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田汉最初的创作意旨是表达社会改造的宏愿。这从最早的《梵峨璘与蔷薇》、《灵光》和《薜亚萝之鬼》中可以见出。
《梵峨璘与蔷薇》开幕时，唱大鼓的艺人柳翠正与她的琴师秦信芳交谈。秦向柳表白爱情，并劝她珍重自己的感情和自己艺术的价值。但柳却羡慕自己的小姐妹做了阔人的姨太太。这就构成了秦懂得爱情的神圣和艺术的崇高与柳对两样都不懂之间的矛盾。接着发生了开演前穷工人为艺术的伟力向柳翠献花和演出中剧场失火，秦冒死将柳救出两件事，它们使柳翠懂得了艺术的崇高，也进入了爱情之域，思想矛盾由是解决。剧情的第二段，是柳翠发现了秦信芳的不幸身世和他想做“‘少年中国’开国的大音乐家”的志向，她决心去做姨太太，以换得秦留欧所需的经费，即为了神圣的艺术牺牲刚得到的爱情。剧情的第三段，则是出来一位尊崇艺术和爱情的富翁，他假作恶人，实行善事，先破了柳翠做姨太太舒服的幻想，又全家捐出够两个人留学法国的费用，将柳、秦的艺术和爱情一并成全。这个戏表现了田汉对艺术与爱情的尊崇和希望藉二者的力量改造社会的愿望。《灵光》写女留学生顾梅俪陷于恋爱苦闷中，但这只是个引子，以便引出一个《浮士德》式的梦。在梦中，魔鬼靡菲斯特引顾登上“相对之崖”，观看了“欢乐之都”和“凄凉之境”贫富对立的惊人景象。于是梦醒后，顾幡然醒悟，决心和其男友回国，一做医师，一事文学，以救治人民“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个戏正是田汉既要“救肉”又要“救灵”，“从精神、物质两方面建设少年中国”[9]的思想表现。《薜亚萝之鬼》描写资本家的女儿因看到工人阶级的痛苦，觉得用红利买的钢琴（Piano）“弹起来，那里面就好象有无数的鬼在那里诉冤一样”，决心把“所有的财产都丢掉”去做工人的战友。
这三个戏都提出了社会上贫富对立的问题，但解决的办法，却是靠社会的同情和艺术、爱情的动人，靠知识分子的宏愿，靠有产者的觉悟，在社会思想上是幼稚的。田汉对这三个戏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三个戏“或堕入感伤，或偏于概念。比于描写鼓娘生活毫不写实的”，所以，“剧曲集皆未录”。[10]但田汉最初的创作意旨却可以在此看得很清楚。这三个戏是田汉20年代初社会思想的表现，它们以人道主义得到发扬的浪漫幻想的形式表达着创造少年中国的宏愿。田汉很快抛弃了这种创作路子。但社会改造的宏愿在他是强烈的，田汉1925年初拍电影时，仍是从社会改造的主题起手的。《到民间去》一片写青年志士们在咖啡店聚集，如当年俄国民粹主义者捶打桌子高喊“到民间去”一样，“意气如云”，“痛论社会改造的大业”。而1927年在南京筹拍的《南京》一片，则欲写青年男女在大革命中壮丽辉煌的英勇业绩和爱情。社会改造宏愿的表现形式在这里已不是人心向善的幻想而是英雄主义的鼓吹了。社会改造宏愿的浪漫表现是田汉早期创作的第一步。这一步很短暂，但对认识田汉全部早期剧作却有重大的意义：正因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出发点，关切现实的精神就贯穿着田汉20年代的剧作，田汉后来迅速转向无产阶级戏剧也可由此找到根据。田汉的社会改造主题的表现始终在于一种宏愿、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而并非现实的描写社会的矛盾，这意味着其创作的发展未必理所当然是社会问题剧，而可能是继续描写良好愿望与黑暗现实撞击后产生的情绪的抒情剧。
《咖啡店之一夜》正是这种发展的产物。从《咖啡店之一夜》开始，田汉剧作的面貌明显地变了。善良的幻想和英雄主义情调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对社会黑暗和青年的痛苦心灵的描写，是压抑、反抗、探索、感伤的情绪。
