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二二一制中学
我在三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二二一制中学》。接着，《光明日报》在三月二十三日与三月二十八日登出了两篇批评的文字。这是很好的。因为由此可见中学学制改革的问题已经获得了社会的重视与讨论的机会。不过因为我对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用了一千八百个字来说明自己的看法，因而言不尽意，并使别人对于我的本意不易完全明了，这是很感不安的。所以补充说明一下。
1.不是形式决定内容
我说“按改革的次序说，首要的学制……”我的意思不是要首先主观地决定中学的学制，然后“削足适履”，把课程与教材硬塞进去。改革有两个步骤，一是设计，一是实施。在设计时，我们应当确定，中学的性质、任务，与要求，然后确定课程的种类与分量，最后才决定年限与衔接。但在实施时就不然了。我们应当按照设计妥了的事项，适当地决定学制，公布学制，在新的学制内排定课程，分配教材。否则，新的教法没有新的教材作基础，教学便易陷于纷乱。比如拆盖一座旧房屋。最初，为了应付急迫的需要，我们不妨，而且应该立时拆掉那些原有的脏东西，改造一些破房间，并找空地方新建一些应用的新房屋。但一旦时机到来，我们打算彻底重新建造的时候，我们计划好了之后，便应首先确定地基的大小，再按计划画蓝图与动工；不再东补西找，使它变成一件百衲衣。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各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本意似无冲突。自然，我的原文说的不够清楚，我是应该负责的。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如此，现在需要尚未决定，你为什么就提出二二一制来呢？是的，也许我提早了一点。但我以为课程方面既已经过两年左右的试验；中学的任务在于承上启下虽无决议，但已公认：参照各国，尤其是苏联的中学课程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内容出入不会太大；加以我对内容的外国文一科有些意见，如果大家认为合理，势必涉及学制；所以就一道提出来了。因为内容与形式是分不开的，更不能把它们机械地对立起来。
总之，内容决定形式与形式亦可影响内容这一道理我原是同意的。我没有意思要用形式来决定内容。我也否认形式并不影响内容的说法。
2.现实与发展
学制，课程，教材，与教法的决定都要顾到两方面。一是现实的基础与需要；一是发展的可能与展望。单顾现实而不顾发展是不对的；单顾发展而不顾现实更是幻想。如果两者不可完全得兼而又不能不予兼顾的时候，我们便只好多顾现实，少顾发展了。因为现实是不能不密切地结合的，发展则还可以逐步地求配合。这一层我们大概可以同意。问题在于我说“中学毕业生不一定全都升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升学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将如此。”这“将来”二字太简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普及初等教育，社会主义社会要普及中等教育，共产主义社会要普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将会是这样的。但因我在文首就已申明，学制改革是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而共同纲领则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最高准则，所以这里所说的“将来”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将来”。“升学”二字也当明确一下。普通说到中学生的升学问题时，意思是指从初中升入高中，或从高中升入大学。其实严格说来，从初中升入中级技术学校，或从高中升入高级技术学校也是一种升学。这里所说的升学，只是局限于前者，而不包括后者。因此，如果我说详细一些。中学毕业生不一定全都升入高中或大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内，将来也将如此”。这是不会错的。因为苏联现在的中学生也还没有全部升入大学。中国的革命成功比苏联迟了三十年，今天的工业水平又比苏联当日的工业水平低得多，似乎二三十年内不会赶过今日的苏联而达到每个中学生都升入大学的境地，这是可以预见的。再则，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内，中学生不全升入高中或大学的原因与过去不同，乃是常态，不是病态。因为中学生不全升入高中或大学，不只是高中或大学数量不够的问题，也不只是人民的财力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需要的问题。据估计，一个高级技术干部需要配备十个中级技术干部。而在目前国家的建设与国民的生活情况下，技术的普及尤急于技术的提高。因此，实际的情形已经是技术学校招不到中学生，而不是中学生不能升学了。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能在讨论中学学制的时候漠视眼前的现实而只憧憬着遥远的发展呢？何况社会状况固然是发展的，学制又何尝是一成不变，永不发展的呢？
3.一贯不如分级
由于三三制的过分重复与浪费，多少年来就有不少的入主张五年或六年的一贯制，并已有人做过实验。我认为一贯制是不如分级制的。
首先，一贯制的中学是要读完全部学程才能得到系统的知识的，这就造成了学生离校的困难。中途离校，因为没有系统的知识，升学固不可能，就业也有困难。但是中途离校的现象是必然存在且有需要的。说它必然存在，是从学生本身的条件说；说它有需要，是从国家的需求说。这现象不会仅是短时间的。
