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田汉戏剧的美学特性是什么的问题，以往的田汉研究中已有了一定的探讨。

较多见的说法是在论文中指出，田汉戏剧有较强的抒情性，常以气势胜，以韵味见长。这的确触及田汉戏剧的根本特性，但这还笼统而带直感性，未展开分析论说。认真、正式地论述田汉戏剧美学特性的是陈瘦竹、马焯荣、董健。

陈瘦竹认为，“在‘五四’时期，田汉基本上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家，带有浓厚的主观幻想色彩，到‘左联’时期，由于他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剧作中的现实主义因素逐渐增长，并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我们如将他各个时期的剧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可以发现他的创作在艺术上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色：语言的抒情性，情节的传奇性和形式的多样性。”^[1]他对三点艺术特色作了具体说明，指出田汉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总是体验和抒发剧中人物的内心感受，实际上也是在抒作者自己之情，这是剧作中抒情性浓厚的原因；指出情节常具传奇色彩是浪漫主义剧作的特征；陈瘦竹所论田汉戏剧限于话剧，所以形式的多样性指的是田汉的话剧注意学习和运用戏曲、电影手法。陈先生的三个艺术特点的归纳，无疑是正确的，而关于田汉的戏剧总的美学特性的看法，则见于前面几句话，即早期是积极浪漫主义，中期以后是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这种评定，注意了阶段性区分，运用的是传统文艺理论的术语。传统文艺理论总是简单地将一切文艺作品分归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倾向，同时，倾向的评定还带有说明其思想进步与否的含义，这对于具体地说明艺术作品的美学特性是不利的。这里的情况正是如此。严格地说，田汉早期剧作也不能叫做“积极浪漫主义”。因为按习惯的概念，浪漫主义是指按理想的样子描写生活，如果这理想是向前超越现阶段现实的，叫做积极浪漫主义，如果这理想是落后于现阶段现实的，是向过去的时代寻找精神归宿的，叫做消极浪漫主义，而田汉早期剧作是表现“五四”时代青年痛苦的人生感受的。所以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者，不过言其具有浪漫主义作品重抒情的特点而又倾向进步而已。对田汉中期以后的评价，不过是讲他保持早期特色，而又思想更进步，写实性更强（“现实主义因素逐渐增长”）而已。于是，陈瘦竹关于田汉戏剧的美学特征，只是提出了具有浪漫主义倾向这一粗略的看法。

马焯荣在探讨田汉戏剧美学特性上用力甚多。他的论文集^[2]中有四篇文章涉及此问题。《田汉的戏剧艺术与席勒》和《田汉剧作里的莎翁之魂》二文是应用比较文学思路研究田汉的有益尝试，但从说明田汉剧作总体美学特性来看，只能言其一端，揭示出田汉艺术渊源的广阔性。《论田汉话剧的民族风格》主要是从多方面揭示田汉话剧中与戏曲相似的因素，由于没有把田汉戏剧的美学特征是什么，学习戏曲和这美学特征是什么关系的问题纳入论述范围，所以文章只是达到了酣畅地说明田汉话剧有深厚的戏曲渊源的目的。真正正面接触田汉戏剧美学特性问题的是《论抒情剧作家田汉及其抒情剧》一文。该文首先指出“浓烈隽永的抒情意味”是“作为一代诗人兼剧作家的田汉的戏剧作品的基本艺术特色”，然后分六个小标题来阐述。第一个小标题曰：“抒情的剧作家”，说明田汉之剧是“有我”之剧，从来中外戏剧都有以写“我”之情为主要倾向一路，田汉即是此类。第二个小标题为“涂了浓厚的我自己的色彩”。该部分指出田汉的许多剧作中都写进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经历，早期的《乡愁》、中期的《秋声赋》更是自传性的戏剧作品。第三曰“古为‘我’用”。这部分谈田汉的历史题材戏剧总是借古抒怀。第四曰“话剧诗歌化”。这段是指出田汉的话剧总是有诗的意境、诗的韵律和诗的节奏，喜用大段抒情台词，常常安排优美的歌曲。第五曰“剧诗性格化”。该部分大量举例，说明田汉话剧不仅是有诗歌和音乐因素。而且它们“已成为剧作家刻划人物性格的一个重要手段”。第六个小标题曰“结构抒情化”。马焯荣在这里认为田汉戏剧抒情化的结构“是一种双线结构，即除了叙事主线之外，另设一条烘托情绪、气氛的抒情副线，使之与主线相应发展，互相映衬，从而使全剧事件自始至终充满抒情色彩”。这六个小标题是从不同层次、多个角度出发进行观察的，不管其分析的系统性、深入性如何，这种阐述已极有力地说明了一点：田汉剧作不仅是有抒情性，而且是抒情性特别强烈的。

