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任敢教育文论选读

革命青年的失学问题

年来国内政局，好比一道洪涛骇浪，奔腾冲击，使得一般青年不是发奋图强，努力革命工作，便是下趋坠落，葬送一生。其能按照故常，在学修习的，恐怕只是少数中之少数罢了。这本是变态社会中的常事，原也无可奈何。现在革命告一段落，训政业已开始，社会秩序渐渐要恢复常态了，一方面国家急于需要建设的人才，一方面青年突然失了以前努力的对象，于是一个“青年失学问题”便为大家所注意到了。

青年失学问题本是一切根本问题中的最根本问题，理由只是：国家的将来属于现在的青年，而国家的繁荣又靠一国的文化程度。不过这个问题虽然这般重要，可惜国家力量一时有限，我们只好缩小再缩小，先来对于革命青年的失学问题求个解决。这种缩法，其实也有几层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为保证革命的成功起见。革命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消极的廓清堆陷，一是积极的发展设施，这是人人知道的了。从来各国革命，每有一个毛病，破坏的人有纯洁的动机，却没有设施的本领，建设的事务人员有设施的技术，却又没有远大的眼光。结果，顾全了廓清堆陷的彻底则忽略了建设的本意，顾全了设施发展的效率则又糟踏了革命的精神。“党军北伐，官僚南伐”，原也是这个公式中的一例。自今以后，我们的理想革命家应该人人有革命党员的进取勇气，同时又有事务人员的办事效率。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专门的技能。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才能在革命史上开一个新纪元。

第二个理由是为安定社会的秩序起见。果然能够舍去性命，为革命而奋斗的青年，总可当得起“有志气”三个字。不过志气只是创功立业的动力，却不是创功立业的工具。现在是在走向建设的时期了。所需要的有“志气”，也要“技能”。建设本是为建设而建设的，合不上它的两个条件的只好请便。那时万一一般有志气的青年还没有趁着这个机会习得一些专门的技能，则建设的事业为腐败分子所包办，革命青年离了负责任的地位，“技能”离了“志气”，相激相荡，社会秩序恐怕也就不容乐观，再革命何从避免？

第三个理由是为顾全各人的将来起见。革命青年的备尝艰难苦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应该知道的，不必说了。他们在立志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本已立下一个牺牲一切的决心！现成的性命且已置之度外，那还计及未来虚幻不可捉摸的酬庸？可是事情成功以后，享受成功的民众当然忘不了创造成功的勇士。古往今来，多少兴亡大事，一旦功成圆满，总是离不了创立功业的人，便是此理。平心而论，革命成功而后，我们坐享成功，对于那些创功立业的人总得有所答谢才对。从来答谢的方法很多，放官委差，都非得当。要知此番革命，出力者以青年为最多，他们学业尚未成就，便来担起这副担子，原也出于万不得已。现在到了他们可以歇歇的时候，若还不让他们歇歇，预备将来的担当。国家的将来，他们的前程，岂不白丢掉了？社会若是连他们的失学问题都还不能代为想法解决，岂是对于他们的正当酬庸？

这种简明的道理，见到的人也不算少。即如最近中央党部之制拟失学革命青年救济办法（见十一月三十日《申报》），和冯玉祥，广东建设广之派遣学生出洋求学，可见一般。

如果前面所说，尚非荒谬，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问：怎样使他们愿意续学？怎样使他们能够续学？使他们学些什么？

怎样使他们愿意续学？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大部分的有远识的革命青年，自己都有强烈的求知欲。现在只是环境没有这种便利，不是他们自己没有这种心愿。他们在“要”，用不着“使”。要外力促进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政府对于这极少部分的人所能做的似乎有两点：第一是从早严格执行考试制度，第二是保障事务人员。严格执行考试制度则没有幸进的机会，保障事务人员则服务政府不致横受摧残。那时大家知道要为政府服务只有这条门路，为政府服了务也不致白费精力，自然乐于从学问上用功了。

怎样使他们能够求学？这是极大的问题，也是极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程度，一是费用。以言条文上的解决，则中央党部的规定总算够详备了。至于实行如何，那是关于国家财力人力，不是逻辑的推论所能解决的。

使他们学些什么？这我有点意见。就个人兴趣而论，当然各人不同，亦不必强同。可是现在所讨论的是全国最有生气最有希望的革命青年，对于他们，我们不能不有较奢的希望。他们学习的标准似乎应该站在“国家的需要”和“革命的成功”上面来定。国家需要的是自然科学，凡有相当根柢的都该向这条路上努力理由极明，有话不必多说。就革命的真正成功而论，则革命青年最该努力的是师范，而最适宜于师范的也是革命青年。

这次革命不是谁打倒谁，是为主义而革命的。革命的目的不仅在政权的取得，而在主义的实现。主义能否实现，全靠国人信仰如何。要使国人对于主义有最坚固的信仰，最好是亲自跑进后辈青年里面，实地作去。这就是师范。唯有自己亲自到中学小学里努力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反过来说，师范教育本是清苦的事业，这种事业也只有富于革命性的青年才配干！

《认识周报》第1卷第1期

1929年1月5日

不如归

物质文明愈进步，则乡村的人民愈往都市奔注。结果，乡村的人口，一天天的减少；都市的住民，一天天的增加。流弊所及，方面极多。例如：

（1）与人争利的人，日见减少；与人争利的事，日见增多。

（2）人民体质，民族健康，因而退步。（关于这点，我想我国一般人寿的日见缩短，除了兵灾饥馑种种淘汰作用以外，都市生活必是一个重要原因。假如有人能够利用族谱作个中国人寿研究，也许可以证明这种假设。）这种现象，本来不独中国是如此。不过中国的乡村，分外凋弊，人民体格，分外衰弱，对于这种流弊的补救或预防，分外急要罢了！

此外，中国又有两件特殊的事情，使得人口和人才的分布，成了变态的发展。一是政治的扰乱，一是教育的作祟。政治的扰乱，显而易见，不必说了。中国的教育，除了近来一般人都已觉到了的学生程度不佳，文科畸形发展，没有生产能力，不合国情种种弊病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学校的环境和社会的情况相隔太远了。中国本是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中国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却是一座一座的皇宫。学生的家庭，学生出校后所应该去到的地方，本是乡村里最贫苦的地方。可是他们读书的时候，过惯了都市中最奢侈的学校生活。于是毕业以后，大家不愿再去吃苦，宁可挤在城市里和人家去争几十块钱的饭碗。有时明知乡村重要，甚至为本身打算，到乡村去的前途更要光明，可是吃不了苦，宁可自打耳光，放过机会！这又是一个何等悽惨可悲的现象！

所以，年来大家颇愿提倡“归农”和“回到民间去”。但是提倡尽管提倡，真正实行的却没有几个，这里的原因，自然很复杂。政局不安，富人跑到城市去避难，农村凋弊，穷人跑到城市去找工作，姑且不论。至于一般知识青年，有的明知乡村重要，却是老守在城里，那又是什么道理呢？我想：这除了不能吃苦和极想升官发财之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们不能了解乡村，第二，是乡村也不需要他们。他们不能了解乡村，又有两方面的看法。一是他们没有了解乡村的繁荣对于国家的重要关系，这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了。一是他们没有了解乡村是他们自己的一条最好的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且举出一个例子。这是我的朋友沈君。他在北平一个法政大学读过书，现在长沙乡村经营小规模的农业。他说：“没出息，（他是自谦，实际是挖苦我。）一个人在乡下养点蜂，栽点树。蜂养了十群，每群要二十元本钱。一年之后，便可采蜜，春秋两次，每次每群可以出蜜约四十元。另外栽了五千株桐树。树苗不费多钱，乡里山地也极不值钱，只要一点人工去开垦。三年之后，便可结实。五株桐树，可打得一担桐油，时价约值二十元。在这三年以内，那些地上可以栽些棉花，一方面枯了的枝叶可作桐树的肥料，一方面棉花的卖价可以赔补植桐的工钱，这三年之内，便不必另外花钱了。乡下很好玩的，用钱也极省。不过不可用城里的派头，那样乡下人便不会和你来往，办事掣肘，也没有趣味”。后来他去了，我一计算，蜜蜂每年出产八百元，桐油每年产二千元，一共二千八百元，不是等于每月领二三百元薪金的教授科长吗？教授科长有限，也非人人可当，乡下养蜂栽树，只要自己看看书，问问人，不是人人可作，处处可行吗？而且教授科长，全是被人供养，与人争利，在个人与家庭看来是生利，在国家与社会看来，却是只有消费了；养蜂栽树，那才是真正的生利呢！至于营谋之苦，生活之糟，更是养蜂栽树者做梦都不至于受的罪了！何况教书办事，全是一种苦闷的工作，工作以后，必求愉快；而在乡村养蜂栽树，工作的本身便是一种愉快，健康长寿，不是自然的结果吗？有这样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丢着不去干，去大家挤到城里来倾轧，来争夺，这不是由于大家没有了解乡村的好处，或是由于大家愚蠢至于此极了吗？

知识青年回到乡村去，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好处，那是没有疑问的了。知识青年回到乡村去，知识可以够用，资本也不需要，都是不必顾虑的了。但是，在回乡以前，观念上却有些必须改正的地方；否则乡村是不需要他们的！第一，“回乡”的目的，是自己去生产，不是对别人去剥削。所以，无论你回去办学也好，办党也好，必得自己有种“与天争利”的职业，再去“为社会服务”。否则“学务老爷”“党部委员”，在乡民徒增负担，压得出气不来，在老爷委员看来，还嫌正薪不够，油水太少，仍住不下的。第二，不要口里唱平等，心目中却不平等。读书人在符号的知识方面，也许比乡下老太婆好；可是乡下老太婆纺棉花放鸭子的本领，有知识青年便赶不上。职业与知识，都只有种类之别，并无贵贱之分的。乡下人诚然老实，可是同类意识却是很强的。看人不起，是终会被人看不起而至于影响到事业的。第三，入境要问俗，“俗”有不好的，也只可投身其中，设法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更变，不能站在圈子外面说风凉话，或者强人从己的。我常觉得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与自己的本国人在习惯上态度上格格不入，以致彼此自外，一切事业都难进行；而外国的传教士到了中国，反而能得一般人的合作，是件很可羞耻的事。第四，“行有余力”，便去帮助别人，不要帮助别人增加消费的力量，而要帮助别人怎样去写信，去养猪，换句话说，怎样去求知，去生利。朋友们！举世滔滔，不如归去啊！

《华年》第2卷第30期

1933年7月29日

湖南教育一瞥（节录）

我想就我所知道的和所见到的湖南教育，提出来谈谈。我之所以想谈这个题目，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在十六年以前，湖南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于今是二十二年了，外面又给湖南加上一顶“模范省”的冠冕。我在湖南整整四年了，做过“苏维埃”治下的百姓；做过“模范省”治下的百姓；即以这两重资格来谈点异乡异土的消息，大概是大家所不会反对的。第二，我为什么不谈政治，不谈经济，却捏着这么一个枯燥无味的题目呢？这并不全是为着守着明哲保身之道的缘故，而且一方面因为我与政治无缘，不敢乱说，一方面我自己学的是教育，这四年来办的也是教育，舍了教育不谈，未免忘本；何况教育还是“立国之本”呢！第三，我常自思自想，我们的作者，假如多谈点中国的土货，少搬点洋书；多谈点实事，少发些空论；多注意下内地，眼光别专射在京津沪汉；不讲利害，不讲别人，至少我个人在茶余酒后是愿多翻翻书本的。记得三年以前曾以此意函告《教育杂志》的编者周予同先生，希望他多登点中国教育界的实况。现在我自己提笔了，虽然见闻不够，能力不够，也还是宁愿做个通讯的访员，不敢望做社论的主笔。

此外，还得申明两点。一、我打算写的只是稗官野史，不是正传，不是官书；只是印象，不是定论；这里只有短篇小说中的一点一滴，不像本纪世家的必详必备。想看正传官书的我可以介绍二十一卷二期的《中华教育界》上朱经农先生的“近年来之湖南教育”。二、我这四年来局处长沙，而且局处在长沙的一个学校；虽则有时“以耳代目”，得着不少的消息，但是“耳闻不如目见”，终恐不详不周；所以我得申明，我的消息来源多半限于长沙，虽则言质言量，长沙都可代表整个的湖南。

我所要谈的只有三宗“事实”。

第一，湖南的私立学校一般的比公立学校“好”

这个“好”字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生的成绩好，一方面是办学者的精神好。学生的成绩好是有客观的证据的。四年来湖南举办了三届高中毕业会考，第一二届平均成绩最好的是明德，明德便是一个私立学校；第三届平均成绩最好的是周南，周南又是一个私立学校；这是就学校而言。湖南举办过三次军训检阅，第一次最好的是明德，第二三次最好是岳云、雅礼；明德也，岳云也，雅礼也，皆私立学校也。湖南每届的全省运动会，总锦标也差不多不出私立学校之手。这是就体育军训而言。至于德育，政府没有举办过比赛，客观标准也不易定，而且湖南学生的风气一般的本都不错，自很难说。不过据大家的意见，私立学校的学生，精神上也似乎更要现得整饬一些。我相信我说的“学生的成绩”并不算胆大，也并不是特别恭维私立学校。说到私立学校“办学者的精神好”，我拿不出数目字，拿不出统计。可是我能拿出几宗事实。第一宗事实是职员方面的。明德的胡子靖先生，三十岁办学，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他如果弃了明德，他有无数次做大官发大财的机会；他因为要办明德，好几次几乎“以身殉学”。可是他宁做几乎“以身殉学”的“磨血工夫”，不去求升官发财的个人快乐。现在他的学生做中委部长的不知多少，可是他仍住着三间破屋，做他的“磨血”工作。此外楚怡的陈夙荒先生，修业的彭国钧先生，妙中的方克刚先生，周南的李士元先生，都很有这种精神。公立学校却没有机会容你干上二三十年了！第二宗事实是教员方面的。老于教课的朋友都和我说：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好教。公立高中每小时一元六，私立高中多则一元，少则数角；经济上的算盘是如此。公立学校，下课以后多半可以不必多负课外的责任，私立学校花样既多，责任又分外重；工作的情形是如此。然而我有许多朋友，却宁愿受少许报酬，尽多许责任，在私立学校一直教上一二十年课！

依常识而论，私人的力量决赶不上国家的力量，私立学校应该是赶不上公立学校的；而且听说别的省分一般的说来，公立学校也较私立学校好；为什么独独湖南是例外呢？其中原因，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的关系。在制度方面，公立学校的最大缺点在办学人员没有保障。我可以说个最大的笑话给大家听。湖南公立学校的校长，月薪只有一百余元，可是今日不保明日，地位是够危险的，听说从前有位初出学校的青年当了校长，他的竞争者竟诬告他，提了去，坐了几月的牢，几次要提出行刑，几乎丧了性命！现在却又证明了他无罪，在中央党部当委员！校长换了，前任校长的聘约照例无效，新校长不加聘书便算辞退了！好像校长之聘教员是以私人资格，不是以法人资格似的！最奇怪的是，教员也视此为当然，从不抗议。私立学校的教职员，虽则也少有法律的保障，只因事情苦，校长不常换，这种怪事便“少”多了。所以有人说，扬州中学之办理得好，其校长不多调人是个大原因；这话是不为无因的。至于人的方面，办私立学校是只有亏吃没有便宜占的，所以愿去的人，无形中已经经过了一番选择。公立学校呢，调皮者可作为进身之阶，守分者可求衣食之较免冻馁；而政府当局又不慎重人选，以致不是任非其人，便是好的校长不安于位。上下均存五日京兆之心，于是笑话百出，学生吃苦。去年会考以后，有某校学生投函某报，说读了三年高中，换了六个英文教员，只作几次练习。又有人说，某省立学校共十一班，却有九个国文教员！诸位。人的关系原是很重要的啊！

第二，湖南教育界的思想“变”了

我只能用一个“变”字来代表。我不能说“进步”或“退步”，因为这一变之是进是退我并无把握。大家如果嫌我用的“变”字太含混，我可以申明一句，这个“变”字是有几种涵义的。头一宗，他们对于社会国家的态度变了。马日事变以前，湖南教育界是最爱预闻国家大事的，驱逐张敬尧，响应五四运动，引起六一惨案等等，是他们行动方面的成绩。毛泽东（一师附小教员）之宣传共产主义，左社等之反对赤色思想，是他们在思想方面的表现。就是外省外县，一提到湖南人，就不免联想到“革命”“风潮”“捣乱”等等大家认为不祥的名词；其实革命、风潮、捣乱就是关心个人以外的事物的证据，不过时机对象容有不对而已。现在不然了，湖南教育界里，无论教员学校，极少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极少“衷心”信仰三民主义的，其他一切主义政党，他们简直都视为一丘之貉，不生信仰，甚至不生兴趣。一部分人对于社会国家，有时候心血来潮，固然也不免长吁几口，短叹数声；然而积极方面，他们很少能有什么主张，更难生出什么行动。这是湖南的民气消沉了呢？还是湖南的人民稳重了呢？结论我不敢下，事实确是如此。第二宗是他们对于功课的兴趣变了。这也不独湖南如此，恐怕别处亦复相同。从前没有几个人学数理，现在却大家争着学数理去了。长沙有个高中，取录八十多个新生，只有十多个人自愿进文科，因为不好上课，学校便勒令一部分去学文科。听说清华今年的新生愿进法学院的也只有十多个，愿进工学院的占最多数。这种现象之是好是坏，姑不计论，但是连带有一宗事却是大可注意的。一般学生因为太偏重理科了，别方面的知识之贫乏却很值得惊异。我知道有一班初三的学生，学业很好，人都聪明活泼，我极喜欢他们。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四本杂志，《独立评论》、《华年周刊》、《生活》、《论语》。他们都瞠目结舌，认为闻所未闻，不管钱多，争着要订。他们的好学之心是很可嘉许的，然而他们的知识之不是多方面的发展，也就够可注意了。第三宗是他们对于人生的观念似乎也不见得和从前一样了。如果从前可用“牺牲”、奋斗”、“乐观”种种积极的形容词来形容的话，现在再用这些形容词就似乎不顶适当了。本来中国的局面是如此其纷乱，把个人压迫得吐不出气来，从前大家心中存下一线希望，曾作一度临危的挣扎，挣扎不得结果之后，精疲力竭，安静地躺一下，也是人情之常。所以全国的同胞，近来似乎都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消极态度，我们一面固然应该互相鼓励，提提精神，同时也是不能专怪个人的。湖南教育界都是圆颅方趾的“人”，自然逃不脱这条“人性”法则的支配！

这种改变，如果原因不是单一的话，我想下面几个解释是可以供参考的。头一个解释可以说是心理上的一种反响。从前大家信仰主义，结果主义无效，或且害之；从前大家怀着希望而奋斗，结果希望成为泡影，奋斗毫无代价。我们知道：希望愈大者，失望亦愈大。我们又知道：用力愈劳者，疲劳亦愈快。湖南的各界，在历次革命中都是站在最前线的，而历次革命之后，湖南所受的牺牲蹂躏亦最大。“物极必反”，不也是人情之常吗？第二个解释可以说是一种淘汰作用。一方面湖南因为受党派之祸最烈，所以对于异党异派的排斥也最凶；二方面共产党在湖南的历史最早，势力最大，真是有信仰，受不了现状的痛苦的人，都已走到实际行动中去了。现在剩下的人，或是被排斥后的剩余，或是本没信仰的第三者。第三个解释可以说是由于在上者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本是极大的。举个例说。去年湖南中学毕业会考，国文题目是“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平心而论，题目并不算难，没读《四书》的也未尝不可以“望文生义”领略题意。可是许多考生不懂题意，闹出不少的笑话，于是考完以后，好些学校勒令初中学生读《四书》，有些学校不肯加授《四书》的，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竟也要求起来，非读不可。小小一道题目就可以闹得“满城风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几年来中央委员有停办文法科之议，省府主席有“八德衍义”之作，学风之变，不亦宜乎？

第三，湖南学校学生的数量很可观了，质的方面却尚有可以改进之点

据二十一年的湘省教育厅报告（书名《湖南省最近三年教育概况总报告》）说，全省共有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三个小学，二百九十九个中等学校。我们敝县湘乡一县即有一千五百六十一个小学，一十二个中等学校。这等数字比起任何省分都无逊色。学校之所以发达，内中有一个有趣的原因。因为共产党在湖南闹得最凶的时候，有田的人多少都捐出一些田产，去办学校，借以缓和空气。捐田的人多了，学校便自然多起来。加之湖南在湘军时代，出外作官的人很多，作官为的是光宗耀祖，于是大修祠堂。现在祠堂没用，便多改为族学。族学多了，族与族之间互相竞争，于是招收外人，扩大范围，成为正式的学校。至于读书人之多，大概是因为做父母的认学校为新科举，视进学校为找出路之故。从前我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我们全族只有两人，现在却多至十人左右了。我知道某校有个厨工，每月连伙食只能挣十元钱，可是省吃省用，把儿子送到中学毕业现在居然进了大学。还有一个女校的校工，收入更少，她的女儿也在大学，人民对于学校的热心可算是无以复加了！可是学校的成绩呢？有人说，湖南的中学比外省平均好些，因为环境佳，用费省，除了英文赶江浙不上以外，什么都无愧色。我相信这是对的。不过我们同时知道，凡事进展太快，内容便难充实。所以上次会考因为教厅再三吩咐，题目比应有的标准低得多。

而且不及格的功课一律送加三十分，平均只要五十分便可毕业。而不能通过者仍不知多少。这个现象本是各省皆然，有些省分恐怕还要过之。但是杨皙子先生说过“要得中国亡，除非湖南人死尽。”湖南人既居如此重任的地位，我们不可自满啊？

最后，我得申明一句。如果大家看了此文而对湖南教育界生出什么不良印象的话，我应该是那不良印象的对象之一。如果湖南教育界有什么好处，我不该有分。理由很简单：我在过去的四年太没有努力了！

《独立评论》第78号　1933年11月26日

明德中学教务概要

不佞滥竽本校教务，于兹数年。萧规曹随，愧无建树。居常深自惭惶，更何敢向社会哓哓作告白。第以旬刊社诸君拟出《明德投考指南专号》，将以便校外学子之有志投考本校者之省览，索稿甚殷，则亦不能无一言以徇其请。然而“教务”所关涉之方面至多，一部廿四史，直苦无从说起，无已，姑以“概要”名题，略就过去及现在诸同事所努力之结果代作粗枝大叶之陈述，至于详情细节则有“明德一览”、“教务规程”及“教务述要”等在也。

请先言本校施教之目标：本校施教之目标，一言以蔽之曰：注重人才教育。具体而言之曰：注重升学预备，此为整个学校之政策、曾经慎重考虑而决定者。今之办中学者，论中学者，莫不曰：中学毕业生能升学者宜有升学之能力，愿就业者应有就业之准备。此其见解，吾人不敢赞一辞。然若个个中学如此办去，则势必个个初中均设选科，个个高中均办普通职业两大门。姑无论学校财力才力两多未逮；即在学生本身，恐亦升学者不能升学，就业者不能就业。初意“一箭双雕”者，终且“顾此失彼”。此非臆说。年来高中大学新生入学程度之低降，中学毕业学生之就业无门，此种“一箭双雕”式之办学见解实不能不负其最大部分之责任。吾人之意主张纵不全以就业训练之[1]……在各个学校可收“分工”之利，在整个教育可得“合作”之益，而在学生个人不过易科目之选择为学校之选择，亦“庸何伤！”本校自开办以来，毕业学生升学者恒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据吾人所作之各种调查，在校学生亦泰半愿求高等教育，且亦能求高等教育。因而注重人才教育，注重升学预备，期于整个教育之效率，有所增进，固不仅图一校之施教便利而已也！

至于本校施教要点，亦有可得而言者，请分别说明之：

一曰“教”“育”合一

今之办学者，辄曰三育并进。然其所谓并进者，于学校分设教务训育二部而已。其能体育设部者，已绝无而仅有。而此教务训育二部，则又各自独立，一若训育之责任，只在记过；而教务之责任只在教书也者。因而学生视训育人员如仇敌，教员认灌输知识为尽责。吾人于此，愿思有所献替。将欲以冶教务与训育于一炉。故吾校同人之信条，首曰“我们深信教与育是一件东西，不能分功的。所以我们学校里的教员，一方面是知识的灌输者，同时就是一个人格的陶冶者。”更具体而说明之曰“我们深信教场里面是教员的王国，所以我们学校里的教员在教室的威严是绝对的，不受何种限制的；同时在教室里的庄严是应由教员独自维持的，不由他人或他机关越俎代庖的”。故在平时之仅有一二训育人员者，在吾校则不啻有四五十个人格的陶冶者；在平时之仅有一时一地之陶冶者，在吾校则随时随地均有之。……[2]

二曰，严格训练

中学学生正在青年发育期中，身心两方，均应受极严格之训练，此在理论方面，无可辩争，即在事实方面德英日本诸国之例，亦何莫非中学学生应受严格训练之铁证。然而国内情形，颇不尽如人望。吾校同人，既于此点已有确切之认识，自不必顾虑环境而决心勇往，以奔赴此至高之目标。故以教务一部而论，在课程方面，则力求其充实，在施教方面，则力求其效力之增进；在考试方面，则力求其结果之公平可靠，且有利于学生之温故知新。即如初中课程中之数学一科，一般标准，并未教完平面几何及小代数学，而于高中一年一期，加以补充，此其浪费时间，减少效率，当为实际办理中学及中学学生诸君所熟知。吾人知之，乃决改编课程，期于初中教毕小代数及平面几何学，虽至自编教本，亦不敢畏难而退。又如学校施教普通限于开学时间，而于大好假期，则诿之学生之自动，不予鞭策，吾人深知假期之可利用之应利用，遂由学校负责，施行假期自习，事前之指导，事后之考试，均由学校负其全责，期于学生学业有利而已，校中麻烦不敢计也。又如考试一事，行之得法，则可以促学生之温故知新，可以测验学生之真实成绩；行之不得法，则考试成为“形式化”，而学生流于虚伪，机械被动。吾人以为测验成绩方法，目前尚无有较优较便于考试者，则于考试之流弊，务求免除，因而考试次数之增加也，考试之不定期也，日考会考办法之历行也，均在实行，必使功课能彻底了解，成绩能真实可靠而后已。此严格训练之苦心，之决心，深望投考诸君能予认识者也。

三曰，严格淘汰

严格训练为注重人才教育之必然结果，而严格淘汰又为与严格训练相随而至之必有事实。夫从智力方面言之，小学毕业生不皆可进中学，而中学毕业生又不皆可进大学，则大学中学之淘汰学生，自为当然应有之办法。本校于此，不敢务高，宁淘汰少数劣等学生以求多数学生之进步，不敢作不必有效之专务救济少数劣等学生而阻碍多数学生之功课。故淘汰作用颇为严厉。入学考试，固不敢轻易放低标准，贻误将来。即在初中一年级生，入学后第一年亦全系试读，将以作较长期之考察，免为一次入学考试所蒙蔽。去秋初中一年级入校者近百八十余人，今夏能升入二年级者，当不逾百二十人也。期中各种成绩考查之不敢放松，尤不待言。万一成绩过劣，为免其牺牲计，亦得中途降入次级，即如去年三十七班某学生成绩过劣，中途降入四十班，结果在四十班仍被辞退；可见学校考查，初无诬枉。至于毕业考试，自本期起尤加严厉。务使能在本校毕业者决无不能升学之，而学力未到者亦不致徒有毕业之虚名，反致骄其怠气，误其终身。本期高中第一二班及初中第三十七、三十八班毕业学生，即曾经过严格之重重淘汰者，三十七、三十八班本有七十二人，其能参加毕业考试者已仅五十三人，而能毕业者，预计恐尤不及此，此非学校之故意留难，亦以使学生能得真实能力，不致徒拥虚名而已。然本校淘汰学生，亦非贸然从事者，不及格者可补考，补考仍不及格者，在某种成绩以上，又可试读，凡此均为不愿随便淘汰学生之证，而尤足见淘汰作用甚大之出于万不得已。虽然，努力学行真正有志之士，不必以此为虑也。

四曰，充实设备

夫学校之良否，设备师资，殆为两大最要因素。目前国内教育情形，殆以中等学校为最令人失望，而中等学校之设备，尤为简陋已极。一般修学环境之不佳，固无论矣，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之有实验室而又能令学生作实验者，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吾校教学设备，自信距理想之境地至为遥远。

然而固已尽心力而为之矣。学校设备之最重要者，在教学方面为仪器、图书与专科教室。吾校化学仪器，因民国十二年得本省盐商捐助一万五千元，始具规模，后经陆续添备至今已略可够用。高中各班化学，均可每人每周单独实验，下期并盼选科化学学生亦有自作实验之机会。物理仪器民国十五年得中美文化基金会津贴洋一万元（国内中学取得此项津贴者只明德及南开）规模粗备，上期又添购德国仪器约八千元，以之供给高中学生实习，差可够用已。省督学姚孟宗先生所言“物理器械，大多精良，其购自德国者，器精而适用，殊不易得。”斯则吾校当深感社会之有以助成之也。生物实验室中，显微镜、解剖器、标本大体均备下期尚当力图扩充。至于图书馆书籍数万册，杂志六七十种，年来每年添购，年费数千元，管理方法，亦经改善；下期迁入新馆，于学生之自动求知，必可大有助益。此其详情，管理员王邦范先生另有介绍，不赘述矣！专科教室，校中原仅设理化、生物、史地等教室，下期乐诚堂四层校舍落成，凡数学、图画等须要特殊设备者，均可设置，凡此所述，皆吾校校长三十年惨淡经营所及于施教方面之设备，至若体育[3]……床教室铁椅之添置，亦不具述。施教不易设备亦难以思省督学姚先生对于吾校“各种设备，尤具特长”之评语，诚令人振奋无己也。

五曰，注重个性

学生个性之宜注重，无待论已。顾目前学制，有与个性颇相轩轾者一点，曰高中不分科是也，高中之不分科，本亦有其学理上的理由，且选修科目，亦未尝不足以略补偏弊。然而事实上办学者求学者，两均苦煞已。本校限于学制，不能分科，然决采用文理分科之精神，一以减办学之困难，一以求个性之适合。至于课外研究，尤为个性活动之最佳场合，本期曾组各种研究，会以举办未久，成绩未著，下期详加计划，当有较显著之工作。

六曰，尊重师资

姚孟宗先生之评吾校教师曰：“各科教师，多学识优裕。”此岂偶然哉。吾校求师，有最不出奇而在中国社会最难办到之一个标准焉，曰：只慕学识不问关系是已。

此外则以专任为原则，要亦学生成绩进步之一大因素。吾校教师，责任至重，课外指导，教师负其责也，监视自修，教师负其责也，值日问难，教师负其责也；编辑教本，亦教师负其责也。而又义务重，吾校聘约中有最奇特亦最平常之一条焉，曰：“受聘人，如有要事不能到校时，须函向教务课请假。但缺席时间以一学期授课时间百分之五为限”，此其任重事繁，以视随意缺课者，相去何可以道里计！此吾校不恶之最大原因而亦大众所公认者也。

以上所述，不过就其荦荦大者，略向投考诸君言之。兹在篇末，愿以三事再为投考诸君告：

第一，本校初、高中课程，近经改定，以前“明德一览”上所载课程纲要[4]……用书一览表及去秋入学试题，亦仅足供参考之用，本年秋季或有一部分之变动。即如以前入学试题中之国文一项，仅作文一篇，此次则加“阅读能力测验”，是其一例。至于新订课程，具见此刊第七期，可资参照。

第二，自报名起至入学止，各项手续，务须深切注意，严格遵守。本校素重办事效率及待遇公平，遇事决不敷衍也。

第三，本校为造就贫寒优秀子弟起见，有贫寒子弟免费办法，投考诸君只须学有把握，家境艰窘，不足为入校之障碍也。

《明德旬刊》第6卷第10期1933年

看报和演说——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一

看报的习惯和演说的能力，依理是每个公民所当具有的，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是不能不有的：平时固然重要，战时尤其要紧。因为一个公民若是没有看报的习惯，他对于国家的大事便不会关心，便无法知道，他对于时代的潮流便不能够赶上，对于新兴的知识便难获得；一个公民若是没有当众说话（Publie Speaking）的能力，他有意见便难得表出，他有痛苦便难得申述。前者的缺乏使人得不到“日知其所无”的好处，后者的缺乏使人失去“如切如磋”的利益。一个真正的民治国家的公民程度是万万不能低到这种田地的！所以，以看报而论。现代西方的文明国家，无论贩夫走卒，一有闲暇，无不随时随地，人手一份，这是他们的国民程度较高的表现，同时也是他们的国民程度提高的主因。至于演说，原是西方往哲极力提倡的一件大事，极力实施的一个要目，这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远见。我们中国的教育，范围还太仄，水准还太低，自然还不能够把别人的标准应用到我们的全体公民身上，但是受到了中等教育的青年就不同了。一方面，他们已经具有了养成这种习惯与能力的知识基础，他方面，他们又已得到了养成这种习惯与能力的训练机会，同时，他们又是凤身的毛，麟头的角，是多数文盲中的少数“幸运儿”，若是他们对于这种别人底“贩大走卒”都已具有的习惯与能力都还没有获得，那在他们本人与他们的教师是不应该得到原谅的！尤其是在抗战的今日，人人应当关心国事，而智识青年尤其应该彻底懂得时事；人人应当互相勉励，为国尽力，而智识青年则更负有唤起民众，训练民众的专责。倘若他们没有自动地，有恒地看报的习惯，请问单靠别人的时有时无的灌输，他们对于时事那能真个注意？那能彻底懂得？倘若他们没有当众说话的能力，请问民众如何能被唤起？如何能够得到训练？