其次，一贯制中学也不便于义务教育的逐步延长。义务教育必然是要延长的，但是这种延长也必然是逐步的，而不是跳跃的。如果中学实行一贯制，则小学阶段以后的义务教育将以一跃延长五六年为便，从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衡量，这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的一点是：从教学的效果看来，课程的适当的重叠有时也有必要。我们看一本书，当时不太懂得，也不能完全记住，过些日子再看，懂的与记的便多一些。这经验是很多人都有的。“温故知新”，适当的重叠一则可以联系过去所学，二则可以巩固记忆，三则可以增强理解。
4.关于外国文(https://www.daowen.com)
学“好”了外国文有用处，这是没有问题的。学“好”了外国文，有利于国际文化的交流，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替不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他们不容易学得好，而且也不必要；替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不如集中学习，效果更大一些；替国家设想，需才孔急，不如节省这份耗费。
为什么说替不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他们不容易学得好，而且也不必要呢？我说不容易学得好，是因为从以往百年来我们学习英文与现在一般中学生学习俄文的经验可以看得出来的。在以往中学的英文每周有五六小时，英文在中国流行了百多年，中学毕业生有多少能看英文参考书的！更谈不到翻译与会话了。其中不升大学的，学了英文在实际生活中有什么用？如果说有，那就只是一点装潢的排场而已。在今天，外文初中三小时，高中四小时，大概已不容易再加多了。结果一学期才可以读到十课左右。即令教法改良，其奈钟点更少，师资更缺，文字更难何？我说不必要，可以从分析外国文的用途得出结论。要一般学生学习外国文的目的不外看书，翻译，及会话。为什么要看外国文的书呢？因为有些深僻的书报或新出的书报，由于顾不到或来不及译成中文，或者因为我们要做研究工作，中文参考材料不够，不能不从外国书报中去找。请问，这是每一个中学毕业生或中级技术干部所“必要”的吗？至于翻译，目的不外把自己的具有国际学术价值的贡献译给外国人看，或把外国的标准书报译给全国人利用。请问，这是我们所应求之于每个中学毕业生或中级技术干部的吗？会话之无普遍的“必要”性，我想更是不必多说的了。也许有人认为中高级技术学校在授课上还需要一点点外国文的基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在教本方面，我们应该，而且可能自编或译出。在名词方面，即使一时不能统一，充其量到时专教一些名词，如药名，机器名，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替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不如集中学习，效果更大一些呢？这是因为：第一，学习目的明确了以后，学习的动力必然提高。第二，师资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因而教学的效果也可以提高。第三，学生目标一致，没有牵扯，全班齐头并进，不致在学习没有动力的学生身上占去时间与精力。这是各俄语专修班校的成绩可以证明的。至于我上次所说的“会话不是最重要的”，是指学习目的，不是指学习过程，所以我紧接着说“即使发音不太正确，权衡轻重，不足重视。”意思是怕有人顾虑学迟，发音不正确。我并没有主张闭着嘴去学。
为什么说替国家设想，需才孔急，不如节省这笔耗费呢？这一点上次已经说过了。如果上述论据可以成立，它已是不辩自明的。问题在于四年能否学完现有六年的功课，（外文除外）下面再谈。
我觉得谈到中学生学不学外国文的问题，我们是容易被两种成见所束缚的。有些人会感到自兴“新学”以来，中学一直就有外国文一科，它是“古已有之”的，一旦让一部分中学生不再学了，似乎有些不习惯。这一层，不会有人提出，但可能在我们心里暗中作祟。另有些人会感到苏联的中学生须在英、法、德三种外国文中必修一种，我们为什么不照样办呢？要知道，俄文与英、法、德文同是拼音文字，有其近似之处，学起来比较不太吃力；中文是象形文字，与俄文英文绝无相通之处，学起来是很吃力的。中文本身又是一种很难的文字，对于并无必要的一部分中学生，何必让他们吃力不讨好呢？
5.时间够用
除外国文外，四年学完六年的现有功课，时间够不够呢？够的。
首先，让我们计算一下吧。比如初中一年级，现在每周二十七小时，除去外国文，还有二十四小时。科目中有些可以精简的，例如算术，大部分与小学算术重复，实际上用不着四小时，加以精简，不会降低水平。加以通盘筹划，不难减到二十小时。改制后每周不过三十小时。以每日学习八小时计算，每周可有自习时间十八小时，每日可有三小时。又如高中一年级，现在每周三十小时，除去外国文，还有二十六小时。现有科目中也有可以精简而不影响水平的，如生物四小时即可改为进化论二小时，平面几何与初中平面几何也可减少重复。通盘筹划，减为二十至二十二小时是不困难的。改制后每周不过三十至三十三小时。如果每日学习时间以九小时计算，每周可有自习时间二十一至二十四小时，每日可有三小时半至四小时。所以说，时间是够的，健康不会受影响。
再则，工农速成中学三年或四年学完现有六年的功课办法，也是可以给我们作参考，增加我们的信心的。自然，这两种中学的性质不一样，学生成分亦不相同。但，工农速成中学的条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普通中学。例如学生年龄较大，记忆力差，算术基础薄弱，占的时间要多一些。我们不敢说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可以作为我们改制的依据，但参考的价值总是有的。
6.多余的话
我提出学制问题的重要性与改革学制的具体意见，原是很冒昧的。我没有意思说自己的看法完全正确，更没有指望它全被采纳。但我的心是火热的，也曾用过一番思考。中央既很重视学制的改革，我只希望我的意见能尽一点：抛砖引玉”的功用，引起大家对于中学改制的重视与讨论，使中央能够多得一些参考资料，于愿足矣。
1951年4月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