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
本文 译文
发虑宪[9]， 〔执政的人对于国家大事如果能够〕深谋远虑，
求善良， 〔并且〕罗致好人〔帮助自己来治理国事〕，
足以謏闻[10]， 是可以博得一点小小名气的，
不足以动众[11]。 〔但是〕还不能够打动众人的心。
就贤体远[12]， 〔如果〕礼贤下士，亲近远人，
足以动众， 就可以打动群众的心了，
不足以化民。 〔但是〕还不可能教化人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执政的人如果想要教化人民，培养良好的风俗，
其必由学[13]乎。 看来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行。
※ ※ ※
玉不琢， 玉石不经过雕琢，
不成器； 是不能成为玉器的，
人不学， 〔同样，〕人们不通过学习，
不知道。 就不能够懂得道理。
是故， 所以，
古之王者， 古时候的帝王，
建国君[14]民， 建立国家，统治人民，
教学为先。 无不先从教育入手。
兑命[15]曰： 《尚书·兑命篇》说：
“念终始典于学”[16]，“念念别忘教育”。
其此之谓乎！ 就是这个意思吧！
※ ※ ※
虽有嘉肴， 即使有了美味的菜肴，
弗食不知其旨[17]也，不吃是不能知道它的美味的：
虽有至道， 〔同样，〕即使有了最好的道理，
弗学不知其善也。不学习是不能知道它的好处的。
是故， 所以，
学然后知不足， 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的不够，
教然后知困。 只有担任教学工作才会真正感到困惑。
知不足， 知道不够，
然后能自反[18]也； 才能回头鞭策自己；
知困， 感到困惑，
然后能自强[19]也。 才能不断努力钻研。
故曰： 所以说：
教学相长也。 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
兑命曰： 《尚书·兑命篇》说：
“学学半”[20]， “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
其此之谓乎！ 正是这个意思！
※ ※ ※
古之教者，[21] 古时候的教育制度是：
家有塾[22]， 在〔每二十五〕“家”的“闾”设立“塾”，
党有庠[23]， 在〔每五百家的〕“党”设立“庠”，
术有序[24]， 在〔每万二千五百家的〕“遂”设立“序”，
国有学。 在国都设立大学。
※ ※ ※
比年入学[25]， 大学每年招收学生，
中年[26]考校。 每隔一年考查学生的成就一次。
一年视离经辨志[27]； 第一年考查学生分析课文的能力和志趣；
三年视敬业乐群[28]； 第三年考查学生的专业思想是不是巩固，同学之间能不能相亲相助；
五年视博习亲师[29]； 第五年考查学生的知识是否广博，学生对于教师是否敬爱；
七年视论学取友[30]； 第七年考查学生研讨学问的本领与识别朋友的能力；
谓之小成[31]。 〔合格的〕就叫做“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32]， 到第九年，学生对于学业已能触类旁通，
强立而不返[33]， 他们的见解行动已能坚定不移，
谓之大成[34]。 这就叫做“大成”。
夫然后足以化民成俗，这样才能收到教化人民，移风易俗的效果，
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使跟前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向往来归，
此大学之道也。 这就是大学施教的过程。
记曰： 古书上说：
“蛾子时术之”[35]， “小蚂蚁总是跟着大蚂蚁走”，
其此之谓乎！ 岂不正好说明了这层道理吗！
※ ※ ※
大学始教， 大学开学的时候，
皮弁[36]祭菜， 〔官吏要〕穿着礼服，备办祭菜，举行祭祀，
示敬道也。 为的是表示尊师重道的意思。
宵雅肄三[37]， 〔学生常常再三〕诵习小雅，
官其始也[38]。 〔为的是使他们〕从开头就培养做官的兴趣。
入学鼓箧， 学生上学，要按鼓声打开书箧，
孙[39]其业也。 为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
夏楚[40]二物， 〔大学里备有〕教鞭，
收其威也[41]。 为的是维持整齐严肃的秩序。
未卜禘[42]不视学， 〔教官〕不到夏祭以后不去考查学生的成绩，
游[43]其志也。 为的是使学生得以按照自己的志趣从容学习。
时观而弗语[44]，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但不〔叨唠〕灌输，
存其心也。 为的是培养学生自己用心思考的习惯。
幼者听而弗问， 年幼的学生只听不问，
学不躇等也[45]。 为的是使他们〔循序渐进地而〕不越级地学习。
此七者教之大伦[46]也。这七件事就是大学教育的基本纲领。
记曰： 古书上说：
“凡学， “在教育这件事上，
官先事， 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尽职，
士先志”[47]， 学生的责任首先在于立志”，
其此之谓乎。 就是这个意思吧。
※ ※ ※
大学之教也： 大学进行教育的办法是：
时教必有正业[48]， 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正课，
退息必有居学[49]。 休息的时候也有种种课外作业。
不学操缦[50]， 〔因为，课外〕不习杂曲，
不能安弦[51]； 〔课内〕就学不好琴瑟；
不学博依[52]， 〔课外〕不习歌咏，
不能安诗； 〔课内〕就学不好诗；
不学杂服[53]， 〔课外〕不习洒扫、应对、进退等杂事，
不能安礼。 〔课内〕就学不好礼仪。
不兴其艺[54]， 〔总之，〕如果不提倡课外技艺，
不能乐学。 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
故君子之于学也， 所以，善于学习的人，
藏焉修焉， 学习的时候努力进修，
息焉游焉[55]。 休息的时候尽兴玩弄杂艺。
夫然后安其学而亲其师，这样，他们才能搞好学习，亲近师长，
乐其友而信其道， 乐于交友，坚持信念，
是以师辅[56]而不反也。 日后离开师友也就不会违反师友的教诲了。
兑命曰； 《尚书·兑命篇》说：
“敬孙务时敏[57]， “唯有重视学业，按部就班，及时努力，
厥修[58]乃来”， 学业才能有所成就”，
其此之谓乎！ 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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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教者， 现在的教师呢，
呻其占毕[59]，（只知道） 朗读课文，
多其讯言[60]， 大量灌输，
及其数不顾其安[61]。 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
使人不由其诚[62]， 他们不考虑学生的内心的要求，
教人不尽其材。 不能使学生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施之也悖， 他们进行教学的办法既不合理，
其求之也佛[63]。 提出的要求也不符合实际。
夫然， 以致，
