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皇权思想不可低估
正者，正中，居中不偏也；统者，统绪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谓“正统”，多用于说明某一王朝或帝王是受命于天的，在历朝历代的发展过程中居于纯正直接的地位。欧阳修曾说：“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115]梁启超先生《论正统》一文分析说：“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其意思非常明确，即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则“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116]正统皇权思想更是如此。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经过历朝历代长达两千余年的因革损易，到了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的顶点，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正统皇权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最初，儒家也不过是提倡“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117]“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18]是一种相互维系的责任关系。嗣后，虽然有人抨击皇帝为“独夫”、“至死弗恤”[119]的暴君，也有人咒骂“帝王者皆贼也”，[120]但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人间的皇帝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反对皇帝即是违反天命，统治者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提倡和推行“君为臣纲”等正统皇权思想，君臣关系变而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既然皇帝是天命的代表者，那么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权者，君主所独裁也”。[121]西汉的董仲舒曾提倡说：“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义也”，[122]后来则变本加厉地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观念。如有违抗，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正统皇权思想从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言行中亦可窥见一斑。
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听到炀帝为宇文化及所杀后，曾向原隋朝河间郡丞王琮表示：“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123]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失败后，张献忠的余部孙可望和李定国等竟认为，代表正统皇权的明王朝之德，“入人心久矣”，李自成在北京“称帝而不终”，“是天未厌明德也”；甚至表示将“反正扶明，洗去贼名”，奉明王朝之“正朔”。后来他们又分别被南明永历政权封为景国公和康侯等。[124]这大概是不能仅以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暂时掩盖了阶级矛盾来加以解释的吧？
农民起义领袖尚且如此，作为封建皇帝臣子的各级官员当然更是如此，他们当然更明白封建皇帝之皮与其封建官僚之毛的依附关系。
有的同志说：“热河是肃顺等人的天下。在那里，两位皇太后及小皇帝均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中。如果那拉氏和奕一伙胆敢轻举妄动，一道圣旨诏告天下，他们便成了逆臣贼子，罪该当诛，何况又有顾命遗诏在手，可以自行废立，找个借口把小皇帝载淳废掉，也是轻而易举的事。”[125]这显然太过小视皇权思想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了。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126]正统皇权思想的传统更是如此。
“顾命”一词，渊源甚古。《尚书》中有《顾命》篇。《周书》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孔传释曰：“临终之命曰顾命。”[127]
顾命之事，最为人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大概当数刘备白帝城托孤故事。刘备嘱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当时叩头坚拒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128]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未有过或决然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咸丰帝临终之际遗诏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辅弼载淳，并无“顾命大臣”名目，更没有给他们以自行废立的权力。且不论肃顺等人当时是否具有这种随意废立皇帝的能力，即使其有此“贼心”，也决无此“贼胆”。据溥雪斋先生回忆说：奕到达热河后，有人当着奕的面，“用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哪！’肃顺当时也只好低着头连声说：‘请杀，请杀’”。[129]由此，我们可见臣子无可奈何皇权之一斑。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即可清楚地看出，只有在某一王朝处于败亡末期、天下大乱、而某一权臣又已拥有极其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其人才敢冒险一试废君自立。(https://www.daowen.com)
当时肃顺等人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够掌握清廷大权，是因为其打着忠君和维护皇权的旗帜。没有慈禧、慈安太后钤印“御赏”和“同道堂”印章，罪诛太后及奕的谕旨即不合法，何论罪诛？至于“找个借口将小皇帝载淳废掉”，更是肃顺等人所不敢想的。否则，结果决不仅是肃顺、载垣、端华本人被诛杀，而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之祸。