但是实际上怎样？我敢断言，我们的智识青年对于这种习惯与能力是最缺乏的；不独中学如此，大学也是一样，看报的情形好一点，然而好中有个大缺憾，就是：只有少数的学生具有这种好习惯：习惯的根底不深厚，没有了热闹的大事就中断，而且涉猎的范围不够广博，只看国内，不顾国际；只管军事政治，不及经济文化。最坏的是演说方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的青年在不该说话的时候最爱说话，到了应该说话的时候却又千呼万唤，请驾不动了。大家爱在上课的时候，自习的时候，用膳的时候，就寝的时候，甚至入厕的时候娓娓淡心，滔滔不绝，但是上课不肯发问，演说不肯参加，辩论不肯报名，总之，无论如何，不肯张嘴就是。从学生看报的情形，我们可以知道，学生原是容易养成看报的习惯的，问题是在没有外力帮助他们去养成。从学生说话的情形，我们可以知道，多数人原来都有口语发表的天赋，问题是在没有机会发现埋没有天才，训练固有才能。一般学校对于学生看报习惯的养成是不注意的：上焉者设立一个阅报室，周会或朝会时报告一点时局新闻而已，至于报纸够看与否，学生会看与否、究竟看了与否，均不问也；下焉者设备毫无，报告没有，那更无足论已。所以，学生如肯看报，那是自己碰巧，看出了趣味之故，学生如果不肯看报；那便足证学校无能，不知看报的重要，没有加以训练之故。至于演说一项，一般学校本都知道应当注意，不过训练的方法似乎只知注重演说比赛和辩论比赛。但是演说比赛和辩论比赛的效用是很有限的。第一，它们只能帮助本会说话的学生多得到一点点练习的机会，不能帮助不会说话的学生得到任何练习，而且这一点点帮助也是有限得很的，原因是：这种比赛是一种选手式的比赛，次数也不能够太多。第二，它们不能给人一种有恒的准备，原因就是上述的比赛次数不会很多之故。但是对于一种能力的发展，或者一种习惯的养成，偶然的练习是没有多大的效用的。所以，我们的智识青年之缺乏看报的习惯和演说的能力，本来不足为怪。因为他们对于前者没有得到训练，对于后者的训练又不够。

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可是我们想不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应当合乎下列几个条件：第一，应使全体学生都有参加练习的机会，因为教育的目的在全体，学生的习惯与能力的培养，不在少数选手的养成；第二，应使学生养成持久的习惯，常作有恒的准备，因为有恒才能养成习惯，习惯才能产生效用；第三，方法应当简便，时间不可多占，因为平时学生的功课已很忙碌，战时应加的训练尤其众多，方法若不简便，实行起来是会行不通的。想来想去，结果想起了一个补苴的，尚非理想的办法，这个办法非常平凡，就是：每天降旗以后，除了教师的精神讲话，生活指导，校务报告之外，每次挪出五分钟的时间，临时任意指定一个学生，站到教师所站的地位，报告时事，或者分析时事。

这个平凡的办法也有它几宗平凡的好处：

第一，这个办法可以使得全体学生全都参加活动。因为一方面，降旗的时候全体学生都参与，听众是全体，不是一部分，这于消除讲者底“怯场”的毛病是有很大的功用的；他方面，讲者是任意指定的，不是挑选出来的，是“随机取样”的，不是“选手”式的，所以，训练的方式是普及的，参加的机会是平等的。

第二，这个办法可以使人常作有恒的准备，因而养成持久的习惯。因为我们的办法是“临时任意指定一个学生”，所以，每天真个站出来说话的虽则只有一个学生，但是每天看报，准备演词的却是全体的学生，同时，人人每天都有被“指定”的可能，因此，准备的工夫便不至于中断，这种不中断的，有恒的准备便可以使得人人养成一种持久的看报的习惯。

第三，这个办法具有一种“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好处。它一方面可以使人养成看报的习惯，一方面又可以使人发展演说的能力。并且，在看报方面，它使学生养成的习惯是持久的，因为他们天天得作有恒的准备，在演说方面，它使学生个个得到发展天赋的机会，因为人人都有站在广大的听众跟前，去“大放厥词”的一天。

第四，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以言简便，在时间方面，演说所弗，每天不过五分钟，看报所弗，也很有限：在手续方面，我们并没有召集听众，选派代表，请人评判，发给奖品等等弗时劳神的手续。以言易行，那是简便的自然结果，本不待论，但是此处易行的原因，除了简便以外，还有几点：一是每次的时间短，听众不会感到厌倦；二是讲者人人更换，题目日日翻新，听众容易发生兴趣；三是听众很多，讲者容易起劲，同时，怯场的通病也更容易消除。

不过，这个平凡的办法固然具有好些平凡的好处，但是实行起来，我们也有一些平凡的小节还得加以注意才行。这些小节是：

（1）阅报室应有够用的设备。设备之中最重要的是充分的日报、杂志、与地图。日报的主要功用是供给消息，杂志的主要功用是给予启示，地图的主要功用则在使得这些消息与启示得到一个踏实的着落。地图是极重要的，也是极被忽视的。但是倘若没有地图跟在身边，请问我们对于一切消息与消息的解释那能得到一种正确的明晰的观念呢？所以阅报室中应当预备一份世界的与本国的简明大挂图。这份挂图可由学生画在一张大白布上，在抗战期中每天应用小旗插示战事的进行状况，插旗的工作可以派定学生轮流担任。

（2）学生阅报，最初应有指导。这种指导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报纸的看法及各报的特点的概略；一方面是许多重要新闻的历史背景含义。前者指导一两次就够了，后者则当时相机解释。公民、历史、地理，纪念周都是解释的好机会。

（3）我们应当训练听众，鼓励讲者。因为听众对于相熟的讲者最爱笑闹，对于口讷的讲者容易起哄，这是可以大大影响到讲者，使他有话说不出，态度更难镇定的，我们最初就应加以解导与训示。至于讲者方面，头一两次当然不会说得很好，在他不肯站出来，或者说不出口的时候，教师便应从旁鼓励，告诉他人人都有潜在的天赋，只待发展出来，并且无论何人，初向大众说话总是感到困难的，大可不必害怕；在他说完以后，如果成绩不佳，也要予以安慰，提高他的“卷土重来”的勇气。

（4）指派真要“临时”，真要“任意”，否则“有恒的准备”便不能够实现。“全体的参与”便会成为空谈，指派的时候最好是由教师在全体学生的名单中间抽定一人，务使大家毫无线索可寻；并且，讲过的人第二次抽中了仍旧不可省免，否则最初讲过了的人以后整学期便都一点不必再作准备了。此外，执行务必认真，不可一次间断，不可一次通融，星期六和星期日仍须升降旗，这种习惯也仍应当进行；万一学生真有特殊原因，没有准备，说不出来，我们也要代想一个普通的题目，让他说说。

我们说过，我们这个办法只是一种补苴的，尚非理想的办法。所以，最好的方法尚待我们去探求，其他方法仍旧可以并行不悖。至于这个平凡的办法是否真有效用，代价是否不致太高，能否普及采用，那是尚有“待”于试“验”的，虽则我们行来不久由此所得的鼓励尚算多于打击。

《教育通讯》第2卷第6期1939年2月4日

家信督导——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三

我在本刊写过两篇报告。第一篇题名《看报和演说》（二卷六期），试办结果，大体圆满，自信可以推行。第二篇题名《中学生的伙食问题》（二卷廿及廿一期），结果，一半圆满，一半失败。“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兹再作此篇，以供读者参考。文内办法，业已试行半年，结果还算圆满，没有不妥或窒碍的地方。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思路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最初，我似办学者的身份，站在学校一方面设想。我想到学校和家庭最应该，也最容易取得联络。因为最大的“教育的”或“反教育的”力量，不外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之中，社会的范围过于广大，虽则学校理应和它取得联络，但是联络的取得颇不容易，我们姑且不说。至于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却不一样。学校本是专为教育各个家庭的子弟而设立的，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它是一个接受家庭的付托，代替父母教导子女的分工的机关。它们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它们之“最应该”取得密切的联络，以期达到它们的共同的目的，当然不言可喻。并且，家庭对于子女的关心，较之学校只有过之无不及，只要“有组织的”学枝肯去和那许多相互间“无组织的”家庭要取联络，这种联络的取得当然也“最容易”。

现在一般学校都已明白联络家庭的必要，它们都是很愿意去和学生的家庭取得联络的。它们通常所用的方法有开会、通讯、访问三种方式。开会之中有所谓恳亲会，或父母会，是专为招待家长的；有所谓成绩展览会、纪念会和运动会等，是附带招待家长的。通讯有定例的和特殊的两种，定例的如期终报告等等，特殊的遇有特发的、个别的事项才用。访问大概都有一定的表格，只有极少的几次。这三种方式，各有利弊，各有方便与不方便的地方。集会的好处是：在简短的时限以内，可以集合许多家长和社会人士，使他们看到实在的学校，与学校及教职员发生真实的接触，并且看到子弟在学校里的生活和工作。它的缺点是：集会的次数很有限，一期不过一二次；集会很不容易，“劳民”而且“伤财”；到会的只是“许多”家长，不能是“大多数”家长，更不能是“全体”家长，尤其是中等以上的学校及在抗战期中，能到的家长更是寥寥可数；而且集会时的生活状态及工作成绩，往往不是真实的生活，不是真实的工作。——这是一切集会的最严重的缺点。通讯的好处是可以和全体家长发生接触，可以指出每个学生在学、行、健康等等方面的个别状态。它的缺点是：次数也很有限（通常只有期终，我们加上了期首、期中，通常只管学行，我们加上了一切有关的项目；但是次数仍然有限）；无法表明学校的“活的”状态，而且这种通讯出之以印刷的表格，最容易“公式化”，缺乏亲切情谊。——这是一切例行通讯的最严重的缺点。至于个别的通讯，学校以人力时间关系，除了特发的事项以外，很少能够用它，所以它虽好处较多，缺憾很少，但是不足以语于“一般”。访问的好处是很多的，比如教师家长可以发生直接的，有情谊的接触；学校因此可以明白每个学生的环境；均其彰明较著之点。但是它也有它的限制，亦即有它的缺点。比如学生家长分散很远，访问便不容易实行；学校人力有限，访问的次数便极有限；而且访问的正当技术与态度，不能希望于每个教师，因此一般的访问的方式往往几成一手拿着表格，一手拿笔，逐项质问，与警察查户口时一般无二！至于中学以上之不易执行此种方法，尤不待论。总之，一般学校通常所用以联络家庭的三种方式，实系各有利弊，各有方便与不方便的地方。我想，我们为要达到学校与家庭取得紧密的联系起见，我们实有另行设法，在此三种方式以外，加以补充的必要。

后来，我又设身处地，替做家长的人设想一番。我想，假如我有子弟在学校读书，一年半载之中，我会接到学校一两次的请帖，请我去参加一个什么集会。但是集会的那天，我有没有闲暇去参加呢？如果有闲暇，由我家里到学校是不是一天可以往返，还是关山千里，坐飞机也有班期不凑巧的痛苦。就令事实凑巧，闲暇有了，离家也近，我也真个到了那盛会，但是人海苍茫，万头攒动，只见主席台上，红脸进、白脸出，讲说一大篇。一切房屋都改作了展览成绩的地点，红红绿绿，煞是热闹整齐；但是我自己的子弟，也许根本便找不着，更不必说所过的学校生活的状况，教导我的子弟的老师，大概我在这种集会之中是无缘与他交谈的，更不必说到领教他的教授，和他交换意见与消息了。然则这盛会与我又有什么相干？有时，我会接到学校的通知书，印得整整齐齐，我一看了便知道我的儿子或女子考了多少分数，操行列入何等，身长若干，体重多少。但是这些死板的数目字究竟代表些什么呢？是我的子女在同学中的地位吗？是他或她的进步或退步的状态吗？通通不是。这只是一份账单，上面写明我代子女付了多少正项，多少小费，和我的儿女用了怎样几份点心而几。这里没有一丝“人”的情分，只是一份账单。假如我的儿女还在小学念书（如果进了中学大学，这情形是不会有的），有时候也许会有一位穿着长衫的警察，一手拿着一份表格一手拿着一支笔，盘问我的一切，问过以后，万事俱休，什么下文也没有了。这一切一切，全都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的是什么？只是他（或她）常有信息回家，从信息里面，我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看出他的真实的进展，看出他的需要，看出他的学校生活的真相，有时候从他的无邪的笔谈，说不定还可以看出真实的学校生活的整体！此外，我便希望他早早放假回家，让我看看活生生的孩子究竟变成了怎样一个样儿？然而这是希望不到的。放假半年才有一回，实际也不能够多放，信息吗？自从进了学校，他便不爱写信了。

读者诸君，这是感情话，然而这是“人”情啊。

因此，我便想起了学生的家信问题。我想，在学校方面，为什么尽想联络家庭，却眼看一个很好的方法不去利用呢？在家庭方面，子弟的一切，既已托付了学校，为什么不再请学校帮帮这个望眼欲穿的小忙呢？

最后，我们终于想到了这个“家信督导”的办法。这个办法说来很简单，就是：我们规定，每逢星期三晚上自习的时候，全校学生（少数走读生除外），每人应写信一封，由监自习的教员收集登记后，交到训导处，于次早十二时邮差到校前发出。这个简单的办法却有不少的好处，也有不少应该当心的地方。它的好处是：

第一，简便易行，不像集会似的“劳民伤财”。简便二字，看来无甚道理，其实若不顾到了它，一切好办法便难行得通，行得久。

第二，次数多，不像其他三种方式似的有限得很。

第三，富有人情味，不像例行通讯似的像一张账单。

第四，可以普遍达到每一家长，不像集会和访问似的，只有一部分家长得到联络。这普遍二字也是团体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因子。

第五，学生的无邪的笔谈有时反而可以反映学校生活的真相，获得家长的更大的信任。

第六，满足家长的渴望，因而可使家长对于学校发生真挚的同情。

第七，增加笔下练习的机会，养成写信的技能及习惯。

至于实行的技术问题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来，也有几点可说的。

第一，关于写信的时间，我们认为星期三最合适。因为周末周始难免有告假回家的学生，要查清谁该写，谁不该写，颇费手续；周中则远处的固无关系，近处的亦可当作报告平安回校或预告回家之用，时间上正合适。一周之中，精神上正在最紧张的阶段，作来也最起劲。至于定在晚上自习的时候，则系因课外不便指导，早晨自习时间太可宝贵之故。

第二，写信正在自习的时候，那时每个教室都有监导自习的教师，学生如在写信方面有何文字的或技术的疑难，教师应负指导之责：这才说得到一个“导”字，才能发生第七点后半截所说的好处。

第三，监导教员登记学生所写的家信，应备登记表一份，表上标明学生姓名，周次，及家长姓名与通讯处，随收随对照（因为我们发现过一两个学生以致朋友的信交来顶替家信）。

第四，信封左下应编号，应注明作书者的姓名；（我们特别制了一种信封）前者所以练习作事的细致性，后者所以便清查，以免教师和学生浪费精力。

第五，训导处收齐复查后，务必次日早早发出，否则学校若是耽误了他们，他们便会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了。

第六，我们规定：他们的家信，由他们自己封好，任何人不许窃看或拆开。这就可以训练他们，使他们明白书信自由的道理，并使他们明白，学校的用心，只是帮助他们，不是干涉他们。至于信内对于校政的反应，办学者只可尽其在我，不可妄冀“防民之口”。

第七，我们打算另备家信记录表一种，分发学生，以备登记、来信去信的号数和内容摘要之用。

第八，我们最初会把学校的例行通知，利用学生写家信的机会，令其附带寄出。但是后来发现学生有品行不好，因而不愿寄出，以致生出不诚实的行为情事，并且恐怕学生生出一种幻觉，以为学校督导家信，为的是图自己省邮费，所以改变办法，想收学生组织团体，每周油印国际、国内、校内大事，附函发出，一以普及国民常识（学生家长中当然也有国民常识不够的），一以宣传抗战，一以传达校情，自觉较之以前所用的办法，好得多多。

“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之先生斥之切矣；区区尝试之意倘亦读者所可同情者欤？

《教育通讯》第2卷46期1939年11月25日

花钱与记账——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四

我写《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动机非常简单，我觉得写教育论文的人，往往并无实际的印证，以至闭户造车，隔靴搔不着痒处，文章尽管漂亮，其实并无用处。我又觉得办学的人又太不肯写文章了，不肯把自己的酸甜苦辣，或成或败的经验写出来，彼此作个参考，以致每个学校，尽管都有它的良好的办法，每个办学的人，尽管都有他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别人一点得不着好处，一切仍得重新摸索。这是教育上的一种重大的浪费。我们以后应当少发空论，多谈实际，少提幻想，多述办法才是道理。所以我明知我们的“设计”，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新创，也有别人早已行了很久，而我们坐井观天，以为仍系新创的，但仍一概报告出来。因为经验的可贵，不必在其成功，而成功的经验，倘若一直不说，更是很可惜的。

上次写完《家信督导》以后，我从聚奎校长周光午兄口中，得知一代诗人吴芳吉师主办江津县立中学的时候，早已实行了这个办法。并且他所规定的日期也是星期三，内容也分一周以内之本身情形、学校情形及时局情形三项，可谓巧合。光午兄把吴先生的家书日歌及手书布告二纸抄了给我，他的家书日歌说：

“星期三，我们的家书日。

爷娘得见定加餐，弟妹闻声欢跳□。

上言身体好，中言学校益。

下言国运应复兴，篇篇字字万金值。

一周寄一书，一年四五十。

愿寄百年盈五千，无灾无病无蹉跌。

星期三我们的家曰。”

布告一说：

“诸生懒写家信，关系非小可也。能忍忘其父母，将何事不可为严。自本周始，缺一家书者，记一大过。其有距校十里内者，可趁星期归省，不在此例。”

布告二说：

“家书写法分三项：

一周以内之本身情形；

一周以内之学校情形；

一周以内之时局情形；

每项自为一段，俾能一望而知。此外更有陈述可视事之轻重附于三项之后先。又时局情形，宜言其大者，勿言其小者；宜言其远者，勿言其近者。”

看完这个歌和两道布告，我的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欢喜；惭愧的是：吴先生的老办法，我们竟以“设计”自观，他已行有成效，我们还说什么“待验”；欢喜的是：他和我们的办法，除了精神略有出入，处罚不写家信的学生略有轻重之别外（我们只扣假一次，不记大过），其余竟均巧合：而且我若不写那篇报告，我便无法知道他这个好办法，别人当然更加无从知道了。可见我们的报告，尽管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新创，也有雷同，仍是值得写下去的。

这次我要报告的是，我们怎样帮助学生，使他们钱花的对，帐记得好的办法。

记账不易，花钱更难！

在这方面，一般说来，毛病有几点：

第一，钱花的太浪费

我记得自己作中学生的时候，用钱不算多，也不算少，每年一切在内，大约一百六十元到二百元就已够用。同学里面，大多数人都和我用的差不多，其中也有少数人比我们更刻苦，这些同学多半是家境较差，迫的如此的，但是他们肯苦读，苦干，现在大半都已有了相当的成就。此外有一小部分同学家境较好，父母溺爱他们，用四五百元是常事，其中竟有用到千元左右的，这些人花了父母的钱，可是不肯用功读书，现在闭目一想，他们竟没有几个有了一个正当的下落。不是早衰，就是流落；不是回家作着花花大少，便是身无一技之长，在外找不着事干。其中有一位本是一个绝顶聪明的青年，多才多艺，同学都很羡慕。可是家财太多，无人管束，结果，学业无成，三四年后，我们还刚刚走进大学的门槛，他已花尽了他的几十万家财，流落在汉口租界的马路上，向着旧日的同学求乞了。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花钱浪费的同学一定不会有很好的成就，用钱省俭的同学，在学业上一定肯刻苦用功，在修养上一定可以廉隅自守，大概是无问题的。本来，在成人的社会里面，浪费的人往往就是贻害社会的人，假若他们有钱，他们便会想不出正当的，为害社会的方法去花费他们的金钱；假若他们没有钱，他们便会设法去找不义之财；这都是与社会的利益不能相容的。我们要使成人不浪费，我们便须先使青年不要养成浪费的习惯——不，简直应说，要令他们养成节俭的习惯。何况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每个国民在这未来的几十年中，都应卧薪尝胆，捐献自己的一点一滴，以期增加国家的总力量，与敌人作百年的决赛：任何反面的，浪费的行为，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与敌人的比赛，不是这一次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以后就可了事的，我们应在一切方面准备和他作个百年的决赛，决赛锦标的取得在于我们国力的总和能够胜过敌人。一切节约都是增加国力总和的，一切浪费都可以减削我们的国力。金钱上的节约或浪费虽然只是一端，但无疑的是主要的一端。现在一般学生的情形，自是刻苦的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默察实情浪费的人，实在还不算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与焦虑的一个问题。

第二，钱花的不得当

我可以大胆的说，世界上懂得怎样花钱的人并不多；所以，举目一看，一切不当花钱的地方偏有成千成万的人乐于去花钱，使成千成万的金钱流到无益的地方去；反之，一切应当花钱的地方反而谁也不肯去花，没钱的人固然不肯花，有钱的人更加不肯花。这是一个多么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个不合理的现象也有它的来历，不是凭空发生的。这来历就是大家从来没有养成一种正当的花钱的习惯。所以，大家花钱的时候，心里想到的只是花钱以后自身所得的快乐，不曾想到花钱的意义。嫖、赌、放荡、奢侈，似乎可以使得自己的肉体得到一时的快乐，所以人人愿把金钱往这条路上送去；救国、救人、办教育，做公益尽管有意义，但是自身不能得到一时的、肉体的快乐，所以人人不愿理会，有钱的人更不屑为。这种恶劣的现象表现在社会的每一角落，而这种恶劣现象的根芽则种因在青年时代没有得到正当的指导，养成良好的习惯。学校里常有许多学生宁愿把每期在零吃上面花费几十以至一百余元，可是不愿在伙食上增加几元；宁愿看戏，看电影，不愿买书订报；宁愿三朋四友，酒肉征逐，不愿分担正当的捐款。这些看去都似小节，可是久而久之，便可以成大害。凡事要从源头上着手，花钱也是一样的。

以上这两种毛病的起因，都是由于学生在花钱方面没有得到指导与监督之故。在这方面，他们是在一种三不管的状况之下过日子。第一不管是学校。学校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这是它所应管的工作。充其量有时候看见或知道某个学生实在是太浪费了，担任训育的先生也许训斥一番，或向大家告诫几句；但是浪费的学生的根本便不一定被发现，而训诫对于恶习的效力也是有限得异常的。第二不管是学生的本身。他们不识人世的艰苦，不知节约的重要，加以没人指导，没人监督，其不管也，宁属当然；若有一二能管之士，实系例外而又例外了。第三不管是家长。多数家长不是不管，而是不能管。因为家长与学校，自然很少接触，学生在校的真实情形，他们几乎无法知道。倘若他们期终向子弟要看账目，子弟便说功课太忙，没有时间去记，或造一份假账，报销了事，家长也就无法知道它的虚实了。至于子弟向着家长要钱，口实更多，不是说要书，便是说在害病，乍一听去理由无不正大，其实并无此事，家长亦就无法知其底蕴，只好遵办。结果，学生在这种三不管的局面之下若有能知节约的，算是以前家庭教育之功，环境窘迫之力，不幸养成浪费习惯者，学校既不负责，学生的前途只好自认晦气。家长满心栽培子弟，结果适得其反，更是冤枉之至，这当中的症结只有两点，一是学校没有负起指导监督的责任，一是学校与家庭没有能够通力合作。我们要想破除这种困难，我们便得从这两方面去想办法。

我们想出的主要办法是：指导学生记账，查考学生的账目，并将学生的账目按月转寄家长。我们设计了一份“学生用费表”，照新式账簿分为收付二方，各分月、日、摘要、单据、金额等栏。由会计组长分班指导学生，告诉他们怎样记法。学生每月月终应将账单照式填写二份缴呈学校。账单下方有会计组长，训导主任与校长签章的地方。账单收到以后第一步由会计组长作技术上的考查。如有格式不合，数目不符的地方立即发还改正。第二步由训导主任或导师作内容上的审定，如有用途不当，或者虚报的地方，立即叫来个别申谈，启导，最后再送校长复审。三方面查过，均无问题，签章完毕，便以一份发还学生，一份保留校中，一份寄送家长。每月一次，直至期终退费为止。学生记账的技术与内容，都应作为操行的一种参考。这样，好处便有如下几点：

第一，学生可以养成记账的习惯，习得新式记账的技术。

第二，学生如有浪费或用钱不当的地方，学校立刻便可加以矫正。

第三，账目要由学校细细审查寄送家长，学生在收入支出方面便不敢欺蒙学校及家长，不敢养成报假账的习惯。

第四，可以增进学校与家庭的关系及合作。

第五，学校对于学生的家境、习惯、个性，由此可以得到许多参考的材料。

第六，学校所保存的一份账单，可以作为研究教育的一种绝好资料。

这个办法只怕两种漏洞。一是学生在小的数目上报假账。比如几元几角的零食，他们因怕学校责备，便分别报到别种用费上去。（大数目的帐，他们也许可以径向家长虚报，但是不会向学校假报的。）对付这个漏洞的方法，只有开导与严查，此外如有完善的合作社组织可以采用售物登记制度，以防流弊。第二种漏洞是怕家长轻视这种办法，不去细看账单，以致学生敷衍了事。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到了四种补充的办法，有的已经实行，有的尚待试办。这四种办法是：

（一）把全期学生用费概数事先通知家长。

（二）请家长于学生入学时把学生携款数目通知学校。

（三）学生用费请家长径寄学校转交。并由学校通知银行邮局，一切汇款，概凭某项校印，方能取出，以便登记，作为参考。

（四）发行校内兑换券，严密合作社组织。

总之，学生在花钱与记账方面是应该得到指导与监督的，否则他们便易养成浪费与用钱不当的习惯，形成成人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至于我们所想到的指导与监督的办法，因为试办不久，也许缺点尚多。此文目的，与其谓在贡献方法，不如说在提出问题也。

《教育通讯》3卷15期1940年4月

彻底强迫的课外运动——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五

无论从个人的福利着想，或从民族的前途着想，在学校的训练中，健康的增进无疑是最基本，是第一位。

关于健康的增进有三方面，一是保健，二是营养，三是锻炼。保健者在治病与防病，纯属消极方面；一般学校，例有校医，治病或可对付，环境卫生，很少照料得到。营养关系抵抗能力，是锻炼的基本，注意的人还不很多，战时膳食更有问题。锻炼意义最积极，提倡已久，可是问题还多。

锻炼的中心是运动。学校里的运动大概可分正课，早操，和课外运动三种，正课比较最上轨道，可是它的锻炼价值比较最少；因为它的目的本在技能的传授，错误的改正，每周2时，一曝十寒，不到有多少锻炼价值。早操比较还上轨道；它的锻炼价值也较大，因为全体参加，天天作去，有恒如就食，如吸新鲜空气，当然可以收到锻炼上的结果。其中最有锻炼价值的是课外运动：较之正课，它有“有恒”的长处，较之早操，它有“时间较多”的优点。但是学校的运动中最不上轨道的却就是这最有锻炼价值的课外运动。

要使课外运动能上轨道，我们必须备具几个先决的条件。

第一，我们必须备有充分的场地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抗战以后，我们应当注意三件事情。头一件是中等以上的学校应当尽量设在乡间，中等以上的学校应当设在乡间，不止是为的增加运动场地，但是运动场地的增加必是它们设在乡间的自然结果。第二件是运动场地应当尽量集中。集中的好处是一切集体运动，尤其课外运动，易于得到督导与激动。第三件是一切新城应采花园都市的设计，使不能完全设在乡间的小学与幼稚园也有设备充分的运动场地的可能。此外暂且不谈。

第二，我们必须备有充分的器械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战时，甚至在战后，我们在运动项目的选择与体育器械的设备方面，应当注意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国防化，应使一切体育活动尽量具有国防的意义与自卫的价值。第二个原则是经济化，应以最少的经费，最小的场地，得到最多数的参加，发挥最巨大的效能；一切贵族式的运动都应力予排斥。第三个原则是国情化，固有运动应当尽量提倡，土产用品，应当尽先采用。此外暂且不谈。

第三，我们必须备具充分的人力与热情

关于这一点，我深刻地感觉到几件事情：头一件是学校中的训练有许多是要全体，至少是要大部分教职员一致动员才能完成的，因此每位教员担任的课程不能太多，中学规程中所规定的教员任课时数实在大有商酌的余地，至于少数学校让教员每周教课三四十小时的办法尤须设法调整。否则学校的行政，教学，训导一定无法推动，不独课外运动而已。第二件是教职员应该养成一种良好的风气，爱作正当的消闲活动，如同运动，远足，歌咏之类，绝对不可让酗酒，赌博等等劣习流行到教职员的团体里面，无论是在校内，或在校外。第三件最重要，是我亲身体验到的一种宝贵经验，就是，在一切“事业”里面，我们应当尽量约致青年人。假如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当作一宗“事业”去干，青年人愈多，事业便愈能干得好。因为青年人有理想，富精力，肯苦干，而且青年人所受的训练也比老年人好。即以学校的一切课外活动而论，那都有待于全体教职员的合作动员，以身作则，努力领导，不是三两个人跳来跳去，所能成事的。倘若学校的教职员中青年人多，他们就知道怎样去领导，旨去领导，因为他们受过训练，富有精力。若是衰老的人多，他们对于新的办法，便不肯去试验，对于吃力的工作，便会畏缩不前了。课外运动，不能一日中断，又系体力劳劳，并且还有技能问题，若要全校动员，真正达到锻炼的目的，青年教职员是第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此外暂且不谈。关于课外运动的彻底推动，单有充分的场地与设备是不够的，因为场地尽管广大，设备尽管充实，倘若不去利用，不知利用，又有什么用处？有了充分的场地与设备，再又加上充分的人力与热情，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它还有一个“画龙点睛”的项目须待加以充分的注意。这就是我们的：

第四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这篇文字所要讨论的主题：课外运动的组织

我们知道，一般的课外运动显然有几宗缺点。头一宗缺点是学期始末，没有实行。本来，一般学校，名义上每期授业时间有20周，可是实际上却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最坏的是挑着周末开学，一两天便算一周，办完注册手续，已占二周，教员学生，跚跚来迟，等到正式上课，已到第四五周。期终停课温习，提早放假，又占两周。实际授业，不过十四五周。较好的是开学即上课，临考不停课，可是军训、童训、音乐、图画、劳作、体育等项功课却要晚一周开始，早一周结束。这种传统好像变成了天经地义，大家一致遵守，很少有人去怀疑，去改正。至于课外运动，即在顶认真的学校，也要到第三四周才能开始，到第十七八周便告结束了。截头去尾，除去雨天与星期，所余已是有限得很。第二宗缺点是，在这截头去尾的短短期间以内，剩余的时间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一般学校的课外运动是占五十分钟，可是领球、扯网，找队员，寻场地，纷纷扰扰，一二十分钟的时间飞快地便过去了。名义上是五十分钟，实际三十而已。第三宗缺点是没有达到人人都动的目的。课外运动本有两个目的，一是有恒的锻炼，要使学生天天得到运动，一是普及的锻炼，要使学生人人得到运动。实际上“有恒”不能彻底做到，已如上述；在“普及”方面，更有问题。上焉者到了课外运动的时候，人人都到，可是不定人人都动：次焉者教室、寝室，甚至茅房，满校逃避，有许多人根本便不到场。这些不动，甚至不到的人正是平日不爱运动，正是更加需要运动的人。倘若我们不能彻底做到“普及”的目标，那么，让爱动的人自由去动好了，何必谈什么课外强迫运动呢？

这些缺点都是场地与设备已有准备，人力与熟情均已够格以后所常发生的。它们的原因不是场地与设备的不够，不是人力与热情的不足。这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可以运用组织的力量，针对着每一种缺点，获得适当的解决。

这种从组织方面着手的办法有几方面。

第一，我们实行“全时强迫”。“全时强迫”有四种意义：

一是就学期论，从上课的第一天起，直到放假的头一天止，不截头不去尾。

二是就星期论，从星期一直到星期六，也不截头，也不去尾。

三是就当时论，从开始到解散，不浪费时间不敷衍塞责。

四是就天候论，天晴固然不间断，天雨也要想出替代的地点，想出替代的办法。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课外运动是与吃饭和呼吸新鲜空气一样重要，应当使它变得“有恒”，如同每天吃饭一样，除了假期之内，学校无从负责外，不可一日中断。至于达到“全时强迫”的途径，我们也有几点可说的：

（1）我们有两个基本态度，这两个基本态度决定了我们办学的精神，支配了我们一切的设施；课外运动的“全时强迫”只是这两个态度所表现的一端而已。我们的第一个基本态度是：我们认定，一学期的光阴非常有限，我们不容丝毫浪费；而且我们凡事应当认真，应当善始善终，善始的第一义是凡事“立刻就办”，善终的第一义是凡事“要干到底”。所以，就善始而论，我们厉行了开学即上课，厉行了从上课的第一天起功课、监导自习、童军管理、升降国旗、早操、体育等等期中应有活动，无不立刻开始。我们决不等学生到齐了再讲书，等到第二周才上体育，等到第三周才升旗。不，我们决不，我们的开学就是上课，就是一切活动的开始。课外运动，不过一端而已。这个态度的实践靠着两宗事实，一是专聘青年的专任教员，二是星期与假期，照常办公。就善终而论，我们厉行了考前不停课，音乐体育等课不提前，升降旗、早操等等日常生活保持到最后一分钟的办法；课外运动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端而已。所以做来并不感到吃力，并不感到勉强。我们的第二个基本态度是：我们认为学校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善良习惯的养成，而习惯的养成却是不能一日中断的。所以，在我们，周日与周末是没有分别的，惟一的分别只是周末不排功课而已。我们星期六下午照常上课，星期日照常五时起床，照常全体升旗降旗，照常早操，照常点名，照常整齐就餐，照常自习，照常执行降旗时的五分钟时事讲演。不过因为星期日教职员有时须要出校，每个学生自由运动的机会也较多，所以课外强迫运动只行到了星期六，空下了星期日。我们希望将来可以想出办法，连这惟一的一天也不中断。

（2）我们采用“能力分组”，代替“自由选择”。我们采用“项目轮流”的方式代替“固定项目”的办法。这是我们最违背一般习尚的地方，也是最值得辩难的地方。一般的办法是：开学过两三周，学生到齐以后，叫学生自由选定几个心爱的项目，然后编队分组，全期照行。我们的办法是：学生注册的时候，立即按照能力分组，——旧生按照学校的记录，新生按照测定的体能——同时编定运动场地、项目、各场指导人，立即实行，各组逐日轮玩各项运动。这种办法在“全时强迫”上的好处是：从上课的一天起，课外运动立即可以全面的开始，在限期以前晚到的学生也随时可以插入，不生影响；不像“自由选择”的办法一样，要待大多数学生到齐以后，才能选组，选组以后，某组人数过多时又须改入第二选或第三选，旷日废时，莫此为甚。不过能力分组”的必然下文是“项目轮流”。因为从消极的意义说来，学校只可以派定某些能力约略相等的人在一组，却决不能派定某些学生全期只玩某项运动。至于积极的方面，这种办法实在尚有其他许多好处。