故隐其学而疾其师[64]， 学生厌恶学习，怨恨师长，
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只感到学习的困苦，不知道学习的好处，
虽终其业， 即使勉强结业，
其去之必速。 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教之不刑， 教育没有成效，
其此之由乎！ 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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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法： 大学进行教育的原则是这样的：
禁于未发之谓豫： 事情没有发生就先防止，这叫预防；
当其可之谓时； 抓住时机，进行教育，这叫做及时；
不陵节而施之谓孙[65]； 〔循序地而〕不越级地进行教育，这叫做顺应〔自然〕；
相观而善之谓摩。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叫做观摩。
此四者教之由兴也。 这四点就是教育成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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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然后禁， 〔如果〕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禁止，
则扦格[66]而不胜。 就要遭到阻力，不易纠正了；
时过然后学。 〔如果〕时机错过以后才去学习，
则勤苦而难成。 学起来就会劳苦不堪，不易有成就了。
杂施[67]而不孙， 〔如果〕不知顺应〔自然〕，胡乱施教，
则坏乱而不修。 〔教育工作〕就会陷入混乱的
境地， 不能获得成效。
独学而无友， 〔如果〕孤独地学，没有朋友，
则孤陋而寡闻。 见解就会狭隘，见闻就会不广。
燕朋逆其师。 〔如果〕交友不慎，就会违背师长的教诲；
燕辟废其学[68]。 〔如果〕三朋四友，尽谈不正经的事情，就会荒废学业。
此六者教之由废也。 这六点就是教育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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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教师只有懂得了教育成功的因素，
又知教之所由废， 同时又懂得了教育失败的原因，
然后可以为师也。 然后才能胜任教师的工作。
故君子教喻[69]也： 所以优秀的教师是善于通过诱导进行教育的，
道[70]而弗牵； 〔就是：〕引导学生而不牵着学生走；
强而弗抑[71]； 策励学生而不推着学生走；
开而弗达[72]。 启发学生而不代替学生作出结论。
道而弗牵则和； 引导学生而不牵着学生走，师生关系才会融洽；
强而弗抑则易； 策励学生而不推着学生走，学习起来才会感到安易；
开而弗达则思。 启发学生而不代替学生作出结论，学生才能独立思考。
和易以思[73]， 师生融洽，学习安易，学生又能独立思考，
可谓善喻矣。 就是善于诱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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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有四失， 学生的缺点有四种类型，
教者必知之。 教师不可以不知道。
人之学也， 在学习中，
或失则多，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贪多务得，
或失则寡，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狭隘寡闻，
或失则易，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轻率勇为，
或失则止[74]。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畏难而止。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这四类缺点的根源是因为学生的心性不同之故。
知其心， 必须了解学生的心性，
然后能救其失也。 才能矫正学生的缺点。
教也者长善而救 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扬学生的优点，
其失者也[75]。 克服学生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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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优秀的歌手能使听众〔自然而然地〕跟着他唱；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同样，〕优秀的教师能使学生〔自觉自愿地〕跟着他学。
其言也， 他的讲解，(https://www.daowen.com)
约而达， 扼要而又透彻，
微而臧， 精微而又妥善，
罕譬而喻[76]， 举例不多，却能说明问题，
可谓继志矣。 这就能使学生〔自觉自愿地〕跟着他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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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知至学之难易 教师知道学生的程度有深浅，
而知其美恶[77]， 资质有好坏之分，
然后能博喻[78]。 然后才能多方诱导。
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只有善于多方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
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当教师才能当官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能当官长才髓当君王，
教师也者所以学[79] 所以教师是一种可以从他学习统治权术的人。为君也。
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可见选择师资是不可不慎重从事的。
记曰： 古书上说：
“三王四代唯其师”[80] “从前三王四代的时候最重视师资的选择”，
其此之谓乎！ 就是这个道理！
※ ※ ※
凡学之道， 在教育工作中，
严师为难[81]。 最难得的是尊敬教师。
师严然后道尊， 〔因为〕尊师才能重道，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重道才能使人重视学习。
是故君之所不臣于 君王在两种情形之下者二：是不以对待臣子的
