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讲解 怎样问答——介绍二千年前《学记》作者的意见
教师教学，永远离不并讲解。讲解看来容易，作得好可不简单。讲得好坏，问题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与教材组织。因此，《学记》在这两方面向教师提出了三项要求。
首先，要求“约而达”，就是教师讲话应当简单，但又将主要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教师讲课的技巧大体可以分成三等：最好的是，讲话简单，但是论点都说清了，就是符合“约而达”的要求，次一等是，讲话虽则啰嗦一些，但是意思总算说清楚了；最坏的是，说的既啰嗦，意思又没有说明白。可是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要把意思说清楚就得多说话。其实这是不对的，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成反比。《学记》“约而达”的要求值得我们深思力行。
其次，要求微而藏”。就是，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讲解要有重点，而所讲的重点又要真是教材的精华所在。平均使用力量是不对的，轻重倒置也是不对的。
最后，要求“罕譬而喻”。就是说，为了学生易于理解，应当采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因为用概念解释概念是解释不透彻的，用例子解释概念就使人容易理解。所以，例子，“譬”，是必要的。但是“譬”是手段，是为了使人“喻”，它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讲书举例，不是为举例而举例，乃是为了说明一种道理或者一个概念而举例。所以，例不在多而在精。如果举例恰当，例少也能说明问题，如果不恰当，多了也无用处。并且，用例应以能够说明问题为度。不恰当的例子固然愈多愈不好，即使例子恰当，也只要说明问题就够了，多了反而不妥当。因为例子太多就会淹没论点，就会反客为主，结果，学生只记得例子，记不得论点了。可见例子固然必要，但是质量上要能说明问题，数量上不可过多，以免淹没论点。这就叫做“罕譬而喻”。有些教师只会抽象说教，有些教师用例不当，有些用例过滥，帮可以从“罕譬而喻”获得很好的启发。
问答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如何提问，一方面是如何答问。
提问的要诀是由易到难。由易到难的好处是，易者容易解决，通过易者的解决，久而久之，难者也就好解决了。比喻斫硬木头，先斫松软的地方，后斫木头关节。必须这样，关节才能斫通。如果反过来，先从难处问起，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这里包含了循序渐进的道理，是正确的，用在讲授新课上是理当如此的。步步提问，步步深入，最后，困难的结论自然就出来了。但是不可以绝对化，在其他情况下，有时是可以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
答问要注意两点。一是大小得当。就是说，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可以自炫博学，小题大做一番；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不可以偷懒藏拙，敷衍了事。对于浅显的问题就浅明地答复，对于深刻的问题就深入地分析。学生答复教师也是一样。这就叫做大小得当。比如打钟，小打就小响，大打就大响。万没有打得轻而响得大，打得重而响的小的道理。其次要求从容问答。所问要从容，答问也要从容。惟有从容作答，才能把道理说透，正如响钟一样，只有从容地响，才能“尽其声”。答问原要解决疑难，如果说理不透，如何能解决疑难呢？为了说透道理，从容答问是必要的。
这就是问答法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永远是正当的。
附《学记》
［原文］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其言也，
约而达，
微而臧，
罕譬而喻，
可谓继志矣。
善问者如攻坚木：
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
及其久也，
相脱以解。
不善问者反此。
善待问者如撞钟：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待其从容，
然后尽其声。
不善答问者反此。
此皆进学之道也。(https://www.daowen.com)
［译文］
优秀的歌手能使听众不知不觉地跟着他唱，同样，
优秀的教师能使学生欲罢不能地跟他学。
他的讲解，
简单而又透彻，
精微而又妥洽，
举例不多，却能说明问题，
这就能使学生欲罢不能地跟着他学了。
善于发问的人，发问就如砍伐坚硬的木材一样：
先从容易砍的地方砍起，随后才砍木材的关节；
久而久之，
自然随手就解开了。
不善发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善于答问的人，对待发问就如对待撞钟一样：
撞的轻就响的小，
撞的重就响的大；
从容地撞，
从容地响。
不善答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这都是有关进行教学的一些道理。
《北京师院院刊》1957年4月1日
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意思