第一，我们认为在中学阶段，学生在一切活动上面，都应获得普遍的尝试，以期平衡发展，并有发现其最佳能力，最高兴趣的机会。不可因为偶然的事故，他在某项活动的某一方面发现了较高的能力或兴趣，便让他去作不平衡的发展，以致忽视了，剥夺了他在别方面表现更大的能力与更高的兴趣的可能，形成一种畸形的“专长”。在运动方面，也是一样，早操只有单调的体操或跑步，正课两小时，只能教到基本的技能或作重要的矫正，进一步的探求，兴趣的养成，能力的试探，实在全赖课外运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让每一个学生玩玩每一项运动，使他们养成一种多方面的兴趣，发现自己的最佳的能力，最高的兴趣。不可让某人专玩某项运动，以致形成不平衡的发展，使他失去探求更大的能力与更高的兴趣的机会，更不可使学生漫无标准，盲目选择，敷衍了事，或者因第一选人数已满，被派全期专玩他所不能或不喜的运动。我想，这一点是我们的制度的最可辩难的地方，其实也就是它的最有意义的地方。

第二，学校最须强迫运动的学生乃是那些平日最不爱动的学生。这些学生若是混入各组，能力好的学生便不欢迎他们，不给他们机会；他们也就乐得偷懒，兴趣也会更低，能力也会更无表现尝试的机会，而学校的督导，因为人数分散，也就难得生效。我们的制度便有这个好处：老夫子分在一组，大家能力相等，不会有人见笑，玩来机会更多，勇气也大，学校更可以聚精会神，派定负责的专人，竭力督导。第三，“物以类聚”，本是人情之常。自由选组，好朋友老在一道，结交新朋友，扩大人生经验的机会便又失去一个。我们主张：学校应常随时注意，要使全校的学生互相结识，要利用一切场合，使不熟的学生变成相熟。这样，消极的方面，学生的社会便不至于分党分派，内倾的人多少也可变得外倾一点，变态心理，可以因此减少许多。积极方面更可以使他们多得朋友，增加人生的经验。校董翁文灏先生在《重庆清华中学二周年纪念词（见中学生第二十期篇首）》上说：“假如在中学时期，真能得到几个知己，一生可以受用不尽。”这是我们所共信的。我们要使学生增加多“得几个知己”的机会。课外运动采用能力分组，附带的便有这种好处。

（3）在组织的小小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办法。

第一，我们有专人事先布置场地，分发用品，所以，到时便可开始运动，不会耽误时间。

第二，我们有分组表，项目场地轮流表，张挂在外，一目了然，到时各赴各场，丝毫不会紊乱。

第三，我们每场都有教职员负责指导，运动时间以内，有组长、指导员及专员点名总责的教职员二人，随时点名，至少三次以上。一次不到，便作缺席计算，次早罚跑四百米一次，当作补偿。这种点名及处罚的方法，非常见效。

第二，我们实行“全体强迫”。

实行“全体强迫”的方法可以分作三点来说。

（1）消极的方法。头一宗，到了课外运动的时候，寝室、教室一概锁门。那时寝室本是不开的，教室责成班长锁闭，并派专人巡查一次，看班长是否负了责任，寝室等处是否有人混入在内。翁先生说：“清华没有改大学以前，设有中等科。那时的规矩是，每日下午四点钟，所有教室寝室的门都锁上了，大家都要到操场上来锻炼身体，这种好的传统，希望重庆的清华中学能够保持。”我们现在确是保持了这种好的传统。第二宗是上面说过的，在课外运动的时间以内，至少有不定时的三次点名。任何一次不在场的便以缺席论，这样便可防止中途逃席。缺席的次早升旗以后罚跑四百米，作为补偿，这种处罚的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是叫他补上头天所缺的运动，不像记过、罚钱、责骂那样与所犯的错误不生关系。并且一两个人寂寞地补跑一次四百米，是够无聊的，何如大家一道，热热闹闹地玩玩？所以这种处罚的方式非常见效，简直没有几个人违犯。

（2）积极的方法。头一宗，我们有分场的指导员，跟学生打成一片，领导他们，积极活动。并且我们采用的是能力分组的办法，不爱运动或运动技能较差的人通通分在一道，指导的人遇到这种学生轮到了他那一场，他便可以格外注意，设法引起他们的兴趣，迫着他们去动。第二宗，我们要在运动的内容方面，予以充实。一般而论，课外运动要以排球为最合适，因为它有几宗好处，第一是容纳的人多；第二是人人都须自动的动，因为球打到了跟前，不能袖手旁观；第三是不能规避，一队人少了一个便不好打，大家自会帮着制裁偷懒的人；第四是这种运动既不过于激烈，也不过于和缓。此外，别种运动，我们便以几种项目合成一场；如同垫上运动、单双杠、跳绳合成一场，跑、拔河、篮球合成一场，把内容弄丰富，使人人有事可作，有合于他的兴趣与能力的事可作。

（3）补充的方法。头一宗，我们设了一个组员不定的特别组，凡轻病可以起床，但是不宜激烈运动的学生，以及每月一次，请了例假的女生，通通在一个指定的地点集合，以假单为凭，由该组指导员登记，率领出外，斟酌情形，让他们散散步，晒晒太阳。总之。除重病在床的人以外，人人都得跑到露天的地点去。他们不能运动，散散步，晒晒太阳也是好的。第二宗，如遇某项运动，性质比较激烈，人数不能过多，须要轮流休息的时候，休息的队员也有一个一定的地点，不能到处乱跑，以致发生借故逃避的事情。

所以，以“全体强迫”而论，我们只漏了十几个□学生和每日一二个重病在床的学生。前者往返学校与家庭，已是一种变相的课外运动，无须再加强迫，后者是不能加以强迫的。

总之，我们认为课外强迫运动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现成的场地、设备、人力、热情的范围以内，运用组织的力量，彻底实行。实行的经验使我们自己感觉相当满意，感觉到事情并不如想像之难。只要大家肯做，大家都可做到。

《教育通讯》第3卷第31期1940年6月

从管账到管钱——重庆清华中学设计待验之六

我曾经写过一篇报告，认为一般学生在花钱方面没有得到指导，以致形成了“花钱的太浪费”与“花钱的不得当”两种毛病。我们曾经设计一种补救的方法，就是“指导学生记账，考查学生的账目，并将学生的账目单寄给家长”。我们认为这种办法有几宗好处：一是可以矫正学生用钱的不当，二是可以养成新式记账的技术，三是可以明瞭学生的经济状况，四是可以促进家庭与学校的合作。我们并有四种补充办法，一是“把全期学生用费概数事先通知家长”。二是“请家长于学生入学时把学生携款数目通知学校”。三是“学生用费请家庭径寄学校转交，并由学校通知银行邮局，一切汇款，概凭某项校印，方能取出，以便登记，作为参考”。四是“发行校内兑换券，严密合作社组织。”（详见《教育通讯》三卷十五期）实行以来，（只有补充办法第四项是例外）我们觉得这宗设计有一个最大的漏洞，这漏洞的存在可以使得这项设计不易达成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只有消极地，事后看看学生的账目，没有积极地事先控制学生的用费。换句话说，我们只管了学生的账，没有管到学生的钱。因此，从本学期起，我们便进一步做了替学生管钱的工作。我们从管账进到了管钱，效果果然好了不少。

我们制定了一种规则，名叫“重庆清华中学学生存款管理办法”，以便共同遵守。我们印了许多存折，免费分配给学生，格式和银行里活期存折一模一样，以便学生在不知不觉当中习惯于现代金融界的手续。在学校存款管理之先，我们曾作一番详细的说明。

第一，我们说明，我们要办存款管理的目的，一方面是与记账督导一样，要使大家养成节俭的习惯，一方面存款有人代管之后，也可免除许多失窃的事件。后述这一点，从战时的环境与小同学的易于疏忽两点看来，它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以前我们的学生也常有失窃钞票的事件，钞票人人都有，并且千张一律，简直不好破案。自从管理现款以后，这种事情便没有了。

第二，我们说明，学生现款，如在五元以下，可以听其自由，超过5元，便须储存。因为5元以下，数目小，可以给他们一点便利。并且我们规定每周可以取出5元，也与此数相同。至于5元以上，数目较大，那便非令存储不可了。但是我们既说强迫，我们便得具有强迫的方法才行。我们的方法有五种。一是开学的时候要家长在报到单上注明学生携款的数目，学生到校缴费，便得呈验；缴费所余，概令存储，否则便不许他注册。二是平时学生告假回家，我们也要家长在销假单上注明学生携回现款的数目，学生返校以后，便须先到会计组储存所携现款，才许再到训导处销假。三是外来挂号信件，概须由校当面拆看，如有银钱现款，当时就给存到他的账户。不过拆信一定是当学生的面，并且不去看他的信，以免发生别种流弊。四是通知邮局银行，一切汇款，都要加盖校章，才能支取。这样，汇款管制，便更严密了。五是预防以上管制现款汇款四种方式万一仍有遗漏起见，所以“管理办法”里面特别规定，如果超过5元以上，不肯存储，而被学校发现时，便“除强制执行外，并收罚金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

第三，我们说明，学校对于学生的存款，一定“另账记载，不得挪用，存款安全，由本校负责担保”。这样，学生便不至于怀疑到学校管理现款是别有用心：事实上学校也应事先注意，免除流弊。至于存款安全由学校担保一节，在学校方面，本冒有相当的危险，因为万一代存的银行钱庄发生倒闭事情，学校固然要代赔偿，就是空袭失窃等等损失，学校也要担负全责。但是我们为取得学生与家长的完全信托，和真正达到帮助全体学生的目的起见，这份责任，我们只好毅然决然担负起来。

第四，我们说明，存款暂时不作利息，但是一次存款超过五百元的，学校可以代他单独存到银行，代取利息。按照一般银行的规矩，活期存款的利息本很有限，不到账期取钱就没有利。但是我们为引起学生的兴趣，并使他们更加熟悉现代金融界的常规起见，希望将来不管存款多少，也算一点利息。不过目前口事不少，又在试办期间，所以只好“暂时不计利息”。至于五百元以上的存款，那是不会在短期时间内支取完毕的，所以规定代存银行，代取利息。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不受损失，学校也可减省麻烦，总算是个两全之策。

第五，我们说明，学生支取存款的手续和支取存款的限制。

一是临时可以支取。我们的会计从早晨升旗直到晚间就寝，时时都在办公室内，学生要取存款，从早到晚都可以取。这样，他们便都感到现款存在学校，比存在自己手里还要方便，因此，他们便不至于因为害怕支取时的麻烦而把现款瞒着不来存储了。

二是支取最低额只要法币一角。这项规定的好处也与上款一样；可以使学生得到最大的便利，毫不感到一丝一毫的意外困难，因而缴存现款便可逐渐从强迫变成自然。

三是每周支取存款总数，无论是一次支取或是分次支取，如果家长没有特别通知，一概不许超过5元，因为一个中学生，在现行物价之下，每星期五元零用钱是足够了的。这一点是我们管理存款的中心意义。我们要把他们的现钱放在我们的手中，阻止他们去乱用。有了这一规定，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防学生“钱花的太浪费”与“钱花的不得当”的目的。我们实行这种办法以后，许多家长都来信赞成，有些家长还特别通知我们，说他的子弟每天可以用五角钱，每逢周末可以用一元钱。我们全都一一记在存折的眉头上面，天天照办，决不稍嫌麻烦。因为我们能有机会切切实实给家长们分负一点责任，这便是我们的最大的安慰。四是一周支取总数，无论一次或多次，如果超过了五元的，我们只有在两种条件之下才能许可。第一种条件是如上面所说，家长别有规定，并且由家长直接通知了我们的。第二种条件是有特别用途，如同添衣买书之类，事先得到了导师或训导主任的许可，并经导师或训导主任在存折签名栏内签了名的。此外便概不通融了。

第六，我们说明，支取存款一概凭折亲领，（特殊情况如死亡等除外）不凭印鉴，因为人少易认，可防流弊；此外，存折遗失，一定要来挂失，补折要收一点点手续费。这都是现代金融界的极普通的手续，但是学生中知道的并不多。我们想使他们弄得熟悉一点。

上次我写《花钱与记账》那篇报告的时候，我在篇末曾说：“此文目的，与其谓在贡献办法，不如说在提出问题。”这里所说，办法的积极性虽然较大一点，但是补充改正，仍有待于经验的启示也。

《教育通讯》第4卷第22期1941年

师范学院的中学关联

师范学院是一个大体完善的制度，它的使命是很重要的，因为抗战建国策的成功，无疑的，教育的推动是一主要的因素，而推动全盘教育的重责恰就落在师范学院的肩头上面。但是师范学院若要善尽它的责任，它的跟前便有许多不可不加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的种类是很多的，现在我是一个办理中学教育的人，因就它与中学的关联方面所有应予克服的困难，一加论列。

这方面的困难我想到了四点：

第一，我想到师范学院招生时所希望的水准是很高的，训练应当是很严格的，而且训练的期限较之其他学院还要延长一年，这原是很对的事。因为师范学院的学生负有重建次代文化，复兴全国教育，以促抗战建国策早观厥成的重任；选择自然不可不严，训练自然不可不长。但是实际何如？我敢说，投考师范学院的人数一定是最少的，师范学院一定很少机会选取最优秀的学生。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大悲哀！这悲哀的根源是：师范学院的在学学生名义上受有优待，实际丝毫没有，毕业以后，他们服务所得的报酬，升迁的机会，又远较其他各学院的毕业生为劣，而在学的期间却要加长一年！我们试想：现在国立大学的学生，通通是不收费的，膳费方面得不到贷金的也没有几个，然则师范生得受公费待遇云云，相形之下，究有什么意义？师范学院对于贫苦优秀的学生那里还有什么吸引的力量？我们再请想想：师范生毕业以后到中学教书，每月少则六七十元，多则一百挂零而已。教上十年廿载，仍旧不过尔尔。但是他界如何？工程界起码一二百元金融界更无止境，一个一二十元的练习生，津贴分红之后，他可合到百元左右，一个办事员总在三百以上。这本是抗战期间一件最不公平的事。世间的事，“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应当促成一个重新调整的工作。但中学待遇之苦，不止战时如此，平时也是一样，以后我们步入工商业的社会以后，他界待遇，势必日长增高，若是中学方面，再不设法解决，我敢说，以后师范学院尽管办理，中学方面，必定仍感师资恐慌，而师范学院也会永远不能得到选择学生的平等机会，亦即永远不能善尽其使命，使国家教育发挥它的应有的效能。这本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是师范学院的本身所能解决的。但是这个问题关系到了师范学院的成败，它们理当挺身而出，帮助问题获得解决。

第二，我想到师范学院对于附属中学原是存了一番厚望的，它希望附中变成它的实验室，它若不能充分利用这个实验室，它的一切教导便如理化没有实验，只是纸上谈兵而已。理论实践，分成两截；应用的学科，万万不能如此。但是事实怎样？事实上是：附中决不欢迎师范生来实习，师范生在附中实习的几个钟头，其实在其他中学也可得到。附中与师范学院分了家，断了关系。我们试想：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为什么一方面真可以治病，可以得到社会的信仰，一方面又能真正成为医学生的实习场所，而师范学院的附中倘若办得好的便师生都不欢迎师范生来实习，而实习的人也不认真去实习呢？这当中的原因自然不止一端，但是其中有一点重大的分别，就是：医学院的教授就是医院的医生，他们能教书，他们也能治病，学生由他们教，病人也由他们治，但是师范学院不一样，教授只管教学生怎样去教中学，他们自己却并不教中学：教大学生的是教授，教附中的却是另外一批教员。我们试想，他们自己把附中看成了外人，附中怎会把他们当作一家子？实习怎样能有实效？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便当模仿医学院的办法，教授也应教附中，必须他教附中，他的学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实习。

第三，我又想到了师范学院的师资问题。他们多半都是留过学，见闻很广的人。但是这并不够。头一宗，他们不独应当懂得他们要教学生去教的功课，知道怎样去教，并且应当自己能够去教，自己具有教过的经验。这是就各科教学法而论。第二宗，学生的心理与学校的行政，都有许多微妙的地方，不是书本上所能说得明白的，必须具有亲切的体验，才能处理裕如。这是就学校行政与教育心理等科而论。第三宗，我们希望以后中学真能彻底实行导师制，导师的起码条件是要能够适合中学的生活环境，并且导师的导师尤其应当亲切了解未来的导师的工作与生活。这是就一般生活而论。这都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或刚做完博士论文的人所可胜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培植师资的师资应当挑选成绩优良，值得深造，具有中学经验的人，加以深造；同时现有的师资的师资对于中学的实际似乎也应寻找机会，加以深切的体验才是。

第四，我又想到了师范学院分区设立的问题。师范学院分区设立，本是一个用意很好的办法，因为分区之后，各有专责，它们便可切实负起辅导区内中学与改进及研究区内中等教育的责任。但是我又不能不想到以前高师学生界限森严的往事。教育是立固的大事，是实现国家政策，凝固民族精神的主要工具，施教的人必须具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眼光与襟怀，万万不能再有任何小组织，如同学派之类的狭隘观念的表现，致使整个教育的进行受到障碍，使学生的纯白心境蒙受玷污。所以，师范学院分区以后，怎样才能不使区内的中学成为该区师范学院的禁□，或“势力范围”，实在是一件万分重要的事。这个问题若不加以预防，中学教育界的“防区”制度是不容易避免的。

以上四点，纯就师范学院的中学并联方面拉杂言之，盼能获得教育界同志的指正。

《教育通讯》第3卷第26期1940年6月

二二一制中学

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现在，全国大陆已经基本解放，目前与未来的建设任务已向“教育”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国家需要迅速而有效地造就大量的新型知识分子，尤其是中级的新型知识分子，以便一方面满足中级建设干部的需求，一方面奠定高级建设干部的基础。但是短期训练班与旧型的正规学校已经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了。因此，“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的“改革”已有可能与必要了。

自然这件改革工作的关系是很重大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能鲁莽从事，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因此，了解、调查、讨论、研究等方面是该多下工夫的。同时也不能凭借幻想或全盘搬运，而当根据实际情况，从原有基础上出发，来满足国家的要求。按改革的次序说，首要的是“学制”，次之是“内容”，即课程与教材，再次是“教学法”。因为学制定了才能排定课程，分配教材；教材定了才谈得到用什么方法去教。

由于国家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中级新型知识分子，打算谈谈中学学制。自然，学制是整个的，不能切断的。

办法是这样的：把妇前的三三制改为二二一制，或试办二二一制。就是：把中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段。初级二年，不学外文，读完现有初中三年的其他功课，毕业后可以升入中学的中级或中级技术学校；中级二年，不学外文，读完现有三年高中的其他功课，毕业生可以升考大学或高级技术学校；高级一年，专为中级毕业生已考上大学者学习外文之用，这一年也可以附设在大学里面，以免受到师资困难的阻碍。

这办法有四宗主要的好处。

第一是免除教育上的浪费。中学基本上是承上启下的一环，有许多学生毕业后是升学的，但是，事实上中学毕业生不一定全都升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升学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将如此。而且，目前国家的建设任务需要很多的中级建设干部，中学生也不应该全往升学的路上走，对于不升学的学生说，他们花费约三分之一的光阴学习外文全然是不必要的，是可以节省的浪费。试问每周三小时或四小时的外文，学过三年或六年之后，如果不升大学，除了一点装饰的价值之外，有什么实质的用处呢？能读，能说，能写吗？用得着吗？外文改为选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刚进中学的时候，谁知道自己升不升学呢？选呢，一旦不升学时便成了浪费；不选呢，一旦要升学，又无办法。选科制既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事实上外文便成了必修，而对于很大一部分不升学的学生说来，必修外文确是一笔很大的浪费。二二一制中学是可以免除这笔浪费的。

第二是可以更快地造就中级建设干部。因为初级的二年代替了初中的三年，所以初级技术学校可以提早一年得到它的后备军，而初级技术学校的学生也可以提早一年完成学业，为人民服务。因为中级的二年代替了高中的三年，所以中级技术学校也可以提早一年得到它的后备军，而中级技术学校的学生也就可以提早一年完成学业为人民服务了。

第三是可以更多地造就中级建设干部。目前国家的财经情况还有困难，而人才的需要却是迫不容缓的。这当中有矛盾。解决的办法不可能是不顾实际情况，飞跃地增加中学的数量，更不可能搁压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办法在于利用现有的学校、设备、师资，造就更多的人才。假如所有初中可容六班学生，照三三制办，每年有两班学生毕业，升入初级技术学校；如果按二二一制办，每年便可以有三班学生毕业，升入初级技术学校了。这不是等于把没有中学设备的教育效果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吗？

第四是便利升学。这有两方面：首先，由于中学全部由三三制的六年改为二二一制的五年，对于升学的学生说来，时间上节省了一年。也就是前三条所说的，节省了，更快了，更多了。其次，外文集中在最后一年学习，好处很多，因为集中的学习较之分散的学习，效率是能更大的。学习外文的目标更加明确以后，学习的情绪也可能更高。加以不再有不升学的同学在一道勉强学习，以致互相牵扯，学习的进度亦必更快。而且就学习外文的时数算来，在三三制的六年中，初中每周三小时，约有360小时，高中每周四小时，约有480小时，两共840小时。而在二二一制的最后一年，假定每周学习二十五小时，一年便有一千小时，多了一百六十小时。他们进了大学以后，用外国文看参考书的能力，不待说是会比较够用的。像以往花了很长的时间，白费了另一部分人的精力而结果并不济事的现象，在二二一制中学毕业生中是不会再有的了。

这办法还有两宗附带的好处：

第一宗，便于义务教育的逐步延长。在目前，我们的义务教育全没有基础，但是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各方面的进步，无疑是会很迅速的，小学阶段之成为义务教育必然是不久可以实现的，而且，追踪苏联，把义务教育延长到初中以至全中学阶段也是势所必行的。在这方面，二二一制中学也比三三制好，因为义务教育每次延长二年，较之每次延长三年，可能些，也稳当些。

第二宗，可以解除外文师资的困难。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受着美英的剥削已一百年了。百年来，在买办性的教育中，学生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学英文，而中学尚难聘到优秀的英文教员，往后，我们为了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自以学习俄文为宜。但，俄文比英文更难学。师资更缺乏得多，加紧培养师资是杯水车薪，缓不济急的，中学实行二二一制，这困难便可解决一大半，因为不升学的中学生不再学外文，俄文师资已可减少一半；一部分中学的最后一年附设在大学里面，又有大学的俄文师资可以利用。

改二二一制中学有没有困难呢？答复是没有。

首先，这是从现有基础上出发的，并没有打乱全盘系统，变动不难。

其次，除外文外，两年学完初中三年其他功课，再两年学完高中三年其他功课是可能的。因为外文在课表上，虽则初中只占三小时，约全部功课九分之一，高中只占四小时，约全部功课七分之一，但在学生的学习中可要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精力。去掉外文，便等于去掉三分之一的负担，因而减去三分之一的学习时间是可能的。再则初中与中级的理、化、博物、史地等科，还可以在自成段落而不过分重复的原则下加以精简，时间便更充裕了。

再次，第五年学外文并不太迟，因为我们学习外文的目的主要是看书，次之是翻译，至于会话不是最重要的。外交与国际贸易的人才需要比较少，可以另外训练。迟学几年，即使发音不太正确，权衡轻重，不足重视。

意见不太成熟，可能谬误很多，提出以供参考。

1951年3月9日《光明日报》

再谈二二一制中学

我在三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二二一制中学》。接着，《光明日报》在三月二十三日与三月二十八日登出了两篇批评的文字。这是很好的。因为由此可见中学学制改革的问题已经获得了社会的重视与讨论的机会。不过因为我对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用了一千八百个字来说明自己的看法，因而言不尽意，并使别人对于我的本意不易完全明了，这是很感不安的。所以补充说明一下。

1.不是形式决定内容

我说“按改革的次序说，首要的学制……”我的意思不是要首先主观地决定中学的学制，然后“削足适履”，把课程与教材硬塞进去。改革有两个步骤，一是设计，一是实施。在设计时，我们应当确定，中学的性质、任务，与要求，然后确定课程的种类与分量，最后才决定年限与衔接。但在实施时就不然了。我们应当按照设计妥了的事项，适当地决定学制，公布学制，在新的学制内排定课程，分配教材。否则，新的教法没有新的教材作基础，教学便易陷于纷乱。比如拆盖一座旧房屋。最初，为了应付急迫的需要，我们不妨，而且应该立时拆掉那些原有的脏东西，改造一些破房间，并找空地方新建一些应用的新房屋。但一旦时机到来，我们打算彻底重新建造的时候，我们计划好了之后，便应首先确定地基的大小，再按计划画蓝图与动工；不再东补西找，使它变成一件百衲衣。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各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本意似无冲突。自然，我的原文说的不够清楚，我是应该负责的。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如此，现在需要尚未决定，你为什么就提出二二一制来呢？是的，也许我提早了一点。但我以为课程方面既已经过两年左右的试验；中学的任务在于承上启下虽无决议，但已公认：参照各国，尤其是苏联的中学课程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内容出入不会太大；加以我对内容的外国文一科有些意见，如果大家认为合理，势必涉及学制；所以就一道提出来了。因为内容与形式是分不开的，更不能把它们机械地对立起来。

总之，内容决定形式与形式亦可影响内容这一道理我原是同意的。我没有意思要用形式来决定内容。我也否认形式并不影响内容的说法。

2.现实与发展

学制，课程，教材，与教法的决定都要顾到两方面。一是现实的基础与需要；一是发展的可能与展望。单顾现实而不顾发展是不对的；单顾发展而不顾现实更是幻想。如果两者不可完全得兼而又不能不予兼顾的时候，我们便只好多顾现实，少顾发展了。因为现实是不能不密切地结合的，发展则还可以逐步地求配合。这一层我们大概可以同意。问题在于我说“中学毕业生不一定全都升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升学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将如此。”这“将来”二字太简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普及初等教育，社会主义社会要普及中等教育，共产主义社会要普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将会是这样的。但因我在文首就已申明，学制改革是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而共同纲领则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最高准则，所以这里所说的“将来”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将来”。“升学”二字也当明确一下。普通说到中学生的升学问题时，意思是指从初中升入高中，或从高中升入大学。其实严格说来，从初中升入中级技术学校，或从高中升入高级技术学校也是一种升学。这里所说的升学，只是局限于前者，而不包括后者。因此，如果我说详细一些。中学毕业生不一定全都升入高中或大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内，将来也将如此”。这是不会错的。因为苏联现在的中学生也还没有全部升入大学。中国的革命成功比苏联迟了三十年，今天的工业水平又比苏联当日的工业水平低得多，似乎二三十年内不会赶过今日的苏联而达到每个中学生都升入大学的境地，这是可以预见的。再则，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内，中学生不全升入高中或大学的原因与过去不同，乃是常态，不是病态。因为中学生不全升入高中或大学，不只是高中或大学数量不够的问题，也不只是人民的财力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需要的问题。据估计，一个高级技术干部需要配备十个中级技术干部。而在目前国家的建设与国民的生活情况下，技术的普及尤急于技术的提高。因此，实际的情形已经是技术学校招不到中学生，而不是中学生不能升学了。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能在讨论中学学制的时候漠视眼前的现实而只憧憬着遥远的发展呢？何况社会状况固然是发展的，学制又何尝是一成不变，永不发展的呢？

3.一贯不如分级

由于三三制的过分重复与浪费，多少年来就有不少的入主张五年或六年的一贯制，并已有人做过实验。我认为一贯制是不如分级制的。

首先，一贯制的中学是要读完全部学程才能得到系统的知识的，这就造成了学生离校的困难。中途离校，因为没有系统的知识，升学固不可能，就业也有困难。但是中途离校的现象是必然存在且有需要的。说它必然存在，是从学生本身的条件说；说它有需要，是从国家的需求说。这现象不会仅是短时间的。

其次，一贯制中学也不便于义务教育的逐步延长。义务教育必然是要延长的，但是这种延长也必然是逐步的，而不是跳跃的。如果中学实行一贯制，则小学阶段以后的义务教育将以一跃延长五六年为便，从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衡量，这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的一点是：从教学的效果看来，课程的适当的重叠有时也有必要。我们看一本书，当时不太懂得，也不能完全记住，过些日子再看，懂的与记的便多一些。这经验是很多人都有的。“温故知新”，适当的重叠一则可以联系过去所学，二则可以巩固记忆，三则可以增强理解。

4.关于外国文

学“好”了外国文有用处，这是没有问题的。学“好”了外国文，有利于国际文化的交流，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替不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他们不容易学得好，而且也不必要；替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不如集中学习，效果更大一些；替国家设想，需才孔急，不如节省这份耗费。

为什么说替不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他们不容易学得好，而且也不必要呢？我说不容易学得好，是因为从以往百年来我们学习英文与现在一般中学生学习俄文的经验可以看得出来的。在以往中学的英文每周有五六小时，英文在中国流行了百多年，中学毕业生有多少能看英文参考书的！更谈不到翻译与会话了。其中不升大学的，学了英文在实际生活中有什么用？如果说有，那就只是一点装潢的排场而已。在今天，外文初中三小时，高中四小时，大概已不容易再加多了。结果一学期才可以读到十课左右。即令教法改良，其奈钟点更少，师资更缺，文字更难何？我说不必要，可以从分析外国文的用途得出结论。要一般学生学习外国文的目的不外看书，翻译，及会话。为什么要看外国文的书呢？因为有些深僻的书报或新出的书报，由于顾不到或来不及译成中文，或者因为我们要做研究工作，中文参考材料不够，不能不从外国书报中去找。请问，这是每一个中学毕业生或中级技术干部所“必要”的吗？至于翻译，目的不外把自己的具有国际学术价值的贡献译给外国人看，或把外国的标准书报译给全国人利用。请问，这是我们所应求之于每个中学毕业生或中级技术干部的吗？会话之无普遍的“必要”性，我想更是不必多说的了。也许有人认为中高级技术学校在授课上还需要一点点外国文的基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在教本方面，我们应该，而且可能自编或译出。在名词方面，即使一时不能统一，充其量到时专教一些名词，如药名，机器名，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替升大学的学生设想，不如集中学习，效果更大一些呢？这是因为：第一，学习目的明确了以后，学习的动力必然提高。第二，师资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因而教学的效果也可以提高。第三，学生目标一致，没有牵扯，全班齐头并进，不致在学习没有动力的学生身上占去时间与精力。这是各俄语专修班校的成绩可以证明的。至于我上次所说的“会话不是最重要的”，是指学习目的，不是指学习过程，所以我紧接着说“即使发音不太正确，权衡轻重，不足重视。”意思是怕有人顾虑学迟，发音不正确。我并没有主张闭着嘴去学。

为什么说替国家设想，需才孔急，不如节省这笔耗费呢？这一点上次已经说过了。如果上述论据可以成立，它已是不辩自明的。问题在于四年能否学完现有六年的功课，（外文除外）下面再谈。

我觉得谈到中学生学不学外国文的问题，我们是容易被两种成见所束缚的。有些人会感到自兴“新学”以来，中学一直就有外国文一科，它是“古已有之”的，一旦让一部分中学生不再学了，似乎有些不习惯。这一层，不会有人提出，但可能在我们心里暗中作祟。另有些人会感到苏联的中学生须在英、法、德三种外国文中必修一种，我们为什么不照样办呢？要知道，俄文与英、法、德文同是拼音文字，有其近似之处，学起来比较不太吃力；中文是象形文字，与俄文英文绝无相通之处，学起来是很吃力的。中文本身又是一种很难的文字，对于并无必要的一部分中学生，何必让他们吃力不讨好呢？

5.时间够用

除外国文外，四年学完六年的现有功课，时间够不够呢？够的。

首先，让我们计算一下吧。比如初中一年级，现在每周二十七小时，除去外国文，还有二十四小时。科目中有些可以精简的，例如算术，大部分与小学算术重复，实际上用不着四小时，加以精简，不会降低水平。加以通盘筹划，不难减到二十小时。改制后每周不过三十小时。以每日学习八小时计算，每周可有自习时间十八小时，每日可有三小时。又如高中一年级，现在每周三十小时，除去外国文，还有二十六小时。现有科目中也有可以精简而不影响水平的，如生物四小时即可改为进化论二小时，平面几何与初中平面几何也可减少重复。通盘筹划，减为二十至二十二小时是不困难的。改制后每周不过三十至三十三小时。如果每日学习时间以九小时计算，每周可有自习时间二十一至二十四小时，每日可有三小时半至四小时。所以说，时间是够的，健康不会受影响。

再则，工农速成中学三年或四年学完现有六年的功课办法，也是可以给我们作参考，增加我们的信心的。自然，这两种中学的性质不一样，学生成分亦不相同。但，工农速成中学的条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普通中学。例如学生年龄较大，记忆力差，算术基础薄弱，占的时间要多一些。我们不敢说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可以作为我们改制的依据，但参考的价值总是有的。

6.多余的话

我提出学制问题的重要性与改革学制的具体意见，原是很冒昧的。我没有意思说自己的看法完全正确，更没有指望它全被采纳。但我的心是火热的，也曾用过一番思考。中央既很重视学制的改革，我只希望我的意见能尽一点：抛砖引玉”的功用，引起大家对于中学改制的重视与讨论，使中央能够多得一些参考资料，于愿足矣。

1951年4月4日《光明日报》

《学记》译述

引言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写作年代大约在成国末年与汉初之间，也就是两千年前。作者不详。郭沫若认为，象是盂子的学生乐正克所作[5]。《学记》是早期儒家学派的教育理论概括和教育实践总结，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学。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篇极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很早而又很全面的一篇。它从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学校制度、视导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至教师问题等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宝贵资料。除此以外，很难找出更有系统的材料。第二，因为它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意见，虽然相隔两千多年，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还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例如，教学相长与藏息相辅的道理，豫、时、孙、摩与注重启发等原则，以及提问和答问的方法等，无不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第三，它不只是中国的一篇很早很全面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上一篇很早很全面的教育文献。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我国的骄傲。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份祖传的宝贵遗产。

但是，我们对于《学记》的估价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既不可以估计不足，也不可以过分夸大。《学记》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三种成分：第一种成分是古代教育现实的反映。例如它所称誉的“大学之教”和“大学之法”以及它所指责的“今之教者”，就不可能是纯粹的虚构，不可能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这一种成分是有实际史料与借鉴价值的。第二种成分是作者对于教育的意见。例如它所提出的“继志”、“博喻”、“善问”、“听语”等等主张，就是作者个人及其同派儒者的意见。这种成分是具有思想史料与参考价值的。这两种成分中好的东西很多，但也不能一概搬用，只能批判地加以继承与发扬。第三种成分则是出于一般传述，事实真相尚待考证，我们只能存疑的。例如援引“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说法，就是一例。古代似难有如此整齐划一的行政区划与学校配备，这是不可遽尔置信的。

