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子钤印 无异垂帘
史学家大多认为，咸丰帝对肃顺等人“信任久而益专”，“行在事一以委之”，[95]几至言听计从；以致出现肃顺向咸丰帝进言除去那拉氏的“钩弋故事”。事实上，临终之际的咸丰帝对肃顺等人并不十分信任放心。他在如何防范权臣专擅，确保皇权、皇统不致旁落方面，办法虽不高明，但并不糊涂。
1861年8月中旬，咸丰帝病危。8月22日子初三刻，咸丰帝神智较前清醒，实为回光返照。当时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请以朱笔遗诏。咸丰帝“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96]随后，咸丰帝崩逝。当日颁布两道遗诏，一为立载淳为皇太子。二为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尽心辅弼载淳，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由于新帝载淳年幼，未能亲政，“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为日后下达诏谕的凭信。“两印均大行（咸丰—引者注）所赐，母后（即慈安太后—引者注）用‘御赏’印，印起。上（嗣皇帝—引者注）用‘同道堂’印，印迄。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97]赞政务王大臣给内阁及各地方官员的咨文通告称：嗣后，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由“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98]
咸丰帝的“后事”安排，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恭亲王奕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才具优长，对此，咸丰帝是心知肚明的。同时，兄弟二人曾因奕的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的封号及丧仪等问题发生龃龉，咸丰帝对恭亲王并不十分放心，“若托以后事，又恐‘将不利于孺子（小皇帝—引者注）’”。[99]故此宗支最近的奕被排除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这在当时虽在情理之中，却又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使人们对咸丰帝遗诏的真实可信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其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虽名为顾命大臣，但他们毕竟多是远支宗亲，终为人臣奴才，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者，其职责亦仅是辅弼赞襄小皇帝执政，必须时刻遵守“君臣大义”的道德规范。
其三，只有小皇帝及皇太后（慈安）才是皇权、皇统的真正代表与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慈安太后和皇帝钤印的规定，是咸丰帝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等可能专擅弄权的防范措施。
其四，咸丰帝临终时有关太后与皇帝的钤印规定，是为当时的权变之策，就其制度而言是不完善的。按规定，小皇帝载淳的生母那拉氏无权过问两颗印章的管理与使用，更无干预朝政的权力，这可能是咸丰帝对权力欲极强的那拉氏干政揽权的防范措施。但是，载淳继位时，只是年仅六岁的孩童，处理国政、朝政之时，由其钤印“同道堂”印章，无任何集权揽政的实际意义。这就使慈禧太后很自然地取得了以小皇帝生母的身份代子保存、钤印“同道堂”印章的权力。
综上所述，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当时的军机章京在《热河密札》中即已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100]的权力机制。
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慈禧与肃顺等顾命大臣几个回合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皆是依恃其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
咸丰帝病逝的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并率众嫔妃于灵前奠酒，而那拉氏则无晋封。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他们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份，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人亦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
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黜陡刑赏”等事，皆由辅政大臣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但是，慈禧太后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于辅政大臣拟进，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懿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101]
肃顺等人之所以要对慈禧太后做如此重大的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除了掌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外，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如有朝臣弄权，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地位，各藩王可举兵“清君侧”。这虽酿成了朱棣的“靖难之乱”，但其主观意图却是十分明确的。肃顺等人或许也知晓这一历史故事。(https://www.daowen.com)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取得代子钤印的权力，虽未居“垂帘”之名，实已有“听政”之实，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折……召见军机……且以朱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102]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
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欺蒙之术”。同时，他还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皆由其“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103]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权理朝政与亲王辅政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
肃顺等人在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权理朝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而立论的。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何诚心！所奏尤不可行”。[104]
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痛斥董元醇的谕旨递上后，慈禧将其留中不发。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与慈禧对抗。最后，慈禧太后等人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105]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而慈禧等人则遭到了失败。但是，在当时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酝酿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
1860年11月2日慈禧回銮北京后，即向在京的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等哭肃顺等“欺藐之状”。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果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太后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指肃顺等人—引者注）之祸尚浅”。“搁车之后，（慈禧—引者注）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这名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呢？因为他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106]“浑蛋”者，并非村夫市井的粗俗怒骂之语，而是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无知。
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时与慈禧多次较量，尚可与之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或权宜办法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銮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是必然的。
较量之四——曹、莽者流与孤儿寡母
清廷决定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人们、特别是众多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太后即密令醇郡王奕譞缮定上谕，指责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反对清帝回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奏对之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107]；命令解去肃顺等八大臣的职务，由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分别轻重，按律治罪。但慈禧太后工于权术，密而不宣，而是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以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不明就里的大学士周祖培愤然奏称：“何不重治其罪？”[108]慈禧太后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恭亲王奕亦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109]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太后则顺水推舟答称：“善。”[110]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较量。
1861年11月2日，恭亲王奕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此时，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太后、奕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恭亲王奕紧紧抓住了人们忠于正统皇权的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111]另据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112]遂束手被擒。
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史学界一般均称赞襄政务王大臣中，肃顺是其真正的核心；载垣、端华等皆庸碌无为，故而面对慈禧、奕等发动的“辛酉政变”无能为力，只得束手就擒。但实际上桀傲专擅的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恽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譞，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其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113]
“辛酉政变”已经成功。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事情正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