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时常这样想，为什么好好一种制度，在中国施行起来，总是效果稀少。是否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太深，不易吸收他人的长处？那么我们固有的文化又到了什么地方去了。日本人是长于摹仿的一个民族。他们能采取我国的精华，效法欧美的长处。他们的学校，并不炫新好异，但很切实。记得有一次参观他们的一个特殊学校，这是一个女子中学，成立不过五六年，内部的设施，完全在实验杜威的教育思想。大部分的事务，都由学生负责，自己煮饭，自己定课表，自己划生活线，一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参观后，我发生极大的感想，对同行的人，为什么日本人学一样像一样，我国人学一样得不到一样的好处？我国的教育，曾抄袭过日本，也效法过美国，也摹仿过法国，最近又想追踪苏联意大利了。筋斗翻了好几个，总跳不出故我的圈子。这是什么缘故？
近来有许多先生对于这个问题贡献意见，并且提了不少改造的方案，如陆费逵氏的三轨制教育，主张恢复旧时的书院制；舒新城氏的三馆制，主张原有学校听其继续存在外，在乡村及都市增设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延请指导员指导不能入学的儿童与青年；庄泽宣氏的三段教育，主张取消现行的普通中学，教育系统分为基本教育，扩充教育，及学术教育三段；徐旭生氏的二级制，主张全国教育农业化；陈果夫氏的教育政策，主张特别提倡农工医三科，暂时停止造就文法艺术等科人材，各中学一律加重与农工医科有关系的基本科学；程天放氏的三级制，主张初级教育依地方经济情形，分别设立六年的国民小学或四年的乡村小学，中级及高级教育注重生产，师资，和人材三项。其他如陶知行氏，梁漱溟氏，江问渔氏，及国联教育调查团都有很深刻的改造教育言论。他们的主张，都有理由，但是他们所提的方案，能否实行，实行后是否有效，尚是问题。
个人深觉得中国的病象，不在制度，而在社会的本身。制度的好坏是一个问题，有了好制度能否收到效果，又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现社会，病态已很深了。随便举几个例子可证实我这句话。最近的全国运动大会，何等庄严灿烂，钱也化得很多，“然而在大会中所表现的事实，却充满着私与乱。”（《华年》第二卷第四十二期举了很多事实），不守秩序，不负责任，自私自利，行动腐化，已成了国人的通病。只要留意报纸，天天可找到无穷的材料。前天见《申报》载特派员任安《赣皖湘鄂视察记》，中间有一段话：
“在萍株火车中，忽闻隔车喧声聒耳，愈闹愈凶，视之，乃一士兵由赣请假返湘，护照逾期，验票者追令补票，引起其他武装同志之愤，相与争执，验票者亦不示弱，双方几至动武”，又有一段说：
“车过关铺站，在轧轧猛进时，不意有所谓某某部督察员张某者，探首窗外，吹落草帽一顶，据称值银十余元，商得压车员之同意，始则吹笛停车，继复徐徐倒行二十余里。沿路严询行人，曾否拾得该帽，迄如石沉大海，毫无踪影，且乘客哗然，车始前进。及抵株洲，误时三刻之久。下车后，欲搭赴湘潭之轮船，亦已不及。”
此种现象，诚不可思议，然在我国社会中，固家常便饭也。说者谓国人在国内，凡事马虎，到了国外，尚知道争体面。是又不然，十月中《生活》载美国通讯，《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观一瞥》，里边说：
“日本馆的房子，全为中国的宫殿式，庄严伟大，俨然有代表东亚之风。在陈列品方面，日本之处心积虑，企图抢夺中国对外贸易，尤其可说是无微不至。就丝来说：制丝程序，完全表演出来。机械之崭新，机师之技巧，出品之匀洁，几乎使得观者今后非买日本丝不可。就茶来说，它设有一个很大的茶园，雇用几个年轻貌美的日本少女表演饮茶礼节，而且时常用很好的茶叶，一包包免费赠给游人。此外，南满铁路公司开发满洲的成绩之展览，显然是在暗示全世界：‘满洲依理应属我们。’”又说：