其臣所以， 态度对待臣子的：
当其为尸[82]， 〔就是〕当臣子在祭祀中扮演受祭者的时候，
则弗臣也； 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对待他；
当其为师， 当臣子担任教师的时候，
则弗臣也。 也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对待他。
大学之礼， 按照大学的礼节，
虽诏于天子无北面[83]， 教师给君王讲书是不行君臣之礼的，
所以尊师也。 就是尊师之意。
※ ※ ※
善学[84]者师逸而功倍， 善于学习的人，教师花的精力不多而收效很大，
又从而庸[85]之。 对于教师又能表示感戴之忱。
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不善学习的人，教师花的精力很多而收效很少，
又从而怨之。 反而会埋怨教师。
善问者如攻坚木； 善于发问的人，〔发问如同〕砍伐坚硬的木材；
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86] 先从容易砍的地方砍起，随后才砍木材的关节；
及其久也， 久而久之，
相说以解[87]。 〔关节〕随手就可以砍开了。
不善问者反此。 不善发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善待问者如撞钟： 善于答问的人，〔对待发问〕如同对待撞钟一样：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 撞得轻就响得小，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撞得重就响得大；
待其从容[88]， 从容地撞，
然后尽其声， 从容地响。
不善答问者反此。 不善答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此皆进学之道也。 这都是有关进行教学工作的一些方法。
※ ※ ※
记问之学[89]， 单凭一点死记硬背得来的学问，
不足以为人师， 是没有资格当教师的，
必也听语[90]乎。 必须善于根据学生的问题来讲解才行。
力不能问， 〔只有〕当学生没有能力提出问题的时候，
然后语之。 才可以直接讲给他听。
语之而不知， 如果讲了不懂，
虽舍之可也。 就不必讲下去了。
※ ※ ※
良冶之子， 优秀的冶匠的儿子，
必学为裘； 一定先学会用皮子镶嵌成衣；
良弓之子， 优秀的弓匠的儿子，
必学为箕[91]； 一定先学会用柳枝编织成箕；
始驾马者反之， 小马初学驾车〔与我们习见的情形〕相反，
车在马前[92]。 它是跟在车子后面的，
君子察于此三者，人们懂得这三层道理，
可以有志于学矣，就懂得怎样做学问了。
※ ※ ※
古之学者， 古时候做学问的人，
比物丑类[93]。 善于从事物的类比中体会出事物的关系。
鼓无当于五声[94]， 鼓并不等于五声，
五声弗得不和； 但若没有鼓，五声就不和谐；
水无当于五色[95]， 水并不等于五色，
五色弗得不章； 但若没有水，五色就不鲜明；
学无当于五官[96]， 学习并不等于五官，
五官弗得不治； 但若不学习，五官就不能发挥作用；
师无当于五服[97]， 教师不在五服之列，
五服弗得不亲。 但若没有教师，五服之间的关系就不亲密。
※ ※ ※
君子曰： 所以说：
大德不官； 德行最高的人不限于担任某一官职；
大道不器； 普遍的真理不限于解释某一具体事物；
大信不约[98]； 最守信用的人不立约就能守信！
大时不齐[99]。 最守时刻的人无须划一就能守时。
察于此四者， 懂得了这四层道理，
可以有志于本矣。 就懂得〔做学问〕要从根本着手了。
三王之祭川也， 〔古时候〕三王祭祀江河的时候，
皆先河而后海， 都是先祭河，后祭海，
或源也， 就因河是本源，
或委也[100]。 海是归宿。
此之谓务本。 这就是重视根本的意思。
述义
《学记》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译注完以后，尤有此感。但是就我自己说来，译注绝不等于研究，只是研究的起点罢了。不过花过一番功夫以后，不能不有一些“体会”，乃想趁此机会，记录下来。凭借古书发议论，本是一件不易讨好的事。一则古书的句读、字义、文意等等，我们解得未必正确。训诂家之所以聚讼纷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还是就字面讲。至于字面背后的“深意”，我们不是写书的古人，即使根据文意，参考旁证，考虑背景，也未必真能道出古人的本意。寻章摘句，大发议论，究其实，恐怕还是论者的意思多，古人的意思少。倒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是自己的“体会”吧。
我感到《学记》谈了以下一些内容：
（1）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
《学记》是从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的。
《学记》论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学”教育。在必要性方面是纯从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谈的。它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们，教育是为了“化民成俗”，为了使人“知道”，也就是说，为了掌握统治人民的治术。“俗”是统治阶级所要的“俗”，“道”是统治阶级所定的“道”，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把人民教化成这样的“俗”，教化于这样的“道”，以收“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之效。为的是有利于“王者”的“建国君民”的事业。求学的目的是“学为君也”。在这里，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是说得很清楚的。
在可能性方面，《学记》是从性善论的角度来谈的。所以它用“玉不琢，不成器”来作比方。玉的本质是好的，雕琢的作用在于揭示它的美好的本质，根据人们的要求，作成玉器。同样，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它的善的本质，使它合乎统治阶级的要求。《学记》全文在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方面，一贯主张启发诱导，就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培育发展，就可合乎要求之故。雕琢与教育都是一个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过程。
《学记》首先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论证了教育的作用与目的，还怕人们看了全文以后，只去注意枝节问题，所以最后还再三盯嘱，要人“务本”。也就是说：教育原是可以帮助“王者”来“建国君民”的，学习是为了“学为君也”，你们千万别忘了教育与求学的本意啊。
（2）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在这两方面，《学记》有其有益的东西，也有其不足为训的地方。可以分成几点来说。