把《学记》译成今文，与译其他古籍一样，是有一定困难的。《学记》虽则只是一篇二千多字的短文，但对某些章句，人们的看法是很分歧的。前人今人，都是如此。甚至句读也不一致。例如：“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王夫之却认为应该读作“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6]又如“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郑康成原读作“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近而不顾其安。”[7]因此，很多地方，各家说法极不一致。近人中以邱椿教授的译解较为精允，可惜只译解了一小部分，不完全。最近有顾树森教授的译文，其中尚有可以商榷之处。所以，斟酌取舍，颇不容易，只好力求在“文”“理”上说得过去。因为在“文”“理”上说得过去才有可能符合作者的本意，正如王引之引他父亲所说的，“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8]这段话很使人向往，可惜自己学力不够，达不到这个境地。

译注

本文　　　　　　　　译文

发虑宪[9]，　　　〔执政的人对于国家大事如果能够〕深谋远虑，

求善良，　　　　〔并且〕罗致好人〔帮助自己来治理国事〕，

足以謏闻[10]，　　　是可以博得一点小小名气的，

不足以动众[11]。　　〔但是〕还不能够打动众人的心。

就贤体远[12]，　　　〔如果〕礼贤下士，亲近远人，

足以动众，　　　就可以打动群众的心了，

不足以化民。　　〔但是〕还不可能教化人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执政的人如果想要教化人民，培养良好的风俗，

其必由学[13]乎。　　看来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行。

※　　　　　　　※　　　　　　　※

玉不琢，　　　　　玉石不经过雕琢，

不成器；　　　　是不能成为玉器的，

人不学，　　　　　〔同样，〕人们不通过学习，

不知道。　　　　　就不能够懂得道理。

是故，　　　　　　所以，

古之王者，　　　　古时候的帝王，

建国君[14]民，　　　建立国家，统治人民，

教学为先。　　　无不先从教育入手。

兑命[15]曰：　　　　《尚书·兑命篇》说：

“念终始典于学”[16]，“念念别忘教育”。

其此之谓乎！　　　　就是这个意思吧！

※　　　　　　　※　　　　　　　※

虽有嘉肴，　　　即使有了美味的菜肴，

弗食不知其旨[17]也，不吃是不能知道它的美味的：

虽有至道，　　　〔同样，〕即使有了最好的道理，

弗学不知其善也。不学习是不能知道它的好处的。

是故，　　　　　　所以，

学然后知不足，　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的不够，

教然后知困。　　只有担任教学工作才会真正感到困惑。

知不足，　　　　知道不够，

然后能自反[18]也；　才能回头鞭策自己；

知困，　　　　　　感到困惑，

然后能自强[19]也。　才能不断努力钻研。

故曰：　　　　　　所以说：

教学相长也。　　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

兑命曰：　　　　《尚书·兑命篇》说：

“学学半”[20]，　　“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

其此之谓乎！　　　正是这个意思！

※　　　　　　　※　　　　　　　※

古之教者，[21]　　　古时候的教育制度是：

家有塾[22]，　　　在〔每二十五〕“家”的“闾”设立“塾”，

党有庠[23]，　　　在〔每五百家的〕“党”设立“庠”，

术有序[24]，　　　在〔每万二千五百家的〕“遂”设立“序”，

国有学。　　　　在国都设立大学。

※　　　　　　　※　　　　　　　※

比年入学[25]，　　　　大学每年招收学生，

中年[26]考校。　　　　每隔一年考查学生的成就一次。

一年视离经辨志[27]；　第一年考查学生分析课文的能力和志趣；

三年视敬业乐群[28]；　第三年考查学生的专业思想是不是巩固，同学之间能不能相亲相助；

五年视博习亲师[29]；　第五年考查学生的知识是否广博，学生对于教师是否敬爱；

七年视论学取友[30]；　第七年考查学生研讨学问的本领与识别朋友的能力；

谓之小成[31]。　　　　〔合格的〕就叫做“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32]，　　到第九年，学生对于学业已能触类旁通，

强立而不返[33]，　　　他们的见解行动已能坚定不移，

谓之大成[34]。　　　　这就叫做“大成”。

夫然后足以化民成俗，这样才能收到教化人民，移风易俗的效果，

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使跟前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向往来归，

此大学之道也。　　这就是大学施教的过程。

记曰：　　　　　　　古书上说：

“蛾子时术之”[35]，　“小蚂蚁总是跟着大蚂蚁走”，

其此之谓乎！　　　岂不正好说明了这层道理吗！

※　　　　　　　※　　　　　　　※

大学始教，　　　　大学开学的时候，

皮弁[36]祭菜，　　　〔官吏要〕穿着礼服，备办祭菜，举行祭祀，

示敬道也。　　　　为的是表示尊师重道的意思。

宵雅肄三[37]，　　　〔学生常常再三〕诵习小雅，

官其始也[38]。　　　〔为的是使他们〕从开头就培养做官的兴趣。

入学鼓箧，　　　　学生上学，要按鼓声打开书箧，

孙[39]其业也。　　　为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

夏楚[40]二物，　　　〔大学里备有〕教鞭，

收其威也[41]。　　　为的是维持整齐严肃的秩序。

未卜禘[42]不视学，　〔教官〕不到夏祭以后不去考查学生的成绩，

游[43]其志也。　　　为的是使学生得以按照自己的志趣从容学习。

时观而弗语[44]，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但不〔叨唠〕灌输，

存其心也。　　　　为的是培养学生自己用心思考的习惯。

幼者听而弗问，　　　年幼的学生只听不问，

学不躇等也[45]。　　　为的是使他们〔循序渐进地而〕不越级地学习。

此七者教之大伦[46]也。这七件事就是大学教育的基本纲领。

记曰：　　　　　　　古书上说：

“凡学，　　　　　　“在教育这件事上，

官先事，　　　　　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尽职，

士先志”[47]，　　　　学生的责任首先在于立志”，

其此之谓乎。　　　就是这个意思吧。

※　　　　　　　※　　　　　　　※

大学之教也：　　　　大学进行教育的办法是：

时教必有正业[48]，　　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正课，

退息必有居学[49]。　　休息的时候也有种种课外作业。

不学操缦[50]，　　　　〔因为，课外〕不习杂曲，

不能安弦[51]；　　　　〔课内〕就学不好琴瑟；

不学博依[52]，　　　　　　〔课外〕不习歌咏，

不能安诗；　　　　　　　〔课内〕就学不好诗；

不学杂服[53]，　　　　　　〔课外〕不习洒扫、应对、进退等杂事，

不能安礼。　　　　　　　〔课内〕就学不好礼仪。

不兴其艺[54]，　　　　　　〔总之，〕如果不提倡课外技艺，

不能乐学。　　　　　　　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

故君子之于学也，　　　所以，善于学习的人，

藏焉修焉，　　　　　　　学习的时候努力进修，

息焉游焉[55]。　　　　　休息的时候尽兴玩弄杂艺。

夫然后安其学而亲其师，这样，他们才能搞好学习，亲近师长，

乐其友而信其道，　　　乐于交友，坚持信念，

是以师辅[56]而不反也。　　日后离开师友也就不会违反师友的教诲了。

兑命曰；　　　　　　　《尚书·兑命篇》说：

“敬孙务时敏[57]，　　　　“唯有重视学业，按部就班，及时努力，

厥修[58]乃来”，　　　　　学业才能有所成就”，

其此之谓乎！　　　　　　正是这个意思！

※　　　　　　　※　　　　　　　※

今之教者，　　　　　现在的教师呢，

呻其占毕[59]，（只知道）　　朗读课文，

多其讯言[60]，　　　　　大量灌输，

及其数不顾其安[61]。　　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

使人不由其诚[62]，　　　他们不考虑学生的内心的要求，

教人不尽其材。　　　不能使学生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施之也悖，　　　　　他们进行教学的办法既不合理，

其求之也佛[63]。　　　　提出的要求也不符合实际。

夫然，　　　　　　　　以致，

故隐其学而疾其师[64]，　学生厌恶学习，怨恨师长，

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只感到学习的困苦，不知道学习的好处，

虽终其业，　　　　　　即使勉强结业，

其去之必速。　　　　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教之不刑，　　　　　　教育没有成效，

其此之由乎！　　　　　原因就在这里！

※　　　　　　　※　　　　　　　※

大学之法：　　　　　大学进行教育的原则是这样的：

禁于未发之谓豫：　　事情没有发生就先防止，这叫预防；

当其可之谓时；　　　抓住时机，进行教育，这叫做及时；

不陵节而施之谓孙[65]；　〔循序地而〕不越级地进行教育，这叫做顺应〔自然〕；

相观而善之谓摩。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叫做观摩。

此四者教之由兴也。　这四点就是教育成功的因素。

※　　　　　　　※　　　　　　　※

发然后禁，　　　　　　〔如果〕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禁止，

则扦格[66]而不胜。　　　就要遭到阻力，不易纠正了；

时过然后学。　　　　　〔如果〕时机错过以后才去学习，

则勤苦而难成。　　　学起来就会劳苦不堪，不易有成就了。

杂施[67]而不孙，　　　　〔如果〕不知顺应〔自然〕，胡乱施教，

则坏乱而不修。　　　〔教育工作〕就会陷入混乱的

境地，　　　　　　　不能获得成效。

独学而无友，　　　　　〔如果〕孤独地学，没有朋友，

则孤陋而寡闻。　　　　见解就会狭隘，见闻就会不广。

燕朋逆其师。　　　　〔如果〕交友不慎，就会违背师长的教诲；

燕辟废其学[68]。　　　　〔如果〕三朋四友，尽谈不正经的事情，就会荒废学业。

此六者教之由废也。　这六点就是教育失败的原因。

※　　　　　　　※　　　　　　　※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教师只有懂得了教育成功的因素，

又知教之所由废，　　　同时又懂得了教育失败的原因，

然后可以为师也。　　然后才能胜任教师的工作。

故君子教喻[69]也：　　　所以优秀的教师是善于通过诱导进行教育的，

道[70]而弗牵；　　　　　〔就是：〕引导学生而不牵着学生走；

强而弗抑[71]；　　　　策励学生而不推着学生走；

开而弗达[72]。　　　　　启发学生而不代替学生作出结论。

道而弗牵则和；　　　引导学生而不牵着学生走，师生关系才会融洽；

强而弗抑则易；　　　策励学生而不推着学生走，学习起来才会感到安易；

开而弗达则思。　　　启发学生而不代替学生作出结论，学生才能独立思考。

和易以思[73]，　　　　师生融洽，学习安易，学生又能独立思考，

可谓善喻矣。　　　　就是善于诱导的结果。

※　　　　　　　※　　　　　　　※

学者有四失，　　　　学生的缺点有四种类型，

教者必知之。　　　　　教师不可以不知道。

人之学也，　　　　　在学习中，

或失则多，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贪多务得，

或失则寡，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狭隘寡闻，

或失则易，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轻率勇为，

或失则止[74]。　　　　　有些学生的缺点是畏难而止。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这四类缺点的根源是因为学生的心性不同之故。

知其心，　　　　　　必须了解学生的心性，

然后能救其失也。　　才能矫正学生的缺点。

教也者长善而救　　　　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扬学生的优点，

其失者也[75]。　　　　　克服学生的缺点。

※　　　　　　　※　　　　　　　※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优秀的歌手能使听众〔自然而然地〕跟着他唱；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同样，〕优秀的教师能使学生〔自觉自愿地〕跟着他学。

其言也，　　　　　　他的讲解，

约而达，　　　　　　扼要而又透彻，

微而臧，　　　　　　精微而又妥善，

罕譬而喻[76]，　　　　举例不多，却能说明问题，

可谓继志矣。　　　　这就能使学生〔自觉自愿地〕跟着他学了。

※　　　　　　　※　　　　　　　※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　　　教师知道学生的程度有深浅，

而知其美恶[77]，　　　　资质有好坏之分，

然后能博喻[78]。　　　　然后才能多方诱导。

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只有善于多方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

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当教师才能当官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能当官长才髓当君王，

教师也者所以学[79]　　　所以教师是一种可以从他学习统治权术的人。为君也。

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可见选择师资是不可不慎重从事的。

记曰：　　　　　　　　古书上说：

“三王四代唯其师”[80]　　“从前三王四代的时候最重视师资的选择”，

其此之谓乎！　　　　　　就是这个道理！

※　　　　　　　※　　　　　　　※

凡学之道，　　　　　　在教育工作中，

严师为难[81]。　　　　　最难得的是尊敬教师。

师严然后道尊，　　　〔因为〕尊师才能重道，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重道才能使人重视学习。

是故君之所不臣于　　　君王在两种情形之下者二：是不以对待臣子的

其臣所以，　　　　　　态度对待臣子的：

当其为尸[82]，　　　　　〔就是〕当臣子在祭祀中扮演受祭者的时候，

则弗臣也；　　　　　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对待他；

当其为师，　　　　　　当臣子担任教师的时候，

则弗臣也。　　　　　也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对待他。

大学之礼，　　　　　按照大学的礼节，

虽诏于天子无北面[83]，　教师给君王讲书是不行君臣之礼的，

所以尊师也。　　　　就是尊师之意。

※　　　　　　　※　　　　　　　※

善学[84]者师逸而功倍，　善于学习的人，教师花的精力不多而收效很大，

又从而庸[85]之。　　　　对于教师又能表示感戴之忱。

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不善学习的人，教师花的精力很多而收效很少，

又从而怨之。　　　　　反而会埋怨教师。

善问者如攻坚木；　　善于发问的人，〔发问如同〕砍伐坚硬的木材；

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86]　先从容易砍的地方砍起，随后才砍木材的关节；

及其久也，　　　　　久而久之，

相说以解[87]。　　　　　〔关节〕随手就可以砍开了。

不善问者反此。　　　不善发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善待问者如撞钟：　　善于答问的人，〔对待发问〕如同对待撞钟一样：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　撞得轻就响得小，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撞得重就响得大；

待其从容[88]，　　　　　从容地撞，

然后尽其声，　　　　　从容地响。

不善答问者反此。　　不善答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此皆进学之道也。　　这都是有关进行教学工作的一些方法。

※　　　　　　　※　　　　　　　※

记问之学[89]，　　　　　单凭一点死记硬背得来的学问，

不足以为人师，　　　　是没有资格当教师的，

必也听语[90]乎。　　　必须善于根据学生的问题来讲解才行。

力不能问，　　　　　〔只有〕当学生没有能力提出问题的时候，

然后语之。　　　　　　才可以直接讲给他听。

语之而不知，　　　　如果讲了不懂，

虽舍之可也。　　　　就不必讲下去了。

※　　　　　　　※　　　　　　　※

良冶之子，　　　　　优秀的冶匠的儿子，

必学为裘；　　　　　一定先学会用皮子镶嵌成衣；

良弓之子，　　　　　　优秀的弓匠的儿子，

必学为箕[91]；　　　　一定先学会用柳枝编织成箕；

始驾马者反之，　　　小马初学驾车〔与我们习见的情形〕相反，

车在马前[92]。　　　它是跟在车子后面的，

君子察于此三者，人们懂得这三层道理，

可以有志于学矣，就懂得怎样做学问了。

※　　　　　　　※　　　　　　　※

古之学者，　　　古时候做学问的人，

比物丑类[93]。　　　善于从事物的类比中体会出事物的关系。

鼓无当于五声[94]，　鼓并不等于五声，

五声弗得不和；　但若没有鼓，五声就不和谐；

水无当于五色[95]，　水并不等于五色，

五色弗得不章；　但若没有水，五色就不鲜明；

学无当于五官[96]，　学习并不等于五官，

五官弗得不治；　但若不学习，五官就不能发挥作用；

师无当于五服[97]，　教师不在五服之列，

五服弗得不亲。　　但若没有教师，五服之间的关系就不亲密。

※　　　　　　　※　　　　　　　※

君子曰：　　　　　所以说：

大德不官；　　　德行最高的人不限于担任某一官职；

大道不器；　　　普遍的真理不限于解释某一具体事物；

大信不约[98]；　　　最守信用的人不立约就能守信！

大时不齐[99]。　　　最守时刻的人无须划一就能守时。

察于此四者，　　懂得了这四层道理，

可以有志于本矣。　就懂得〔做学问〕要从根本着手了。(https://www.daowen.com)

三王之祭川也，　　〔古时候〕三王祭祀江河的时候，

皆先河而后海，　都是先祭河，后祭海，

或源也，　　　　　就因河是本源，

或委也[100]。　　　　海是归宿。

此之谓务本。　　这就是重视根本的意思。

述义

《学记》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译注完以后，尤有此感。但是就我自己说来，译注绝不等于研究，只是研究的起点罢了。不过花过一番功夫以后，不能不有一些“体会”，乃想趁此机会，记录下来。凭借古书发议论，本是一件不易讨好的事。一则古书的句读、字义、文意等等，我们解得未必正确。训诂家之所以聚讼纷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还是就字面讲。至于字面背后的“深意”，我们不是写书的古人，即使根据文意，参考旁证，考虑背景，也未必真能道出古人的本意。寻章摘句，大发议论，究其实，恐怕还是论者的意思多，古人的意思少。倒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是自己的“体会”吧。

我感到《学记》谈了以下一些内容：

（1）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

《学记》是从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的。

《学记》论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大学”教育。在必要性方面是纯从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谈的。它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们，教育是为了“化民成俗”，为了使人“知道”，也就是说，为了掌握统治人民的治术。“俗”是统治阶级所要的“俗”，“道”是统治阶级所定的“道”，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把人民教化成这样的“俗”，教化于这样的“道”，以收“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之效。为的是有利于“王者”的“建国君民”的事业。求学的目的是“学为君也”。在这里，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是说得很清楚的。

在可能性方面，《学记》是从性善论的角度来谈的。所以它用“玉不琢，不成器”来作比方。玉的本质是好的，雕琢的作用在于揭示它的美好的本质，根据人们的要求，作成玉器。同样，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它的善的本质，使它合乎统治阶级的要求。《学记》全文在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方面，一贯主张启发诱导，就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培育发展，就可合乎要求之故。雕琢与教育都是一个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过程。

《学记》首先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论证了教育的作用与目的，还怕人们看了全文以后，只去注意枝节问题，所以最后还再三盯嘱，要人“务本”。也就是说：教育原是可以帮助“王者”来“建国君民”的，学习是为了“学为君也”，你们千万别忘了教育与求学的本意啊。

（2）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在这两方面，《学记》有其有益的东西，也有其不足为训的地方。可以分成几点来说。

学制。《学记》只是重述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流传中的一般旧说，没有什么新的材料。《学记》全文都是讲的“大学之道”，可见作者所关心的只是最上层的贵族教育。这一方面无甚可取。但是从这里也可看出古人对于学校设置，是主张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校的。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年级雏形。大学学生入学有一定的期限，即是“比年入学”；对于学生的要求，每年都有重点，即是从“离经辨志”直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学习时限大体有个规定，就是“九年”；学习期内大体分成两个阶段，就是前七年为“小成”，后两年为“大成”。这些当然并不就是今日的学年制度，但是似乎可以说是有了一点年级制度的雏形。如果能够这样看，那是很可贵的。当然，《学记》所说的这种情形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事实理想各半。因此，所谓雏形，也许是事实上的，也许是理想中的。

视学制度。大学每两年要由政府派人考查学生成绩一次。制度是比较正规的。这表现在：视学有定期，就是隔年一次，“中年考校”；是在秋天，“未卜禘不视学”；视察有重点，就是从第一年的“离经辨志”直到第九年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重视视学制度这一点，精神和用意是好的，订出正规的办法也是好的。

开学仪式。大学的开学仪式是很隆重的。前人注解，有把“皮弁祭菜”，“宵雅肄三”，“入学鼓箧”、“夏楚二物”通通看做开学仪式的，那当然可以显出仪式隆重之一般。我个人认为“入学鼓箧”及“夏楚二物”是开学的事，也是平时的事：“宵雅肄三”，照一般注解讲，也是一样，如作“晚上再三肄习学业”讲，则是平时的事。不管怎样，仪式总是够隆重的。目的当然是想通过仪式，引起学生对于学习的重视。事实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开学仪式是有好处的。

目的教育。“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时就提醒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是不好的：目的教育也不专靠开学那一天。但重视目的教育却是对的，在隆重地开学那一天及时进行目的教育是可以产生深刻的印象的。这也可见古人对于教育目的的重视与用心的周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古人进行专业思想教育的一种方式。

上课规则。我以为“入学鼓箧”不只是开学的事，也是平日的事。就是说，平日学生按着鼓声开始学习，正如今天学生按其铃声上课一样。并且要等听到鼓声才许打开书箧，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学记》作者懂得上课规则不是一种无用的形式，而是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使学生“孙其业也”的。

体罚。所谓“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这是依靠体罚来维持秩序的最生动的说明。无须说明，这是不足为训的。

总之，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些地方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不足为奇。所可贵的是，有些地方，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却仍然是有意义的。不过这些还不是《学记》的精华，它的精华在以下各个方面。

（3）教育与教学的基本原则。

这一部分是《学记》的精华所在，是值得我们细心体会的。归纳起来，一共有八个原则。现在逐一整理述说于下：

教学相长的原则。这个原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习是一种实践，学习使人虚心，虚心使人进步；二是教的过程就是学的过程。

学习是一件好事情，同时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有通过学习的实践才能体会学习的好处与困难。没有做过学问的人，往往以为学问之道，不过尔尔，没有什么了不得，对于做学问也就不感到什么兴趣。一旦作过一番努力，这才眼界渐开，兴趣渐浓，知道学问的领域原来如此宽广，问题如此众多。于是愈研究，兴致就愈浓厚，眼界就愈开扩，同时也就愈加感到自己的渺小、无知与不足。愈是有学同的人就愈谦虚，对自己的要求就愈严格，因而他在学问上的进步就愈快，成绩就愈大。所以说，学习就是一种实践，因为“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习使人虚心，“学然后知不足”；虚心使人进步，“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要使学生获得学习的好处，就只有通过实际的学习活动，使他们“知不足”，“自反”。

同时，教的过程就是学的过程。这是因为人们在求学的时候，虽则由于一天天知道学问的深广，一天天知道自己的不够，一天比一天更努力、更深入，但是，所学的多半是一些书本知识，是前人的间接经验，没有经过工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的检验与印证，印象总是比较抽象、比较模糊的。一旦教起书来，这才感到原来以为不成问题的成了问题，原来以为懂了的却似懂非懂了，原来以为浅显、容易明白的，却没有办法给学生讲明白了。总之，原先自以为满腹经纶、满有把握的，一旦教起书来，却遇到不少困难，产生不少疑惑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是十分不够的，需要不断进修，不断学习，需要边教边学才行。由于“教”才“知困”，由于“知困”才能“自强”，可见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

一句话，这个原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做学问要从学习中反复提高，一是教也要学习，教也是一种学习。至理名言，永远适用。

藏息相辅的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劳与逸二者相结合的原则。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以内传授正课，就是“时教必有正业”；课外是在正课以外的休息时间进行课外作业和游戏活动，就是“退息必有居学”。正课学的是“弦”（即乐）、“诗”、“礼”，总之是“学”；课外做的是“操缦”、“博依”、“杂服”，总之是“艺”。课内课外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学记》的理由是课外可以帮助课内，课外是课内的准备，又是课内的延伸。比如：如果不在课外杂弄乐器，练习手指，仅靠课内来学琴瑟，就很难学好；如果不在课外唱唱歌曲，练练嗓子，课内的“诗”就不容易学好；如果不在课外经常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等等礼节，课内的“礼”也是空话。可见课外应当好好利用。

课外不仅有作业，而且有游戏活动。杂弄乐器，练习唱歌当然都是一种游戏。所以“息焉游焉”的“游”字有两重涵义：一层涵义是游于课外作业的意思，另一层涵义是游戏之意。

《学记》的作者由此得出了结论：学习的时候要尽心学习，休息的时候要尽心游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其原因就在于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相反的、对立的。唯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学生才会喜爱学习，搞好学习，“安其学”，同时也才会感到师友切磋之乐，“亲其师”，“乐其友”。这样，学来的知识才是牢固可靠的，“信其道”，“虽离师辅而不反”。

在旧中国，一般读书人是不懂得课外安排的重要的，他们以为只有成天伏案，才算读书求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却是相当普遍的。《学记》能在两千年前提出这一点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预防性（豫）原则。教育工作不外在积极方面培养好品质，在消极方面消除坏品质。为了培养好品质也需要消除或防止坏品质，因为要立就得破。但是消除坏品质要比防止坏品质困难得多。所以，为了培养好品质，为了消除坏品质，我们都应采取预防为主的办法。坏品质跟害人的疾病是一样的，害了病再治疗就困难，没害病先预防就容易。品德方面是这样，学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撒谎是一种坏品质，如果当孩子没有养成撒谎的习惯以前，就从道德上与榜样上预防这种品质，孩子是不容易沾染它的。倘若平日不注意教育，一旦孩子染上这种习惯以后再去消除，就很费力了。又如弹琴，从头就应跟好琴手学。教一个从来没有弹过琴的人，比之教一个乱弹过一通琴的人要容易得多。因为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弹过琴的人，怎么教都可以；而对于一个乱弹过一通、养成了坏手法的人，教起来还得先花一分力气消除他的坏手法，才能重新教起。所以，《学记》要求“禁于未发”，因为“发然后禁，则扦格而不胜矣”。

及时性（时）原则。《学记》很明智地告诉我们，进行教育要及时。所谓及时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学生的年龄方面说，一是从学生的心情方面说。及时就是抓住时机，既反对过对，也反对不到时候。

从学生的年龄方面说，既不可以过早地进行教育，更不可以过晚才进行教育。过早地进行教育，让儿童超越了身心发展的条件学习，势必接受不了，而且势必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如果过晚才进行教育，那时儿童年岁已大，分心的事已多，跟着年幼儿童学习内容粗浅的教材，势必格格不入。《学记》引“兑命”的“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句中的“时”字，也是说明这层道理的。从这方面看，《学记》作者是很重视教育学生的时机的。

从学生的心情说，教育最好在儿童自觉要求的基础上来进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是《学记》全文的中心思想。如果学生对于求知并无自觉的要求，他们心里并没有某些问题想求得解决，那末，教师想以灌输的方式把知识注入到儿童心里，必然是劳而无功的。同时，如果学生有了自觉的要求，教师不抓住机会及时指导，等到学生的自觉要求烟消云散之后再去进行教育，也是一样地费力不讨好。惟有不先不后，不迟不早，看准儿童心情，及时进行教育，才是好办法。在这方面，《学记》重视启发，重视自觉，反对“使人不由其诚”，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绝对化就会成为兴趣主义。所以，《学记》要求“当其可”，因为“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顺应性（孙）原则。《学记》要求教育时“不陵节而施”。这句话郑康成解为“不陵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陵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这个原则包括三个内容，就是：考虑年岁长幼；考虑接受能力；要求循序渐进，实行因材施教。

首先要考虑年岁长幼，就是不教长者以小，不教幼者以大。换句话说，对于年长的学生，教材不可以太容易，说理不可以太简单，否则他们不会感到兴趣与满足，对于年幼的学生，教材不可以太困难，说理不可以太艰深，否则他们接受不了，因而对于学习便会丧失信心。

其次要考虑接受能力，就是不教才者以小，不教钝者以大。这是因为学生的才智不一样，有些人聪敏些，有些人迟钝些。对于聪敏的学生就应该多教些，教高深些；对于迟钝的学生就应该少教些，教浅近些。这样，他们才能各得其所。如果反过来，对聪敏的学生教得少、教得浅，对迟钝的学生教得多、教得深，前者便会不满足，后者便会不消化。我们要懂得“学者有四失”，要考虑“至学之难易”。以上两点就是《学记》所说的“节”。

怎样才能不“陵”节呢？那就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就是因为要循序渐进，因为“学不躇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陵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就因为那种办法违背了循序渐进的道理，“陵”了“节”。为了按照学生的年龄与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根据孔颖达的看法，那就要充分运用个别教学来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可能避免一般化。一般化的结果势必使“长者才者”感到“小”而“幼者钝者”感到“大”。这就是孔颖达所说的“分而教之”。至于因材施教的贯彻，在今天说来，是不可能也不必要专靠个别教学的。

观摩性（摩）原则。《学记》是很重视同学、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讲到藏息相辅那一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为什么同学、朋友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影响如此大，关系如此密切呢？那是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之故。人人都有优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自己在进德修业上就可以得到好处。一个人“独学而无友”，冥思独行，有问题无处可以商量，有缺点没有人帮助指出，久而久之，必致不知天地之大，学问之广及他人的长处，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蛙。

但是，不是任何同学与朋友都可以使人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不徒无益，而且有害了。害在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增进学习效果，应该结交好朋友，发挥朋友之间的好影响，不交坏朋友和避免坏朋友的影响。

启发性（喻）原则。这是《学记》最中心和最紧要的一个原则。《学记》恭维“君子之教”的特点是“喻也”，即善于启发或诱导。它认为“时观而弗语”是教学的基本纲领之一。

什么是启发性原则的具体内容呢？它的具体内容有三：

一是“道而弗牵”。学生求学是向未知的领域行进，所学的是他所不知的东西，是他所没有到过的境界。因此，他需要引路人给他引路，这就是教师。没有教师或者教师不负责，学生就失去了引路人，他就无法或很难向未知的学问领域行进。所以，对于学生说来，教师的引导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引路不等于代替走路，也不等于强迫别人走路。当我们走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如果这时得到一个引路人给我们从容指点，我们的困惑就可以消除，我们就可以跟随那引路人前进。但是如果那位引路人不识相，不许我们饱览景色，自觉前进，却摆起引路人的架子来，不顾我们的意志，不许我们休息，追着我们赶路，甚至拖着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跑，难道我们会愿意吗？即使被迫着跑，跑过那个地段以后，我们对那个地方的景色一定也是一无所见的。一个好引路人是不可以这样拖着别人勉强跟他走的。教师教导学生，也是一样。要引导学生，但是不要牵着学生的鼻子走。这就叫做“道而弗牵”。

二是“强而弗抑”。强不是强迫的意思，是策勉鼓励的意思；抑者，推也。学习如同登山，中途不能没有困难。独行踽踽，面临困难，是容易使人丧失信心，欲行又止的。这时如果有个识途的人跟在后面，随时给他打气加油，说：前面不远就是山顶了，或者，前面不远就是平地了，再努一把力就到了。这就是很大的鼓舞，可以使人增加勇气，克服困难，达到目的地。尤其这种鼓励的话出自一个识途的人，力量更大。在学习的道路上，教师就是识途的人，由于他的勉励，学生在困难跟前就可以增加勇气，找出办法。但是要注意，对于一个精疲力竭的爬山人，打气固然是好的，却不可急躁地在打气之外猛力推他一把。如果这样，那人一定会停步骂你的，再不然就会由于你这一推而摔倒在地，再也不想往上爬了。教师教学生也是一样，要勉励学生，但是不要强迫学生。这就叫做“强而弗抑”。

三是“开而弗达”。就是指点引导，但是不要代替达到目的地。这是因为，学习主要靠自己用心钻研，教师只应加以引导、策勉与指点。讲课的时候应当引导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得出结论，千万不能嚼碎了喂给学生吃，使他自己毫不费力，毫无可以独立思考之处。靠喂得来的知识不是真正可靠的知识：这样教导出来的学生，决无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的能力。回答学生的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学生如果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去问教师，教师当然应该予以指点，但是教师的指点应当适可而止，只应做到“开”的限度，不应做到“达”的程度。比如，在一个学生遇到一道数学难题时，给他在关键处指点一下，开导他的思路，这就够了，而演算仍旧应当让学生自己去进行。这才是高超的教育技巧，对学生有好处。如果教师替学生把整道题从头到尾全给算出来，表面好像很负责，其实是害了学生，因为这是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

贯彻启发性原则的好处是很大的。如果教师能够“道而弗牵”，学生便会欢迎这样的引路人，因而师生关系必然很好。如果教师能够“强而弗抑”，学生便有勇气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从而学习便会成为一件安易的事情，而不再是一件艰苦的、高不可攀的事情了。如果教师能够“开而弗达”，学生就会习惯于独立思考，这样就能获得真才实学了。你想，启发性原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都知道，旧中国的封建式的教育是以灌输为能事的。《学记》却能相反地主张启发，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今天，我们都懂得学生自觉学习的重要了，《学记》倡导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可以说就是《学记》作者启发学生自觉学习的办法。

长善救失的原则。《学记》作者观察到一般学生在学习中有四种类型的缺点，就是“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为什么会出现这四种缺点呢？《学记》作者的答复是，“心之莫同也”，也就是说学生的心性不同之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实事求是地去了解学生的心性，就是要做“知其心”的了解工作。只有面对不同实际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了解学生才能教育学生。这是《学记》要求我们认识，并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第一方面。

其次，《学记》告诉我们，事情有其坏的方面，同时也有其好的方面。例如：贪多务得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渊博；狭隘寡闻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专一；轻率勇为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勇于进取；畏难而退是坏事情，但也有其好的一面，这就是适可而止。教师一定要全面看问题，要懂得事情总有两方面。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材料，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因而《学记》肯定地告诉我们“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作用本来就在于培养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心性人人不同，应该多方诱导，应该“博喻”来“长善”“救其失”。这是这一原则要求我们认识，并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第二方面。

（4）教学方法。

《学记》对于教学方法的见解也是很精辟的。总的精神是诱导、启发、潜移默化，反对外铄、注入、急于求成。为了说明方便，仍用现今通用的名词：问答法、讲解法和练习法三者，分别说明于后：

问答法。这个方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如何提问，一方面是如何答问。

提问的要诀是由易到难。由易到难的好处是易者容易解决，通过易者的解决，久而久之，难者也就好解决了。比如砍硬木头，应当先砍松软的地方，后砍木头的关节。必须这样，关节才能砍通。如果反过来，先从难处问起，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讲授新课时是理当如此运用的。但是，这也不可以绝对化，在某些场合，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

答问要注意两点：一是大小得当，就是说，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可以自炫博学，小题大做一番：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不可以偷懒藏拙，敷衍了事。浅显的问题就应浅明地答复，深刻的问题就应深入地分析。学生答复教师的提问也是一样。这就叫做大小得当。比如打钟，小打就小响，大打就大响，万没有打得轻而响得大，打得重而响得小的道理。二是要求从容问答。听问要从容，答问也要从容。惟有从容作答，才能把道理说透。正如钟响一样，只有从容地响，才能“尽其声”。答问原要解决疑难，如果说理不透，如何能解决疑难呢？为了说透道理，从容答问是必要的。

这就是问答法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是正确的。

讲解法。教师教学，除了问答以外，永远离不开讲解。讲解，看来容易，作得好可不简单。讲得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与教材组织。因此，《学记》在这两方面向教师提出了三项要求。

首先要求“约而达”，就是教师讲话应当扼要，但又能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教师讲课的技巧大体可以分成三等：最好的是讲话扼要，论点都能够说清楚，这是符合“约而达”的要求的；次一等的是讲话虽则啰嗦一些，但是意思总算说清楚了，最坏的是说的既啰嗦，意思又没有说明白。可是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要把意思说清楚就得多说话。其实这是不对的，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成反比。《学记》“约而达”的要求值得我们深思力行。

