是可以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相比拟的。”[16]他满怀激情地号召农业机械师、青年团员和全国青年投身到垦荒队伍中去，到大有作为的垦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954年3月2日，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增加全国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熟荒地的决议》，其中决议的第三部分“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是增加谷物生产的巨大潜力”提出了垦荒的十二条具体措施：（1）苏共中央全会认为，除了提高全国各地区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以外，开垦新土地对于增加谷物生产具有巨大意义。在短时期内增加谷物生产的一个重要的、而且是完全现实的来源，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及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以扩大谷物的播种面积。苏共中央全会提出1954—1955年内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并在1955年从这些土地上收获11亿～12亿普特的谷物。（2）责成哈萨克斯坦党中央，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区的州和边疆区党委，苏联农业部，苏联国营农场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以及上述各地区的州、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和国营农场场长增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谷物播种面积。（3）各地至迟在1954年6月1日以前选定并划出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谷物播种面积用的地段，首先要利用最肥沃的熟荒地和生荒地、位于居民点附近的产草很少的草场和牧场。（4）为了完成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以及产草量很低的草地和牧场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增加小麦播种面积，1954年要向新开垦的地区供应12万台拖拉机、1万台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器。（5）党中央全会要求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农业机关都要注意选派熟练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干部和农艺干部到新开垦的地区去工作，选派机务人员去充实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拖拉机队、分队。（6）支持苏联共青团中央和地方共青团组织关于根据自愿派出10万名机务人员到新垦区工作的倡议。（7）凡是从其他区进入垦荒区工作的人员一律发给一定的补助费和调职旅费。（8）苏联农业部、苏联国营农场部、地方党政机关和农业机关要给开垦新土地的工作人员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苏联文化部、苏联商业部等为新垦区工作人员提供文化生活服务。（9）国家实行一定的物质奖励办法。（10）必须根本改变在非黑土地开垦新土地的组织工作。（11）认为必须首先开始的工程是排干和开垦麦谢拉盆地、乌克兰共和国特鲁别日河西岸河滩地及其他一些大片土地。（12）党政机关和农业机关对这一全民事业进行具体的、有效的领导。中央关于垦荒的号令一发出，就得到了全国各地群众的一致响应，尤其是广大青年争先恐后地向当地团组织递交去垦区艰苦创业、贡献青春的申请。到1954年3月25日，仅莫斯科一地递交申请书的青年和职员就达4万人之多，其中有些申请书还是整个生产队和班组集体提出的。在赫鲁晓夫的亲自倡导下，所有宣传工具大力鼓动，各级党组织积极安排，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动员人们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垦荒运动。
青年们广泛地响应党关于开垦荒地的号召，向各地共青团委员会递交了50多万份申请书，要求前往垦荒区。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劳动人民派出了54000多人到垦荒区长期工作，组成了46个国营谷物农场。各加盟共和国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到垦荒区去工作。1954年至1956年期间，有8万多人由乌克兰、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由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迁往东部地区。和青年、共青团员一起去开荒的还有农业专家、有经验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1954—1955年总共两年时间内，垦荒区就建立了平均有25～30公顷耕地的大型国营谷物农场425个（此时，全国总数才581个）。集体农庄开垦了大面积荒地。近百万垦荒者在条件相当困难、住房十分简陋的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开垦新的土地。苏维埃国家把成千上万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许多其他机器送到垦区。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1951—1953年平均为200亿卢布，1954年上升到297亿卢布（增加40%以上），1955年达409亿卢布（比1953年增长一倍），1954—1958年期间，国家对垦区的投资为307亿卢布（旧卢布），约占这几年全部农业投资的20%。在1955—1956年间，国家调往东部垦区的拖拉机达20多万台，约占此间全国提供给农业的拖拉机总数的三分之一。
垦荒的经济效果：大规模的开垦生熟荒地，当时成为急速增加粮食产量的最大举措。