学制。《学记》只是重述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流传中的一般旧说，没有什么新的材料。《学记》全文都是讲的“大学之道”，可见作者所关心的只是最上层的贵族教育。这一方面无甚可取。但是从这里也可看出古人对于学校设置，是主张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校的。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年级雏形。大学学生入学有一定的期限，即是“比年入学”；对于学生的要求，每年都有重点，即是从“离经辨志”直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学习时限大体有个规定，就是“九年”；学习期内大体分成两个阶段，就是前七年为“小成”，后两年为“大成”。这些当然并不就是今日的学年制度，但是似乎可以说是有了一点年级制度的雏形。如果能够这样看，那是很可贵的。当然，《学记》所说的这种情形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事实理想各半。因此，所谓雏形，也许是事实上的，也许是理想中的。
视学制度。大学每两年要由政府派人考查学生成绩一次。制度是比较正规的。这表现在：视学有定期，就是隔年一次，“中年考校”；是在秋天，“未卜禘不视学”；视察有重点，就是从第一年的“离经辨志”直到第九年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重视视学制度这一点，精神和用意是好的，订出正规的办法也是好的。
开学仪式。大学的开学仪式是很隆重的。前人注解，有把“皮弁祭菜”，“宵雅肄三”，“入学鼓箧”、“夏楚二物”通通看做开学仪式的，那当然可以显出仪式隆重之一般。我个人认为“入学鼓箧”及“夏楚二物”是开学的事，也是平时的事：“宵雅肄三”，照一般注解讲，也是一样，如作“晚上再三肄习学业”讲，则是平时的事。不管怎样，仪式总是够隆重的。目的当然是想通过仪式，引起学生对于学习的重视。事实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开学仪式是有好处的。
目的教育。“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时就提醒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是不好的：目的教育也不专靠开学那一天。但重视目的教育却是对的，在隆重地开学那一天及时进行目的教育是可以产生深刻的印象的。这也可见古人对于教育目的的重视与用心的周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古人进行专业思想教育的一种方式。
上课规则。我以为“入学鼓箧”不只是开学的事，也是平日的事。就是说，平日学生按着鼓声开始学习，正如今天学生按其铃声上课一样。并且要等听到鼓声才许打开书箧，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学记》作者懂得上课规则不是一种无用的形式，而是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使学生“孙其业也”的。
体罚。所谓“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这是依靠体罚来维持秩序的最生动的说明。无须说明，这是不足为训的。
总之，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些地方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不足为奇。所可贵的是，有些地方，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却仍然是有意义的。不过这些还不是《学记》的精华，它的精华在以下各个方面。
（3）教育与教学的基本原则。
这一部分是《学记》的精华所在，是值得我们细心体会的。归纳起来，一共有八个原则。现在逐一整理述说于下：
教学相长的原则。这个原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习是一种实践，学习使人虚心，虚心使人进步；二是教的过程就是学的过程。
学习是一件好事情，同时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有通过学习的实践才能体会学习的好处与困难。没有做过学问的人，往往以为学问之道，不过尔尔，没有什么了不得，对于做学问也就不感到什么兴趣。一旦作过一番努力，这才眼界渐开，兴趣渐浓，知道学问的领域原来如此宽广，问题如此众多。于是愈研究，兴致就愈浓厚，眼界就愈开扩，同时也就愈加感到自己的渺小、无知与不足。愈是有学同的人就愈谦虚，对自己的要求就愈严格，因而他在学问上的进步就愈快，成绩就愈大。所以说，学习就是一种实践，因为“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习使人虚心，“学然后知不足”；虚心使人进步，“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要使学生获得学习的好处，就只有通过实际的学习活动，使他们“知不足”，“自反”。
同时，教的过程就是学的过程。这是因为人们在求学的时候，虽则由于一天天知道学问的深广，一天天知道自己的不够，一天比一天更努力、更深入，但是，所学的多半是一些书本知识，是前人的间接经验，没有经过工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的检验与印证，印象总是比较抽象、比较模糊的。一旦教起书来，这才感到原来以为不成问题的成了问题，原来以为懂了的却似懂非懂了，原来以为浅显、容易明白的，却没有办法给学生讲明白了。总之，原先自以为满腹经纶、满有把握的，一旦教起书来，却遇到不少困难，产生不少疑惑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是十分不够的，需要不断进修，不断学习，需要边教边学才行。由于“教”才“知困”，由于“知困”才能“自强”，可见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
一句话，这个原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做学问要从学习中反复提高，一是教也要学习，教也是一种学习。至理名言，永远适用。
藏息相辅的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劳与逸二者相结合的原则。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以内传授正课，就是“时教必有正业”；课外是在正课以外的休息时间进行课外作业和游戏活动，就是“退息必有居学”。正课学的是“弦”（即乐）、“诗”、“礼”，总之是“学”；课外做的是“操缦”、“博依”、“杂服”，总之是“艺”。课内课外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学记》的理由是课外可以帮助课内，课外是课内的准备，又是课内的延伸。比如：如果不在课外杂弄乐器，练习手指，仅靠课内来学琴瑟，就很难学好；如果不在课外唱唱歌曲，练练嗓子，课内的“诗”就不容易学好；如果不在课外经常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等等礼节，课内的“礼”也是空话。可见课外应当好好利用。