其次要求“微而臧”，就是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讲解要有重点，而所讲的重点又要真是教材的精华所在。平均使用力量是不对的，轻重倒置当然更是不对的。

最后，要求“罕譬而喻”。就是说，为了学生易于理解，应当采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因为用概念解释概念是解释不透彻的，用例子解释概念就使人容易理解。所以，例子，“譬”，是必要的。但是“譬”是手段，是为了使人“喻”，它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讲书举例，不是为了举例而举例，乃是为了说明一种道理或者一个概念而举例。所以，例不在多而在精。如果举例恰当，例少也能说明问题；如果不恰当，多了也无用处。并且，用例应以能够说明问题为度。不恰当的例子固然愈多愈不好，例子恰当，也只要说明问题就够了，多了反而不妥当。因为例子太多就会淹没论点，就会反客为主，结果学生只记得例子，记不得论点了。可见例子固然必要，但是质量上要能说明问题，数量上不可过多，以免淹没论点。这就叫做“罕譬而喻”。有些教师只会抽象说教，有些教师用例不当，有些用例过滥，都可以从“罕譬而喻”获得很好的启发。

以上谈话和讲解两种方法的基本精神都是注意启发，注重自动。

练习法。《学记》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三个例子，作出结论说，“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这是说明耳濡目染，逐步练习的必要性。关于练习，《学记》没有正面提出要求或说明，只是打了三个比方，比较难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从这三个比方中，也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在练习法中范例是很重要的，作用是很大的，良冶、良弓、大马就是起的范例作用；二是练习只能逐步进行，养成习惯，所以良冶之子先学为裘，良弓之子先学为箕，小马先学跟车。

（5）教师问题。

教育工作离不开教师。教师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的效果。《学记》是很重视教师问题的。它从教师的作用，优秀教师的基本条件，尊师的必要等三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

《学记》首先论述了教师的作用。“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原来教师是教育人们，使之能管理国家大事的。为什么教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那是因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管理人民需要教育人民，能够教育人民才能管理人民。教师这一工作，表面看来似乎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则关系很大。例如家族之间，“五服弗得不亲”，由此可见一斑。因为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地位十分重要，以致“三王四代唯其师”，足见“择师不可不慎”。

既然教师的作用这么巨大，地位如此重要，所以，教师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当教师的资格是很严的。比如要懂教学原则，要懂教学方法等等，其中有两项很重要：“听语”与“博喻”。这是当教师的人不可不具备的。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首先自己得有丰富的、透彻理解了的、融会贯通了的知识。如果一个人知识并不丰富、自己没有透彻理解、不能融会贯通，只是上课之前把要讲的教材背个滚瓜烂熟、现炒现卖，那是不够资格当教师的。这样的教师学问差，除了把事先备课时准备好了的那一点点知识倾吐给学生以外，再也没有本领了。他们经不住学生的质询，因为质询的内容可能超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那一点点货色。他们更不能够根据质询，进行启发，“听语”，那是需要渊博深刻的知识与纯熟的教学技巧的。做一个称职的教师恰恰需要这种“听语”的本领，而不是一点点“记问之学”。这是《学记》对于教师在学力方面的根本要求。

教师在教学技巧方面，必须具有多方诱导，“博喻”的本领。所谓“博喻”，是要懂得学生的心理，善于因材施教，多方诱导。“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这是《学记》对于教师在教学艺术方面的根本要求。

教师的作用既然如此巨大，担任教师工作的条件又是如此严格，那末，尊重教师就是当然的了。尊重教师等于尊重学问，因为教师是学问的传授者。尤其在上的人更应尊师，因为在上的人尊重教师就可以引导人民尊重学问，爱好学习。所以，连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君，对于教师也不以臣礼相待，就是以身作则之意。《学记》如此提倡尊师，自然是为统治阶级献计，想通过教师，利用教育来巩固统治。从实质上说，古代封建的师道尊严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尊师是不同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说，尊师就是尊重教育，就是尊重知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6）当时教育的五大弊端。

《学记》主要是从正面来谈教育的。为了加强正面理由说服力，它很生动地指出了当时教育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这五大弊端不仅是《学记》作者那一时代的现象，也是旧的传统教育的共同现象。是哪五大弊端呢？

“呻其占毕”。这是中国旧教育的典型的教学方法。教师只把课文朗诵给学生听，不求学生理解课文的意义；学生的责任也只在于没头没脑地跟着朗诵，一点也不懂朗诵的是什么，就似道人念咒般地。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没有丝毫益处。这是以机械背诵代替思维与理解，以朗读为学习的唯一形式。这是封建的教育方法，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它的残余影响。

“多其讯言”。教师讲书是注入式的、填鸭式的，只顾自己的主观意愿，不考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一味叮咛灌输，唠叨不已。这种方法在精神上是与《学记》所主张的“时观而弗语”、“博喻”、“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善问”、“善待问”、“约而达”、“微而臧”以及“罕譬而喻”等等要求背道而驰的。教师教学，必须善于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学生当作容器去注入是错误的。两千年前，《学记》就斥责了注入式教学，真是难能可贵。

“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这就是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只顾赶进度。它也是教学工作中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是注入式教学方法的另一形式。在不能理解，没有消化的情形下，赶完进度并不等于完成了任务，甚至比没有完成任务还坏，因为这种作法必然会加重学生的“消化不良”。

“使人不由其诚”。这就是进行教育不从学生的要求出发，它也是“多其讯言”与“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两太弊端的思想根源与总的概括。

“教人不尽其材”。这就是不因材施教，不发展智力，埋没人才。我们每一提到因材施教，就容易想到个别教学，好象班级授课就不能够因材施教，而个别教学才能因材施教似的。其实不然，在班级授课制度下贯彻因材施教，工作是比较艰巨的，但是并非不可能；在个别教学制度下，如果教师不懂得根据对象的具体条件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不能好好了解学生，不能“博喻”，因材施教也是得不到贯彻的。《学记》这一批评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由于当时的教育工作中有这五大弊端，所以教育的效果是与人们的愿望不相称的。

具体说来，就是以下几点：

厌恶学习。学习本来是一件愈钻研就愈能引人入胜的事。但是，要能引人入胜，应有一定的条件。例如从学习中懂得以前所不懂得的事，就是从不知到知，从不理解到理解；又如，学习在内容与进度上有一定的难度，但又是力能胜任的，通过困难的克服，能够引起自信力的增长等等。倘若学起来老是由不理解到更不理解，由困难到更困难，学习当然就会变成一件可怕的事情，不能不令人望而生厌了。旧式教育恰恰就是这种情形。

怨恨教师。师生关系本来应跟引路人与接班人一样，该是融洽无间的。师生之间，惟有融洽无间，才能相继前进，共同探索学问的宝藏。所以《学记》强调“亲其师”，“严师为难”。师是有可能被尊敬，也有可能被怨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有汐有真正的帮助。不给学生解决疑难，不从学生实际出发，使得本来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学习活动变成令人头痛的事情，探布究源，学生哪能不怨恨教师呢？

苦于学习的困难，“苦其难”。并没理解教材，却要熟读死记；讲解不能解决问题，却要恭坐静听；前面的没有掌握，后面的又压上来；不想学，却又不能不学；有才能，却又不得发展。试问，难道这还不使人苦恼不堪吗？

不知学习的用途，“不知其益”。本来，只有有目的的学习才是有效的学习，只有理解了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既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学来的知识又是死的知识，无法应用，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在上述的教育情况之下，结果是必然如此的。

最后总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即使毕了业，很快会忘得一干二净，学了等于没学，“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育弄到这种境地，岂非大大失败。究其原因，就是教育作风中的五大弊端之故。由此可见教育不得法的后果确是很严重的。

总的说来，《学记》作者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教育问题的。他批判了当时教育的缺点，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批判是透辟的，他的主张很多是中肯的，值得我们在“弃其糟粕”之后去“取其精华”。《学记》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主要就在这里。

1956.12.19初稿。

1981.7.校毕于北京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怎样讲解　怎样问答——介绍二千年前《学记》作者的意见

教师教学，永远离不并讲解。讲解看来容易，作得好可不简单。讲得好坏，问题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与教材组织。因此，《学记》在这两方面向教师提出了三项要求。

首先，要求“约而达”，就是教师讲话应当简单，但又将主要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教师讲课的技巧大体可以分成三等：最好的是，讲话简单，但是论点都说清了，就是符合“约而达”的要求，次一等是，讲话虽则啰嗦一些，但是意思总算说清楚了；最坏的是，说的既啰嗦，意思又没有说明白。可是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要把意思说清楚就得多说话。其实这是不对的，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成反比。《学记》“约而达”的要求值得我们深思力行。

其次，要求微而藏”。就是，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讲解要有重点，而所讲的重点又要真是教材的精华所在。平均使用力量是不对的，轻重倒置也是不对的。

最后，要求“罕譬而喻”。就是说，为了学生易于理解，应当采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因为用概念解释概念是解释不透彻的，用例子解释概念就使人容易理解。所以，例子，“譬”，是必要的。但是“譬”是手段，是为了使人“喻”，它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讲书举例，不是为举例而举例，乃是为了说明一种道理或者一个概念而举例。所以，例不在多而在精。如果举例恰当，例少也能说明问题，如果不恰当，多了也无用处。并且，用例应以能够说明问题为度。不恰当的例子固然愈多愈不好，即使例子恰当，也只要说明问题就够了，多了反而不妥当。因为例子太多就会淹没论点，就会反客为主，结果，学生只记得例子，记不得论点了。可见例子固然必要，但是质量上要能说明问题，数量上不可过多，以免淹没论点。这就叫做“罕譬而喻”。有些教师只会抽象说教，有些教师用例不当，有些用例过滥，帮可以从“罕譬而喻”获得很好的启发。

问答法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如何提问，一方面是如何答问。

提问的要诀是由易到难。由易到难的好处是，易者容易解决，通过易者的解决，久而久之，难者也就好解决了。比喻斫硬木头，先斫松软的地方，后斫木头关节。必须这样，关节才能斫通。如果反过来，先从难处问起，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这里包含了循序渐进的道理，是正确的，用在讲授新课上是理当如此的。步步提问，步步深入，最后，困难的结论自然就出来了。但是不可以绝对化，在其他情况下，有时是可以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

答问要注意两点。一是大小得当。就是说，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可以自炫博学，小题大做一番；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不可以偷懒藏拙，敷衍了事。对于浅显的问题就浅明地答复，对于深刻的问题就深入地分析。学生答复教师也是一样。这就叫做大小得当。比如打钟，小打就小响，大打就大响。万没有打得轻而响得大，打得重而响的小的道理。其次要求从容问答。所问要从容，答问也要从容。惟有从容作答，才能把道理说透，正如响钟一样，只有从容地响，才能“尽其声”。答问原要解决疑难，如果说理不透，如何能解决疑难呢？为了说透道理，从容答问是必要的。

这就是问答法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永远是正当的。

附《学记》

［原文］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其言也，

约而达，

微而臧，

罕譬而喻，

可谓继志矣。

善问者如攻坚木：

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

及其久也，

相脱以解。

不善问者反此。

善待问者如撞钟：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待其从容，

然后尽其声。

不善答问者反此。

此皆进学之道也。

［译文］

优秀的歌手能使听众不知不觉地跟着他唱，同样，

优秀的教师能使学生欲罢不能地跟他学。

他的讲解，

简单而又透彻，

精微而又妥洽，

举例不多，却能说明问题，

这就能使学生欲罢不能地跟着他学了。

善于发问的人，发问就如砍伐坚硬的木材一样：

先从容易砍的地方砍起，随后才砍木材的关节；

久而久之，

自然随手就解开了。

不善发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善于答问的人，对待发问就如对待撞钟一样：

撞的轻就响的小，

撞的重就响的大；

从容地撞，

从容地响。

不善答问的人恰恰与此相反。

这都是有关进行教学的一些道理。

《北京师院院刊》1957年4月1日

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意思

《论语》卫灵公篇上载，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做“有教无类”。对于这句话的解释，说法不一，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句话表达了孔子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想，它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郭老在他的《十批判书》95页说：“他也不分贫富贵贱，不择对象，他是‘有教无类’”。冯友兰教授在他的新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118页上说：“他招收学生‘有教无类’，就是说不限于贵族出身的子弟”；任继愈教授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84页上说：“孔子‘有教无类’，他的弟子中有贵族，也有比较贫苦的城市居民（如严渊等），当然不会有奴隶，但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收纳了奴隶主贵族以外的类，扩大了受教育的面。”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扩大教育面的提法好。但是他们的提法突出地提到了阶级性的类，容易被人错误地引申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超阶级的，或者说孔子是一个全民教育家。另一种看法是赵纪彬教授在他的三版《论语新探》中‘有教无类’节提出的。他从考证字义入手，旁征博引，作出判断，大意是说：这句话是说奴隶主贵族不分族类地对域内的奴隶施行教化、教令以及军事技能的强制性教练。”“与孔丘的教育宗旨风马牛不相及”。其言甚异。但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还有可以商讨之处。

从字义考证入手，当然是一种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孔子的全部教育思想和活动。

孔子既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又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政治思想家，他那个时候周室衰微，诸侯并起，政权下逮，征伐不已，分崩离析，他反对那种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篇），分裂和安定太平是不能并存的。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但他不可能懂得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他只是迫切希望实现统一与安定，而把希望寄托在恢复旧的政治社会秩序上，甚至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权力比较集中局面也歌颂“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这种求治心情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他热衷于获得一官半职，甚至迫不及待地说要“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篇）；他教育他的学生也是为了训练他们去得到做官的机会，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满想通过这种办法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所以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是为他的政治“抱负”服务的。也就是说，他搞教育实际上是为他的政治“抱负”做宣传准备工作的。因此他的教育面越大就是他的宣传面越大。他的学生越多，就是他的政治助手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来学的人有什么理由横加种种类别的限制呢！有什么理由不尽量扩大他的教育面呢！

就他的教育活动而言，他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进行私人讲学就是扩大了教育面，他对来学者的类别也确实是不挑不拣的。在贫富的类别上，他的学生中既有富家子弟，也有颜回那样“居陋巷”的城市贫民；在学力的类别上，他并不嫌弃没有文化的“鄙夫”；在来学的态度上，他不拒绝“难与言”的互乡的童子；在年龄的类别上，他的学生中既有只比他小四岁的老学生秦商，也有比他小五十三岁的小学生孙龙；在地区的类别上，他的学生虽则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鲁国人的人数多一些，但卫、卞、陈、南武城、齐、宋、蔡、秦、郑等国或地区的人都有，在德行的类别上，他说，公冶长这个人虽然曾被关在监狱之中，却不是他的罪过，他不仅收了他做学生，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见论语公冶长篇）；在性格这个类别上，欲望太多的申振、愚笨的高柴、迟钝的曾参、偏激的颛孙、卤莽的仲由，他都一视同仁，兼收并蓄。所以连他的学生也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可见他的教育对象实际上是并无什么类别的限制的，只要带点见面礼表示自己求学的诚意就行了。

由此可见，孔子施教确实是‘有教无类’的，是主张扩大教育面而不用种种类别来限制教育对象。‘有教无类’，义如其文。这句话和他的教育思想风马牛不相及的，既不足以说明他是超阶级的全民教育家，更不是唯成分论的阶级教育家。至于说“教”是对奴隶的“民”的教练，那也不见得，《论语》上载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提法只能理解为是孔子主张对民也实施文化教育，因为文是智育，行是德育。孔子总是把行与文相对而言的，而把行列在第一位，他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证。忠是就下对上而言，信是就上对下而言的一种德、行，孔子说的“忠焉能勿侮乎”和“君子以其主忠信”可证。这句话适足以说明孔子确实是“有教无类”的，是不分任何类别的。无论诲人或教民，都有这“文、行、忠、信”的内容，同样是教育。

《教育研究》1980年第10期

《论语》教育章句析解——孔子教育思想初探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观点是唯心的，主要表现为唯心主义；他的政治态度，好古守旧，都无可取。但他的教育思想却有可贵之处。所以，挖掘孔子教育思想这份库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加以提高发展，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近来我重温了《论语》有关孔子教育的章句，更有这种感触，觉得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教育思想中有不少重要的观点值得提出来讨论。

1.“庶富教”的教育治国和先富后教的观点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到了卫国，高兴地说，人丁多么兴旺啊！因为人丁兴旺意味着国家安定，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标志，同时，人多又说明了卫国的潜力很大。冉有听了就问：人丁兴旺了还该怎样？孔子说：还要进一步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人们富裕了以后叉该怎样？孔子说：还要教育他们。这一段问答可以说是孔子的教育治国论。人是最基本的，没有人就谈不上什么立国、治国，但人既有口要消费，又有手能生产，所以，第二步就要发挥人手的作用，使他们富裕起来，以满足他们消费的需要。物质生活满足以后，最后还要发展教育，以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只有达到这个境界以后，一个国家才算完全治理好了。同时，他的先富后教的提法，说明了他认为教育是受经济制约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教育才能发展。因为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哪还顾得上学习哩。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近代史的经验不也证明了吗？建国以前，国困民穷，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那些空喊发展教育的人岂不是徒然空喊了一阵吗？今天，我们十分重视教育，教育岂不也要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大力发展，才有发展的物质条件吗？不足之处是：孔子的时代使他不能认识经济对教育的全部制约性和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2.“有教无类”的知识扩散观点

孔子有句名言，叫做“有教无类”。孔子的意思是说，不要只收某一类学生，不收另一类学生，而要一视同仁，不加歧视；要扩大教育面，而不要限制教育面；要扩散知识，而不要垄断知识。所以，他又说过，只要“自行束修以上”去向他求教，他就没有不教的。他还说过，事先不进行教育，就要下层的民去打仗就等于让他们去送死，又说：民做得到的事情，就让他们去做，做不到的事情，就先教他们怎样去做。他这些话的本意也是要扩大教育面，扩散知识。孔子的教育活动也证实了“有教无类”的本意。他的学生里面，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他并不按贫富、贵贱、特长、态度、老小、远近种种类别而有所偏向或歧视。至于孔子首创私人讲学，把学在官府的文化知识，从官府垄断下解放出来，扩散到官府以外，那就更从根本上说明“有教无类”这句话的真意了。

3.“仕而优则学”的不断学习观点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第一句的意思是说，做官的人有了余力还要不断学习，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办好事情，把事情办得越来越好，以免尸位素餐，贻误工作。它对人们富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第二句是说，要学好了才能做官，要把知识和才能作为用人和进入仕途的标准。它有两层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使那些不学无术之徒不得幸进；另方面使那些有了真才实学的人得以脱颖而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这是对任人唯才迈出的一大步。但这话也产生了副作用，就是使人认为这是孔子所主张的教育目标；认为求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因此流毒不浅。其实，就整句话来说，主旨就是一个学字，一个知字，学业还没有成就的人们就要努力学习，求得知识，才有资格做官，凭借别的是不行的，即使有了学问，做了官，也不能就可以不再学习了，而是应当不断学习，才能应付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把事情办好。不能把学问当作敲门砖，门敲开了就把砖扔了。总之，是说学识是做官的主要条件，而不是其他，即使做了官也要不断学习。这种主张岂不很好吗！现在是我们阐明这两句话的积极意义的时候了。

4.“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和后天作用于先天的观点

中国古代教育家纷纷就人性问题发表过各种意见，他们重视从教育对象的素质入手来研究教育，这个方向是好的。可惜那时候没有研究的科学手段，他们只能泛泛谈谈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以致连人性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近代教育家对遗传、环境、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各种主张。孔子在这方面发表的简单扼要的意见是比较高明的，他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也。”在性的问题上，他比较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高明得多。盂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性也。”荀子也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并且明确地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好像性纯然是先天的本能。可是孟子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好像性又属于后天获得的道德观念了。这样一来，性到底是什么就弄得混淆不清了。同时，孔子也不像孟子那样主张性善，不像荀子那样主张性恶。主张性善的结果必然把教育看成一种任苗自长的工作，任其自生自灭，不“揠苗助长”就行了。主张性恶的结果，必然把教育看成一种“化性起伪”的改造工作。殊不知，教育既有培养的方面，也有改进的方面。正反两面，不可偏废。以至把教育的作用弄得莫衷一是，倒不如像孔子那样说得概括一些，使人自然了解到，性就是本性是先天的东西，习就是习染，是环境和教育影响人性的结果。孔子的这个观点，不能不有两种正确的含义，第一，人生来是大体相似的，那么，不论贫富贵贱，人生来就应该是大体平等的，没有贵贱、智愚、贤不肖之分，也就为他的“有教无类”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二，他也意识到人的个别差异问题，这种个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环境、习染各不相同之故，是后天作用于先天的结果，不完全是先天命定的。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安排的环境影响，当然它的力量就比一般自发的环境的力量更大了。这就肯定了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5.“君子不器”的通才教育观点

孔子的时候，社会分工还很粗糙，孔子进行教育的主要目的，又在于培养治国的人才，所以他希望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才，要什么知识都懂一点，什么工作都能抓得起来。换句话说，知识要广博，而不要求专精。这是他的时代背景所使然的。今天的社会就不同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门类越来越专，我们所需要的人才是有专门知识的人才，不是万金油，但若只顾专而不顾通，这种片面性也有问题。所以，孔子的通才教育思想还是值得我们适当考虑的，因为，知识既是分门别类的，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宝塔的顶又尖又小，但宝塔的基础是又广又厚的。没有广博的基础，就没有高尖的塔顶。由博方能返约，而且事情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事物、新知识总是不断涌现的，过分专而不博的知识是不足以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知得多才能专得深。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6.“君子欲讷于言丽敏于行”的笃行观点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德育占了很突出的地位。总的来说，他的德育内容无非是周礼的那些等级观念和烦琐礼节，没有什么价值。他教育学生进德修业的具体办法则有些个别可取之处，例如，他要学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要“过则不惮改。”等等，但他在德智方面的最重要的主张，则是他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观点。孔子认为德育不只是让学生懂得一些道德规范以及为什么有些事情应该照做，有些事情不该做的道理，而且知道了，懂得了以后要切实去实行。所以他最反对只说不做，或者说一些不一定真正做得到的漂亮话。他甚至现身说法，说出了他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教训：“始吾于其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其人也，昕其言而观其行。”他最初没有经验，以为人们都是言行一致的，不至于言行不一，他就相信了人家的话，结果上了当，才恍然大悟：口头上说得好听的人，行为上常不一定跟得上。因此他就不再根据一个人说得好不好听，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而要根据一个人的行为的好坏来判断一个人了。所以孔子对他的学生说过不少不要说假话、不要说空话、不要说了不做、不要不一定能做到就先说出来等等教导。概括起来说，宁可说话迟钝一点，行为却要扎扎实实。也就是说，学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知识以后，应该扎扎实实在自己的行为上体现出来，决不可只说不做，说得好听。我看，撇开他的道德内容不说，他这种“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德育教育观点，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甚至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7.“循循善诱”的发展智力的观点

孔子的得意学生颜回歌颂孔子“循循善诱”这句话表明，孔子教人不是把学生当作一种容器来看待，单纯进行授业，把现成的知识交给学生就算完成任务了，而是把学生正确地看成有思维能力的机体，他的责任在于启发学生，诱导学生，让他们独立思考，自己得出结论。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要抓住学生有了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时机，由教师加以启发诱导，教师的作用在于诱导，不要越俎代庖，代替学生去想，代替学生去学。他反对教师怎样讲学生就怎样信，自己不独立思考。颜回总算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了，孔子有时候也对他表示不满，说：“回也非助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又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他原来以为讲了一天的课，颜回既没有反对的意见，也不质疑问难，一切都相信他的，因此，说他像个傻瓜一样。后来仔细了解，才知道情况不是这样，才又改由说他“回也不愚”。孔子主张学习要能做到举一反三，就是希望学生自己要动脑筋，要做到闻一以知十，对于能朝这个方面去做的学生，他就大加表扬。例如有一次。子页说：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是还不及虽贫穷却乐于道，纵有钱却谦虚好礼哩。子贡说：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切磋它，琢磨它，（精益求精）。”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孔子说：子贡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你能有所发挥，推知另一件了。又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孔子说：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认为他受到了学生的启发，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有句概括性的名言说“学而不恩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认为：只学习现成的知识，自己不去用心思考，那就等于自学，只冥思幻想而不先去掌握资料，也很危险。可见他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十分重视的。但是，他又说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句话表而看去，他又不那么重视思维了，实际不然，他是说：耍先掌握资料才能有效地进行思维，资料是思维的基础，多多掌握资料，才能好好进行思维，表面说的是“不如学也”，实际是要更好地发展思维。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只掌握八十年代的现成知识，没有思维创造能力，就无法面对九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因此，我们的教育除了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外，更重要的是发展学生的智力，使他们善于思考问题，以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这层道理现在懂得和同意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孔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有了一些具体办法，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是一定能有所发展和创造的。

8.“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好才能教好的观点

孔子由于十分注意教育工作，同时由于自己从事了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他深深地体会到教师的重要性和当一名好教师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首先是要学而不厌，其次在学习方法上更有个要点，就是温故知新。他曾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什么他把温故知新作为一条可以为师的条件哩？这是因为除了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以外，还要不断温习旧的知识，通过温习来不断提高和加深对于旧的知识的理解，这样来做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的境地，才能教好学生。正像孔门后学在《学记》中所说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听语乎”，就是说：现学现教的知识是没有融会贯通的，自己的知识是不透不广的，怎样能教好学生呢？《学记》接着说：“必也听语乎，”就是说，要能随时解释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才算是个好教师。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个小小的孩子可能提出种种难问题，教师底子不厚，固然无言以对，教师教法不好，也不能深入浅出地说清楚。唯一解决的办法，就只有平日多学，不断地学，学习新的也温习旧的，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做教师的人必须学而不厌。学好才能教好。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对待教学的态度问题，就是要耐心，要立下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决心，使自己愈教愈提高，愈救愈有乐趣。这层道理是值得我们的现职教师和未来教师细细顽味身体力行的。

9.“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反主观学习态度的观点

孔子的学生们曾经记下孔子学习态度的要点说：孔子有四不：一是不主观臆测；二是不凭空武断；三是不固执己见；四是不自以为是。总之一句话，他反对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主张要实事求是、求证、求教。孔子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主张做学问要有根有据，他说过：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这是它的历史文件和贤者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

孔子一贯主张多见、多闻、多问，他对古代的礼，本来是很熟悉的，但他进了太庙还要“每事问”，这一切都说明了孔子反主观、四不的谨严的治学态度。

10.教学全过程的观点

孔子对教学过程有个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整体看法，他认为教学过程有三个环：第一个环节是学；第二个环节是思；第三个环节是行。在学这个环节上，他主张多闻、多见、多识，要“博学于文”，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思这个环节上，他要求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盲从，有创见。在行这个环节上，要根据所学，所见，扎扎实实在自己的行为上体现出来，懂了还不算，要懂了之后又做到才算。所以从教师的角度说，他的责任不只是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组织好教材，选择好教学方法，使学生获得知识，还要充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思维，自己进行分析，自己得出结论，把知识化为自己的血肉，真正成为自己所有，并且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一体，在自己的行为上扎扎实实体现出来。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好，都算是教学过程没有完成。后来孔门后学对这种观点又更具体细分为五个环节，分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和审问属于学；慎思和明辨属于思；笃行属于行。这五个环节的提法就是孔子三个环节的进一步划分，是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说明教学全过程的，任何环节上的欠缺，就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欠缺，不完整。博以上提出的孔子教育思想的各种观点，是能用来启发我们的思路，扩大我们的眼界，供我们借鉴的。博《教育研究》1981年第3期博尊师更应爱生博。

现在社会尊师思想有所增长，但尊师和爱生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爱生的思想也要同时上涨才好。我要反映几件亲见亲知的事，希望个别不爱生和不知如何爱生的老师注意一下。

（1）挖蛹是好事，但要告诉学生注意安全和卫生，更不可规定指标，以免学生群趋粪坑等处，轻则传染疾病，重则掉进坑里！

（2）要求学生作文进步是好事，但规定文作好后必须家长动笔改好再由老师判分，却未免有转嫁责任之嫌I也太强某些家长之所难了。

（3）布置家庭作业指望全照自己讲的作答作题，不许走样，否则就批评。其实走了样的只要思路对，还应该加以表扬，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智力。不然就是把学生教成木头人，是摧残他们的智慧！

《北京师院院刊》1981年

教学是最渊博最复杂的艺术——谈谈教学有力

教育学家乌申斯基曾不只一次地把教育学称之为艺术，称之为“一切艺术中最渊博、最复杂、最高和最必需的艺术”。《教育史讲义》教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乌申斯基的这句话对于教学来说，是具有同样意义的。教师在教学中怎样体现出这一要求呢？用一句简明的教育成语来说，就是要做到教学有方。

凡是上过学的人常有一种感触，就是：上某些老师的课很受罪，想打磕睡又不敢打，好不容易才熬完一堂课；但上另一些老师的课则恰恰相反，越听越爱听，越学越觉得津津有味，上课竟成了一种享受！有人甚至由于某科老师教得好，后来自己也学了那一科，成了那一门学科的行家！这是为什么？

上过学的人常有另一种感触，某某同学当初学习成绩很好，不考第一也出不了前三名。可于今，一事无成，工作上、学术上都“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而某某同学呢？当初学习成绩很平常。可于今，却成了业务上的尖子、工作上的骨干！这又是为什么？

这两个为什么，反映的是课堂教学的有方抑是无方，是掌握了教学艺术，抑是缺乏教学艺术，是有关教学质量的大同题。

关于第一个为什么，这要到教师身上去找。要从教师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去找，要从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和熟练与否去找。从根本上说，教师的学识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因为教课主要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必须自己有见解有道可传，有专业知识才有业可授，知识既深且广才有可能解学生之惑。但教学又是一种艺术。优秀教师的教学，使人如欣赏名画、名曲一样，乐而忘倦，并能做到潜移默化。善于讲课的教师，不是照本宜科，平铺直叙，不仅讲得清楚，又使学生听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富于启发性。那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还要注意语言、声音、表情和态度等等，以便能用形容、描写、比喻、联系实际方法，使书中的人物、情景、法则、定律等等都活现出来；或讲得条理清楚，以强有力的逻辑性使学生惊服：或以强有力的感染力，引起学生感情的共鸣，以达到艺术的境界。

关于第二个为什么，那就除了上述学识及方法两方面以外，还要进一步从教师的教学思想上去找。你的教学对象是活生生的机体还是僵死的器皿？是储存什么才能复现什么的机器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你觉得你的责任只是传授还是更要发展？从而认定是循循善诱地启发好还是只求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地灌输好！不同的教学思想产生不同的教学原则，进而导出不同的教学方法，终于教出不同的结果。就是，有人教出的是后来有作为有成就的人才，有人教出的却是考分虽高但后来默默无闻的庸材。如果你的教学思想里面，没有发展学生才智的观点，你就不可能运用发展的教学艺术运河发展学生的聪明才智。

原来，教育或教学工作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就像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所引述的那样，人是最复杂的对象，教材是人类知识的精髓，要把人类知识的精髓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彻底学会，而且越学越想学，越学越聪明，不掌握教学的艺术怎么可能呢？

科学既然是一种艺术，而艺术既是易学难精的，又是熟能生巧的。打个粗浅的比喻：譬如烹饪，只要有作料、原料、油、盐和火，一个孩子也能炒好一盘鸡蛋，可谓易学矣。然而要能做出一道名菜，却非有多年的经验不可，又可谓难精矣。一旦成了名厨师，就能回过头来，写出莱谱，传之后人了。可是初学的人单靠一本名菜谱还是做不出一道名菜来的，必也实践乎。熟才能生巧。比如掌握火候问题，没有那个师父能告诉徒弟，做什么菜在什么阶段要用摄氏多少度的火力，而这要靠长期的实践，细心的体会，才能玩味出来。教学这门艺术也一样。先进的教学论思想、正确的教学原则都不能不掌握，成功的教学方法也不能不多参考，但这些还不能使人成为一个优秀教师；而且还需要在平日听课时，在实习时，在工作时，处处留心，看人家有什么优点，有什么高招，细心琢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去试用改进。教学这门艺术，也是要理论联系实际的。

教师是做塑造人的工作的。教师的工作不仅影响每个学生的未来，而且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教学既要合乎科学，也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才是教学有方。一位音乐家的演奏使得乐曲能活现出来，人们认为是一种艺术。人类积累的知识要通过教师的工作，在学生头脑中活起来，并且各科教师是使一切知识都活现出来，把人类全部遗产教给整个一代人的创造性的工作，并用此改造客观世界，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这怎能不说它是最渊博、最复杂的艺术呢？

《北京师院》院刊1981年1月20日

“刺激人们创造和应用——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谈谈教学效果

苏联教学论专家赞可夫的理论在当今是引人瞩目的，他的中心思想是要通过教学结构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来使学生在掌握双基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一般能力。他说过：“刺激人们创造和应用，在促进学生心理发展上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他的这句话，使我们引起许多联想，教学方法是广大教师在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上，八仙过海地创造出来并传播开的。可是实际上，却有许多优秀教师的良好教学方法得不到重视和传播，个别教师的错误方法也得不到纠正。

例如，教师出一道题：7+7+7+7+7+4让孩子们算。A生一个个加；B生用5×7，再加4；C生用6×7，再减3，得数都对，怎么评呢？不得法的教师可能会简单地说都算得对，甚至可能会说，A最按部就班，B最简便，而不提C。但得法的教师则会指出C的才智，因为这个学生看出了一个看不见的7，即差3的7，这就刺激和启发了所有学生的才智。那些在答题上要求学生和自己一字不差，否则就批评或扣分的教师，他们不是在进行教学，而是在雕刻木偶，不是在发展学生才智，而是在挫伤学生的才智。

又如，给学生讲光学时，得法的教师会把光的折射原理当作主要的一环教给学生，不得法的教师就可能疏忽过去。有人做过试验，让学生射击水中的靶子，先射离水面1.2寸的靶子，成绩倒差不多；然后射水下4寸的，懂折光原理的学生，成绩大大胜于不懂的。这就是理论知识指导了具体问题的解决，可见，教学固然要重视从直观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同时也要重视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随时启发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才有利于学生才智的发展。