《咖啡店之一夜》一向被视作带抒情意味的社会问题剧。较为普遍的意见认为：该剧“揭露并批判了资产阶级青年在恋爱问题上的庸俗和虚伪，同情妇女的不幸遭遇，并且歌颂妇女要求独立的精神”，而又“表现出一些感伤颓废的色彩”，“有损于主题的积极性”。[11]但不同的意见也是有的。在20年代，向培良曾认为该剧写的是感伤情绪，可惜加进了一些社会教训[12]。不管向培良反对社会教训是否妥当，他是把此剧当作抒情剧的。而田汉曾自谓该剧是“以咖啡情调为背景，写由颓废向奋斗之曙光”[13]，似也意欲指出该剧是写一段情感经历。向培良、田汉的看法可以说与该剧是写婚姻爱情问题的社会剧的看法相反。《咖啡店之一夜》到底写的什么？是社会问题剧还是基本是抒情剧？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分析。因为这是“出世作”，在该剧之后有众多同类的作品，这个戏有代表性，对它的理解关系到对田汉早期剧作基本面貌的把握。
《咖啡店之一夜》的故事发生在一咖啡店中。中心人物是该店侍女白秋英。该剧的外部动作线索是白秋英接待四批顾客，剧情进行得十分流畅。开幕时，第一批顾客已在场，他们是饮客甲、乙、丙。甲是个人生失意的老人，又是白秋英的同乡，他沉醉于颓废生活，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当作信条，他对人生哲学的谈论表现了咖啡馆的空气。他与白攀谈故乡人事，又介绍出了白秋英：她是穷秀才的女儿，父母双亡，贫苦无依，便应爱人李乾卿之约来省城求学，一面做侍女积攒学费，一面等李前来相会。他还给白带来了李已到省城的消息，使白秋英十分兴奋。第二批顾客是白秋英熟识的青年林泽奇。白不愿给他拿威士忌，并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人们“为什么不去读书做事，偏要到这儿来拼命喝酒。”林泽奇诉说了自己婚姻的不幸，诉说了在人生“大沙漠”中没有爱和同情的痛苦和寂寞。白秋英认为“忧愁中间，不是我们少年久居的地方”，她给他劝慰，并用自己的喜事，即李乾卿要来接她，来使林泽奇高兴。剧本在这一段提出和讨论了人生态度这个理性问题，又以白秋英的乐观和期待为李乾卿的登场作了欲抑先扬的铺垫。第三批到来的顾客正是李乾卿和一位富家女子。于是白、李戏剧性地会面了。李已与这位富家女订婚，决意断绝与白的恋爱关系，他要用钱赎回写给白的情书。白秋英将钱和情书一起焚毁，表示了轻蔑和凛然的决绝。爱情的破裂是白秋英精神寄托的破灭，剧情因而发生了转折：李乾卿去后，白秋英拿过林泽奇的威士忌瓶子喝起酒来，并宣布她知道人们为什么拼命喝酒了，自己从前是禁酒论者，现在“不然了，我知道酒的好处了”。这时，林泽奇反过来充当了劝慰的角色。两人结成兄妹，相约鼓起勇气，做“一对沙漠的旅行者”。戏发展到这里，情调是十分压抑、悲凉的。但这正是作者用意所在，所以他不是想办法冲淡，而是想办法来加重和扩展这种情绪。所以就在这时飘来了凄凉的吉他弹唱的声音，林、白二人无语，静听着这每晚都从隔壁旅馆传来的流浪世界的俄国盲诗人的悲歌。良久，林泽奇发出了表达全剧精神的感叹：“咳，艺术家的悲哀！人生的行路难！”第四批顾客的上场打破了这愁绪无涯的意境。这是林泽奇的好友和同学郑湘荃，他是来叫林回去的。他劝告曰：“我看你这种颓废生活，也可以告一段落了罢。”林、郑下场后，白秋英陷入了沉思中。全剧结束类似《万尼亚舅舅》结尾的意味：
白：（徐徐关门，收拾桌椅，半息瓦斯灯，一个人坐在右室饮威士忌的余沥若甚有味。此时吉他之声，依然嫋嫋入耳）
店主人：秋英！交账！
白：是，（但暂时仍静坐不动，已而微叹一声）寂寞！……我还是不能不生活下去吗？（外面闻更声橐橐与壁上钟机相和）。
——幕徐下——[14](https://www.daowen.com)
《咖啡店之一夜》的情节结构表明，白秋英对人生的思考是贯穿全剧的线索，是作者想写的东西，而爱情破裂虽是关键性的事件，却是作为总的情节的一环，在引起白秋英对人生的认识的变化的意义上存在的。咖啡店这一夜所发生的事情，表面上是一对恋人的破裂，实质上是白秋英经历了人生一课而思想大变，她从幻想的云端跌落到冷酷的现实中，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行路难，也懂得了人们为什么颓废，但终于决心继续奋斗。从原来天真的乐观到这种感伤而不坠勇气的状态，她是在一夜间骤然成熟了。所以田汉认为该剧是“写由颓废向奋斗之曙光”。