“最难为情的就要算中国馆了！……中国馆的房屋，完全是日本乡村式的木制房子，矮小简单，绝无泱泱大国风度。听说建筑费达二万五千美金，经手人中饱几达一半。……进馆时有一位女同胞当中门站立，兜售所谓中国糖。衣衫污秽，还在其次，面上瘢疹垒然，似乎有梅毒一样。……馆内的陈设呢？听说最值钱的是玉宝塔。然而玉宝塔就打破了各国馆的前例，有钱才可以参观，因此进去看的人很少。……有的好东西，也曾一度的陈列，但因为办事人要做私人生意，贩卖美国的中国东西，那些好东西被挤跑了。唐人街的竹制搔背卖两毛五分钱一把，在芝加哥下市卖一毛钱一个的小乌龟，卖一块美金四个。……干这种交易的，当然不是全体，但是也不见得只是一两个人。……总代表某先生每夜的跳舞费需美金陆十圆，为了这个原因，把中国馆的一部分房屋租给犹太人，贩卖犹太花边和日本货，谎称中国货，曾被芝加哥中国报纸提出严重质问。……这是中国人参加这次博览会的特征。”（《生活》第八卷四十二期）
上边的话，也许说得过火些，但是大致总有根据，不是无的放失。我不知国人看了作何感想？
中国的社会，病态已很深了。我有一次同朋友说：
“人家批评学校与社会分离，学校内教的是一套，而社会上需要的又是一套，这句话一点不错。我们学校里教学生守秩序，但是社会上什么事都不讲秩序，一切都讲捷足先得。你要讲秩序，你得第一个人到车站，末一个人买车票。学校里又教学生诚实，但是一到社会，诚实的人到处吃亏，到处碰钉子。学校里又教学生廉洁，但社会上不注意这些。社会上所注意的，是某人会赚钱，某人不会赚钱；某人得意了，某人不得意。至于你赚钱的方法正当不正当，做官的手段卑污不卑污，他们不来过问。学校里又教学生见义勇为，但是社会上专讲巧诈狠毒，取媚乞怜。你要维持正义，费了许多心思才力，还得加你一个恶名。学校里又教学生用功读书，但社会上并不看重真的知识。所以学校里教师谆谆的讲，青年应该如何如何，公民应该如何如何，学生知道他是说空话，教师自己也知道他在敷衍学生。像这样子的教育，能有效吗？要使教育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你得教学生揩油，教学生欺诈，教学生不顾正义不顾是非。但是我们需要这种教育吗？当然不要。那么教育非同社会隔离不可，学校非使学生不与社会恶势力接触不可。不过这样，学校又变成修道院了。”
我这番话，是出于愤激，不足为训。但事实上何尝不如此。昨天看见某君在《申报》业余通讯里发表一篇谈话，说某作家讲到职业，提出“敬业”“乐业”“恒业”三个口号，完全是欺人，完全不了解社会的实情；因为敬业乐业的人，未必能保持他的位置，而一般不合这种条件的，反安安稳稳的赚钱吃饭。社会上人要是都像某君这样想，社会更危险了。
乡村教育运动，可说是最彻底最刻苦的一种社会改进方法，但是也有问题。张家麟君从事乡村教育已有七八年，刻苦努力，颇有心得。最近他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一篇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把土豪劣绅及野心家，利用乡村教育，剥削农民的事实，说得很详尽，最后他说，“一切的乡村运动，都是替野心家造机会，于农民毫无好处，至多不过是乡村中点缀品罢了。”（《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一卷第二期）但是他对于中国乡村教育，仍抱无限希望，正如农夫们虽然受了螟虫灾，决不因此而舍田不耕。
我敢说中国教育力量的薄弱，并不是制度的问题，也不仅是知识的问题——知识能普遍提高，民族的病态心理当然可减少一部分——实在是人不人的问题。有能尽人的本分的人，才有人的事业，才可转移民族的心理。没有能尽人的本分的人，人的事业永远不会发展，民族的病态心理永远不能消灭。顾维钧氏在中欧途中曾说过一番沉痛的话。他说：
“科学万能，自为确论。然东北兵工厂为国内最大而最新者，又如东北种种科学上之设备，如无线电台等等，亦非常完美，何以不能保我国土？……或谓中国地大物博人众，绝不会亡。然观东北三千万民众，今受制于六七万之日本军人。又如我人所过之新加坡，有人口四十万，华人占十分之八而强，而英人不过五千，管理得井井有序。又如朝鲜印度，亦可谓地大物博民众，今又如何？”
可见事在人为。有了人，就有办法。新近贝克夫人（Pearl S.Buck）在世界学院讲新爱国主义，演词里着实有几句中肯的话。她说：