在我国的中小学教学工作中，这种得法与不得法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得法的教师早已实行，在课堂上叫起一批学生同时上黑板做习题，然后当场指出共同的或个别有代表性的优缺点，这样的教师指导针对性强，既减少无效劳动，学生印象也深，同时避免了堂下抄袭之弊。但这样一个好办法，至今很不普及。习字课不教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笔顺和笔法，而成了涂鸦。其实教学得法的老师们不是已在识字教学上取得突破，收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吗？例如方块字虽难学，但有的教师抓住“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些汉字形、声、义的规律。在识字教育时，随时指出这些规律，日久，学生自然能运用这些规律，举一反三了。虽然后两种规律孩子们难懂一些，但前四种，至少前三种是能懂的，这样就能够帮助他们自己学会新字，在教学上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种提纲挈领，使人触类旁通，提高教学效果的方法，可惜学习和采用的人不多。这一切只不过是极少的例子。

分析上述事例说明了好几件事情：第一，教学的好坏要从教学的效果去检验，而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则是教学方法的得法与否。第二，教学并无现成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但是，目的明确，总是可以从实际出发，根据理论，开动脑筋，创造一些适用办法，以提高教学效果。创造并不是什么神妙不可捉摸的东西，只要有了基本理论知识，有了实际体会，能从实际出发，加上信心、决心与勤奋，任何一位教师都可以想出也就是创造出一些否定孔子教育思想中这份可贵思想和实践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古时没有标点符号，古人的文章往往要靠读者各自去断句，因而引起了对文义的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传统的读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孔子是主张愚民政策的。另一种读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好像孔子是十分民主的，凡事要征得民的同意。正确的读法应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不必教就能供使唤，就不必再教了；不能供使唤就应当先教会他们再使唤他们。他说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有条件地主张开通民智的。到底哪种读法对？那只有把它放在孔子的全部思想和一生活动的背景下来判断，没有其他办法。

“不愤不悱”怎么办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育教学观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视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十分重视学习内因的观点，是值得大力发扬的。可惜孔子只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而且紧接着还说了一句“举一隅不以三隅返，则不复也！”重点不清楚。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学生不愤不悱怎么办？是任其自然，不去‘启’，不去‘发’？还是通过教师的诱导使他‘愤’，使他‘悱’？按前者办，那就是只顾学生的主动作用，不顾教师的主导作用。按后者办，二者才全顾了。可是孔子的后学错把重点放在后面那几个‘不’字上了，以致把一个积极主动的观点曲解成一个消极被动的观点了！他们甚至喊出了“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口号（《礼记·典礼》），认为只有学生主动去向老师求教，没有教师主动去教学生的道理，并且辩解说，“君子有教无类，然必有求道之心，而后我之教育有所施。若往而教之，则道不尊而教不行矣”。（孙希旦注）。这就真有点装腔作势、强词夺理了。因为这种说法明明是要教师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名，不去循循善诱，履行教师的主导作用，把孔子这一正确的、全面的教育观点片面化了，作出了错误的引申！

古者胎教

对后一代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人们已从学校教育注意到学前教育了，其实还应从产前教育就开始，这就是胎教；还应从婚前教育就开始，这就是优生学教育。这样，后代的质量才能提高。就说胎教吧：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大戴礼记·保傅篇》就说过：“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贾谊《新书·杂事篇》说：“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不倨，虽怒不詈，胎教之谓也。”就是说，古代皇室是很重视孕妇的生活、举止和情绪的，要求孕妇生活有节制，举止合规范，思想情绪宁静安详，以此去感染胎儿的身心发育朝好的方面而不朝坏的方面发展。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谈到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时，主张为所有的孕妇设立人本院。他认为“凡物质已坚壮，难于揉屈。”因此要“反本溯源，立胎教之义，教之于未成形质以前”。“源既清矣，流自不浊。”人本院的任务就是“专为胎教以正生人之本，厚人道之原。”他并且拟定了一套具体措施。一是院址要设在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地方。二是工作人员应由女医务人员充任。三是孕妇应“以高洁、寡欲、学道、养身为正谊。”四是医生应每日视察孕妇二次，“务慎之于未疾之光，令有胎时无使小疾之侵，以弱其体而感其胎。”五是孕妇饮食应选“最能养胎健体者。”六是孕妇居室应选环境清新，室外要有园林游观之所。七是孕妇衣服冠履要合体，要合气候之需。八是要“每月有女师讲人道之公理、仁爱慈惠之故事，高妙精微之新理，以涵养其仁心……发扬其智慧。”九是要“令孕妇不视恶色……身不近恶人，心不知恶事。”十是“务令四肢、百体、血气、心知，皆由顺正，皆由中和。”十一是孕妇“所读之书，所见之画……与胎无损，乃许学习。”十二是孕妇出游，不得往有异形、怪事、恶言、恶声之地。十三是充实音乐设备，终日要闻乐声。十四是，孕妇与人交游时，不得接触不正之业，不正之人；不得以恶言相闻，恶事相告。此外对助产、护理、育婴也作了具体的规定。

他的人本院一时未必可行，但他对胎教的重视是足以发人深省的，他的胎教内容也是值得参考的。

最近巴西报纸报导，专家认为，平静愉快的孕期以及前几月的细心照料能保证有一个正常、适应性强的婴儿，也是同一个意思。

让我们的教育从早开始，从学前，从产前，从婚前开始，以提高我们的人口质量和奠定教育的良好基础吧！

古代年龄分期

现代心理学是按人的身心发展情况把人的发展阶段分期的。现代教育学也是按年龄分期来规定各级学校的起止年限的。巧得很，我国古代也早就有了年龄分期及其特征和任务的记载。

《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日幼，学。二十日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瞧，分得也有道理，并反映了古代一些史实。十岁为幼年期，“出就外傅，居宿于外”，正式入学，比现在上小学晚三四年。二十为成年期，行冠礼，比现在的十八岁为成年晚两岁。三十为壮年期，结婚，比现在更晚婚。四十老识坚强有主见，为盛年期，入仕途。五十两鬓已白，经验丰富，为盛极期，当领导。六十为届老期，指使他人。七十为老年期，传授知识经验。八十、九十为衰老期，不干什么了。百岁为暮年期，保养而已。有趣的是一百正好是二十的五倍，和现在人们说的动物寿命为成年期的五倍一致。

后得性遗传问题之实验的研究——问题之背景及其意义，麦独孤[101]之实验及其警告

1.问题之背景及其意义

〔物种由来〕地球上的生物，有无限的种类；各种之中，有无量的个体。同种中的个体生物，在生理上，在形态上，各各不同；异种中的个体生物，生理上，形态上的差别更大。不过，在同种中的个体生物，其不同的成份少，相似的成份多；在异种中的个体生物，其不同的成份多，相同的成份少。所以黄狗和黑狗，尽管一黄一黑，颜色不同，却都是狗；黄狗和黄猫，虽则彼此同是黄色，颜色一样，可是我们仍然不叫黄狗做猫，也不叫黄猫做狗。而且不独狗的父母必定是狗，就是狗的子女也仍旧是狗；猫决不是狗的祖宗，狗也决不能生出猫来。可是，为什么世界上的生物有各种各色呢？为什么世界上不全是狗，除狗以外，还有什么猫，什么人，什么鱼，什么鸟，什么大众，什么微生物等等之类呢？猫固不是狗的祖宗，狗也决生不出猫来，但是千百年后，狗的子孙仍旧会和现在的狗一样吗？千百年前的狗也和现在的狗全无分别吗？物种分别的事实，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已存在，所以，物种由来的疑问，恐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已发生了的。

〔天演论〕解答物种由来的疑问的，共有两派学说：一为宗教的特造论，一为科学的天演论。据特造论的解释，一切物种都是超人的主宰所创造的；一切物种都是不变的，千百年前狗固然与现在的狗没有分别，千百年后的狗也不会和现在的狗有什么不同；一切物种彼此都没有血统上的关系，狗固不是猫的祖宗，猫也不是狗的祖宗，猫和狗的始祖也并不是同胞的兄弟。天演论者以为不然，他们认为物种是变的，是有血统上的关系的，是同出一源的，是从古代比较简单的生物一步步变来的，将来也会慢慢变出别的新种。这两种相反的见解，相持二千多年，未得最后的解决，直到1859年达尔文的《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版，从比较解剖学上，从胚胎学上，从古生物学上，找到了许多间接的证据，于是天演论学说便得了完全的胜利。虽则仍然有人怀疑：物种变异既是事实，为什么我们竟不能经验到这种事实呢？到1900年，荷兰人De Vries研究月见草（Oerothera Lamarckiana）的结果公布，证明月见草常有这种发生，而且所发生的新种，一样的可以遗传，另成一个系统；近来又有莫根（Morgan）[102]也发现了果蝇的突变（Mutation）现象；于是天演论更得了直接的证明，一切怀疑再也不能存在。特造学说，除了一些宗教信徒以外，很少人去理会了。

〔天演的机械〕因为地球上，有物种分别的事实，所以便有物种由来的疑问；物种由来，既已证明由于天演，物种由来的疑问，总算解决了大半。不过，天演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有天演的事实？换句话问，物种既是变的，现时的物种既是由古代的简单生物演化而成的，那么，物种为什么要变？物种怎样变法？解答这种问题的，共有三派学说：拉马克派、达尔文派、新达尔文派。

第一，拉马克派　法国的大生物学者拉马克最早主张用进退废说（Theory of Use and Disuse）。他以为物种的环境常有改变，在新的环境中，有新的需要，物种因为要生存于新的环境中，所以便生出新的适应。新的适应是可以遗传的，母体因为应付新环境中的新需要所生的新适应，可以遗传给子体；因此，新的适应成了新的特性，新的特性产生了新种。有时候因为环境改变的结果，身体的某些部分，不合新环境中的新需要，于是渐渐退化，也就成功一系新种。依他这种说法，里面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涵义：后得性的遗传，和自我的支配。母体因为适应新环境所生的新适应，本不是母体在成孕时便已预定有了的，乃是生后因为要适应新的环境才发生的，所以叫做后得性（Acquired charaeter）；既说新的适应能够由母体传给子体，便等于假定后得性能够遗传。而且，生物之适应环境，仿佛可以自作主宰，自己努力，是心灵的成绩，不是机械的现象。这两点实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在教育上有极重要的推论。

第二，达尔文派　达尔文主张的是天择论（Natural Selection）。他以为物种之所以变，是由于宇宙间的生物，其生殖率远远超过食物的供给量，生物要得食物以图生存，便不能不互相争竞。生物界上，本有一个极普通的现象，叫做变异（Variation）；一切同种的生物，甚至生自同一母体，处在同一环境中的生物，身体上的结构、机能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不同之点，在生存竞争中，却有极大的关系，有些生物在其同种中，身体上有些特别的地方，而这种特别的地方正是生存竞争所最需要的，因此，他们在那个环境之中，成了最适者，得到生存竞争的胜利，产生后代，后代再经过一番天然的选择，然后再又产生后代。其他没有这种特性的同类，因为不适于环境的缘故，所以渐至绝种。这种历程，叫做天择。在达尔文的意见，变异是新种产生的最大原因；同时他对于拉马克后得性之遗传为天演历程中的一大动力的说法，也加承认，不过以为其重要之程度，不及变异罢了。

第三，新达尔文派　新达尔文派和达尔文派有两个重要的异点，这两个异点之由来，是出于两个科学家的实验。一是德国魏司满（Weismann）的后得性不能遗传说。达尔文虽则主张物竞天择，主张变异学说，可是对于拉马克后得性遗传的说法，仍然承认；魏司满却不然了，他认为后得性绝对不能遗传。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去证明他的学说。他把一只雄鼠和一只雌鼠的尾断去，令其交配，生的小鼠仍然有尾；再从第二代的小鼠中选择几只雄的和几只雌的，把尾断去，令其交配，如此经过十九代，生的小鼠仍然有尾，而且和第一代的尾一般长短。本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可看出后得性不能遗传：中国妇女缠了几百年的脚，新生的女孩，如不给她重新包裹，她的脚仍旧会长成又粗又大，决不会长成一双天生的三寸金莲。凭他书香世代的大家，小孩如不念书，仍然是不识之无。不过自经魏司满做了那个实验，于是这种日常的观察，更得了一重要科学上的证明；后得性之不能遗传，几为一般学者所公认了。但是想用客观的实验方法来替拉马克平反的，仍不乏人，俄国的巴甫洛夫、英国的麦独孤便是。本文所要引述的便是麦独孤的实验的大略和麦氏自己对其实验结果所持的态度。第二是荷兰De Vries氏的天演由于突变非由渐变说。变异（Variation）本有两种，一是渐变（Fluctuation），一是突变（Mutation）。达尔文主张渐变为天演的机械，突变为例外；Devries从其研究月见草的结果，主张突变是天演的机械，渐变是例外。

从上面的简单叙述，可知因为有物种的事实，所以有物种由来的问题；因为要解答物种由来的问题，所以有天演的学说；因为有天演机械的不同学说，所以生出后得性可否遗传的争论。在这个争论当中，拉马克派主张后得性之遗传为天演的唯一方法；达尔文主张渐变为天演的重要途径，突变例外，同时承认后得性的遗传；新达尔文派主张天演由于突变，后得性遗传为绝不可能。三派之中，新达尔文派与拉马克派处在完全相反的地位，达尔文派介乎二者之中。现在的趋势，以新达尔文派最为通行，最为人所信奉，一则因为有实验做护符，二则其所主张很与一般常识相吻合。

〔教育上的涵养〕后得性之能否遗传，在教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自来一般教育思想家一论到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便都回到人性的善恶问题。有些人以为人性本善，于是主张教育的目的在自由发展，教育的方法在供给儿童以自由发展的适宜环境。有些人以为人性本恶，于是主张教育的目的在去性之恶，方法在严格的训练。有些人以为人性有善有恶，教育的目的，在培植善的天性，压抑恶的天性。这些说法，完全是一种推测（Speculation），争来论去，永不会有结果。另有一些人的主张比较稳当一些。他们以为善恶本是社会的标准，社会要保持和平与秩序，治者阶级要保持权威，于是有形无形之中，定下习惯，制订法律，认为某些行为是善的，应该鼓励，某些行为是恶的，应该惩罚。善恶的标准既是社会定的，所以一旦换了一个社会，或者同一社会，换了治者，换了理想，善恶的标准便也跟着换了。换句话说，善恶是社会外定的，不是人性内定的。善恶的标准，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人性那有所谓善恶？所以，教育只是此时此地的人，为要达到当时当地的社会理想，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教育的态度是：凡是适合那种理想的行为，加以培植鼓励；凡是不合于那种理想的行为，加以压抑导引。教育的方法是：依照社会的理想，根据遗传的趋势，对于儿童本来的行为，加以培植，加以替代，加以导引，加以修正。这些经过培植，经过替代，经过导引，经过修正的行为，已不是生于儿童本来的遗传特性，乃是根据遗传趋势所培植，替代，导引，修正后的后得性。

如果后得性不能遗传的话，那么，教育的直接影响只及于受教育者的本身；教育的间接影响虽能及于受教育者的子孙，不过那只是受教育者因所受的教育，形成自己的理想，再去教育他的子孙的缘故，而且一旦环境改变得太大了，这种间接的影响也可因之淹没。因此，教育只能按着当时当地的理想，改良当代的人民，不能按着当时当地的理想，改良后代的人民，教育的功用是有限的；一方面因为教育的培植作用，修正作用，必得根据遗传的趋势，而不能根本改换遗传的趋势；二方面因为教育的培植结果，修正结果，其直接的效果只能及于受教育的一代。有些不满意于这种不彻底的，浪费的，暂时见效的达到理想，改善人生的方法——教育——的人，便提出了善种学（Eugenics）。他们认为彻底的改良人生只有彻底的改良人种，彻底的改良人种只有彻底的改良遗传。只有先天的性质能够遗传，后得性的性质不能遗传；所以，改良遗传不能靠着环境的改善，只能靠着善种学的实施。于是他们的口号是：遗传重于环境，善种重于善境（Euthenics）。

反之，假如拉马克的后得性可以遗传的说法，如果是事实，如果竟得到了实验的证明；则教育的效果，不独及于受教育者的本身，而且及于受教育者的子孙，不独有目前的功效，而且有永远的影响；不独在表面上培植了，修正了遗传的趋势，而且在事实上改良了遗传的性质。教育并不是改善人生，达到社会理想的不彻底的方法，乃是与善种学有同样价值的手段。因之，有些激烈的份子竟说：环境重于遗传，善境亟于善种。

这便是Eugenics和Euthenics的争执，Nature和Nurture孰为重要的辩论，也就是教育的责任的轻重问题。我们看看：区区一个物种由来所引起的后得性遗传问题对于整个教育领域的影响何等重大！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个后得性遗传的问题算是不成问题了。他们以为有了魏司满的实验证明，拉马克或者达尔文的说法，那还有存在的价值？即在作者的妄想，也以为魏司满的研究结果较近情理。不过，事实上既有人在做实验，那么，我们对其实验的报告和解释便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科学这个玩意，是不能定子一尊的，是可以怀疑的。巴甫洛夫的实验，已经中途自动宣告撤销；麦独孤的实验，详情载在1927年4月份的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下面所译见1928年3月份的Forum，原名Was Darwin Wrong？以上的赘话，本想给读者一个简单的背景，不料说来太长，和麦氏的话间或有些重复。

2.麦独孤之实验及其警告

一世纪前，法国的大动物学者拉马克（J·B·P·A·Larmarck）首先对于有机演化提出一个近代的学说。他指明许多种的动物怎样把他们的生活样式去适应特殊的环境，更由求适于那些环境的努力，而多少自知地修正他们身体构造上的许多细则。他以为这样得来的构造方面和机能方面的修正（Modification）多少传授给了后代。而且以为这种修正的获得和传授，是物种分化，和低等生物所由进成高等生物的天演历程的主要原素。

这种解释天演的拉马克学说，当时并没有引起甚大的兴趣，也没有为一般所接受；一到达达尔文的《种源论》出版，数年之间，竟几乎使得整个的科学界都信从了天演的说法。于是拉马克的学说也就大体被人承认；至于达尔文自己，虽则以其新说“物竞天择”去解释物种由来，同时对于拉马克天演由于修正之获得与传授的学说，也加接受。实则一旦承认了天演为一种历史上的事实，则拉马克学说中所假定的传授历程，看上去很是显明，很是自然，所以拉马克的学说在当时竟很通行，直到今日，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信对于天演的争论颇能了解，悬想自然学者之所谓“遗传”即是拉马克所假定的后得修正之相续。

他们这种信仰实是大错特错。在科学上，“遗传”一词所指的只是一种普通的真理：子体和母体大要相似，子体从母体和更远的祖先承接他们的形态和机能的大致，——这就是物种的一切特性——以及那些分别个体的特别要点。达尔文对于天演历程的见解，他自己的物竞天择说和拉马克的后得特性的相续说的联合，当时曾经为科学界中所公认。但是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年前数年，魏司满从他自己的种质连续说（Germinal Continuity）中，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去怀疑拉氏的学说，于是他对于拉氏的学说大加非难。不久复有好些生物学家跟着魏氏而起，拉马克相续说的一切例证无不被其推翻。因此，魏司满和其同志便说：夫演只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这就叫做新达尔文主义。

让我用一个类比方法，说明拉马克，达尔文和新达尔文三派的不同之点。比方有一个封建的国家，国王把他所征服的土地，分赐他的大臣，每个大臣所受的赐地的界限变了。有些变得大了，变得复杂了，有些竟从地图上消灭不见了。这种变迁，只有两条道路。

第一，地主因为自己的势力，把邻近的赐地割得一些，或者地主对于赐地的一部分不事耕种，不能利用，因此把那部分让给别人，以致自己的赐地一天小似一天。这种赐地的变换辩法，产生代代的疆界变易，非得当地的法律允许地主把自己努力或不经心的结果所弄成的改变后的赐地传给后嗣，无从实现。

第二，国王也许对于某些赐地加添一些，对于某些赐地减少一些。

在这个比喻里，赐地代表每个动物从遗传得来的体质；国王代表自然——当地的法律，或者国王的法律便是自然律。地主的努力或不经心所致的赐地的增加或减少，代表达尔文学说要点的自然发生的变易。

拉马克主张法律允许地主努力或不经心所致的赐地改变后的形式，可以传给后代，他的学说是：赐地经过多少代数以后所生的巨大变化是这样产生的。

达尔文说：虽则拉马克所假定的后得性之相续确是赐地渐渐改变的原因，但是拉马克忽视了另外一种变化的样式，就是不管地主努力或不努力，迳由国王命令所致的变化，这种改变，在他叫做变易。而且他主张许多赐地所发生的重大改变，都是由于国王时时所颁布的武断命令。

新达尔文派人说：地主自己弄成的赐地的改变形式，法律永远不许其相续，而且使其不能相续。他们以为赐地之由父传子，只能一如祖之传父时的形式，加以国王命令对父的赐地的增加或减少。

读者或要惊奇地问：“那么，物竞天择说怎样来的？我们常常听说物竞天择说是达尔文学说中的要义呵！”事实上，物竞天择说只是达尔文学说中的第二要点。他的根本的、主要的假定是说赐地的许多微小变化由于国王的命令，是说这种改变是由父传子，是说许多代数以后赐地中的巨大变化由于这种微小的改变的堆积。

所以，新达尔文派和拉马克派的争论，从前曾很激烈，现在仍很激烈的争论，乃是一个关于遗传的根本法则的争论。达尔文所假定的变化（王命所致的变化——变易）之有其事实之能相续，并没有人加以否认。其余的那一种变化，个体努力所得的修正，之有其事实，也没有谁敢不承认。争论中的主要问题：是这种修正是否可以由父传子，是否多少可以遗传。

新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者，仍以为物竞天择说不够，还要旁的原理如拉马克所主张者去补充。他们坚持达尔文所凭靠的那种微小的，非固定的偶然变异，不能有充分的生存价值，以求自身的长久存在。他们指明：即使这些有利的变异，其中有些自身具有生存的价值，能使具有这种变异的生物得到生存，其余的生物得不到生存，然而这种良幸的结果，非得反复多次，不能成为物种的特性。而且他们以为这种良幸的结果是少有的，因为大多数情境中的有利变异，其有利的影响一定会为同时存在的不利变异所中和，所抵消，这是因为从全体看来，纯粹的偶然变异中，不利的变异比有利的变异多得多多。

这最后的辩词，很有力量。本来一般动物都是一种互相适应的器官和互相依靠的机能的平衡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所生的任何偶然的变化，普通都只能破坏其平衡，而不能增进其效能。想想一个极复杂极精巧的机器，（因为按照新达尔文派人的说法，有机体便是一个机器）再想想时时有一种内生的或外来的力量，力量的偶然结果把机械的某些部分改变了排掉了。

在这样的情形中，那种改变的结果，使机器增进其效能的成份曾有多少？使机器减少其效能的成份会有多少？大概的估计，一定是千分之一有利，千分之十无利无害，千分之九百八十九有害。

新达尔文派为要免除这个困难，于是假定一种达尔文所未假定的变异，一种较大的，较复杂的，较坚定的变异，这就是他们所名曰突破的。一个突变是一组互相适应的变异；遗传的时候，全组是整个的，或者成为一个机能单位而相续的。如果这种突变果然存在的话，那么，新达尔文派的主要困难总算没有了；但是突变的说法，还并没有完全成立，其许多的例证多半是离乎常态的病状，所以然者，要系由于种质单位的交互影响不很健全。而且，即使有机天演由于物竞天择，物竞天择的主要材料确系有利的适应性的突变，问题又来了：突变是从那儿来的呢？他们总不能仅仅看做偶然的机会所生的偶然的结果。总之，新达尔文主义只能靠这种神秘的有利突变的假定，而这种突然如果不是拉马克的适应与相续说的产品，则终成其为神秘与不可解说而已。

这个争论，除了生物学者以外，还引动了许多人的兴趣。这个问题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对于哲学本身，对于一切有意于近代科学与玄想的大的方面的人们，都有极深的意义。因为所争论的问题，不独是天演问题的根本，——生物天演如何进行的问题——而且也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与把“心”（mind）看做实体，看做在宇宙中工作的一切科学、哲学、宗教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达尔文的学说，引起了很广的兴趣和争论，因为使一种纯粹的机械说似乎能够解释那适应得宜的众多生物的来源，还是第一次。当时一般所承认的见解：是我们上面所比为赐地因王命的改变的变异，实际上是一些惰性的筹码、分子、元子的机械的衡撞所生的非出预拟的，纯粹偶然的，机遇的产品。但是拉马克的后得性相续说既被接收（如同达尔文），则对于有生的东西虽没有假定一个有计划的创造主的必要，然而“心”之在生物演化中，却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每个生物体内都有“心”在工作。因为机体产生适应性的修正所用的努力好像是“心”的表现，姑无论其所显的目的和智慧怎样低浅幽暗。物竞天择所赖以工作的变异或突变也不独可以看做偶然的机械的衡撞或“机会”大神的武断命令的产品，最好看做适应变易的环境所用的自觉的努力的产品。

但是新达尔文派既否认这种心灵活动的产品——自觉的，有目的努力所致的后得性——之能相续，则天演的戏剧中直没有心灵、目的和智慧的地位了。他们的否认简直不准我们相信目的和智慧对于天演的发生和方向有一点儿关系。假如我们接收了他们的否认，则我们似乎应该把生物的天演看做一个纯粹机械的，没有心灵的历程。所以，除了生物学者以外，一切思想家，一切著作家，都加入了这场官司。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03]、蒲迭劳（SamuelButler）[104]、柏格森（Bergson）[105]、萧伯纳（Bernard Shaw）[106]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用尽了他们的智慧和辩证的技能，去说明新达尔文派学说的不行，去说明有采用拉马克学说以补充物竞天择说的必要。但是很少功效。新达尔文派人虽则被迫而不得不承认偶然的变异不够作为由于物竞天择的天演说的根据；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否认后得性相续之可能。

后得性不能相续的说法已为德、美、英的生物学者所普遍承认。但是在法国则不然，许多的，也许是大多数的生物学者仍然相信后得性之相续为实有的事，为天演中的重要原素。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见得非理性的成份在纯粹科学说中的影响，因为拉马克是个法国人的缘故。

读者也许要说：“这不是一个可以用辩证法和智慧表显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须要实验来决定的问题！实验的生物学家在他们的实验室和育种场里做了些什么呢？”答案是：曾经有过许多实验，想去考验拉马克的学说：但是虽则其中有些的结果似乎有利于拉马克的学说，不过没有一个有决定的价值，没有一个足以摇动新达尔文派人的信心。

在我个人，早就以为我们应该勇敢地回到拉马克，认定所要考察的成份为机体适应新情境的努力，多少自知地奋斗。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便按照这个分法定下一个实验。我的实验进行不过两年，俄国生理学家，因其对于动物神经反应的许多精细实验而享盛名的巴甫洛夫教授宣布一个简单的实验报告，全生物学界都为之震动。巴甫洛夫宣布说，他借着白鼠的寻求食物，训练他们去反应铃声，训练五代之后，他看见这样得来的反应可以相续，很明显的拉马克之所谓后得性之相续。假如他的手续和观察都没有毛病的话，那么，这个久经论辩的问题可算得了最终的解决，有利于拉马克。但是巴甫洛夫所报告的相续的程度未免出于合理的意料之外，而且从实验的性质方面也有旁的理由可以怀疑。所以我便决定继续我的实验；我的决定继续，真是有幸，因为就在本年，巴甫洛夫以其勇气和诚实，宣布他的实验手续有甚大的缺点，因此收回他的已证拉马克后得性相续说的前言了。

我的实验，是用一巢纯种白鼠，分作平均的两半，用谨慎的手续训练其中每一半作一个简单的工作，代代继续，然后把后代的白鼠和前代的，和其余一半的，和未经训练的另一新种相比较。如果果然有拉马克之所谓后得性之相续的话，则无论其程度极小，也可在后代白鼠的学习易度中表现出来；因为我所采用的方法，即是学习易度的极小区别，也可测量出来。

我所用的两个方法，此地可以大略说明一个，有意于技术的详细的可以查阅我所刊布的报告。（见1927年4月份的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把白鼠搁在盛水一半的水槽里。槽旁有两条斜路，他只可以向那里游泳逃出。路中的一条有极明的光亮，白鼠搁在盛水一半的水槽里。槽旁电触的力量，很够使得白鼠感觉不快而且引起一些恐惧。（从白鼠的行为来断定的。）反复试行之后，每个白鼠都迟早知道不走有亮的路而走另外那条。问题就是：经过训练的那一半白鼠的后代是不是比旁的白鼠少试几次便不知走有亮的那条路？

这个实验训练了十七代的白鼠，大体的结果是经过训练的一半比旁的白鼠少受几次电触便能较快地避免电触。二者的差别很大，不致有误；所试的白鼠亦不为少，则差别当非出于侥幸的或不幸的机遇。似系拉马克相续说的很好证明。至于其余那一半白鼠所受的实验，其结果也与此大致相似，不过明显之度稍逊。

这个实验现时仍在进行之中，我并不以为可以给那辩争已久的拉马克相续说以一个终结的，正面的答案。我之所以为此文者，乃在警告人之亟于接收我的结论，应用我的结论。我在本文前半曾经指出这个拉马克派问题理论方面的意义重大。但是问题还有旁的意义，其重要也许尤有过之，因为他们的性质可以，而且必定影响我们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和社会纲策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要算保存和改进入种的质的问题。

近年以来，许多科学界人警告我们，说人种将有退化的危险。而且一致认为假如可能的话，人种的质的方面亟宜改善。他们认为现在人类天赋的智力和德质不够支配科学所置于其支配之下的伟大力量。

明白保存和改进人种的质的方面之办法的重要的人中，分为两个大派。一派叫做善境学派，相信一般人生生活状况的改善，相信进步的公共卫生，尤其相信深入的和广播的教育。他们明显地或者隐隐地承认了拉马克的学说，相信借着较良的生活状况和教育，我们可以改良每一代人的质，因而改良人种生来的体质。

其他那派名叫善种学派，大致相信新达尔文派后得性不能相续的说法。他们指出人种中的各色选择作用，特别是生存于文明社会之下的人种的选择作用；他们极力以为这种选择作用的总结果是有害无利的，不会改良各色人种，却会使各色人种及趋沦败。他们认定善境学者所依赖的方法，不足以改进人种的质，却是使得人种沦败的有力媒介。他们指出一种事实，就是现代的医术和卫生救活了万数的弱童，若在从前，早就死亡了的。他们指出我们的免费却很耗费的教育方法，免费的医院、公园和运动场所虽则有利予贫人的子弟，却增重了成功阶级的赋税，对于他们之生育节制，现在的一个重大的不幸的现象，关系实不在小。

所以，一方面善境学者主张改良环境，一方面善境学者以为现在的逆向选择历程如不改为有利的选择作用，或为有利的选择作用所阻止，则这种改良是没有力量的，于是二者间的锐利反对以起。

在这篇文章里，我的主要意思是阻止对于我的实验结果或类似的证据的任何急遽应用，以为反抗善境运动的武器。如果拉马克的相续说已经证明，或者即将证明，我们就可以抛开善种学者的警告而且自信地采用一种纯粹善境的社会纲策吗？我心里的答案明明是在反面。如果巴甫洛夫的正面实验结果无可批评，完全证实，我想我们还有理由信从一个纯粹善境的社会纲策。因为我们可以希望改良的环境和教育的改良影响可以胜过逆向选择的势力。但是换一方面，拉马克的相续虽则确有其事，但是他的效力很慢很小，如同我的实验所表示者，则我们当仍留意于善种学者；我们应该把一个尽量适合于善境学者和善种学者双方要求的社会纲策作为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应该注意白鼠经过十七代的训练，在种族便利上，——一个微小而专化很高的种族的改良——才有一点增进。而在人类，则十七代等于五六世纪的一个时期。而且善种学者所认为定有的逆向选择的势力也许可以把最理想的善境纳策在五六世纪中所实现的成绩胜过，抵消。

所以，我们对于拉马克相续说的证明，或者信仰，无论根据如何，都不应使我们盲目于忽视善种学者所提示的考虑的纯粹善境的纲策的危险。而应使善境学者和善种学者中的冲突得到一个解决，使我们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纲策上边联合起来，善境的方法和善种的方法都与以适当的重视。而且应该还有一个道德的利益，应该使我们抱着一腔希望，向前迈进，信任我们人类的将来，相信人类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最高的发展。

对拉马克相续说的信仰，如系确有根据，则除上面所述而外，在道德上还有大的影响。我们相信自己人格上的改良可以由我们传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人类一日存在，我们的人格便也永存。这种信仰对于刺激个人努力以求道德上的，理智上的，爱美上的，身体上的自我改进，其效力之大，岂其他信仰所能望其项背？

《民铎》，第9卷第4号1928年4月

情感与理智

行为主义者的代表华德生（又译蜗逊、华生J.B.Watson）在1928年2月份的Harpers杂志上发表一篇心理论文，题各The Heart or Intellect？性质通俗，目的在于以深入浅出的态度，表明行为主义者从其实验研究的结果所得对于情感（emotion）的假定解释。他的主要意思是说情感是行为的一种，是习惯的一种，是学而后有的。情感的形成是由于一种制约作用（conditioning）；生来就有的情感反应，只有怕、爱、怒三种，生来就可引起这三种情感反应的刺激，只有大的声音和失去支持、接触皮肤、阻碍身体动作四种。其余的情感反应，其余引起情感反应的刺激，都是由于制约作用而学得来的。情感反应可以因为解约作用（unconditioning）而消灭。只有制约作用和解约作用方能支配我们的情感，所谓意志，所谓理智，完全过问不了。其言犀利警闢，行文亦复流利可诵，因译述之，以飨国内之爱好心理学者；唯译笔过钝，自以为恨耳！

一

古人抱着一种见解，以为头是理智的所在，心是情感的所在。

如果我们把心包括我们全部“内脏”（insides）的话，则这种古已有之的见解竟和我们现代行为派的见解十分相像。

安格罗撒克逊的古字guts（内脏）是指我们身体结构上能动——能行为——能反应情感刺激的部分的最简单的字之一。拉丁Viscera（内脏）一字较为文雅，可是没有那么确切有力。

我们的内脏包括胃、肠、肺及胸膈、气管、心及其附属器官如同动脉、静脉。这些器官都具有无纹筋肉或平滑筋肉（与腿、臂、躯上的大的红色有纹筋肉相反），能收缩，能弛放。我们的内脏器官都在紧张状态之下。紧张的程度可以增高，可以减低。内脏器官之中有好些是中空的，因筋肉紧张程度之不同而或启或闭。除此以外，还有有管腺，由分泌细胞、血管及其他无纹筋肉组合而成。这种腺管有分泌的功用。唾液腺、汗腺、性腺便是好例。还有无管腺，分泌有力的化学质品Hormones到血流里。每一根毛发都有一小小的筋肉支着。筋肉收缩则毛发竖立。其实我们的内脏里很有好些细胞组织，如有适当的刺激，每个细胞组织都各自有其行为的方法。