爱情破裂事件是服务于全剧主旨的，因而田汉对此的描写并不是揭露李乾卿的庸俗、虚伪和歌颂白秋英自由独立的精神。李乾卿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想用钱赎回情书，用钱补偿白秋英的感情损失和支付她的学费，这是其庸俗处；他已与别人订了婚，却拿刚知道的白秋英当了侍女这一情况为自己变心辩解，这是其虚伪处。但李乾卿的基本品质应该说是自私和怯懦，因为庸俗和虚伪仅仅是他变心后处理断交事宜方式上的部分表现，而自私和怯懦却从他变心以至断交的逻辑上表现出来。李乾卿和白秋英原来是共同反对家庭的压迫而争取自由的爱情的，但李的争取却有一个条件，就是白须大学毕业，取得这个能在父母面前通得过，与其家庭地位配得上的资格，这个条件便包含了自私和怯懦。当白秋英父母双亡而难以读到大学毕业时，他便知难而退，与另一女子结了门第婚姻，把争取独立自由的爱情的初衷抛弃了，把发扬“五四”精神的理想抛弃了。他与白秋英见面时，不免有庸俗、虚伪的表现，但基本的面貌不是虚伪。他处理与白的关系，一是要白成全，二是要白谅解。成全者，即所谓“秋姑娘，你是个好心人，你若是爱我，一定望我幸福，那么，就请你成全我的幸福。”这是卑劣的自私。谅解者，是要白秋英体会他的苦衷，即他不能抛弃家庭地位，也无力冲破家庭的阻力。这实是要求谅解他的怯懦。他最终的表示是：“秋姑娘，你责备我的话，我没有一句敢替自己辩护的，可是你不能说我全然没有良心，……你也要可怜我，因为我是一个弱者，我的心灵被旧社会的黑暗遮得一点儿光明也没有了。”他的这些话，以及还想为念及友情而与白秋英握一握手的要求，虽然包含着宽慰自己良心的自私动机，毕竟表明他不想颠倒黑白。他意识到自己灵魂的渺小和卑劣，所以失魂落魄，“踉跄下场”。田汉所写的李乾卿，是一付可怜相，他并没有企图掩盖自己变心的实质而作出一付道貌岸然的样子，所以他不是市侩，不是伪君子，而只是一个渺小的灵魂，一个因自私、怯懦而在反抗黑暗社会的斗争中丧失了勇气和理想的落伍青年。对这样一个人物，是看到其行为的卑劣而揭露和鞭挞呢？还是看到这是社会的产物而蔑视和超越呢？田汉的态度是后者，所以他描写白秋英采取后一种态度来对待李乾卿。她不同意林泽奇建议的“把信藏好了”，“发表出去，也不愁他们的婚约不破裂”的“复仇”办法，而是采取以醒觉超越过去的态度。白秋英烧毁了李给她的情书和二人合影的照片，与过去诀别了。她在这时宣布：“乾少爷，我的梦醒了。”这意思并不是说她过去想依赖男人，依附阔人，而从今以后要自由独立了。白秋英从来就不缺乏自由独立精神的。那么这个梦是什么呢？在李乾卿上场前，白秋英曾这样对林泽奇谈论自己的恋人：“我先不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沙漠吗？他就是我这沙漠中唯一的甘泉。我由这一点甘泉，使我生许多希望，许多勇气。我之敢于抛弃家庭，一个人在举目无亲的城里生活，就全为这一点甘泉的缘故。”而在合影将付之一炬时，白秋英曾指出照片上那两人握手的形象和“我们这两双手儿永远不要放开，须紧紧地握到永远”的誓约，这个握手是超出相爱的意义而表达着同走人生之路的决心的。因此白秋英的梦，是在沙漠一般的黑暗社会里争取自由时，能有一泓心灵的甘泉，能有一双可以有所依仗，相携共进的手。正因为如此，当这个梦破灭时，她的感叹是：“呵！人是一个人生来的，也当一个人生活下去。”这就是说，当爱情破裂时，白秋英不是觉悟到应该发扬自由独立的精神，而是深深感觉到一种孤独感。在李、白爱情破裂事件中，田汉虽然对李有所暴露，对白有所歌颂，但用意全不在此，他要写的是李乾卿由于自私、怯懦而坠回到旧社会的怀抱，而坚持理想的白秋英感受到旧势力的强大，沙漠行旅有所依仗的梦想破灭而生出一种人生行路势单力孤的悲哀之情。这样，爱情破裂事件便与全剧情节融贯一气地表达了对人生行路难的咏叹。