第一，1954—1960年苏联垦荒的面积增加。1954—1960年垦区的开垦面积（万公顷）分别为1719.8、1255.5、257.1、270.3、268.9、176.4、235.6。其中在1954—1956年三年间，就开垦了3200万公顷。从1954—1958年的五年中开垦的荒地共达四千万公顷，即大约相等于所有欧洲国家（除苏联外）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在世世代代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出现了数千个国营农场和新村。从1954—1960年共开垦生熟荒地4183.6公顷（约合6.3亿亩）[17]。
第二，垦荒增加了苏联的粮食生产。垦荒是苏联粮食生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垦荒前的1949—1953年，年平均粮食产量为8094.8万吨，粮食年产量最高的1940年也只有9560万吨。垦荒后，自1955年以来，苏联粮食产量最低的年份也在1亿吨以上（1955年苏联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的历史记录）。从1954年到1978年，垦荒地区生产粮食近15亿吨，约占苏联粮食产量的40%；向国家交售商品粮7.215亿吨，约占国家粮食采购总量的50%左右，1956年全苏的粮食产量为12500万吨，其中垦荒区产量是6630万吨，占总产量的51%；1956年全苏收购的粮食为5410.7万吨，其中从新垦区收购3680万吨，占总数的68%[18]。1957年4月1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垦荒运动中建立的伟大功勋。
第三，垦荒地区开始成为苏联最大的粮食（主要是春小麦）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苏联的商品粮基地最早建于乌克兰、中央黑土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在第二个、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商品粮基地逐渐向东部地区扩展。50年代大规模垦荒运动后，北哈萨克、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南部逐渐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北哈萨克是50年代大规模垦荒后建立起来的商品粮基地，这里集中了哈萨克80%以上的耕地面积，垦殖率在50%～60%以上，该区人口较少，本身粮食消费量小，因而商品率较高，达62.6%。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南部包括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边区和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州以及乌拉尔南部的奥伦堡、库尔干、车里雅宾斯克州，战争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由于开垦了大片生荒地和熟荒地。粮食产量和商品粮有较大增长。在1954—1960年的垦荒中西伯利亚和远东垦荒1109.8万公顷，乌拉尔为292.5万公顷，伏尔加河流域为232.9万公顷，哈萨克共和国垦荒达2548.4万公顷。垦荒以来，哈萨克共和国的粮食增长更为明显：1949—1953年哈萨克共和国粮食五年平均产量为394.2万吨，占全苏的4.9%，而1954—1958年五年平均产量为1374.0万吨，占全苏的12.5%，哈萨克斯坦的粮食总产量提高3倍多[19]。(https://www.daowen.com)
第四，垦荒改变了苏联粮食生产布局。1954—1978年期间，哈萨克、西伯利亚、远东、乌拉尔及伏尔加河流域等主要垦区共生产粮食近15亿吨，约占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1949—1953年只占28%）。自大规模垦荒以来，哈萨克在1954—1980年的二十七年中共生产粮食约5.6亿吨，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总计达3亿吨（平均每年1100多万吨）。垦荒地区同时成为苏联优质小麦——强粒和硬粒小麦的主要产区。因此，垦荒对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促进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和改变苏联粮食和生产的布局，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五，垦荒促进了苏联畜牧业的发展。大规模的垦荒虽然开垦了一些天然割草地和牧场，但由于垦荒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饲料的保证率，因而仍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954—1978年期间，垦荒区牛的头数增长91%，其中奶牛增长65%；猪增长了1.33倍，羊增长60%；肉类（屠宰重）总产量达6566.8万吨，占全苏的24%；奶类为41572.2万吨，占23%；蛋为1968.16亿个，占22%；羊毛为381.21万吨，占40%[20]。
第六，为国家积累资金。苏联为建立和发展垦荒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所投放的资金，不仅已从增产的粮食、蔬菜、马铃薯、畜产品上收回，而且在1954—1961年间，还从哈萨克和俄罗斯联邦两个加盟共和国新开垦土地所获得的商品粮食中得到33亿卢布的纯收入。1954—1977年间用于哈萨克共和国整个农业部门的总费用为211亿卢布，同期仅靠粮食周转税就收回272亿卢布，净得利润61亿卢布。资料表明，从1954年到1962年国家在新垦地区的投资比那些地区通常得到的投资多67亿卢布，而新垦区单是由于增加了商品粮而获得的周转税和利润就比1949—1953年的平均数多97亿卢布，除去30亿卢布的净收入，垦荒区的资产（农场建筑物、机器、牲畜等）还增加了47亿卢布。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版的《苏联简史》也这样评价道：“权衡一下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估计一下所花的费用和产生的错误，开垦荒地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国家增加了数千万吨粮食，并在短期内建立了极为富庶的新谷仓。”