但是，所有这些作用是不是很顺利的、自动的进行？他们是不是组成所谓自动系统（autoumic system）的成份？是不是受神经系统的一个几乎等于独立的部分的支配？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正面的“是”。在通常情境之下，内脏器官的作用是毫无阻碍的。你吃了食品，唾液就立刻分泌出来，一半儿帮你咽下食品，一半儿帮助你消化。食品一到胃里，别的液腺便又开始分泌，吸收作用便又发生；我们的循环作用，呼吸作用都仍平稳地进行。到了热天，我们的汗腺便活动起来，把身体表面弄凉，把废物排出体外。所以，全部内脏器官如在进行顺利的时候，实是身体缔构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既质朴，又坚牢，非有重大刺激，不能搅其毫发。

然则搅扰内脏器官的是什么？说也奇怪，这却正是我们所想得到的最容易搅扰的系统。我们如在小孩时代受了不良的训练，经过更坏的少年时代，一到成人时代，则内脏器官变成了狡诘而不足信赖。一点坏消息可以使得消化停止。一支鸟晚上在你的窗外哭叫，可以使得你的呼吸因之减慢一时，使得你的脸色变成灰白，使得你的全部内脏器官为之深受搅扰以至几小时之久。看见一条蛇可以使得看见的人受惊麻木，说也说不出，跑也跑不动。听说有八个人从无线电听了Tunneg-Dempseg的争斗，竟至因吓而死。这八个人的机体方面自然是不健全的，不过假如他们不自将其内脏置于如此强烈的情感刺激的压迫之下，也许他们还能多活一些年岁。

千千万万的家庭间的情境——夫妻间，亲子间，兄妹间，以及爱人间的斗口——可以使得内脏系统为之停滞不能工作。这类刺激所引起的情感反应，我们名之曰忧郁，曰失望，曰羞耻，曰愉快，曰极乐，以及许多别的名目。

所以，内省派心理学家不去实验情感反应的行为，而以织造字面的法式为满足，自也无足为怪。他之求于构成情感的原质有了字面上的了解，其实也就不过如何在万花筒里看变易不同的花样，或在梅茵（maine）河畔看日落时的苍狗白云一般而已。内省派心理学家的错误——詹姆士（W.James）包括在内——是在把情感看做“心理状态”（mental states），而不看做如同别的习惯一样，必待学而后有的行为的方法。

我们想到学习一事，便大都想到我们用臂、腿、躯、颈所作的有组织的动作（包括言语）。但是这种从幼稚园起便已殷殷教会的有组织的行为，多系由于聚在我们的臂、腿、躯上的大块红色有纹筋肉的动作。直到最近，我们关于学来的行为知道得多一些的，还只有这一种。社会在很早的时候便已能够支配我们的有纹筋肉了。教我们怎样跳舞、走路、唱歌、祷告——教我们获得作工和不作工的技能。社会教了我们的有纹筋肉去读、去写、去算，可是一无别事。

不过有纹筋肉的行为并不是行为的全体。而且有时候还远非行为中的主要部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有纹筋肉去取得面包，可足我们的快乐（我以为行为派的快乐一词所指的只是一种行为而已，之获得与失去则纯系于我们的无纹筋肉或内脏器官的行为之种类）。

却也奇怪，我们人类生存了如许年代，可是从来没有知道怎样去教育或组织我们的情感生活。然而事实确又如此。在情感生活的范围以内，社会的统制竟致无法可施。我们没有听得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有情感地或无情感地行为。任何人都能够教你拍网球，驾汽车，排字，描绘图画。关于这些事情，我们有的是学校，有的是教师，可是谁曾办过一个学校，教我们害怕或不害怕，教我们恋爱或不恋爱，教我们忌嫉或不忌嫉，教我们去少怒易忘，教我们不怀憎恨，教我们不减愤怒之情，教我们随便宽恕人家，教我们不可屈于热情之下？然而这些行为之中，好些是所谓耶教中的情义，实际上恐怕竟是任何文明法典的一部分，《圣经》、《可兰》、伦理或流行的心理学，除了一些惰性的、口头的什么“自制”呀，“不要害怕”呀之类的吩咐以外，没有拿出一点具体的方法，使我们能够管束自己的情感行为，或教训青年人的内脏，使其按照标准的社会规范去行为。情感行为之学得，完全是在一种混乱状态之下。我们的情感生活之能有组织，完全出于运命，出于机会，而且得到组织之后，我们还是不能告诉人家那是怎样得到的。心理分析家曾经勇敢地自信能够控制情感，但是严格的佛洛特（又译弗洛伊德，Freud）派的分析方法还并没有十分成功。不过又是一次瞎碰而已——实在只能算是一种诡计或计谋，并非一种科学方法。

这样说来，头（身体的一段落）尽可以主持我们的臂、腿、躯的行为，可是不能命令我们的内脏。头尽可以叫“臂，抬起来”——“腿，从膝弯下”——“脚，快些动”，这些命令都可执行。可是要头向唾腺说“分泌唾液”——向汗腺说“出汗”——向泪腺说“停止流泪”，那是何等徒劳无益！诗人说什么“憔悴的心呀放安静吧，不要儿自忧伤了！”那是何等的小孩气。牧师尽管向着伤心的母亲说陈腐的废话，会有什么效力。

我们并不是如我们自己所想的，是理智的动物。即是顶矜持的人，反而也是钢般封固的情感动物。我们听着内脏的指挥去动作，动作以后，又去“自饰”我们的行动，以掩盖我们的劣点。“我可怜他——我不得不给他一些东西。”“那孩子哭得利害，像心都要哭碎了——我那还有心去责备他。”“他是如此的勇于求爱，我恐怕假如拒绝了他时，他会铤而走险。”“我不能反抗了——我不能再和父母争吵了——我受不了无谓的争吵。”诸如此类的言词，还有成千成万，我们用来遮掩我们的内脏统辖我们的行动之一事实。什么理智的动物——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心是时时在用迂绕的方法暗袭着头。《圣经》的作者说，“万分慎守你的心呀，因为那是生命的源泉呵！”可谓高出他的时人一等。

二

心理实验室之研究一般身体习惯（含确红色或有纹筋肉的）——如同电报、打字、二球掷空、射弓、放炮、乘法、加法之类的技术——已有好些年载。实验结果对于习惯行成之控制很确实用。

巴甫洛夫（Pavlov）首先指示可用制约作用或习惯去控制内脏器官。他所实验的是狗的唾腺。到了雷喜列博士（Dr.K.S.Lashley）才在霍布金斯（Hopkins）大学的实验室里，把这种实验方法用到人类身上。他造了一套极其巧妙的仪器，去研究人类的唾腺。仪器是银质的，直径约等于镍币的直径，厚约八分之一寸。内分两大部分，一部连于面夹里面的唾腺开口处。一根小小的银管将其经由口中连至口外。另一部分连着一个小抽气筒一经抽出空气，仪器便很舒适地附在颊上。同时唾液便从小管中一滴一滴的流出。流出的滴数，两滴间的时数，一一记录下来。通常如未加以特别刺激，每分钟的流唾液两滴。我们怎能使唾腺快些分泌呢？唾腺所反应的天然（非学来的）刺激是什么？未曾制约的刺激是一种微弱的酸。微弱的盐酸或微弱的醋酸。如将这种东西用普通点药的管子点在舌上，唾液便即流出，每一分钟流至二十以至四十滴，（此为未曾制约的反应）。如果你把这种实验继续些时，会有什么反应？结果只要被试的人看见了点药的管子，他的唾腺立刻就会分泌唾液。不必再用酸去刺激舌头了。你已建立了一个制约的腺反应。偶然之间你已制胜了你的内脏。你已教会了他一个习惯。你说那是“观念的联合”（一个毫无意义的古词！）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想“控制”他，你只有回到原先的情境中去——就是坐在椅上，突然看见那个小仪器管。那样，唾腺立刻便会分泌出来。全部情感学说，如此而已，没有什么韵律的，没有什么理由的。偶尔因为家庭的传习或足惯例的改变，内脏便已受了制约。你对之无可辩解，——你的意志无能为力；不过一旦回到了原先的情境之中，则原先的情感反应便又发生。

卡桑（Cason）曾经指明瞳孔（内脏的又一组成份子）同样能受钟声的制约。巴甫洛夫、安雷勃（Anrep）以及好些别的人已经指明胃内各腺也能同样地受制约。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小孩路遇面包铺前会流口水，为什么整洁的膳厅可以帮助消化，为什么我们的食品和膳厅应该弄得动人欢喜，为什么要待消化究了方可嚷闹。也许身体上一切的腺——有管腺和内分泌（endocrine）——都受了这类制约作用。我们有些好实验，可以证明我们的胃，心和呼吸系统都受了这种习惯系统的阻害。

三

刚才所述的方法，使我们可以用器械去控制内脏器官。但是那些方法都是严格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对于处理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病人，以及我们自己的情感行为中的日常问题颇少帮助。因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在霍布金斯大学的实验室研究儿童自生以至主要情感习惯业已固定的时候——我定为两岁或两岁以下一的行为中的情感模式之起源及生长。

能够引起初生婴孩的未曾制约的内脏反应模式（未曾制约的行为）的未曾制约的刺激（情境）是什么？能够引起反应的情境是不是很多？反应模式是不是不一而且复杂？假如知道了生时所具有的反应，知道了未经一切训练即能引起那种反应的情境，那么，我们的情感生活为什么变得复杂了？最后既变复杂以后，我们能不能想出方法去解约，或去消灭情感反应？我们在霍布金斯研究的婴孩有好几百，为的就是这些问题。

我们起首便把婴孩放在百数的情境之下，从我们对于成人的观察看来，那些情境都是常常能够引起情感的行为的。把初生的婴孩搁在黑暗中，从他眼前闪一道强烈的光。给他好些不同的动物看——毛的、冷的、湿的、粘的、羽毛的、鱼鳞的——凡在你的家庭、实验室或动物园附近所能找着的一切。然后再试另外一套情境：用手握住他的头，夹住他的双膝，轻轻把他的双手捉住在身子的两旁。让他握一支铅笔，然后把他悬在枕头上的空中一两个时候——突然把他睡着的毡子一下拉去。再试试另外一套情境：摇摇他，抚弄他，擦他的皮肤，吻他，把他搁在膝上轻轻地摇。在他生时，在他两星期时，在他一月时，在他三月时，都把这些情境试试；当心一些，你对于那婴孩在这时期以内所遭的一切事体都要知道。

慢慢便似乎有儿种事实山现——不过我们的实验共总太少，重复做过这些实验的人也太少，不能遽目为有科学的证明：

（1）能够引起我们所谓恐惧反应的行为模式的刺激只有两种，一是大的声音，一是失去支持。最有效的声音是碗碟的相击声，钢棍的尖锐声，门户的突闭声。至于另外那种刺激——失去支持——则当你突然拉去正在打盹安静的婴孩的毡子的时候，最易觉得小孩初次涉入深水的时候，也是一个好例。其最明显最易观察的反应是呼吸的突然停止，心跳和呼吸变化的显著变化，啼哭，举起双手。深居体内的身体反应（内脏变化）虽很深奥，可是手、腿、臂、躯的动作（有纹筋肉有份的）却甚简单、易于观察。我们可以将其写成一个公式：

在未经制约的小孩，我们找不出别的可以引起恐惧的刺激。没有被糟踏的小孩不怕黑暗，不怕强光，不怕有毛动物，不怕蛇、鱼、虾蟆、爬虫之类的粘滑东西。如果他们完全害怕这类东西，或者害怕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这足证明他们的家庭已经给他们形成了制约。

（2）对予初生婴孩或年幼的小孩的动作加以阻碍，可以引起所谓愤怒的行为模式。如果老是把他的双足紧捉在一处——不可过于用力，致生伤害或引起痛苦的反应——则其身体立变僵硬，开始啼哭，愈哭愈利害，终且哭得口张得大大的，面色变黑——又是很强烈的内脏变化。我们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3）触一触皮肤的任何部分特别是嘴唇、面孔、胸围，性欲区一带，必可引起很大的变化，如那婴孩在哭，哭即停止，开始微笑；身体的紧张状态变成弛懈——如果年龄稍大，则竟格格作笑，我们的公式是：

所以，在未经制约的小孩，情感行为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只有四类刺激可以引起三类显著的行为方法。这不过于简单化了吗？可是可能的，不过这是经过其他的人证明了的。

假如早期所具有的情感行为尽在于此的话，那么，我们怎样解释后来的复杂情形？为什么我们旋即多少作了我们的情感的牺牲？年岁较大的小孩的情感生活之所以变得复杂，是不是仅仅因为“遗传”的关系？这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第二步问题。

关于这层目前没有什么实验可以指导我们，用实验方法去建立或消除情感模式之一问题，从来很少有人提到。我们因为想起巴甫洛夫关于制约反应的实验，所以设出问题问问自己，那包括全部内脏系统的情感反应（主要的情感如同怕、爱、怒等所包括的不止内脏系统而系身全部）能不能受制约？费了些少没有结果的努力以后，我们便找着了一种方法，可以帮我们答复这个问题。

我们挑了一些动物或别种东西，为小孩（无论什么年纪）所玩惯了的，好比玩具恩物等中和性质的物件，不会引起小孩的任何情感反应。然后由一名助手把那物件搁在盖住的盘端去。一待揭开盘盖，小孩拢去拿那物件的时候，另外一名助手立刻在小孩身后搞着钢棒或碗盘。于是那小孩——假如一个九个月的小孩吧——的身体立刻僵硬，呼吸迫促，开始啼哭，掉下地来爬走。我们设法把他哄弄安静，让他运河弄玩具，然后重复再试，结果仍旧相同。试过几次以后，只需把那东西给他看，不必，再用闹声。小孩立刻对那中和性质的东西起了反应，恰恰与对于闹声的反应一样。一个制约情感反应已经建立好了。以此作为解决我们情感烦难问题的钥匙，岂不过于简单？以此解释一切成人的畏思、恐惧、杞忧、犹疑，过不过于简单？这个实验经过好些人的证明以后，我们现在十分相信简单的制约作用已经很能够解释一切复杂情感的起源和发展。家庭实为那种复杂情形的实验室。门户的砰然关闭，窗影的突飞，碗碟的忽尔坠地，深夜的犬吠，雷的碎裂声——千百喧闹的情境，都足以作为制约的刺激，而且实际上也成了制约的刺激。下表可使各个步骤更为明瞭易晓：

黑暗

看见毛茸动物

看见嘻嘻哈哈的家中人

闪电

看见在移动的玩具

看见父亲（把小孩泄怒的父亲）　　　　恐惧

看见或触着水（因为失去支持）

看见高的地方

（这张单子开不完的——实际并不是每个小孩都怕这些东西，因为各个小孩的环境各不相同。）、

凭便什么东西（不是大的声音）经过制约作用，一旦能够引起恐惧反应，他的本身便能代替大的声音，建立别的制约恐惧反应（第二层的制约反应）。因此，在普通家庭环境之下，建立制约恐惧反应的数目，势必大大增加。

制约的愤怒反应和制约的爱恋反应也是起源于同样简单的方法。小孩只要任何人，任何物触他，疼他，喂他，洗他，摇他，抚弄他，他便依之不舍。沉溺于这些事情的人，普通多半是做母亲的，所以小孩便“爱”他的母亲。渐而看见母亲的样子，听见母亲的声音步声，看见母亲的相片，看见母亲的衣服或针线篮子，甚至印刷的母亲一字，便能引起那种名叫“母爱”的情操反应，再后则在娇饰一点的人，口说出的母亲一字，甚至喉头说出的（想及的）母亲一字，都可引起同样的情操模式反应——声音粗硬，嘤嘤啜泣等等。好些离婚，好些愁苦的婚姻，不能工作，不能自立，残痼，都是由于这种母爱，然而做母亲的人曾不因此而不疼爱其子女。她们读了这种实验报告以后，也不会去把她们的小孩——甚至婴孩——当人待遇，而不当驯狗或者别种玩品待遇，也不会以她们的小孩用对待旁的上等人的态度对待她们为满意。行为主义者十年以来，因其对于爱恋的简单分析，时时刻刻受到国内一般母亲的攻击。“行为主义者是残酷的人类的蟊贼，一点儿人类的感情也没有。”

四

因此，我们以为情感行为起初是很简单的，经过制约作用乃变复杂。家庭中的制约作用是轻率的，不经心的、没想过的；所以我们成人的情感行为也是轻率的、混乱的、不可预测的。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还部分地原宥杀人一事，以为杀人犯之杀人是因为在热情正炽的时候的缘故！

到了成人时代，几乎宇宙间一切东西都可激动内脏器官。什么“意志”呀，“理智”呀，“纯理”呀——他们从来没有过分；他们忙的是找寻外是中非的“解释”去解释我们的内脏叫我们所作的行为。清教徒旧教徒和一般宗教信徒在过去不知若干年岁的时代因为某些理由，禁止情感的发泄——一个现在还没有终了的压制的时代——只要正式的教堂、学校，大学、法庭存在一天，则这个时代也会延长一天。虽则我们现在还没有预备把他们立刻尽行取消，不过我想我们已经想到怎样不用他们了。既然内脏器官不能由没有而变成有，也不能由有而压成无用，既然我们的生活离不了他——各人有各人的，那末，为什么我们不能训练他，或使他受到训练，成为有秩序的行为，如同身体其他部分的行为一样？假如我们的小孩应该怕一两样东西，便当教他怕那几样东西而不教他怕别的东西。假如小孩应该怕蛇，怕蜘蛛，怕飞机，怕大炮，怕刀剑，怕指挥刀和来福枪，那末，使他怕这些东西而不可使他怕别的东西。假如他不应该“爱”他的母亲——那末，血族性欲关系的形成便当加以阻止。行为主义者管不着什么是于社会有益的。社会应该官己决定他要怎样的份子，要他的份子做些什么——然后行为主义者给他找出方法和技术，使小孩照着社会的希望长立成人。

但是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我们不独应有建立情感反应的技术，而且要有消除情感反应的技术，因为上面说过，无论如何小心教养小孩，而家庭生活则几乎日日在制造种种情感的制约。我们关于情感反应解约方法的实验，实在少得可怜。比如制约了一个对于兔子的恐惧反应，我们怎样方能消除那种恐惧？给他说明（佛洛特则反道而行），让小孩和兔子厮熟，让他看别的小孩和兔子玩，强迫他去靠近兔子等等，对于消除害怕兔子的反应全都很少效力。不到把内脏部分加入实验之中，我们一直未曾成功。

我们（Marg cover Jones夫人首先在Hockscher Foundation做这个实验）的成功，不过用了一间略四十呎长的房子。我们把小孩坐在房子一端的桌上。桌上放着小孩的点心，点心上面用布盖住。在房子的那端，我们把兔子关存一支铁丝笼里，不使小孩瞧见。然后突然把点心和兔子同时揭露。假如兔子隔得够远，则小孩起始吃他的点心。假如隔得太近，他便不吃。兔子恰恰搁在“可以容忍的点”上。到第二天，把兔子稍微移近一些一“可以容忍的点”于是便稍移近一些。再过几天，兔子便已放到桌上。又过一两天，兔子竟可放到小孩的臂上了。前此对于兔子的恐惧自此永远没有了。也不再有内脏搅扰、作呕，呕吐、不消化等现象了。在整个实验之中，内脏器官忙于有秩序地履行他的生物上的职务。这个实验完成以后，又曾在家庭试过好些同样的实验。至于这种试验的普遍性质如何，没有人能够说出。在我个人则对：之极抱希望，甚至希望其能应用于成人的解约。

行为主义者首先承认他在非常贫弱的实验结果上面建立了一个骇人的学说的间架。他的论据颇少实验的根据。如果他的见解是对的话，那末，家庭对于儿童情感反应之制约和解约将来当有真正注意的一天，仅仅教他以算、写、读是不够的了，算、写、读之外还应加上情感。有一日，恐惧、愠怒、情感太过、情感不及、索居不群、感觉过敏、怨诉、向父母或家中旁人表示爱情等等，将与不洗手而用膳、用刀取食、在你的友朋面前称你的夫人为“斯密斯夫人”（如果你的名字是斯密斯的话）一样的为不良态度。

所以，行为主义者已经给了社会一种控制个人的新式武器的粗草模型，可不知道社会会把他当作一具汽车辗去用，辗平人类人格中一切不同的成份（虽有“遗传”的关系，这个他仍是可以作的），以产生一族一律的人民呢？还是把他利用得当呢？

社会之形就人类生活者何止千百万年，算来这也不过做了区区一件小事而已。我们之与野蛮人，仍然非常接近：剥去一点儿言语的表面装饰和平、足、躯的文雅行为，到处便是粗生的、原始的质料。

野蛮人在野蛮时代是很合适的。我们的论点是说要使一个野蛮人在纽约住得合适，仅仅教他以英语和怎样用手行为是不够的。最要紧的还是训练他的内脏。这便是人类为什么如此惶惶不安的一个理由——他们有Chesterfield的语言态度。“Emperor Jones”的内脏行为。

《教育杂志》第20卷第8号1928年8月

克伯屈[107]文化与教育

——W.H.Kilpatrick：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Civilization.1927.PP.143.Mac Millan Com.N.Y.[108]。

文化是人类心血的结晶；教育便是延续，光大，保持这种人类心血的结晶的中介。文化和教育中间的关系之密切，之复杂，不难想象而得。

克伯屈的这本书便是从这许多复杂的关系中抽出教育对于文化的态度，或是文化对于教育的影响一层来加以系统的，详细的讨论。

他的这本小书虽则是“一本以变动不居的世界作观点的教育哲学”（P.134）可是：“为求一般人对于学校所以改变的原因得到了解起见，写的时候完全不是用的专门家的态度”。（P.135）所以虽则具有专精的内容，却用的是通俗的形式。

若是简单说来，他有三个论点：

第一，“我们的时代是从来没有有过的变动不居的时代；”

第二，“这种新的变动在教育上有一种新的要求；”

第三，“我们现有的教育应该大大改变以期适应这种新的需要。”（P.4）

我们现在便可跟着他的这种极合逻辑的次序看看他的意见：

我们的时代是变了！你瞧：从前老死不相往来的聚族而居，现在是晨发伦敦文抵纽约了，从前跰手䟡足的生产工作，现在是机器化了，电气化的世界了。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没有一点一滴和我们的祖父祖母的时候相同了！这种情况所给我们的印象不独是这个世界变了而已，而且这种变化之大而且快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中所没有见过的。变化的原因是“经过试验的思维”（Tested Thought）。中古时代以前的人只会玄想，盲从权威。自从加利里阿以后，大家方才觉悟过来，知道凡事不可盲从，应该去实事求是上的证明。这样一来，人类的知识便比较的可靠多了，科学的发达便是这种经过试验的思维的自然结果。因为科学发展，我们的时代便变成了“从来没有过的变动不居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最变动不居的时代，生活方面有了三种趋向。一是心理的：从前人类是不信任自己的能力的，是听天由命的，现在却是知道信任自己了，知道人力可以胜天了。二是产业的：因为产业发达，社会生活一天复杂一天，整个社会成为一体，人与人之间，息息相关，个人再也不能闭关自守独立营生而与世界无缘了，因之个人的价值也就跟着缩小变了。三是民治的：这是伦理方面的一种新观点。

结果所届，于是形成两大趋势。一方面政治上，学术上，宗教上以及一切人生方面，传统的思想，权威的压迫，全都渐渐失势，趋于没落；合理的，内发的思维一天得势一天。一方面经过试验的思维继高增高，于是科学发明也就日出无穷，其自然的结果便是社会生活的改变较前更加厉害，变得更快，变得更大，文化落后，赶不上物质的进步。

这是他所指出的社会变化和所以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的趋势，我们大概可以完全同意。

教育之起源本是传授前人的经验的，最初并无形式的教育制度，所以教授方法，内容也就随时势之需要而俱变；后来教育事业形式化了，因受惰性律，治者阶级的野心等的支配，一夫一天的趋向固定死板，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到了现在，学校又已达到形式化的极点，同时环境的变化又最大：家庭渐渐解体，社会生活愈加复杂：教育自身改变以求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已经到了！

现代的文化是一种改变了的新文化，现代的教育应该根据这种新的文化对于教育上的要求而改变，才能适于现在的时代。

我们最当明白的一点是：文化永远是变的。一方面现在的文化已经不是以前的文化了，所以我们的教育也就不能再以适应以前的文化的内容形式来适应现在的新的文化；一方面现在的文化更不便是将来的文化，所以我们更不能完全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来固定儿童的未来的思想行为。“文化是变的”这个现象所给我们的第一个最根本的教训是：让儿童养成自己能够思想，自己能够解决新的问题的习惯。这是最根本的一个要求。等而下之，现在的文化所要求的有：科学的教授，批评态度的养成，多方兴趣和合作能力的训练，世界眼光和民治习惯的鼓励。

这是克伯屈所见到的变的文化对于教育上的要求和关系。

最后，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怎样变法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数十年来，教育老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改变的，最近二十年来更加厉害。”（P.91）不过我们不自觉得吧了。

抽象些说，我们的教育应该有三方面的改变，这三方面的适应便是对着现代生活的三种趋势而来的。第一，要使学生的心理态度不独具有一种遇事问个“是什么”（what）的习惯，而且要使他们知道遇事问个“为什么”（why）。在技术方面，不独授以前人已有的经验，供其解决新的问题的参考，而且最应该训练他们，使他们自己思想，自己具有给自己对付新的问题的能力。第三，在品格方面，要使他们具有远大的眼光，正当的态度。

至于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呢？克伯屈的主张仍然根据他的老调：教学应该注重现在的经验，过去的经验只有参考的价值；经验应该是积极的，社会的；学生自动的活动应该允许充分利用；课程应该改造，添加应用的活知识，减去些陈腐的死材料。

这便是克伯屈对于教育演进所应走的道路的大体主张。

现在我想说点我个人的感想：

记得1927年克伯屈乘休假之便来华讲学，有一次在清华讲演“中国目前之教育问题”，说到中小学课程问题，说道“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以后，他的习惯、态度，已经养成，不容易吸收新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在他们年青的时候，教导他们新的观念，将来他们才能够吸收新的方法。”（字面据邬振甫王政记录）我当时不知怎样受了一种极深的感动。克氏在华讲演多次，多半没有什么创见，引不起我的趣味；这次却令我深深的回味了一场。

我觉得社会上多少惨事都是教育家所造成的。社会生活本是跟着时代而改变的。每个时代都显然地分出三个团体：一些年青的，富于理想的人主张急进，主张追过时代；一些年老的，认识事实势力的人主张保守，主张挽住时代；其余还有一些无所谓的，或是确实富于理想的人，都采一种旁观的或是批评的态度。这急进和保守两方面，永远是在争斗，永远是在惨杀。这方面认为是罪恶的，那方面认为是真理。他们牺牲一切，生命，财产，享乐，以求发扬他们自己所自认为很对的真理，毁灭他们自己所认为罪大恶极的对方。一切战争，屠杀，除了物质上的原因以外，这种心理方面的动力是最大的了！

在现在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争斗的惨剧，尤其显然。一方面是顽固的恋常，一方面是盲目的求变。恋旧的人不懂时代是变的，文化是变的，他们追不上这个变的时代，适应不了这种新的文化。求新的人也只知道文化是变的，却不明白去考查那变的方向究竟对不对，那适应的方法行不行，尤其是完全消极的适应，不求积极的创造和领导是上是一个正当的办法。他们都不管，他们只在顽固地，盲目地争斗。

其实，如果你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决定回答不了。他们自己何常存心去顽固地恋旧？去盲目地求新？在他们背后作祟的乃是他们所受的教育。

近代的心理学者，尤其是行为主义者告诉我们：人生的习惯，行为，态度，大体是教育决定的。J.B.Watson[109]则简直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可以用“习惯的行为”来解释。他以为人到五六岁的时候，其一生的态度行为便已被这几年之中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大半。这话即使太过，而教育之影响于人生之大，总是万万否认不了的。

一般人之顽固地恋旧便是这个道理：他们受教育的时候，教的人已经很确定地告诉了他们那是对的，那是不对的，却没有告诉他们一个是非的标准和一个测量是非的方法。也许在他们受教育的时候，他们所学的是非技术全都是对的，是够用的。可是文化究竟是变的，社会生活绝对不是永远固定不进的；一旦到了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变了，已经不是他们父母师长的时代了，他们的时代需要新的技术，才能解决新的问题，而他们的习惯却只能对付旧的文化和旧的社会生活。那时，他们除了只能茫然不知所措外，除反抗时代以外还有什么方法？

时代是变的，我们所教给我们的下代的却是死的，不变的，仅仅适用于现代的时代不能应用于将来变了以后的时代的习惯。结果，每个时代都有顽固的，其实是不能适应环境的人。对于他们自己，固有牺牲，对于全部文化，也就受了他们的牵掣而停滞了。

这种损失的责任归谁？归教育家！

盲目的求新也是由于同样的道理：他们所受的害比较的小，他们知道文化是变的，可是他们没有受到合适的训练，所以只知一味盲目地追求。

世界文化已经比我们进步得远多了，可怜我们自己一方面是顽固地常守着过去，一方面盲目地追求未来；这罪过应该由我们的教育负担，将来的补救也只有靠我们的教育！

克伯屈指示了我们一条道路：“合理的适应”（Rationaladaptation）。达到这合理的适应的方法是：叫学生自己给自己思想。

“适应”这个东西是可好可坏的。只知道消极的适应叫做“随风转舵”，“没骨气”，“无创造力”，结果流于油滑无用；只知道一味的不适应，叫做“顽固不化”，“阻碍进步”，结果终归淘汰。

人对社会生活的正常态度，应该是“合理的适应”；教育对于文化的正常态度，应该是“合理的适应”！

愿我们的教育家把未来的一代炼成能实行“合理的适应”的动物。希望那时四十岁以后的老头还能吸收正当的新思想，二十岁的青年也能合理地思想！

《认识周报》1卷7期1929年3月

蜗逊[110]心理保育论

——J.B.Watson：Psychologi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1928，PP 195，W.W.Norton & Com.Inc.NY[111]

世界上一切学科，都是互相关联的，互相影响的。五十年前，心理学尚未发达，对于教育影响最大的是哲学；最近五十年来，心理学脱离哲学而独立，一天发达一天，于是教育和心理学的关系较之和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前哲学影响教育，多在理论方面，如人性善恶的讨论，人生究竟的意义，教育目的的终极等是；近来心理学之影响教育，多在方法方面，教育心理学之发达应用正是明证。我想将来的趋势是不能完全抛弃那一面的；至于应不应该以谈心说性的玄幻理论来讨论教育，自是另一问题。

行为主义是心理学上的一大革命，也是科学方法的一大胜利。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当然免不了它的影响。不过自来行为主义者，没有在教育上有过具体切实的主张，其对于教育的意见只能从其心理著作中推论一些。

我以为行为主义如果应用到教育上来，是自有其一贯的系统的。它一方面有一全套的教育哲学，一方面又有一全套的具体方法。它的教育哲学的第一点是：人有无限的可教性。换句话说，行为主义者对于教育自始即有充分的信仰。自来一般学者都以为人生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遗传，二是环境；遗传与环境之争，优生与教育之争，已有长久的历史了。他们相信人的智力不同，能量不同，智力能量等等都是先天决定了的，教育只能在这不同的遗传的心理特质以内，尽量努力以求成就的绝对增加而不能求其相对增加。行为主义者不然，他们从发生的研究法知道人是没有什么本能的。他们的领袖蜗逊更加大胆地说：人生来只是一堆原生质，一堆肉，生来就有的行为，只是手足等处的颤动。以后的一切行为全是由于习惯的形成。我们可以用教育的力量使那堆原生质变成一个贼，一个君子，或是一个不世之才。人是没有什么遗传的心理特性的。人的将来，人的行为，全靠习惯；遗传不能受教育的支配，习惯的形成却是可以受教育的支配的；所以教育自然是万能了。他的教育哲学的第二点是：教育的目的是在养成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文化是时时刻刻在改变的，我们不应该把小孩的习惯固定化了，以致不能适应他们自己将来的环一境。

他们在教育方法上也自有了一套主张。第一点是：利用制约作用。他们从发生的研究法知道人的本来反应是很少很少的；他们解释复杂行为的法宝是制约作用。比如人的情绪行为，生来只有惧，怒，爱三种，而能引起这三种反应的刺激又只有大的声音和失去支持，阻碍身体的动作，触看皮肤四种。不过小孩一到生后，环境的刺激何止千万？在那本来可以引起某种固有反应的刺激发生的时候，如果同时另有其他刺激同时发生，经过几次之后，其他那个刺激便可引起某种固定反应了。如此继续制约，乃有我们成人的复杂的情绪行为。假如教育能够利用制约作用，由成人给儿童选择刺激，选择反应，而儿童生时本就只是一堆原生质，无智力的分别，无能量的不同，则社会中无论愿意形成一种人才，教育都可设法使其如愿以偿。他们教育方法的第二点是：注重早期家庭教育。蜗逊以为环境中的刺激万分复杂，制约作用进行得非常之快。儿童生后一两岁便已受了千千万万的制约，其行为的习惯便已大体形成。所以，如果想要真正的教育儿童，要使教育能有真正的效力，我们便非注意婴孩期的教育不可。我们对于婴孩的一举一动，应该十分留心。

这虽然是从他们的心理著作中的推论，其实大休是不会很差的。

现在好了，行为主义者的代表蜗逊对于教育有了一本代表的著作了。《心理保育论》一书主要的是提出早期家庭教育的要点，一一说明；是注意新思想的人所应看的一部书。

他首先指明育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育儿是一种非常精巧的艺术，当母亲较当律师医士还不容易。可是实际上真够资格的母亲就没有几个。随即说明他在霍布斯金大学实验的情形，并以照片说明儿个重要的结果。以后跟着说明惧，爱，怒三种情绪反应的真义及挖制这三种情绪反应的方法。他说由实验的结果知道俱是生来就有的反应，可是引起惧的反应的刺激，只有夫而尖锐的声音和身体失去支持或平衡。普通以为人性怕有毛病的动物和滑的动物，其实完全不然。对于有毛的动物滑的动物的恐惧反应全是由制约作用习得的。人生有许多避免的动作也是由于同一的道理。本来能够引起避免的反应的只有痛的刺激。许多成人之所以怕不必怕的东西，避不必避的事情，全是由于小时候在家庭受了不良的制约作用。如要预防多惧的习惯，最好留心家庭环境，不要多有大而尖锐的声音，不要无故禁止儿童的动作。万一已经形成了不必需的惧的反应，还可利用解约的方法免去那种习惯。所谓解约的方法便是把那应该免去的刺激的不引起反应的范围边界逐渐缩小，终而消灭其引起反应的能力。比如儿童因闻大声时同时看见一支兔子，几次之后见了兔子及其他有毛的动物就怕，使可在他吃饭的时候将兔子远远放在桌上，以使他害怕为度，以后逐渐移近，数次之后自然不再怕了。说到爱的反应一层，他很感慨于一般家庭之溺爱过甚。他说本来可以引起爱的反应的刺激只有触着皮肤。本无所谓母爱性爱，不过因为一般母亲过爱子女，每每无缘无故抱着亲嘴抚摩，以致形成许多爱的反应，层层制约的结果，连母亲两个字都可引起爱的反应。许多成人时时无故伤感，没有独立独行的性格，全是母亲过甚所致。以后做母亲的应该不和子女亲嘴，应该“以成人对待小孩”。怒的反应也是一样，也是只有阻碍身体动作一个刺激才可以引起的。只因儿童幼时所受家庭保养太不得法，弄得自小好哭，大了也易发怒，不能有个快乐的人生观。家庭制约作用最坏最厉害的是穿衣洗脸洗澡，穿洗的时候一味强迫，以使儿童视穿衣洗脸为畏途。补救的正当方法应该是轻手轻脚一点，不要妨碍他们的身体动作。到了两岁多的时候便可让其自己着衣，多多练习手足动作，不必老是代办一切。