人生行路难，但应该奋斗下去，这就是《咖啡店之一夜》的主题。仅仅因为剧中有一个爱情破裂事件，就把该剧主题归结为通过婚姻爱情事件揭露了些什么，歌颂了些什么，这显然不合剧本实际。这样的概括适用于五·四时期的这一些剧本：一类如胡适的《终身大事》、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余上沅的《兵变》，它们歌颂自由的青年如何机智地争取爱情幸福；一类如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之后》以至《屏风后》，它们揭露“五四”时代一些名为新派实为旧派的人物在婚姻问题上的虚伪、丑恶，歌颂妇女独立的人格和反抗的精神。《咖啡店之一夜》与这些作品是不同的。这些作品是社会问题剧，它们写的都是女性的自由独立精神与旧习俗，与男性的恶劣道德相对抗的故事。《咖啡店之一夜》写的却是“五四”潮流中一对青年由携手前进到一人落伍而分道扬镳的故事，意在写出这种情况对坚持理想的女性的心灵的影响，抒发在黑暗现实中挣扎前进的青年的压抑、感伤情绪。不能把《咖啡店之一夜》归入《终身大事》、《泼妇》之列，然后说它多了一点感伤情调，损害了主题的积极性。《咖啡店之一夜》与那些作品的意旨是根本不同的。
《咖啡店之一夜》的内涵超出了婚姻爱情问题的范围，全剧的中心是人生哲学问题。白秋英不象《终身大事》、《泼妇》等剧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仅仅作为冲突的一方和进步的婚姻爱情道德的代表者而存在，她主要的是一个人生价值和人生道路的思索者。田汉把这种思索作为全剧情节的主干和思想的归结，就使剧本十分明确地趋向人生探索的主题。在这种思索中，美好理想和黑暗现实的冲突成为剧本内在的根本冲突；剧中具体的外部冲突事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它本身所触及的社会问题，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好理想与黑暗现实的根本对立，剧本的注意力不是集注于具体的外部冲突如何得到社会性的解决，而是集注于这一外部冲突在主人公的心灵中产生了什么结果。于是，心灵成了作品的中心，外部事件成了心灵发展的历程。《咖啡店之一夜》这种抒写主观情绪的实质，正是田汉早期一大批剧作共有的特征。只要把握这一特征，我们便可以发现《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以比较扎实的写实手法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其实和一些偏重于直接抒情和表达哲理的作品一样，主旨都是在描写知识青年、艺术家追求人生价值，探索人生道路的痛苦心灵。我们可以在人生探索这一大主题下发现众多作品的统一性。如果说《咖啡店之一夜》以描写人生行路难和直接提出青年应抱什么人生态度的问题的方式唱出了人生探索的主题，那么这一主题是贯穿田汉早期大部分剧作的。它在《午饭之前》、《获虎之夜》中表现出来，又跨越1923到1926年的创作间歇期在《苏州夜话》中吟唱，它深藏在杰作《名优之死》中，又在《湖上的悲剧》中表现为传奇化的情节，在《古潭的声音》中，它被罩在神秘的雾中，而在《南归》中，不息的探索精神获得了最单纯的诗化的表现。
在《南归》（1929年2月作）之后，田汉早期剧作的创作意旨重又向社会改造回归。在1929年4月至9月，田汉又创作了《孙中山之死》、《火之跳舞》、《第五号病室》、《垃圾桶》和《一致》，这一组作品的产生由于服务于阶级斗争需要的动机，与从《咖啡店之一夜》到《南归》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火之跳舞》为三幕剧。第一幕写一收房租人在工人徐某家催租，他肆意凌辱工人一家，引起斗殴，打翻灯盏，造成工人住宅区失火。第二幕写资本家一家于楼台上隔岸观火，兴致大发跳起舞来，及至大火烧及自己的工厂才惊惶不置。第三幕是劫后之瓦砾场。资方悬赏捉拿“纵火犯”，徐某欲让其他工人指自己为火主，领得赏格作大家的生活费，但不想收租人已带警察来捉他了。于是工人们破除幻想，奋起斗争。全剧的情节及笔调都竭力地把贫富阶级的不同境况、心理作强烈对照，从而导向必须以“集团的斗争”进行社会改造的结论。田汉的剧作很早就涉及了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但始终把这种现实当作与理想对立的东西，作为思考人生态度的背景。例如《午饭之前》，本是依据1922年湖南华实纱厂发生年关斗争，黄爱、厖人铨被军阀惨杀的事件写成的，题材本身就是劳资之间的流血斗争，但田汉仍然把这斗争推到幕后，以此为背景来描写女工关于相信宗教还是相信自己的行动的人生态度之争。而《火之跳舞》却把阶级对立本身当作了描写的中心。
