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丽人行》的思想、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又正是集30年代以来创作之大成。

《丽人行》首先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那强烈的现实性。当时，发生了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沈崇案”和上海国民党当局迫害贫民的“摊贩案”。《丽人行》的创作受这两件接连发生而引起群情激愤的事件的激发。田汉把这两件事反映在剧中刘金妹的苦难遭遇中。在国统区的专制条件下，田汉把剧情设定在抗战胜利前的上海，以便收明批日寇，暗刺美蒋之效。《丽人行》如此紧密地贴近现实，配合反蒋民主运动，正是它当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该剧仅仅是一部影射当时黑暗现实的作品，它就不是杰作《丽人行》了。30年代以来，田汉的创作始终具有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特点，又一直在克服概念化的毛病。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并不是让作品不要贴近现实，而是要让作品不是简单地表达理性认识，而是去描写包含了理性认识的独特的人生感受。《丽人行》正是这样做的。“沈崇案”和“摊贩案”在田汉心中激起的不仅是对事件本身的义愤，而是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剧本就是以表达忧国之情为旨的。在八年抗战中，人民受尽苦难，表现了无畏的勇气也暴露出种种弱点，抗战胜利了，社会却还是如此黑暗，普通的人民群众、我们的知识阶层、我们民族的先进分子，他们有勇气经受磨难吗？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走向光明的未来吗？——这就是剧本写忧国之思的具体形式。所以剧本不仅写刘金妹，还写另外两个女性梁若英和李新群。剧本也不仅是以抗战期间为背景写抗战胜利以后，而是也实在地写了抗战期间的情形。田汉深怀忧国之情地描写了三个不同类型女性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展现出抗战胜利前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搏斗的艰难岁月中种种人物挣扎、奋斗的精神历程，表现出对光明的渴望。《丽人行》远远超越了单纯配合现实斗争的创作目标，它是艺术地表现了抗战胜利后人民的压抑、反思、忧虑、企求的共同感受的作品。《丽人行》可以说是强烈的现实性和高超的艺术性统一的体现。

《丽人行》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全景性”的艺术构思。该剧向人们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女工刘金妹的遭遇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她被日兵强奸后，含愤自杀，被革命者孟南救下，李新群、梁若英送她回家，叫她的丈夫友生把仇恨对着敌人。但被辱的经历已使她的生活无法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了。流氓们把她当作可以随意调戏的对象，丈夫来保护她，却被流氓撒石灰弄瞎了双眼。丈夫不能做工了，她自己也失了业，刘金妹只得借高利贷摆小摊来养活一家。可是货物又被当局没收，她只得暗暗忍痛卖身。此事被丈夫发现后，她被当作“无耻”的女人撵出家门，她又一次走向死路，跳进了黄浦江，幸被救起。在李新群的鼓舞下，她又鼓起生的勇气，萌发出“快天亮了”的希望。李新群是一位做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丈夫孟南调到内地后，她积极忘我地工作，援救被捕同志，刻印传单，办工人夜校，她和章玉良、刘大哥、孟南、余达生等一系列形象展示了共产党人的艰苦斗争和不屈的精神。在刘金妹、李新群两条情节线索之外，《丽人行》还以最多的笔墨写了李新群的同学，章玉良的妻子梁若英的故事。梁若英在丈夫去内地后，经受不住生活的艰难，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章回到上海后，她难忘旧情，但仍舍不得优裕、太平的“阔太太”生活。直至发现王仲原已同女汉奸俞芳子混在一起，才醒悟过来，希望跟上李新群的人生步伐。梁若英是意志薄弱，苦闷、动摇的妇女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刘、李、梁三条线索表现了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同时，在三个女性的故事中还出现了日寇、汉奸、地痞流氓等人物，这样，《丽人行》就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前后这一个时期的历史现实。《丽人行》的构思，与电影《三个摩登的女性》、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有承袭关系，但后两个作品还是偏于从各类人物的比较中提供一种正确道路的认识，仍然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现实的。30年代初，田汉曾有一组写工人生活的话剧，后来许多作品中写到革命者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在电影《忆江南》、戏曲《琵琶行》中都写了意志薄弱者，这些也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现实，而《丽人行》则是全景式的。它在作品内容上也是集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大成。

“全景式”的构思必然带来统一性的问题，这里包括了形式的统一和内容的统一问题。《丽人行》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由此形成了特色。(https://www.daowen.com)

