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咸丰帝死后仅103天，慈禧太后就利用当时弥漫于官僚士大夫及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发动了“辛酉政变”这样中外瞩目，惊心动魄的政局、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特别是慈禧太后专权47年的新局面，这是咸丰帝万万始料未及的。“辛酉政变”后，国内外许多人为政变的成功而高兴。薛福成曾称道说：“权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群贤并进，内外协力，宏济艰难，遂启中兴之治。”^[141]当时人皆以慈禧太后为皇权代表，垂帘听政之举纯为一个向同治皇帝亲政过渡的“舍经用权”的权宜之计，由此而酿女主称制局面，也是当时的官僚士大夫所始料不及的。否则，人们或许会做出另一种政治选择。

就慈禧太后个人而言，的确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是，人们切不可忘记的另一点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1869年7月，曾国藩与其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清廷政局时即曾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142]咸丰帝死后，实行的虽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但慈禧太后无疑占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以后对恭亲王奕的多次贬抑打击中，在其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被曾国藩称为“极聪明”的恭亲王奕，论血缘，为同治帝的亲皇叔；论权力，为清廷议政王；论爵位，为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尚且无可奈何于正统皇权的代表者慈禧太后，更何况端华、肃顺者流。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43]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可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早在1902年，梁启超先生即曾痛斥过这种所谓的正统皇权思想。他说：持正统论者不论是非曲直，亦不论其原来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在他看来，所谓“王”与“寇”并无明显差异，二者不过一步之遥。董卓、安禄山、吴三桂也好，陈胜、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也罢，“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宏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正所谓“成既为王，败既为寇”。^[144]

这种正统皇权思想不仅严重影响着当时各阶层的人们，甚至影响着当代的某些史学工作者。某些人无视天王洪秀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错误，及其对翼王石达开的疑忌与排斥，仍以正统皇权主义思想为思维核心，坚持“只许君不君，不许臣不臣”的“君臣大义”，批评石达开率军出走是不顾大局，分裂太平天国。这种史学观点不正是正统皇权意识和忠君思想对人们思想严重束缚的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