《第五号病室》写的是同住一病房的两姐妹。姐姐患的是绝症，正以沉静的态度等着与爱人一见的机会。妹妹只是足疾，却因庸医误人，为不能很快出院而焦躁。在为打发寂寞而与护士、病友的交往中，妹妹看见有的人病重而无法入院，有的人病好了却在这里泡着不走，护士不照料重病人却陪有钱的阔佬玩乐，于是她十分愤懑。该剧的构思是清晰的：让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充当视角，揭示出社会的不平。剧的结尾，是姐姐发现恋人参加反帝游行受重伤而死于院中，便自杀了。她的遗言是，“我和大哥今晚出院了”，“埋了姐姐那些信，重建一所合理的病院。”在这里病院成了社会的缩影和象征，剧本表达了作者改造社会的思想。
《垃圾桶》写的是一个富家的私生婴儿被拾破烂的老汉拣去的故事。在此之前，田汉触及过私生子题材。1929年早些时创作的《颤栗》一剧中，田汉描写一个私生子因饱受歧视，在迷乱中杀母，结果只杀了母亲的爱犬，他清醒后，因察觉自己恨母的潜意识而颤栗，继而认识到应该感谢母亲给了他生命，并表示，“在那样专制，那样淫恶的威权之下，母亲居然有那种勇气，自由地、大胆地和别的生命结合，娘，你也是多么伟大啊！”显然，《颤栗》是从个性解放的立场去触及私生子问题的。而在《垃圾桶》中，却只有富家把私生子作为“多余的东西”弃置在垃圾桶中，而穷老汉却如获珍宝地抱去养育这种黑色幽默式的贫富对比。
在这些强烈勾划贫富对立图景的戏之后，田汉又写了《一致》。这是从英国美术家瓦兹（Watts）作的《马蒙》（金钱之王）和德国画家贺德勒（Hodler）作的《一致》两幅画中脱化出来的象征剧。在剧中，代表压迫者的“天之子”为代表民众的“地之子”所推翻。剧情极简单，但“地之子”发出的“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集合起来，……一致建设新的光明，新的光明是从地底下来的”的吼叫把田汉“向绅士阶级开战”的社会意识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总观田汉20年代剧作，可以发现有创作意旨不同的三段。第一段包括1920年至1921年创作的《梵峨璘与蔷薇》、《灵光》、《薜亚萝之鬼》等，它们表达着田汉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第二段包括由《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至《南归》（1929年）的众多作品，它们表现人的心灵在黑暗现实中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思索和苦闷；第三段包括1929年4月以后的《火之跳舞》、《一致》等作品，它们揭露阶级的对立，控诉社会的不平并发出斗争的吼声。显然，中间的第二段无论从延续的时间还是从作品的数量说都是田汉早期创作的主体部分，这部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也远远超过一三两段。正是这部分作品显示了田汉早期的风格，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在后世仍有经久的魅力。第一段不过是达到主体部分的初始摸索阶段，第三段不过是向30年代左翼戏剧过渡的阶段。所以，表现青年在黑暗现实中探索人生道路、人生价值的痛苦心灵和其感伤而又奋进的情绪，这便是田汉早期剧作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