《丽人行》第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结构形式的创新。《丽人行》为二十一场，它突破了话剧传统的分幕的形式，采用的是自由、灵活的分场式结构。这个结构适应了描写三个人物的故事，时、空频繁变化的需要。刘、李、梁三条线索是平行发展的，由于作为地下党的章玉良和梁若英的夫妻关系，李、梁二线纠结较紧。章、梁夫妻相见、被捕、一块坐牢、出狱的过程成了一条时间进程的基准线，剧情便以此为依托，展开三条线索的描写，有分有合，散而不乱。剧的开头是刘金妹遭强暴，要自杀，被孟南、李新群遇见，带刘一同来到王仲原、梁若英家，而这时梁已收到章玉良到达上海后给她的信，三个女性，多条线索在这里纠结在一起。以下一场写刘金妹回家，一场写章玉良与地下党领导人刘大哥接头，这是分写。接下来是梁若英、章玉良在李新群家见面，一同被日本宪兵队捕去。这里是两条线索的结合。在此之后，地下党因玉良被捕重行安排工作，李新群送别孟南，刘金妹遭到新的不幸（被调戏，丈夫眼被弄瞎），这仍是分写。至第十场，李新群带章玉良的女儿贝贝去狱中探望父母，街头遇见金妹摆摊，货物被没收的情景，三个女性的故事在此又交织起来。以下又是有分有合，直到剧末三个女性在黄浦江边相聚。《丽人行》在描写多条线索上有条不紊，并且创造了全剧统一的戏剧节奏。如章、梁意外被捕，使气氛紧张起来。夫妻俩命运会怎样？这件事对地下党工作会造成什么影响？这里形成了强烈的悬念。在剧的中部，章、梁陷于狱中，刘金妹一家苦难日深，都造成剧情发展的紧迫感。在章、梁出狱后，三个女性的命运都急转直下：梁若英回王仲原家去，却被从“金丝笼”中赶出来；刘金妹卖身的事被丈夫发觉；李新群办的弄堂小学遭到搜查。全剧气氛由此推向高潮。《丽人行》的结构相当成功地、富有创造性地解决了该剧由“全景性”构思所产生的形式的统一性问题。

《丽人行》结构形式的创新是集田汉创作话剧、戏曲、电影经验之大成的结果。这里首先是向戏曲学习。中国戏曲在清以前，是以音乐完整性为基础概念分场的，元杂剧、明清传奇皆唱一套曲子为一折或一出，清代地方戏开始，转而以情节叙述的灵活性为分场的基础概念，形成了各场的音乐、情节长短不必匀称的大、小场形式。田汉在抗战中创作戏曲就已把大、小场形式运用得很自如了。田汉的有些戏曲又吸取话剧的经验，打破戏曲一线到底，每场一小事，全剧一大事的情节模式，利用戏曲大、小场形式来描写多条线索，展现阔大的社会画面，这种实践如《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琵琶行》。于是《丽人行》的分场形式只是把同一做法搬用到话剧，创新已是水到渠成。但不仅如此，《丽人行》还借鉴了电影和报导剧、街头剧手法。如第一场金妹遭强暴到第二场王仲原家的舒适、享乐的场面，就是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使这两场的连接构成了同一夜晚上海的两种生活的强烈对比。如第十场李新群带贝贝在街上走过，看见刘金妹货物被没收，就是报导剧的手法。正是由于运用了各种手法，全剧二十一场需长就长，需短就短，转接自如，犹如行云流水。这一创新以圆熟的姿态推出而使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不仅田汉，其他许多剧作家也较多地采用这种分场式的形式。