那么，抒情性强烈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说明了什么美学特征呢？马焯荣认为，“在杰出的剧作家里，有一类是叙事的剧作家……第二类是写人的剧作家……第三类，就是歌德、席勒、郭沫若、田汉这一类抒情剧作家。”对此分类，他又补充说明道：“任何戏剧作品都要叙事、写人、抒情，这三大因素在戏剧文学中缺一不可的。不过，不同的剧作家各有偏重罢了。”这就是说，三类剧作家的划分除了说明某些剧作家会偏重地突出戏剧中的某一因素外，没有其他的意义。于是马焯荣对田汉戏剧美学特性的探讨没有再深入下去，而满足于肯定抒情性强烈这一事实。文章最后是这样作结论的：

总之，田汉剧作的抒情色彩，既体现在内容上，又体现在形式上；既体现在人物和情节上，又体现在语言和结构上。抒情因素在田汉剧作中不是个别的、零星的，而是渗透在作品的每一个字里。因此，在当代的中国戏剧史上，田汉的剧作才成其为抒情剧，戏剧家田汉才成其为抒情的剧作家。(https://www.daowen.com)

相比之下，董健的论述可以说是比较深入的。他不是简单地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一对习用的概念来处理田汉戏剧的美学特性问题，更不是粗浅地把田汉戏剧的美学特性归结为某一艺术因素的偏重或突出，而是首先充分意识到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董健指出：

田汉为人有宽广的胸怀，从艺有开阔的视野，蔚为大家风度。他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三教九流无不交往；他的艺术血统也是复杂的，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他在创作上路子很宽，善于借鉴和化用种种艺术经验，能把一些看来是完全相异的艺术基因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古文好，外文也好；新诗写得优美，古诗也做得精妙；既是写话剧的大家，又是编戏曲的能手。他既热情地向外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流派的戏剧学习（从莎士比亚到歌德、席勒，从唯美主义的王尔德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易卜生；以至梅特林克、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等现代派诸家），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又执著地从中国传统戏曲中采撷艺术的英华，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在田汉的艺术血统中，虽然流派的渊源多，艺术的基因杂，但复杂并非杂凑，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他把戏剧与时代、人民紧紧联系起来，他那戏剧的眼睛从不离开人生的大舞台，他总把自己的艺术事业献给为自由、解放和美好未来而斗争的人民。因此，他的艺术渊源多头而归一，艺术血统复杂而有章。……^[3]

这里清楚地说明，田汉戏剧是一个艺术血统复杂的统一体。这一正确的认识构成了研究的基础。

在认清对象特点的基础上，董健兼用品鉴和分析两种方法来认识田汉戏剧的美学特性，即首先品味田汉剧作总体所给人的美感，把这美感作为风格看待，然后分析是哪些艺术特点造成了这种风格。董健认为田汉是“浪漫主义剧作家”，“他的浪漫主义与郭沫若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比起后者的热烈、豪放来，更显出一种温馨、轻柔的韵致”。他进而指出，田汉戏剧的风格主要表现在四个艺术特点上：“第一，他审美地把握现实生活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的戏剧作品的美学形态，具有一种‘超写实’的特征，从而形成了‘诗’与‘剧’的统一。就其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反映说，田汉剧作是现实主义的；但就其艺术表现手法说，则往往是超写实的。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压倒了客观叙事性；对诗一般优美意境的追求胜过了对人生图画的真实描绘。”“第二，……田汉的剧作具有独特的音乐美。……他把器乐、声乐熔铸在话剧艺术整体之中……‘话剧加唱’这种形式是田汉的一大创造。”“第三，在剧情构思上追求浪漫主义的传奇性。”“第四，……在他的剧本中，时间、场景变换自由，结构完全是‘开放式’的。……在语言运用上，田汉注意对话的流利和优美，尤其喜用大段莎士比亚式的抒情台词”^[4]。董健对田汉剧作四个艺术特点的概括准确、精炼。他把田汉剧作风格评为温馨、轻柔，虽不能道尽其风貌，但他是采取粗略归类的办法，即把田汉剧作风格先归于浪漫一类，再归于浪漫中柔美一路，区别于雄奇刚健一路，大体也是对的。董健的观点，是迄今对田汉剧作风格最为清晰的描述。

尽管如此，对于弄清田汉戏剧美学特征来说，董健的论述仍是不足的。当他正确地指出田汉戏剧是一个渊源复杂的统一体时，实际上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来自古今中外的各种艺术因素是怎样在田汉戏剧中统一起来的，结果是统一成了什么样的戏剧？对此，董健未给出清晰的解决。他笼统地指出“复杂并非杂凑，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但他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东西”只是一种为人民服务，为人生服务的创作态度，创作态度何以使“艺术渊源多头而归一，艺术血统复杂而有章”其实是不明确的。关于田汉戏剧是什么样的戏剧的问题，董健指出的四个艺术特点只能提供这样的总体印象：这是重抒情的，多用浪漫主义手法的戏剧。对田汉戏剧美学特性的论述仍然需要深入一步，求得更为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