课外不仅有作业，而且有游戏活动。杂弄乐器，练习唱歌当然都是一种游戏。所以“息焉游焉”的“游”字有两重涵义：一层涵义是游于课外作业的意思，另一层涵义是游戏之意。
《学记》的作者由此得出了结论：学习的时候要尽心学习，休息的时候要尽心游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其原因就在于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相反的、对立的。唯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学生才会喜爱学习，搞好学习，“安其学”，同时也才会感到师友切磋之乐，“亲其师”，“乐其友”。这样，学来的知识才是牢固可靠的，“信其道”，“虽离师辅而不反”。
在旧中国，一般读书人是不懂得课外安排的重要的，他们以为只有成天伏案，才算读书求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却是相当普遍的。《学记》能在两千年前提出这一点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预防性（豫）原则。教育工作不外在积极方面培养好品质，在消极方面消除坏品质。为了培养好品质也需要消除或防止坏品质，因为要立就得破。但是消除坏品质要比防止坏品质困难得多。所以，为了培养好品质，为了消除坏品质，我们都应采取预防为主的办法。坏品质跟害人的疾病是一样的，害了病再治疗就困难，没害病先预防就容易。品德方面是这样，学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撒谎是一种坏品质，如果当孩子没有养成撒谎的习惯以前，就从道德上与榜样上预防这种品质，孩子是不容易沾染它的。倘若平日不注意教育，一旦孩子染上这种习惯以后再去消除，就很费力了。又如弹琴，从头就应跟好琴手学。教一个从来没有弹过琴的人，比之教一个乱弹过一通琴的人要容易得多。因为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弹过琴的人，怎么教都可以；而对于一个乱弹过一通、养成了坏手法的人，教起来还得先花一分力气消除他的坏手法，才能重新教起。所以，《学记》要求“禁于未发”，因为“发然后禁，则扦格而不胜矣”。
及时性（时）原则。《学记》很明智地告诉我们，进行教育要及时。所谓及时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学生的年龄方面说，一是从学生的心情方面说。及时就是抓住时机，既反对过对，也反对不到时候。
从学生的年龄方面说，既不可以过早地进行教育，更不可以过晚才进行教育。过早地进行教育，让儿童超越了身心发展的条件学习，势必接受不了，而且势必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如果过晚才进行教育，那时儿童年岁已大，分心的事已多，跟着年幼儿童学习内容粗浅的教材，势必格格不入。《学记》引“兑命”的“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句中的“时”字，也是说明这层道理的。从这方面看，《学记》作者是很重视教育学生的时机的。
从学生的心情说，教育最好在儿童自觉要求的基础上来进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是《学记》全文的中心思想。如果学生对于求知并无自觉的要求，他们心里并没有某些问题想求得解决，那末，教师想以灌输的方式把知识注入到儿童心里，必然是劳而无功的。同时，如果学生有了自觉的要求，教师不抓住机会及时指导，等到学生的自觉要求烟消云散之后再去进行教育，也是一样地费力不讨好。惟有不先不后，不迟不早，看准儿童心情，及时进行教育，才是好办法。在这方面，《学记》重视启发，重视自觉，反对“使人不由其诚”，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绝对化就会成为兴趣主义。所以，《学记》要求“当其可”，因为“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顺应性（孙）原则。《学记》要求教育时“不陵节而施”。这句话郑康成解为“不陵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陵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这个原则包括三个内容，就是：考虑年岁长幼；考虑接受能力；要求循序渐进，实行因材施教。
首先要考虑年岁长幼，就是不教长者以小，不教幼者以大。换句话说，对于年长的学生，教材不可以太容易，说理不可以太简单，否则他们不会感到兴趣与满足，对于年幼的学生，教材不可以太困难，说理不可以太艰深，否则他们接受不了，因而对于学习便会丧失信心。
其次要考虑接受能力，就是不教才者以小，不教钝者以大。这是因为学生的才智不一样，有些人聪敏些，有些人迟钝些。对于聪敏的学生就应该多教些，教高深些；对于迟钝的学生就应该少教些，教浅近些。这样，他们才能各得其所。如果反过来，对聪敏的学生教得少、教得浅，对迟钝的学生教得多、教得深，前者便会不满足，后者便会不消化。我们要懂得“学者有四失”，要考虑“至学之难易”。以上两点就是《学记》所说的“节”。
怎样才能不“陵”节呢？那就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就是因为要循序渐进，因为“学不躇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陵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就因为那种办法违背了循序渐进的道理，“陵”了“节”。为了按照学生的年龄与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根据孔颖达的看法，那就要充分运用个别教学来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可能避免一般化。一般化的结果势必使“长者才者”感到“小”而“幼者钝者”感到“大”。这就是孔颖达所说的“分而教之”。至于因材施教的贯彻，在今天说来，是不可能也不必要专靠个别教学的。
观摩性（摩）原则。《学记》是很重视同学、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讲到藏息相辅那一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为什么同学、朋友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影响如此大，关系如此密切呢？那是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之故。人人都有优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自己在进德修业上就可以得到好处。一个人“独学而无友”，冥思独行，有问题无处可以商量，有缺点没有人帮助指出，久而久之，必致不知天地之大，学问之广及他人的长处，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蛙。