[21]在50年代的后几年，不仅垦荒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由于执行了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制定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全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1958年农业的总产量达到战前水平的156%。1954—1958年农业总产量每年平均增加8%，而1950—1953年期间，则只增加1.6%。工农业发展速度失调的现象已明显得到克服。1958年，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和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以及其他一系列州和边区，由于在发展农业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而荣获列宁勋章。共青团由于在开垦荒地中表现出的劳动英雄主义精神而获得列宁勋章。成千上万名垦荒英雄得到了1956年设立的“垦荒”专门奖章。赫鲁晓夫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虽然已是花甲之年，但他走遍了垦荒地的一个又一个农场，了解情况，提出建议，进行批评，更进行鼓励，不厌其烦地宣讲垦荒的重要意义。仅从1954年到1955年的一年中，他的足迹便遍及了西伯利亚、远东、萨哈林岛，到过中亚、乌克兰、萨拉托夫、沃龙涅什、列宁格勒、里加、库尔斯克，最后又二度去中亚地区。对那些胆敢阻挠垦荒的地方领导人，赫鲁晓夫则毫不客气，果断地动用组织措施。他将竭力反对在本共和国垦荒的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和第二书记阿方诺夫一并免职，而让热心垦荒的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前去接任他们的职务。其他共和国和州的领导人大受震慑，遂不敢再对垦荒表示异议或说三道四。党对农业问题的新认识及对垦荒事业的重视，近百万人在垦区的艰苦创业和垦区土壤肥力首次被利用，是垦荒事业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垦荒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建立了商品粮基地，而且还促进了畜牧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城市的发展，毛汉英等人编著的《苏联农业地理》、徐隆彬先生著的《赫鲁晓夫执政史》、李忠杰等人著的《社会主义改革史》、萨姆索诺夫主编的《苏联简史》、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1953—1964）》、还有美国拉扎尔·沃林著的《苏联的农业（1953—1964）》等都对50年代苏联的垦荒进行了肯定。拉扎尔·沃林在他的书中还详细地列举了新垦地区谷物收购量的发展情况。1954—1962年新垦地区收购量（以千吨计）分别为17824、11276、36800、17058、32709、27942、29057、23784、27100，占全苏联谷物收购量分别为51.55%、30.6%、68.0%、48.2%、57.8%、59.9%、62.2%、45.6%、47.9%。垦荒运动创造了苏联农业的“奇迹”。同时，就垦荒的规模和速度而言，堪称世界上最宏伟的垦荒事业之一，也是苏联战后一次群众性的壮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生产和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与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以及科技进步的迅速发展，苏联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集约化发展的要求。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开始试图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53—1956年，苏联对经济体制断断续续进行了若干局部改革。
其中主要的改革有：把中央在计划编制、基建投资限额、劳动工资方面的某些权限下放给各部和加盟共和国；改组国家计委为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委员会，新建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制定短期计划；精简中央经济管理机构，先后撤销半数以上的处、司、管理局和管理总局，裁减90万行政管理人员；把1.5万家各部的直属企业下放到地方；减少中央控制的国家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某些权限，提高企业的基金提成额等。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在前几年局部性改革的基础上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一次“全面的改组”。1956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1%，超额完成预定的增长指标；农业方面更是成绩喜人，1956年谷物总收获量比上年增加了20%。赫鲁晓夫对他上台以来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农业部门展现才智和别人只将他称作“农业专家”心有不甘，决定对传统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来创造工业生产的奇迹。1957年1月28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交了《关于完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提出应将工业和建筑业的部门管理改组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2月13—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全会上作《关于进一步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组织形式》的报告。2月14日，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3月30日，《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正式提纲，目的是为了让全民进行讨论。