“过分的假爱国者不肯承认他的国中有什么错处。他企图将他所晓得的缺点掩蔽起来，却完全不想改革这些错误的情形。他不许外国人拍一张污秽的街路的照片，怕给外人有一种恶劣的印象，但是他对于这条污秽街路，并不想加以改革，他甚至就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同胞，数千数万在饥荒中变成饿殍，他对于这事实竭力掩蔽，同时却又袖手旁观，完全不肯加以援助。他高谈爱国，到处奔走煽动，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是他自己对于同胞们，什么事也没干出来。”她又说：
“我们不能够人人都干国家大事——然而最细小的事，实在仍是国家大事。救了一个穷人，教导了一个愚矇的人，改革了一个不卫生的地方，这都是国家大事。在中国这个伟大的时代中，没有一桩事是太小，是不关重要的。”
她以为新爱国主义者，应抱下列的信条：(https://www.daowen.com)
“我相信我的国。我相信国家过去的伟大，在转变中的现代的价值，以及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要献身建造我的国家，正如一块石头建造一座大厦。我不盼望得人家的认识，或是得到财富，我只要晓得有一位同位，一条街，一个农村，一个社团，曾因我的存在。而有今日之改良，这便是我所要找的酬报了。现在的中国，不需要那种只会说不怕为国而死的假爱国者，却需要不怕为国而活的爱国者。”（林疑今译，《新爱国主义》，《论语》第二十七期）
中国不是没有真正的爱国者，不过社会上不大注意罢了！有一次我在友人席上，碰巧遇到一位前辈，那就是丁文江氏在《独立评论》上介绍过的朱子桥将军。氏说：
“他是民国以来第一位廉能的疆吏。他在黑龙江和广东的政绩，我并不知其详。我只晓得凡是广东、黑龙江两省的人提起朱将军，没有不肃然起敬的。赈灾的捐款，华侨是大宗的来源。他们捐款的条件，往往是要朱将军个人的收条。民国十七年我在澳门去参观赌场。遇见一个侍者告诉我，‘现在澳门的生意远不如从前了，因为省城的河南地方已经开了赌。省城的人就很少到澳门来了。’他又说，‘先生你是外江人，不知道赌是广东最好的买卖，做官的没有不靠这个发财的，只有朱将军不肯要这笔钱。其余的哪一个不弄几十万！’……他自己穿布，但是他并不怪大家穿绸；他现在自己吃素，但是他并不厌恶人家吃荤。他的刻苦是他的天性。他并不因为如此而不近人情。……他三十八岁做统领，四十二岁做将军，四十四岁做巡按使。今年他整整六十岁。头发也白了，脸上皱纹也多了。但是他这几根白发，几条皱纹，救活了百十万灾民，组织了十五万义勇军，为中华民国争了几分人格！”（《独立评论》第三十九号）
不要说前辈，青年中也有不少杰出的人才。我校有一毕业同学，鉴于附近失学的青年儿童太多，自愿为他们服务，起初招了一二个小孩子在房间内补习，后来人数渐渐增加。经他继续不断的努力，感动了许多同学自愿帮他的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学生增至二百人以上，有幼稚班，有小学各年级，有成人补习班，并且向各方面募集了四五千元的捐款，建筑了一所新式的平校校舍。他办学的热忱毅力，我自愧不如。他对人说：
“我愿我自己负些特殊的责任，因为我平日受了国家特殊的供养，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十六年之中，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国家所供给的；换句话说，完全是由几万万没有受过多大教育的生产同胞给我的。所以我毕业以后，也应当尽些特殊的义务来导引他们。我本来有升学的机会，家里和朋友都很赞同。结果，为良心的驱使，社会的需要，不得不暂缓升学之计。我愿以三年的时间，从事于平教方面，聊尽一己的责任”一讲到捐款，他又说：
“虽然觉得困难，却不畏缩。宁愿撕破喉咙，强着身子，向各方面去奔走求援。因为我们相信宇宙间无论怎样大的困难，惟有一个‘干’字可以战胜它。”
日本的福泽宇吉办庆应义塾，美国的蒲寇华盛顿办脱斯基奇学校，不就是这种精神吗？
我国不是没有好的人，不过好人并不长于自炫，所以未必得人信仰，而乘间取巧因利自便之徒，反为众口所交推。习俗如此，积重难返。因此办学校的人，只喜欢做表面，不肯在实地上用功夫。青年无形间受到这个影响，也悠悠忽忽，糊糊涂涂，不肯做一个刻苦自励的人。这是当前教育的一个绝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补救，我个人的见解有限，但至少可以贡献一些意见。