但是，不是任何同学与朋友都可以使人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不徒无益，而且有害了。害在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增进学习效果，应该结交好朋友，发挥朋友之间的好影响，不交坏朋友和避免坏朋友的影响。
启发性（喻）原则。这是《学记》最中心和最紧要的一个原则。《学记》恭维“君子之教”的特点是“喻也”，即善于启发或诱导。它认为“时观而弗语”是教学的基本纲领之一。
什么是启发性原则的具体内容呢？它的具体内容有三：
一是“道而弗牵”。学生求学是向未知的领域行进，所学的是他所不知的东西，是他所没有到过的境界。因此，他需要引路人给他引路，这就是教师。没有教师或者教师不负责，学生就失去了引路人，他就无法或很难向未知的学问领域行进。所以，对于学生说来，教师的引导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引路不等于代替走路，也不等于强迫别人走路。当我们走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如果这时得到一个引路人给我们从容指点，我们的困惑就可以消除，我们就可以跟随那引路人前进。但是如果那位引路人不识相，不许我们饱览景色，自觉前进，却摆起引路人的架子来，不顾我们的意志，不许我们休息，追着我们赶路，甚至拖着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跑，难道我们会愿意吗？即使被迫着跑，跑过那个地段以后，我们对那个地方的景色一定也是一无所见的。一个好引路人是不可以这样拖着别人勉强跟他走的。教师教导学生，也是一样。要引导学生，但是不要牵着学生的鼻子走。这就叫做“道而弗牵”。
二是“强而弗抑”。强不是强迫的意思，是策勉鼓励的意思；抑者，推也。学习如同登山，中途不能没有困难。独行踽踽，面临困难，是容易使人丧失信心，欲行又止的。这时如果有个识途的人跟在后面，随时给他打气加油，说：前面不远就是山顶了，或者，前面不远就是平地了，再努一把力就到了。这就是很大的鼓舞，可以使人增加勇气，克服困难，达到目的地。尤其这种鼓励的话出自一个识途的人，力量更大。在学习的道路上，教师就是识途的人，由于他的勉励，学生在困难跟前就可以增加勇气，找出办法。但是要注意，对于一个精疲力竭的爬山人，打气固然是好的，却不可急躁地在打气之外猛力推他一把。如果这样，那人一定会停步骂你的，再不然就会由于你这一推而摔倒在地，再也不想往上爬了。教师教学生也是一样，要勉励学生，但是不要强迫学生。这就叫做“强而弗抑”。
三是“开而弗达”。就是指点引导，但是不要代替达到目的地。这是因为，学习主要靠自己用心钻研，教师只应加以引导、策勉与指点。讲课的时候应当引导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得出结论，千万不能嚼碎了喂给学生吃，使他自己毫不费力，毫无可以独立思考之处。靠喂得来的知识不是真正可靠的知识：这样教导出来的学生，决无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的能力。回答学生的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学生如果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去问教师，教师当然应该予以指点，但是教师的指点应当适可而止，只应做到“开”的限度，不应做到“达”的程度。比如，在一个学生遇到一道数学难题时，给他在关键处指点一下，开导他的思路，这就够了，而演算仍旧应当让学生自己去进行。这才是高超的教育技巧，对学生有好处。如果教师替学生把整道题从头到尾全给算出来，表面好像很负责，其实是害了学生，因为这是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
贯彻启发性原则的好处是很大的。如果教师能够“道而弗牵”，学生便会欢迎这样的引路人，因而师生关系必然很好。如果教师能够“强而弗抑”，学生便有勇气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从而学习便会成为一件安易的事情，而不再是一件艰苦的、高不可攀的事情了。如果教师能够“开而弗达”，学生就会习惯于独立思考，这样就能获得真才实学了。你想，启发性原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都知道，旧中国的封建式的教育是以灌输为能事的。《学记》却能相反地主张启发，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今天，我们都懂得学生自觉学习的重要了，《学记》倡导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可以说就是《学记》作者启发学生自觉学习的办法。
长善救失的原则。《学记》作者观察到一般学生在学习中有四种类型的缺点，就是“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为什么会出现这四种缺点呢？《学记》作者的答复是，“心之莫同也”，也就是说学生的心性不同之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实事求是地去了解学生的心性，就是要做“知其心”的了解工作。只有面对不同实际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了解学生才能教育学生。这是《学记》要求我们认识，并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第一方面。
其次，《学记》告诉我们，事情有其坏的方面，同时也有其好的方面。例如：贪多务得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渊博；狭隘寡闻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专一；轻率勇为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勇于进取；畏难而退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适可而止。教师一定要全面看问题，要懂得事情总有两方面。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材料，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因而《学记》肯定地告诉我们“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作用本来就在于培养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心性人人不同，应该多方诱导，应该“博喻”来“长善”“救其失”。这是这一原则要求我们认识，并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第二方面。