《论语》卫灵公篇上载，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做“有教无类”。对于这句话的解释，说法不一，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句话表达了孔子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想，它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郭老在他的《十批判书》95页说：“他也不分贫富贵贱，不择对象，他是‘有教无类’”。冯友兰教授在他的新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118页上说：“他招收学生‘有教无类’，就是说不限于贵族出身的子弟”；任继愈教授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84页上说：“孔子‘有教无类’，他的弟子中有贵族，也有比较贫苦的城市居民（如严渊等），当然不会有奴隶，但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收纳了奴隶主贵族以外的类，扩大了受教育的面。”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扩大教育面的提法好。但是他们的提法突出地提到了阶级性的类，容易被人错误地引申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超阶级的，或者说孔子是一个全民教育家。另一种看法是赵纪彬教授在他的三版《论语新探》中‘有教无类’节提出的。他从考证字义入手，旁征博引，作出判断，大意是说：这句话是说奴隶主贵族不分族类地对域内的奴隶施行教化、教令以及军事技能的强制性教练。”“与孔丘的教育宗旨风马牛不相及”。其言甚异。但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还有可以商讨之处。
从字义考证入手，当然是一种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孔子的全部教育思想和活动。
孔子既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又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政治思想家，他那个时候周室衰微，诸侯并起，政权下逮，征伐不已，分崩离析，他反对那种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篇），分裂和安定太平是不能并存的。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但他不可能懂得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他只是迫切希望实现统一与安定，而把希望寄托在恢复旧的政治社会秩序上，甚至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权力比较集中局面也歌颂“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这种求治心情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他热衷于获得一官半职，甚至迫不及待地说要“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篇）；他教育他的学生也是为了训练他们去得到做官的机会，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满想通过这种办法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所以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是为他的政治“抱负”服务的。也就是说，他搞教育实际上是为他的政治“抱负”做宣传准备工作的。因此他的教育面越大就是他的宣传面越大。他的学生越多，就是他的政治助手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来学的人有什么理由横加种种类别的限制呢！有什么理由不尽量扩大他的教育面呢！
就他的教育活动而言，他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进行私人讲学就是扩大了教育面，他对来学者的类别也确实是不挑不拣的。在贫富的类别上，他的学生中既有富家子弟，也有颜回那样“居陋巷”的城市贫民；在学力的类别上，他并不嫌弃没有文化的“鄙夫”；在来学的态度上，他不拒绝“难与言”的互乡的童子；在年龄的类别上，他的学生中既有只比他小四岁的老学生秦商，也有比他小五十三岁的小学生孙龙；在地区的类别上，他的学生虽则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鲁国人的人数多一些，但卫、卞、陈、南武城、齐、宋、蔡、秦、郑等国或地区的人都有，在德行的类别上，他说，公冶长这个人虽然曾被关在监狱之中，却不是他的罪过，他不仅收了他做学生，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见论语公冶长篇）；在性格这个类别上，欲望太多的申振、愚笨的高柴、迟钝的曾参、偏激的颛孙、卤莽的仲由，他都一视同仁，兼收并蓄。所以连他的学生也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可见他的教育对象实际上是并无什么类别的限制的，只要带点见面礼表示自己求学的诚意就行了。
由此可见，孔子施教确实是‘有教无类’的，是主张扩大教育面而不用种种类别来限制教育对象。‘有教无类’，义如其文。这句话和他的教育思想风马牛不相及的，既不足以说明他是超阶级的全民教育家，更不是唯成分论的阶级教育家。至于说“教”是对奴隶的“民”的教练，那也不见得，《论语》上载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提法只能理解为是孔子主张对民也实施文化教育，因为文是智育，行是德育。孔子总是把行与文相对而言的，而把行列在第一位，他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证。忠是就下对上而言，信是就上对下而言的一种德、行，孔子说的“忠焉能勿侮乎”和“君子以其主忠信”可证。这句话适足以说明孔子确实是“有教无类”的，是不分任何类别的。无论诲人或教民，都有这“文、行、忠、信”的内容，同样是教育。
《教育研究》198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