《提纲》结合苏联的现实，详细分析了部门管理制的缺点：苏联共有二十余万个国营工业和十余万个建筑工地，它们分散于全国各地，一个部或一个局很难对这些企业和工地实行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在现行的部门管理体制下，生产协作主要是在部门内部进行，破坏了同一经济行政区内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间的正常生产联系；许多部、局之间建筑机构互不通气，致使同一城市或同一个地区的每个建筑机构都要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都要设立自己的附属企业和事业；全国有许多平行机构——隶属于不同工业部的各种供销办事处、供应站和托拉斯等，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里各自都设有许多总管理局、分管理局、处和其他分支机构；现行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限制了地方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在领导经济方面的潜力，捆住了它们的手脚，压抑了积极性等等。《提纲》指出，如果将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制，即撤销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部门，由分区设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本经济行政区的企业即可消除上述缺点，从而使苏联的工业和建筑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提纲》中赫鲁晓夫详细阐述了关于这次工业改组的原则和设想：加强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改“条条”管理形式为“块块”管理形式，即由部门管理过渡到按地区管理；建立经济行政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发挥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积极性。1957年5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法令》。《法令》限定在1957年7月1日前完成对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改组的具体情况是：撤销了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绝大多数部（中央25个部，加盟共和国110个部）；把中央的财权、计划权大部分下放给新建的105个经济行政区（俄罗斯联邦70个、乌克兰11个、乌兹别克4个、哈萨克9个、其他11个加盟共和国各1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把中央统配的6000多种产品中的5000多种交由地方分配；把中央绝大多数工业、建筑业和科研机构下放到地方；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关，使其由职能部门变成咨询性的科学机构；减少半数左右的国家控制计划指标。改组的结果使苏联主要经济活动由中央转向了地方，提高了各加盟共和国在管理经济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改组进行得过快（要求不到两个月完成），权力下放得过大，造成国民经济不同程度地处于混乱状态。
1959—1961年，这一阶段的改组重点是进一步发展各国民经济区和各共和国内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专业化和协作化，提出了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集约化生产、加速技术改造方面的任务。这一阶段改组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经济区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建立跨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单位（两年中，合并2000多个工业企业）；推行国家标准化和规格化；建立生产联合企业。但改组进展到1961年时开始呈现收缩的趋势。主要原因是：首先在于“撤部建区”等措施实行后，各个经济区出现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及技术上闭关自守的倾向；其次在于理论上的混乱，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事件的影响，对改革是否背叛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一定怀疑。赫鲁晓夫不得不半途刹车，采取各种应急措施，重新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控制。改组的收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1959年1月起中央收回部分物资分配权；中央收回部分生产计划权；1960—1962年间几经调整合并，把原有的105个经济行政区改划为47个，并通过大经济区设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协调和计划委员会，加强对经济行政区的直接领导；1962年底决定取消统一的党委会，从中央到地方按生产原则建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力图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具体领导；1962年底重建国家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远景规划工作，把划归地方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建筑业重新收归中央管理；最后，1963年3月，成立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国家机关来领导全苏的工业和建筑业。在采取上述修补措施的同时，赫鲁晓夫还围绕“利别尔曼建议”支持开展经济大讨论，开始“探索管理方面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