（4）教学方法。
《学记》对于教学方法的见解也是很精辟的。总的精神是诱导、启发、潜移默化，反对外铄、注入、急于求成。为了说明方便，仍用现今通用的名词：问答法、讲解法和练习法三者，分别说明于后：
问答法。这个方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如何提问，一方面是如何答问。
提问的要诀是由易到难。由易到难的好处是易者容易解决，通过易者的解决，久而久之，难者也就好解决了。比如砍硬木头，应当先砍松软的地方，后砍木头的关节。必须这样，关节才能砍通。如果反过来，先从难处问起，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讲授新课时是理当如此运用的。但是，这也不可以绝对化，在某些场合，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
答问要注意两点：一是大小得当，就是说，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可以自炫博学，小题大做一番：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不可以偷懒藏拙，敷衍了事。浅显的问题就应浅明地答复，深刻的问题就应深入地分析。学生答复教师的提问也是一样。这就叫做大小得当。比如打钟，小打就小响，大打就大响，万没有打得轻而响得大，打得重而响得小的道理。二是要求从容问答。听问要从容，答问也要从容。惟有从容作答，才能把道理说透。正如钟响一样，只有从容地响，才能“尽其声”。答问原要解决疑难，如果说理不透，如何能解决疑难呢？为了说透道理，从容答问是必要的。
这就是问答法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是正确的。
讲解法。教师教学，除了问答以外，永远离不开讲解。讲解，看来容易，作得好可不简单。讲得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与教材组织。因此，《学记》在这两方面向教师提出了三项要求。
首先要求“约而达”，就是教师讲话应当扼要，但又能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教师讲课的技巧大体可以分成三等：最好的是讲话扼要，论点都能够说清楚，这是符合“约而达”的要求的；次一等的是讲话虽则啰嗦一些，但是意思总算说清楚了，最坏的是说的既啰嗦，意思又没有说明白。可是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要把意思说清楚就得多说话。其实这是不对的，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成反比。《学记》“约而达”的要求值得我们深思力行。
其次要求“微而臧”，就是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讲解要有重点，而所讲的重点又要真是教材的精华所在。平均使用力量是不对的，轻重倒置当然更是不对的。
最后，要求“罕譬而喻”。就是说，为了学生易于理解，应当采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因为用概念解释概念是解释不透彻的，用例子解释概念就使人容易理解。所以，例子，“譬”，是必要的。但是“譬”是手段，是为了使人“喻”，它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讲书举例，不是为了举例而举例，乃是为了说明一种道理或者一个概念而举例。所以，例不在多而在精。如果举例恰当，例少也能说明问题；如果不恰当，多了也无用处。并且，用例应以能够说明问题为度。不恰当的例子固然愈多愈不好，例子恰当，也只要说明问题就够了，多了反而不妥当。因为例子太多就会淹没论点，就会反客为主，结果学生只记得例子，记不得论点了。可见例子固然必要，但是质量上要能说明问题，数量上不可过多，以免淹没论点。这就叫做“罕譬而喻”。有些教师只会抽象说教，有些教师用例不当，有些用例过滥，都可以从“罕譬而喻”获得很好的启发。
以上谈话和讲解两种方法的基本精神都是注意启发，注重自动。
练习法。《学记》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三个例子，作出结论说，“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这是说明耳濡目染，逐步练习的必要性。关于练习，《学记》没有正面提出要求或说明，只是打了三个比方，比较难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从这三个比方中，也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在练习法中范例是很重要的，作用是很大的，良冶、良弓、大马就是起的范例作用；二是练习只能逐步进行，养成习惯，所以良冶之子先学为裘，良弓之子先学为箕，小马先学跟车。
（5）教师问题。
教育工作离不开教师。教师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的效果。《学记》是很重视教师问题的。它从教师的作用，优秀教师的基本条件，尊师的必要等三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
《学记》首先论述了教师的作用。“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原来教师是教育人们，使之能管理国家大事的。为什么教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那是因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管理人民需要教育人民，能够教育人民才能管理人民。教师这一工作，表面看来似乎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则关系很大。例如家族之间，“五服弗得不亲”，由此可见一斑。因为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地位十分重要，以致“三王四代唯其师”，足见“择师不可不慎”。
既然教师的作用这么巨大，地位如此重要，所以，教师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当教师的资格是很严的。比如要懂教学原则，要懂教学方法等等，其中有两项很重要：“听语”与“博喻”。这是当教师的人不可不具备的。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首先自己得有丰富的、透彻理解了的、融会贯通了的知识。如果一个人知识并不丰富、自己没有透彻理解、不能融会贯通，只是上课之前把要讲的教材背个滚瓜烂熟、现炒现卖，那是不够资格当教师的。这样的教师学问差，除了把事先备课时准备好了的那一点点知识倾吐给学生以外，再也没有本领了。他们经不住学生的质询，因为质询的内容可能超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那一点点货色。他们更不能够根据质询，进行启发，“听语”，那是需要渊博深刻的知识与纯熟的教学技巧的。做一个称职的教师恰恰需要这种“听语”的本领，而不是一点点“记问之学”。这是《学记》对于教师在学力方面的根本要求。