第五章讨论保育儿童的具体方法，说得非常详细，连儿时起床几时吃饭都有规定，最有趣的主张每一小孩应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不应和父母乳妈一起，也不应和兄弟姊妹一起。应多多任其自动，万万不可代办一切，以免弄成依赖的习惯。

他对于性教育的见解和一般开明的教育家差不多，主张由父母公开坦白的示以合理的知识，不可视若神秘，反使其妄听一般胡说，损伤身体。据他的研究，六个月的小孩便有手淫的事。由此可见性教育之重要，至迟在十一岁以前便应把性的道理告诉小孩才是。他认为一般家庭不准男女小孩一同游玩是最要不得的，那种结果，势必养成同性爱。他说女子差不多都有同性爱的现象。Moss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一支雄鼠放在箱子的一端，一支雌鼠放在箱子的那端，箱子中间铺以铁网，通以电流。电力可以增减，增减的分量可以测量。雄鼠要到雌鼠那端必得通过铁网，即是必得触电。雌鼠要至雄鼠那端，也是一样。第一个实验所用的雄鼠是和其他雄鼠雌鼠一同养大的，他在颇大的电力上也愿过到雌鼠那边，雌鼠则更在较大的电力上也愿到雄鼠那边。第二个实验所用的雄鼠是只和其他雄鼠一同养大的，实验结果，即是网上不全通电，他也不肯去到雌鼠那边。由此可见，第一，女性之爱男性较之男性之爱女性为尤甚；第二：男女是不该分开养育的，分开则性的正当关系而同性爱易起。

这是全书的大意。

读完以后，觉得专就本书而论，似有两种好处。第一是他所提出的方法是有客观的实验作根据的。自来关于教育方法的主张有根据的说法很少。大都是根据一己的观察发为议论。有时碰巧合乎学理，有时竟和真理大相违反。自从教育心理学发达以来，方法方面比较多有实验的根据，蜗逊此书也有此种好处。第二是他的方法说得非常具体，不难试行，虽然试行的结果是否良好尚术可知。比如他干脆定下每日六时半起，喝果汁，在床上玩至七时半，然后正式起床。他又定下两岁半即应自己学着穿衣服。诸如此类，固然未免生之死板难行，然其切实详明之处，却是不可埋没的。

然而也有两点值得讨论。第一是：若是依他的说法，行为全是习惯，习惯全恃制约，而制约一经固定又不容易消减，甚至除了恐惧一层在事后尚有解约一法可资补救以外，其余行为可否恃解约以为救济尚未可知；如要有好的行为，全恃事先的慎重制约作用，换言之，即慎选刺激。但是人生环境变化万千，家庭生活也就未可一一顾及一切，即如大声一事，家庭之中何时能免，又安知何时有某种不应有之刺激同时发生而特别免除此种大声免使儿童受到不良制约。此在事实上实在困难万分，恐怕除了专供实验用的心理实验室外万难做到。

第二是他的“人生本是一堆肉，一切行为全出习惯”之说，未免也有毛病。Issac在英国医学心理杂志批评得好，他说，假如果如蜗逊所言行为一经制约即难破除，又如蜗逊自己又说小孩关于性的良善习惯自小养成，以后万万不可使其有年长的不良伴侣，否则“一个四岁的小孩和一个六岁或八岁的有不良习惯的伴侣一起，不久便会前功尽弃的”。岂不自相矛盾？蜗逊反对杜威一派的教育即生长说，我是赞成的，那些唯心派式的说法本来太神秘了。但是一定说人生来只是一堆能动的肉，万事委之制约及习惯，而又以能养成善良习惯为已尽教育之能事，却不敢毫不怀疑地接收了。

《认识周报》1卷11期1929年3月

桑戴克论教育的领域[112]

——译自Thorndike and Gates，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1920，Chapter I

人和别的动物比较起来，真是最会产生变化的一种东西。人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改变生活环境的持续的坚定的努力。人在地上掘一个窟窿藏身，便是改变了地球的形状；人把大山移去填海，也是改变了地球的形状。人要扑灭苍蝇培养牛只，便是改变了地球上面的生物；人要刈除杂草种植稻物，也是改变了地球上面的生物。人若教书传教，他便在改变他的同类；人若进学校，做礼拜，他便在改变他自己。他无论做件什么事，都可以直接间接使他的同类和他自己所在的世界发生变化。

教育的一般特性

〔教育是关于产生变化的〕　人生的艺术和目的是在改变世界，使世界变得好，使一切事物，动物，植物，别人以及自己都变得更合于生活的目标。河水的流行，是不管人的意思的，但是人却可以改变河道，挖深河床，使其变得更加有用。昆虫的繁殖，并不顾人的幸福的，但是人却可以杀灭传染病毒的蚊子，培养制造食料的蜜蜂。小孩的生长，也是一样，一半是由于内部的冲动，是不受成人的支配的；但是人却可以设法改变其本性，使其更合于人类的需要。人人都在促成某些变化，反抗其余的变异，使世界世人都变得对他有利；共同生活的人群，如果心地明白，也必设法改变世事世人，使其变得对于整个团体都有利些。

〔教育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科学〕　世事的变化，和一切科学，艺术，以及一切产业都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人要了解而且能够支配那必要的变化，便要搜聚知识，搜聚知识，便是科学的事。实施那些必要的变化，又是艺术和产业的事。教育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艺术，所以教育是了解，支配，和实施那些促进一般幸福的变化的事。

〔艺术与科学的分类〕　科学，艺术，和产业的分门别类，通常是根据他们所要了解的或要改变的对象的。比如天文学是一种研究天体的性质和变化的科学，气象学是研究地面的大气状况的；地质学是研究地壳的；生物学是研究地面的动植物的；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别的科学，是研究动物的变化的，特别是人类的变化。

〔教育和他种艺术及科学的关系〕　人类有好些方面都值得研究，而且人类中间的变化也有各种各色。比如人是一堆物质，受万有引力律和传电等事的支配，所以人类有些变化，是应该由物理学去研究的；人又是氮氧氢碳等原质合成的，所以人类有些变化是应该由化学去研究的；其余还有些变化是属于解剖学的；有些是属于生理学的。这些科学各以人类的一方面为主要的对象，同时各科之间又复互相重复，互相借助。教育的主要兴趣在人类和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在使人类的天性更加适合于环境的一切变化。不过教育的主要兴趣虽在人类的本能、本来冲动、学习能力、智力、技能，和品性等事，但是别种研究人类天性的科学对于教育却有很大的借助，而且教育和研究世界上其余的事物的科学艺术，产业，都有密切的关系。

〔教育是对于环境的适应〕　大家常说，人生是使继续不断地努力适应环境。人家常常以为教育是使个人适应环境的事。照这定义看来，教育所研究的，便只限于个人努力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环境的事了。这个定义，虽未尝不对，不过终欠完美，而且容易启人误会。本来，教育是要改变人性，使人和环境得到一个和谐的关系的。人应该学着在现状之下去生活。不过这只是真理的一边。教育不止是改变人性使其适应一个全无改变的世界；而且也应该改变世界使其和人性相调适。人类是最不愿受环境的宰制的。叫他一味被动地去适应一个静止的世界，他是会起反抗的。假如我们朝周围看看，我们便可知道人生多半是消磨在改变世界，少半才在改变人性。而且，本篇一段便已说过，人之改变世界，并不是为的世界，乃是为的改进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他不独爱去改变本性以求适应环境，而且也爱改变环境以求适应其本性。

〔教育是关于改变人性的，又是关于改变环境的〕　这样看来，人要改进他和环境的关系，便有三个方法。……教育科学的工作便在研究当用那种方法，并且如何用法。教育艺术便是那在可能范围以内改变人性的技术。别种艺术和产业，如同图画、农业、工程、运输等事，便是应该改变环境的时候的改变环境的法子。教育则无论什么改变，只要影响及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便都要管。一切事情，在应改变人性或应改变环境的歧途时，教育都是要管的。假如果子是有毒的，那么，我们应该教孩子莫吃呢，还是把果树毁掉呢？假如孩子生来是要偷东西的，那么，我们应该改变现存的世界以及一切制度呢，还是保存世界的现状教孩子去适应呢？有时候我们主张改变环境，有时候我们主张改变人性，有时候一样改变一。无论怎样，这问题是应该由教育科学去解决的。

〔教育家应该懂得人性，也应该懂得环境〕　解决这种问题，教育应该根据些什么事实呢？第一，教育应该懂得人性的本质：一点不要指导，一点不要高深的技术，固然是不聪明；而把一切工作都弄得十分复杂，都要懂得微积分，要有变戏法的本事，那也是同样的愚蠢。第二，教育应该根据环境——产业、制度、国家、习惯、富源——的本质和其可以而且可能改变的限度。假如传染病在下代还不能完全扑灭的话，那么，我们忽略传染病的教育，其愚其蠢，便和并没有大群的豺狼侵入而教儿童以防止豺狼的方法是一样的。教育科学之所以十分困难复杂——但是同时也是他的诱力一一便在教育一方面要注意个人，一方面又要注意环境的现状和其将来的可能状况。

〔教育需要最渊博的知识〕　所以，教育所管的是比读写算的传授多得多了。教育所管的是个人和其整个环境的相互关系。教育既然负有帮助人们适应环境的责任，教育便应研究，了解环境的现状——他的自然形辨、气候、有用的和危险的产物，人民、政府、制度、习惯，以及道德律等。教育既然对于人性之能否改变相宜否改变以求适合新的情境、应能提出有力的主张，教育便应顾及一切拟议中的环境改变和人性改变。教育既然负有帮助人们合适地造应新的情境的责任，教育便应注意环境中的一切变化，无论那些变化是教育所赞同的或不赞同的，是由于战争或灾害或发明或别种事情所产生的。没有一种别的科学比教育还需要更广博的知识；没有一种别的科学比教育对于人类的幸福更有贡献。

〔教育艺术和教育科学的分别〕　把教育当成一种科学，则教育的责任在发现个人对于环境中的人，事和情况的最合适的适应。把教育当成一种艺术，则教育的责任在实现那种适应所需要的人性的改变，而不是环境的改变。就是把教育看做一种艺术，教育的范围也比传授学科大得多多。他是要使人的知识、技能、感情、情绪、道德以及一切习惯发生变化。不过在我们对于这层加以仔细的说明以前，且来看看教育艺术有什么必要。

教育的需要

把教育当作一种艺术，当作一种改变人生行为的技术，是有三种必要的理由的。第一，因为人生下来，直到长大，其自遗传得来的或是未经学习的能力不足以适应任何——甚至最高简单的——环境。第二，因为自然的，没有指导的（和用指导的教育不同）学习很慢，很不经济，而且常常误事。第三，因为现代的世界是非常之复杂的，非常之善变的，人要能在这世界有点用处，便不能不有敏速的学习。

〔本性是有限的〕　每一代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有些生来的智力、技能、和兴趣的素质，和有史以前的人类所有的是一样的。至于一生的学习、知识、习惯、技能、态度、信仰，以及理想等等，却都不能由父母传给子女。他们生来的时候，其能力之薄弱和一千年以前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利用文明成绩的必要〕　假如除了新生的婴孩以外，一切人类都离开地球，跑上别一星球，这些婴孩又能活到二十来岁，凡是自然的在生长所生出的一切知识技能都保存着，只是没有他人的教育活动的影响，那么，他们就活到二十一岁，也会像群野兽似的。他们会恃果实、浆果和小兽为食品，营着不安稳的生活；会容易害瘴气、黄热病、天花、黑死病等等，对于言语、机械艺术和顾及未来等事，会比猴子高明不了多少。他们和别的哺乳动物的分别，多半只是他的身体动作，尤其是手部、口部和面部的动作多些样数，学习比较来得快些，对于精神生活的本身易于感觉满足些而已。不过就在初民环境的简单情境的莽林生活之下。一生一世，学的也不过是最简单的取得食物和自卫技能而已，真正很少了解他们自己的本身和其所居的环境的。

假使这些婴孩是生长在一个没人照顾的近代城市，若是没有教育，他们即有进步也是很少的。他们多半会和其他动物一样，只用心在寻食、寻偶和寻求机体的快乐。他们会把书籍、工具、机器以及别的无数的文明产品当作玩具弄，虽则许比猴子玩得聪明一些，不过他们是不会读书、烤面包、修理工具，或是把机器看得比可以供愉乐，警奇和恐惧之外更有用些的。

〔没有指导的学习是有限的〕　假如这些婴孩是在一个现代的社会中长大的，社会中的成年男女只是忙于自己的事情，一点不去忠告、指导、改正或是用别的法子教育他们，他们也会自己观察，学得好些东西。他们的发展，大半在看了他人作事，自己也去学做。不过有好些事情，他们虽可看着别人去做，自己却做不来，因为他们没有了解那些事情的意义的能力。就是那些和基本需要最有密切关系的简单活动，他们只用观察的方法去学，也是不经济的，少效果的。尽其量，他们不过学到一些文明生活的方式而已；对于文明生活的意义是很少了解的。他们会学得模仿我们，却没有学得过我们的生活。如果一点不用教育，那么，一切言语、打字机、新闻纸、电灯、药瓶等等，在他们的一生一世，看来都是神秘而已。

没有教育的学习很少很慢，那并不足为奇，所奇的是我们就在婴孩的时候也能学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快。我们在成年时期的学习能力，大半是由于在婴孩时期所受的教育得来的。我们的发展之要靠着我们早早获得学习的基本工具，实在比我们平素所想到的多得多。

人生若是一任本性之自然，不加雕琢，尽他有什么好处，大概聪明的人都是不会愿意他的子女仍然过那种一任本性的生活的。其实，据我们所晓得的人类的精力乃是用在利用教育的方法，去妨阻那种一任本性的生活。就是原人在他的少方面的生活中，也已知道了教育子女的必要。因为教育的重要非常明显，所以教育的价值老早就已被人发明。所以只去改变地面的城市、矿场、农场以及工厂是不够的。还要教人能去利用才是。世界的有益的改变，必待住在世上的人类也有改变，才能发挥他们的好处。

〔近代生活需要继续的学习〕　文明一天一天的进步，生活一天一天的复杂，知识一天一天的广博，器械一天一天的又多又繁，社会关系一天一天的又丰富又多花样，教育的需要也就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只说能在一个近代城市中过相当满意的生活——城市居民的比例现在常在加高——只说能用了解的心情适当的态度去应付日常的生活，已就需要好些身心的技能，好些记识了；而且我们生来只是一些原始的动物，也得加以不可量数的改变才行。只说我们自己要能顺应环境使得我们自己满意，教育的需要，已能自生至死，没有一时一刻可以止息。婴孩的不会行动，青年的易动感情，少年的心理上的和职业上的需要，成人的增加家累和顾及未来，以及老年的体弱无能，都需要同样新鲜的，同样重大的和同样困难的顺应。

〔我们在生活中所习得的特性〕　知识、技能、习惯、态度、信仰、理想——都是不能传给我们的子孙的，我们的子孙生下来的时候简直连最简的环境都不能适应，所以教育便应早早的开始，有效的办法，才能使其适应现状的复杂世界，感觉愉快。但是，前面提过，教育不独只管对于事物的适应，也不独只管由不可控制的自然力所发生的或正在进行的人力所促成的未来改变，而且也要顾到特意引起的进一步变化，使人生更加满足，更加有结果。在行德谟克拉西[113]的社会中，改变的质量可以由民众支配一大部分，所以尤其需要一种更充实的教育。

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教育，去减少那些多量的过误、不平、愁惨和愚昧，免得妨碍善良生活的进步。

〔教育在谋国家的福利〕　就是最文明的国家，现在也还没有学得用专家法官所组织的法庭去解决国际的纠纷，或用一种国际警察去防止国家之用暴力或作违法的事。现在对于国家的大批盗窃、纵火、杀人，大冢仍很敬重。最聪明的见解是：防止战争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只有教育人民，使他们把战争看成一种无益的罪过。

现在就是最文明的国家，年年都犯一种罪过，使愿意作工而且能够为大众的幸福而做工的人无工可作。据说美国一位总统，当人家问他如何对付那成千成万的失业者的时候，说是“只有上帝知道。”其实这是人所应该学着知道的。除非到了人能知道处理国家的事务，使没有一个愿作工而又能作工的人因被强迫不能作工以致困苦颠连的时候，教育便是没有完善。

〔教育在促进个人的幸福〕　即使在最文明的国度里，大多数的人民对于自身的幸福都没有一种合理的态度。他们不知道着重绝对的善，不知道以自己所有的美、财产、余暇、朋友为标准而定自己满意的程度。反而他们的满意失意多半是以相对的条件为转移的——比如自己比琼斯好看些呀，自己的屋子没有斯密斯的大呀，自己不得不比他人多做工作呀。假如告诉一个人，说你可以比现在阔一倍，不过他人都要比现在阔十倍，大概多数人都是不愿意的；这真是何等的可怜！这种完全根据相对的地位去计算幸福的不合理的方法，其阻碍人类的幸福，恐怕比什么都大。对于这种情形的预防救济，也只有依靠更好的教育。

〔教育在增进控制自然的力量〕　人类改进外界的情形，要用艺术和产业，教育又是艺术和产业的根础。人要改变外界的情形，便应代代改变自己。他应该获得知识的技能，否则，五谷便不会生长，发生疾病的杆状细菌便不会灭亡，屋子便不会建立，诗歌、图画、音乐便不会产生，国家的法律制度便不会成立，国际的研究事业，商业、科学事业便不会进行。

改良教育的方法

人类改良教育的方法和改良别的人生活动的方法是一样的——在用坦白的态度去研究在调查现存教育制度的结果，在实验其他的教育形式，在弄清我们应使人类起些什么改变，并且如何改法。二十年来，这种研究人类自身努力以求改良的科学的研究，一天一天的受人注意。比如在学校教育中，各种形式所给予男女学生的改变，便已有人测验；新旧的方法，都已有人测过，其热心爱护真理的精神，和科学家没有分别，习俗所盲目信从的教育习惯，也便须得说个在理。

这种科学的研究，有五个问题，或是五组问题。就是：

教育的目标——我们应该用学校或是别的教育的力量使人类起些什么改变呢？

教育的材料——我们所要改变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要改良人类，必得知道人的本性和行为的法则或原则，那些法则或原则是什么呢？

教育的手段中介——我们有什么力量可以产生或阻止人类的改变呢？

教育的方法——要如何利用这些中介手段才能使教育最易达到其目标呢？

教育的结果——各种不同的方法，中介、手段用在各种不同的个人的实际结果怎样呢？

《安徽教育》第1卷第8期1930年3月

夸美纽斯对几个重要教育问题的主张——纪念夸美纽斯诞生365周年

夸美纽斯（一译克绵斯基）是捷克摩拉维亚人。他生活的年代是1592到1670年，相当于我国明嘉靖卅一年到清康熙九年。他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主持过祖国的兄弟会小学和波兰黎撒的兄弟会中学，替瑞典编写过教科书，帮助匈牙利改革过教育。他热爱儿童，热爱教育工作，他有十分丰富的教育经验，是一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他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继承了培根的唯物观点，发扬了捷克兄弟会的民主传统，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被推崇为教育学上的哥白尼。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的教育学说包括在他的“大教学论”（以前译作“大教授学”）里。大教学论，实际上包含了整本教育学的内容，并且奠定了今日分科教学法的基础。因此在一篇短文里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他的教育主张，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只就学习结果，写出我觉得有意义的几个问题。

1.对于教育力量的坚信夸美纽斯认为人心如同树木的种子，树木实际已经存在种子里面

“我们不必从外面拿什么东西给一个人，我们只须使他的固有的、藏在身内的东西展露出来。”这就是说，人有发展的极大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要靠教育才能变成现实，正如玉石要经过雕琢才能变成饰物，牛马要经过训练才能为人服役一样。人心又如土壤、白纸与蜡，“只要园丁当心”，土壤可以长出各种赏心悦目的植物；“白纸上什么都没有写，但是什么都能写上”；“蜡能变成各种形式”，“人脑也是一样，它能接受万物的影像”。这就是说，人是可以由外力加以铸范的。这外力有两种，一是环境，一是教育。但是教育可以左右环境的影响。例如狼孩子，由于没有受到人的教育，受了狼的环境的影响，长成了狼一般的习性。可是，后来被人捉获，进行一番人的教育之后，就又变成人了。可见教育力量之大胜过环境，何况教育还能选择好环境，避免坏环境呢。

具体到每一个人，夸美纽斯认为几乎没有教育不好的儿童。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差不多找不出一块晦涩的镜子晦涩到了完全反映不出任何影像的田地，我们也差不多找不出一块粗糙的木板粗糙到了完全不能刻上什么东西’的地步”。他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儿童的性格，例如有些伶俐、渴于求知但是桀傲的人，“常是学校所遭遇的困难的最大根源，他们多半是被人目为没有希望了的。但是，假如能够得到正当的处理，他们常常可以成为最伟大的伟人”。雅典大将塞密斯·托克利斯，年青的时候就是很顽劣的。后来他常说，“野性难驯的马儿，只要合适地加以训练，是可以成为最好的良驹的”。所以普卢塔克说，“许多富有天分的人通通是给他们的教员毁了的。他们没有能力去管理或者指导自由的人，他们不是把学生当作马匹看待，是把学生当作驴子看待”。可见我们平日所说的挑皮捣蛋的儿童，虽则会给教师带来一些麻烦与困难，只要我们善于教育，日后往往反会长成杰出的人物，比那些拘谨没有朝气的学生更有出息。真正无法教育的人“是一千人里面难得找到一个的。”这使我们懂得，相信教育才能办好教育。

2.对于教学方法的置视夸美纽斯对于旧时学校缺点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他说，旧时学校“教导青年的方法通常都是非常严酷的，以致学校变成了他们的才智的屠场”。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幸的人，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悲惨地损失了一生一世的最甜美的青春，在教育的小节上面浪费了青春的鲜美的岁月”。所以他决心写出大教学论来“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使青年们能够“迅捷地、快乐地、透彻地”进行学习。因为，既然人是一种“可教的动物”，教育的力量又是十分巨大的，可见教育办得不好的原因是教学方法不好，不是人的智力不够，也不是学科太难。“世界上没有一座岩石或高塔，高到在合适的位置放了梯子，或在合适的地方凿了阶级，装了防止跌落的危险的栏杆之后还爬不上去的”。固然，“在智慧方面，快乐地加入旅行的人很多，而能登峰造极的人是很少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人类的心智有什么达不到的目的，只是证明阶梯排列不好，或是数目不够，有危险，没有修理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方法有困难”。他认为旧时学校办不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非常缺乏有方法的、能够主持公立学校并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的结果的教员”，因而十分重视师范教育，主张设立一个“学校之学校”或“教学法学院”。夸美纽斯所说的教学方法包括教育方法与教学组织在内，不只是课堂讲课方法。我们如果不把他的意见简单化、绝对化，它是可以鼓舞我们钻研教育科学与教育艺术的信心的。

3.对于教学过程的主张夸美纽斯对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教学提出了不少卓越的主张，他格外重视下列各点

自觉。夸美纽斯认为人有发展的极大可能，问题在于使人得到发展的机会与动力，不必强迫，所以他首先反对强迫学生学习，“凡是强迫孩子们去学习功课的人，他们便是给了孩子们很大的损害”，因为，“知识的获得在于求知的志愿，这是不能够强迫的”。吸引学生爱好学习的办法有很多：可以通过起始课，向学生指出那门课是“如何的美善，有用，快意，否则又是如何的需要，这样去引起他们的爱好”；并把那门课的轮廓、目标、界限和结构告诉学生，这样去把求知的欲望彻底激发起来。可以通过父母，当着子女称赞学问，称赞教师等等。可以通过教师的循循善诱的态度，对于用功学生的表扬，和利用直观教具进行课外指导。可以通过教材的选择，使它适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可以通过平素的课堂教学。教学方法首先要自然。“因为凡是自然的事就都无须强迫。水往山下流是用不着强迫的。……我们用不着劝说一只鸟儿去飞行，樊笼开放之后它就立刻会飞的”。其次要亲切，比如利用对话之类。最后，还可以通过考试和升级之类的仪式，在会上表扬用功的学生，发给奖品，“去激发学生的热忱”。总之是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引起学生求学的欲望，亦即学生的自觉。必须这样，教学才能有效地进行。

直观。夸美纽斯有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一切知识生于感觉。“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的知觉开始的”。“存在心理里面的事情是没有不先存在感觉里面的，所以心智所用的一切思想的材料全是从感觉得来的”。“感官可以比作秘使与间谍，灵魂得了它们的帮助就可以支配身外的万物”。因此，学习要从事实出发。他最反对旧时学校只让学生死读书本，不让学生接触事实，他说那是“充满着空虚的鹦鹉似的空话”，他指责学校“没有把客观的世界指示给学生”，“结果，大多数人都没有知识”，他们的知识是引经据典地镶补成功的，就像“一张镶补成功的被褥一样”。

其实“事物是主要的，文字只是偶然的；事物是本体，文字只是衣着而已；事物是核，文字是壳，是皮”。因此，他主张，我们应该“学着研究天、地、橡树和山毛榉之类的东西，去学会变聪明，但是不可依靠书本的研究”。他立下的法则中有一条，规定“一切知识都不应该根据书本的权威去灌输，而应实际指证给感官与心智，得到它们的认可”。这就是说，教学必须重视直观，即是，“尽量利用感官去施教”，而“视觉又是感官中最主要的一个”。

运用直观进行教学的理由，除了因为“知识的开端永远是从感官来到的，所以智慧的开端当然不只在于学习事物的名目，而在真正知觉事物的本身”以外，还因“科学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要靠感官来证明，因为“看就是信”，还因“感官是记忆的最可信托的仆役”，因为“十次耳闻不如一次目见”，还因为可使儿童得到“快乐”。

直观教材可以是实物，可以是模型，可以是图画，可以把图像、浮雕、表解、规则、教材提要挂在教室，此外“高级的事物可以由低级的去代表，不在跟前的可以由在跟前的去代表，看不见的可以由看得见的去代表”。此外，他对直观教具的使用方法也有详细的规定。

注意。眼睛看东西，先要有光亮，同样，学习必须集中注意。夸美纽斯是主张班级授课制的，他认为一班可以有几百个学生。在这样大的班级中，教师必须设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到学习上来，“除非全体学生都在静听，他决不可说话，除非他们全在注意，否则不可施教”。教师可以通过八种方式在教室里保持全班学生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一是在讲课时“不断地耐心地去介绍一些有趣的和实用的事情”。二是在开始新课时介绍它与旧课的关系，或暴露学生对于新课的无知。三是站在讲台上，目光注视全班学生。四是充分利用感官，使用直观教具。五是边讲边提问，对于没用心的学生当堂予以责备。顺序往下提问其他学生时，不必重述原来的问题。七是答得好的要当堂表扬，答错的要纠正，要指出错误的根源。八是课业准许学生当堂发问。

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他是主张怎样在大班中进行复习与练习等等作业而又可以保持学生的注意与减轻教师的负担的。他认为，在叫学生复述课业时，应该好学生坏学生掺和着叫，如果一个学生答得毫不踌躇，可以相信他已全部掌握时，便不必等他答完，接着提问其他学生。在默写时，可以叫一个或几个学生宣读自己所默写的，其他学生跟着改正；教师只须巡看一下。在练习笔译时，每次可以叫起两个学生，一个逐句读出自己的译文，另一个逐句指出错误，全班也可提出批评，最后教师加以补充，其他学生跟着改正；然后两人交换地位，进行练习，然后另叫两个学生练习。

理解。夸美纽斯十分重视通过感官发展悟性，“知识的根源”，主张知识要经过理解再去记忆与应用。他斥责旧时学校只教学生呆读死记，不让学生接触实际，独立思考，说，“学校确是教我们用别人的眼睛去看，用别人的脑筋去希望自己变聪明的”。“他们不把科目对孩子们加以解释，却给他们无穷无尽的默写，要他们熟记功课”。结果，“如同伊索寓言上的乌鸦一样，只用别些鸟儿的羽毛去装饰它自己”。因此，他坚决希望，“人类这个理性的动物不要由别人的心智去领导，要由他自己的心智去领导”，就是说，要独立思考；“他不单只阅读别人的见解，把握它们的意义，或把它们记在记忆里面，再把它们背诵出来而已”，就是说，反对呆读死记；“他要亲自探求万事的根源，获得一种真能了解，真能利用所学的事物的习惯”，就是说，理解才能应用。所以说，“学生首先应当学会理解事物，然后再去记忆它们。要到头两层已经经过训练之后，方才可以注重语言与笔墨的运用”，“凡是没有被悟性彻底领会的事项，便都不可用熟记的方法去学习”，“无论什么事情，除非已把它的性质彻底解释给孩子们听了，……便不可叫他们去做那件事情”。获得理解的根本条件当然是接触实际，独立思考。此外，教师教学时，还要注意“从事物的原因去解释事物”。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它的原因使它存在的”，“解释任何事物的原因就等于真切地揭露了那件事物的本性”，“知识在于坚定地把握原因”，“原因是悟性的向导”。

应用。夸美纽斯认为知识的应用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归纳起来，他的意思是说：第一，应用可以帮助理解，因为如果不把知识的用途告诉学生，“他的态度便会是信仰，而不是知识”，因此，他主张，“只有应用易于指证的事物才该教给学生”。第二，应用可以培养技能，例如，“一切语文从实行去学习都比用规则学习来得容易”。

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主张，就是通过传授知识来巩固知识，有点像“学记”中所说的。教学相长”的意思，“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教导了自己”。它的作用是可以巩固与加深自己的知识。因此，他主张，每次教课，教师讲完以后就应提问学生，“按照原来的次序，把刚才教师所讲的重述一遍，好像他是其他学生的老师似的”，错了就给改正。这样一个一个地提问，先问聪明的，直到每个学生都懂了那堂功课为止。他认为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很多的：可以激发注意，可以检查教学效果，可以加深理解，可以巩固记忆。他主张教学以后，学生也应校对笔记，讨论学问，并应推出一个学生来代替教师，主持讨论。他同意约阿希姆福尔丁斯的说法，“假如一个学生想求进步，他就应把所学的科目天天去教别人，即使他的学生需得雇来，也应去教”。

4.对于道德教育的意见

夸美纽斯认为道德教育是人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当然，他所说的道德教育的涵义不可能跟我们所说的一样；但是，他所提出的进行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却依旧是正确的。下列几点，就值得我们重视：

预防。“因为，假如你不把良好的种子撒在地上，它便生不出别的东西，只会生出最恶的莠草”，所以，“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理之前，极早就去叮咛”，也就是。学记”中所说“禁于未发”之意。预防的办法莫过于要求勤勉。孩子们总是爱活动的，“孩子只要有事可作，至于作的是什么事，或者为什么要作，那都没有分别”。因此，我们应使他们“不断地工作或游戏”，“同时避免一切过度的压迫”，“结果就可以产生一个勤奋的心情，使得一个人非常活泼，忍不住懒惰的安逸”。否则不是变得好逸恶劳，便会由于精力充沛，养成坏习惯，“就像一只磨臼一样，每个角落都布满了尘埃”。总之，“懒惰是绝对不可容许的”。

实践。德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获得。这个道理原很简单，因为，“孩子们容易从行走学会行走，从谈话学会谈话，从书写学会书写”，同样的道理，“他们可以从服从学会服从，从节制学会节制，从说真话学会真实，从有恒学会有恒”。一味叮咛告诫而不要求实践，在教学工作上不行，在教育工作上更不行。

榜样。所谓榜样，夸美纽斯指的是书本上的榜样与活生生的榜样二者，他尤其重视父母、保姆、教师和同学的活生生的榜样的力量，“因为它们所给的印象更强烈”。“孩子们是和猿猴一样的，爱去棋仿他们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由于儿童的这种天性，利用榜样进行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而教师的以身作则就不能不提到首要地位了。另一方面也要小心地避免不良的影响，“如同不良的社交，不良的谈话，没有价值的书籍一类”，“否则他们便会受到传染”。

纪律。严格的纪律，惩罚，在学习问题上是用不着的，因为如果学生不爱学习，“错处不在学生身上，错处是在教师身上”，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好，教鞭是无能为力的；但在道德教育方面，惩罚却是必要的，并且“永远应该当场执行，使邪恶刚一出现就受到遏抑，或在可能的范围以内连根拔除”。

以上只就夸美纽斯的教育学说点滴介绍一些，夸美纽斯的教育学说本来有其完整的体系，从人生究竟谈起，一直谈到学校管理、分科教学方法。他的贡献又是多方面的：例如重视教育在个性形成中的作用；主张普及教育，女子教育，学前家庭教育，单一学制，国语教学，班级授课；要求人要受到周全的教育；注重感官经验，研究自然，仿效自然；提倡健康教育；提出直观、量力、理解、应用、循序渐进、发展悟性、新旧衔接等等教学原则，榜样、实践、预防等等教育原则，提问、练习等等教学方法；注意学龄分期；倡导编写教本及教学参考书；拟出教学内容，教学程序，学校作息制度；甚至连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及大学如何进行课堂讨论，如何进行公开答辩等等问题都提出了他的卓越的见解。可见这里介绍的确是“点滴”，不足以见夸美纽斯的博大精深于万一。此外，我们对于他的一切卓越见解，也不可以片面化、简单化地去看待。例如，他强调重视教育方法是对的，但是不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要改进教学方法就可以解决一切教学问题了。又如，在教学过程中，他重视综合法、感官作用、直接经验等等，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但是要知道，他也重视分析法、悟性与基本原则。这一切，我就不及一一加以分析了。

《人民教育》第5期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