第一须靠托政治的力量。有人说，中国的病不怕怎样复杂，不怕怎样难治，只要人人有向上的决心。要使人人向上，政治的力量，最为伟大。所谓风行草偃，如响斯应。在上的人果能大公无我，任劳任怨，为国家争人格，为民众谋福利，不必三令五申，谆谆告诫，全国视听，自能移变。意大利的复兴，德意志的再造，苏联的成功，不都是例子吗？
第二须提倡社会的制裁。亭林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的痛苦是暂时的。现在的社会，是非不明，黑白倒置，为善者无以劝，为恶者无以惩，已经到了超亡国的地步。在有明末叶，虽然外有强邻，内多盗贼，可是人心尚未尽死。慷慨赴难，从容就义之士，史不绝书。气节之盛，为三百年来所未有。所以能如此，就因为社会上尚有真是非。后此舆论对于实心为国的人，应多方奖勉，而对于保持禄位，盗窃虚名的人，应痛下针砭。这样，才可矫正社会的病态，转移青年的心理。
第三须注意师资的训练。各国对于师资，都很注重。我国对于小学教师的养成，尚知注意。而对于中学教师的训练，毫不顾及。以是全国中学教师真能了解教育使命，竭尽一己责任的，占绝少数。恢复高等师范，自为目前的要事。高师的训练，不单应注重专门学科与教育方法，更须特别注重教师品性上应有的修养。同是一班学生，在甲教师指导之下，生气勃勃，秩序井然；在乙教师指导之下，便精神散漫，行动随便。“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教师的责任真是重大啊！
第四须研究教材的选择。编制课本，为现今教育上一个大问题。国人对此，现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如国文、公民、历史教材中，不乏可以发扬民族精神，陶冶青年品性的资料。只须全国教育界有一中心目标，采取此种资料，便可收莫大效果。意大利自法西斯蒂秉政后，课程中充满着民族主义的精神。例如精神修养一科，教师必讲述爱国故事，伟人传记，并鼓舞学生尚武精神，使知诚悫忠信，为国牺牲。现时我国青年，习于纤巧挖苦一类文字，责人严而律己宽，欲望其宅心正大，遇事积极，正如南辕而北辙。要改正青年心理，此点不可不注意。
第五须养成工作的能力。不论志愿升学或就事的学生，在校能从事操作，遇事便能降心静气，下切实功夫。前年南开曾设小工场，去岁光华附中也设立一所，备理科学生实习，制造各种仪器及日常应用品，预备以后逐渐扩充，使全体学生均有实习机会。我希望各校在可能范围内，添设各种小工场。充实劳作的教材，一洗书呆子只知用脑不知用手的习气。
第六须练习团体的生活。团体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纪律。克制小我，当自服从纪律起。纪律的养成，须自各方面做起。穿制服是纪律，在每次上课下课时由组长司仪呼“起立”“致敬”向教师行礼，也是纪律。不过纪律的执行，须彻底，如有松懈，即前功尽弃。例如早操时，教师上台呼口号后，迟到学生即不得列入队内，要使学生养成准时的习惯，一分钟也通融不得。纪律的执行，尤须使学生心服，不能完全强迫。例如教职员全体穿着制服，学生穿制服自不成问题。其次是礼貌，礼貌是表示尊敬他人的意思，表示一己的行动言语，当处处不妨碍他人。我国青年，对于礼貌太不讲求，以致自私自利的观念，不易铲除。要学生注重礼貌，教师自身须不滥用威权，不丧失师表，随时指导，随时纠正，久而久之，自能养成一种风气。再其次是课外活动。英国的学校，功课并不重，但是所学的都很熟练。有的学校在正课以外，很注重“常识”（“Common Knowledge”），所谓常识，就是骑马、划船、打靶、急救、消防等活动。我国的青年，终日在课室内讨生活。学业成绩号称优良的，又往往没有办事能力和勇气；成绩低下的，或并礼貌亦欠修养。要养成健全的青年，必须除正课外，兼重各种活动。
消灭民族的病态心理，决非上述六点所能奏功。但如教育界同人，以此为研究对象，一致进行，则目前教育虽至山穷水尽的地步，未始没有柳暗花明的境界——一这是本篇一些抛砖引玉的意思。
《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1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