教师在教学技巧方面，必须具有多方诱导，“博喻”的本领。所谓“博喻”，是要懂得学生的心理，善于因材施教，多方诱导。“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这是《学记》对于教师在教学艺术方面的根本要求。
教师的作用既然如此巨大，担任教师工作的条件又是如此严格，那末，尊重教师就是当然的了。尊重教师等于尊重学问，因为教师是学问的传授者。尤其在上的人更应尊师，因为在上的人尊重教师就可以引导人民尊重学问，爱好学习。所以，连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君，对于教师也不以臣礼相待，就是以身作则之意。《学记》如此提倡尊师，自然是为统治阶级献计，想通过教师，利用教育来巩固统治。从实质上说，古代封建的师道尊严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尊师是不同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说，尊师就是尊重教育，就是尊重知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6）当时教育的五大弊端。
《学记》主要是从正面来谈教育的。为了加强正面理由说服力，它很生动地指出了当时教育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这五大弊端不仅是《学记》作者那一时代的现象，也是旧的传统教育的共同现象。是哪五大弊端呢？
“呻其占毕”。这是中国旧教育的典型的教学方法。教师只把课文朗诵给学生听，不求学生理解课文的意义；学生的责任也只在于没头没脑地跟着朗诵，一点也不懂朗诵的是什么，就似道人念咒般地。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没有丝毫益处。这是以机械背诵代替思维与理解，以朗读为学习的唯一形式。这是封建的教育方法，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它的残余影响。
“多其讯言”。教师讲书是注入式的、填鸭式的，只顾自己的主观意愿，不考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一味叮咛灌输，唠叨不已。这种方法在精神上是与《学记》所主张的“时观而弗语”、“博喻”、“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善问”、“善待问”、“约而达”、“微而臧”以及“罕譬而喻”等等要求背道而驰的。教师教学，必须善于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学生当作容器去注入是错误的。两千年前，《学记》就斥责了注入式教学，真是难能可贵。
“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这就是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只顾赶进度。它也是教学工作中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是注入式教学方法的另一形式。在不能理解，没有消化的情形下，赶完进度并不等于完成了任务，甚至比没有完成任务还坏，因为这种作法必然会加重学生的“消化不良”。
“使人不由其诚”。这就是进行教育不从学生的要求出发，它也是“多其讯言”与“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两太弊端的思想根源与总的概括。
“教人不尽其材”。这就是不因材施教，不发展智力，埋没人才。我们每一提到因材施教，就容易想到个别教学，好象班级授课就不能够因材施教，而个别教学才能因材施教似的。其实不然，在班级授课制度下贯彻因材施教，工作是比较艰巨的，但是并非不可能；在个别教学制度下，如果教师不懂得根据对象的具体条件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不能好好了解学生，不能“博喻”，因材施教也是得不到贯彻的。《学记》这一批评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由于当时的教育工作中有这五大弊端，所以教育的效果是与人们的愿望不相称的。
具体说来，就是以下几点：
厌恶学习。学习本来是一件愈钻研就愈能引人入胜的事。但是，要能引人入胜，应有一定的条件。例如从学习中懂得以前所不懂得的事，就是从不知到知，从不理解到理解；又如，学习在内容与进度上有一定的难度，但又是力能胜任的，通过困难的克服，能够引起自信力的增长等等。倘若学起来老是由不理解到更不理解，由困难到更困难，学习当然就会变成一件可怕的事情，不能不令人望而生厌了。旧式教育恰恰就是这种情形。
怨恨教师。师生关系本来应跟引路人与接班人一样，该是融洽无间的。师生之间，惟有融洽无间，才能相继前进，共同探索学问的宝藏。所以《学记》强调“亲其师”，“严师为难”。师是有可能被尊敬，也有可能被怨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有汐有真正的帮助。不给学生解决疑难，不从学生实际出发，使得本来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学习活动变成令人头痛的事情，探布究源，学生哪能不怨恨教师呢？
苦于学习的困难，“苦其难”。并没理解教材，却要熟读死记；讲解不能解决问题，却要恭坐静听；前面的没有掌握，后面的又压上来；不想学，却又不能不学；有才能，却又不得发展。试问，难道这还不使人苦恼不堪吗？
不知学习的用途，“不知其益”。本来，只有有目的的学习才是有效的学习，只有理解了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既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学来的知识又是死的知识，无法应用，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在上述的教育情况之下，结果是必然如此的。
最后总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即使毕了业，很快会忘得一干二净，学了等于没学，“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育弄到这种境地，岂非大大失败。究其原因，就是教育作风中的五大弊端之故。由此可见教育不得法的后果确是很严重的。
总的说来，《学记》作者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教育问题的。他批判了当时教育的缺点，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批判是透辟的，他的主张很多是中肯的，值得我们在“弃其糟粕”之后去“取其精华”。《学记》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主要就在这里。
1956.12.19初稿。
1981.7.校毕于北京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