《丽人行》也成功地解决了“全景性”构思带来的内容统一性问题，从而形成了该剧的又一特点：写实和意象的统一。而这个特点也是田汉30、40年代艺术经验的总结。在话剧中，有一类称作“人象展览式”结构的作品，它们以多个人物、多条线索来展开一个社会的横剖面，没有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因而不能由动作的整一性来获得全剧的内容的统一，如高尔基的《在底层》、老舍的《茶馆》。这种剧作是由主题来统一的，即各个人物的命运都表现着同一主题。《丽人行》也可以纳入这一轨道。田汉的高明处在于他不仅是写三个女性的命运、三条极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反映社会的三个侧面，合起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状况，而且用一个总的意象来统一全剧。这个意象就是剧名“丽人行”。在剧的结尾，刘金妹、李新群、梁若英在黄浦江边相遇，“她们三个女人，在美丽的夕阳中紧紧抱在一起，迎接新的斗争生活”，使这个意象作为形象画面推出到观众面前。而这一场面能强烈、动人，是因为这一意象在全剧中贯穿着。剧的开始，三个不同命运、不同人生姿态的女性就聚在了王仲原、梁若英家。以下描写有分有合，每一次合，都表现出生活进展的阶段性（如章、梁被捕，李新群街头遇摆小摊的金妹，李新群接章、梁出狱），而每一次分写，都平行地展现出各个人物的不同表现（如李新群来探监，章玉良在狱中沉着坚定，梁若英在牢里叫苦连天，刘金妹一家在苦难中，王仲原在和女汉奸俞芳子寻欢作乐），这样，《丽人行》就始终展现给我们三位丽人在黑暗现实中向光明挣扎前进的总体意象，一直到最后推出三人相会的场面。《丽人行》在演出时，加有一个报告员，用报告词来串连剧情，但报告词并未和戏剧冲突有机结合，是一种外加的理性解说，并未有利于全剧的统一，反而分散观众看戏的注意力，所以这一手段反是该剧的缺点。《丽人行》的内容统一，并不依赖报告词的连缀粘合，而是依赖贯穿全剧的“丽人行”的意象。

在意象的贯穿和笼罩之下，田汉描写三个女性的笔触是写实的。三者中，李新群的描写较弱，仍有些概念化。刘金妹，梁若英则真实、生动，尤其是梁的刻画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如果说对刘金妹的描写有“沈崇案”和“摊贩案”为生活为基础的话，梁若英刻画的成功则得大于作者构思的戏剧性情节。情节构思中，章、梁意外地一同被捕是关键。当梁若英收到丈夫章玉良的信时，她心情复杂，既不能忘怀对章的感情，又没有就此离开王仲原的打算，只是想见一见章，先解释清了自己，也问明白了章的打算再说，不想却一同被捕，由日本鬼子把他们拴在一起了。被捕一事的作用，主要不是夫妻关系上陡起波澜，而是设置了一个考验人的灵魂的情境。情境的意义历来为戏剧家重视。现代戏剧家中，法国的萨特对此的作用发挥得最尽致。萨特的戏剧在其存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总是设置一个特定的、非常的、严酷的情境，逼着主人公在其中作出生活道路的选择，主人公由此而显现（按萨特的理论，不是显现，而是获得）出他的本质。田汉在其20年代的作品中就表现出他善于设置情境，但那不是非常的情境，而是生活基本矛盾集中化、戏剧化的情境，那种情境的作用是逼着主人公把他的人生感受倾吐出来。而这里为梁若英设置的情境却是萨特式的。梁若英原来是与政治没有关系的，现在却被抛到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来了。严酷的情境逼她作出选择。她选择了。她否认自己是章玉良的太太，坚持自己是王仲原的太太。在剧的开头，我们看到平静生活中的梁若英是思想进步的，对只知享乐，且常听信日伪宣传的王仲原是鄙弃、批评的，但现在王仲原成了她的希望了。在日本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要放章玉良时，她又选择做章的太太，以便一同出狱。出狱后，他们的女儿贝贝也已离开王仲原家和他们聚到了一起，这已是恢复圆满家庭的好局面、好机会了，但坐牢的经历使梁若英不寒而慄，她又选择了再回王仲原身边去，直至发现自己为王仲原、俞芳子不容，才醒悟过来。正是通过设置情境逼着主人公一次次选择，梁若英软弱动摇的心灵被较深地表现出来了。梁若英这个人物塑造的成功，使《丽人行》在写实地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成就超过了田汉以往的作品。30年代以来，田汉的作品一直有加强写实主义的趋势，如话剧《梅雨》、电影《青年进行曲》、戏曲《武则天》等，同时，在许多作品中，田汉也恢复了重意象的特点，如话剧《回春之曲》、电影《色》、《风云儿女》等，田汉也曾把二者结合起来，如《秋声赋》。但结合是不妥贴的，如《秋声赋》，是一个诗的意象推出来，然后一段写实的描写，写实的一段结束时，来一段抒情，唱一首歌，发挥出诗情以联系到意象，意象处在对现实的感发、评价的地位。而在《丽人行》中，笔触既写实，意象又渗透在写实描写中，或者说由写实本身营构成了意象，这就结合得妥贴了。笔法是写实的，但全剧又以浑然的意象取胜，《丽人行》显示的这一特点，是田汉30、40年代艺术经验孕育的成果，也是他后期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