正统皇权思想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
1861年11月7日，以载淳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这是“辛酉政变”后的论罪之词，自然不可视为论史之据。但是，“辛酉政变”之前，政局尚未明朗，确实已有许多文武大臣及封建士大夫等，对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辅弼幼帝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怀疑并公开挑战。
当时有人以清帝远支宗亲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弟弟肃顺等人为清廷中的“贤党”，以近支宗亲恭亲王奕、醇郡王奕譞等人为“亲党”。清廷家法主张“亲亲尊贤”，而“亲亲”又在“尊贤”之上。而咸丰帝的临终遗命，并非其朱笔亲写，而是由肃顺等人“承写”，使得朝廷内外对此惊骇疑惑。
首先，清廷内的近支亲王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恭亲王奕以宗亲最近，又有与英法联军议和，定难之功，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自然极为不满。其他近支亲王亦如是。王闿运所撰《祺祥故事》记述称，肃顺等以“搁车”形式要挟慈禧事件发生后，慈禧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肃顺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醇王又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130]《热河密札》亦称：“七先生（醇郡王—引者注）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惠亲王绵愉恐其语多有失，“喝止之”。[131]
其次，清廷内的元老重臣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如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慈铭表现尤为突出。他认为，在中外多事之秋，“嗣主深居于禁中”，如皇太后不能垂帘听政，代行皇权，使“诸臣秉笔于枢府”，必致“宫廷隔绝，上下相疑”。只有舍经用权，因时变法，由皇太后“假中宫之位号，收人主之威权，召见百官，号令四海”，才能免“萧墙之祸”，无“社稷之忧”。李慈铭的这种担心在当时的清廷官员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现今天子年幼，“孺子何知”，肃顺等以小皇帝“甫解语言，乍胜保抱，即能披寻封事，周览除书”，不过是欺人之语，“夫谁见信？”况且宫闱深重万里，所颁谕旨岂能仅以方寸印文（即“御赏”与“同道堂”印章）为凭据，“决为九重手定？”[132]
李慈铭等人认为，所谓肃顺等八人受顾命之托一事，是先帝病危之时仓卒间决定的。先帝的“审择所由，臣民未喻”，肃顺等人完全有可能是“藉地自矜……冒遗命以固政权。虽假王权，实由私意。”[133]况且“大行（指咸丰帝—引者注）末命，懿亲如惠邸之尊属，恭邸之重任，皆不得与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瓯之托”，必使“中外骇异，谓非圣意”。尤其是，“一切奏章，皆云军机处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处分，传抄天下，然先帝未有载垣等三人入军机之命也，是其乘间攘权，欺蔽耳目”。[134]李氏力图据此从根本上否认肃顺等人受先帝之命辅佐幼帝的皇权光环。就连被目为肃顺党人的王闿运也曾认为“恭亲王宜当国”，力主“亲贤并用，以辅幼主”。[135]其意无非是为了拉上近支亲王奕，使肃顺等人更具皇权代表的色彩，避免赞襄政务王、大臣有疏远皇亲、乘机揽权之嫌。
再次，清廷内掌握部分兵权的武将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僧格林沁在10月3日的奏折中，违抗肃顺等人关于内外臣工于奏折内只准书写“皇上”，而不得书写“皇太后”字样的规定，故意书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肃顺等人就此提出批评后，僧格林沁竟表示今后“仍不敢不如此缮写”。[136]
10月26日，兵部侍郎胜保上奏折直接对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的权力提出挑战。[137]他说，“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肃顺等人竟敢以“承写”的谕旨为据，自任顾命大臣，“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现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在此情况下，肃顺等人虽采取诸如“掣签简放，请钤用符信图章”等办法，“欲以此取信于人”，但实际上，“无如人皆不能相信”，“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朝廷“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行解体，且恐外国闻之，亦觉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胜保提出，“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要想真正使人相信最高权力仍掌握在皇帝之手，必须由“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其所谓“正国体”、“顺人心”者，即必须将皇权牢牢掌握在与小皇帝最亲近、最能代表皇权的皇太后和亲皇叔手中，谨防皇权旁落权臣。胜保还特别要求清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公同阅看”，[138]其争取近支皇族支持的心理跃然纸上。
再其次，颇受肃顺等人信任依重的汉族官僚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对此表示出不同程度的不满与怀疑。他们认为胜保等人陈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并于近支亲王中择人辅政之举，“皆识时之至言”，甚至称颂慈禧罪诛肃顺等人“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的“英断”之见。[139]
正统皇权思想之深重影响，还可由肃顺等人一次败招中得到佐证。10月7日，尚在热河的肃顺等人“自陈职事殷繁，实难兼顾”他职，恳请清廷“酌量改派”他人。肃顺等人此举，或许是“意在彰其劳勋”，[140]但也可以理解为其表明将全心专意致力于辅弼政务，于其他事务不敢专擅专揽，以消除他人对自己的种种疑忌，是对至高无上皇权的一种妥协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