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善规过 未逾雷池
1843年4月，道光帝颁谕起用鸦片战争中误国获罪诸臣，任命琦善为热河都统、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消息传出，虽人情骇异，但慑于皇威，多不敢有所发。独御史陈庆镛上疏，论陈“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虽“操之于君”，但却“喻之于民”，疏请道光帝“俯采舆情”，“鉴盈廷毁誉之真”，“立奋天威，收回成命”。最后终于使道光帝宣谕承认“朕无知人之明”，[145]将琦善等人再次革职，令其闭门思过。
1865年3月30日，慈禧太后为独揽清廷大权，利用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并无实据的参折，并不经由军机处，而是径由内阁明发上谕，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每日召对，趾高气扬”[146]等罪名，突然罢去恭亲王奕的军机处议政王等职。
谕旨颁下，朝野震骇。近支皇族惇亲王奕誴首先上奏剖辩说，奕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所言“召对时，语言词色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若将奕“遽行罢斥…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奕誴要求慈禧太后“一秉至公”，“饬下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详议，请旨施行”。其后，醇亲王奕譞亦上疏为奕辩白说，奕“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147]御使孙翼谋则上疏道：“恭亲王以议政之权，处危疑之日，此即洁己奉公，尚恐有难宽责备者。况乃身蹈愆尤，朝廷能为至亲而稍恕乎？”但接着话锋一转，“臣为国家大局关系起见，不为恭亲王一身起见”，恳请慈禧太后对恭亲王“酌赏录用，以观后效”。[148]其对于恭亲王明责暗保、似贬实褒之情，明显溢于言辞之间。当其时，都察院、宗人府，军机大臣李棠阶、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御使冼斌、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谭钟麟、广诚等亦分别上疏，奏请庙堂“一德一心，共资康济”。[149]在由肃亲王草拟、礼亲王领衔，要求朝廷准奕悔过自新、重新录用的奏疏上列名者多达70余人。就是原来迎合慈禧太后旨意的倭仁也被迫四易其稿，由军机大臣们列衔其上，折内添入“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为慈禧预留下转圜余地。
在“枢臣比留，亲藩疏请”，一致要求奕复职的情况下，慈禧太后顾虑到此时个人的政治地位尚不十分巩固，担心若一意孤行，“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废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150]于是以奕“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恢复了其军机大臣之职。但为维护个人的脸面与权威，她仍免去了奕的议政王之职，以示裁抑。
1873年11月17日，亲政仅七个月的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为名，颁谕命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两天后，御史沈淮首先上折奏请缓修。同治帝对其“谕以大学养志之义”，[151]并再降朱谕，一方面申明此次园工系为“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一方面表示仅将国内某些必须之处“略加修葺……以昭节省”，[152]希冀以此平息群臣的劝谏之风。当此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地农民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各业萧条，百废待兴，帑藏支绌之际，群臣多怀履薄临深之惧。且修复圆明园，至少需银一千余万两。如此巨款，何由筹措？有鉴于此，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御史游百川等，又纷纷上折苦谏。
同治帝于亲政前，“嬉笑意气皆全”，[153]但因受制于两宫太后，不敢过申己意。亲政之后，大权在握，修复圆明园又有慈禧的示意支持，故而毫无顾忌，表现出我行我素的倔强性格。他三降朱谕，为自己开脱拒谏嫌疑，诡辩云：“自古人君发号施令，措行政事，不可自恃一己之识，必当以群僚适共议，可行则行，不可则止。”但此次园工，乃“为人子者，欲尽娱志承欢之孝，非他务可比也”。接着又大谈朝廷设立御史言官，本为达人君之耳目，至于人君“欲尽孝思之事，非言官可阻谏也”。怒斥游百川等人，“徒沽其名”，“欺朕冲龄，实属妄奏”，“阻朕尽孝之心”；下令将其“即行革职”，并严厉警告百官：“俟后再有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154]
同治帝此次修复圆明园的理由是极正大堂皇的。其一，圆明园“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此次园工不过是恢复祖宗旧制。其二，修复圆明园并非寻常国家政务，而是出于为人子的同治帝颐养太后的孝思，纯系个人家务，“上娱两宫太后之心，下可尽朕之微忱”。[155]在“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观念下，这一理由更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在同治帝三道严厉朱谕和“仁为本，孝为先”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压下，群臣谏阻同治帝修复圆明园的风潮基本上被压制下去。
翌年8月，商人出身的捐纳知府李光昭，借报效为名，打着“奉旨采办”修复圆明园木材旗号进行诈骗。其事败露后，形势顿为一变，再次引发群臣谏止修复圆明园的风潮。
奕、奕譞等联衔上疏，论陈“现在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156]，要求同治帝停园工、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等。此后，奕等在觐见同治帝时复又苦苦劝谏。君臣于殿堂之上，“往复辩难”，激烈面折廷争，同治帝竟至怒责奕“此位让尔如何？”[157]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御史陈彝、孙凤翔等也上疏直言论争。侍读学士李文田所上请同治帝停修圆明园疏，长达三千余言，他在论陈了“国家要害尽为西夷盘踞”等危殆形势后，特别强调指出，重修圆明园之事，不过是“内务府诸臣及左右宵人，荧惑圣听，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为其自利之计”，提请同治帝考虑，“所剥克者，固皇上之民；所败坏者，固皇上之天下，于皇上何益哉？使自来为人君者，日朘削其民而无他患，则唐、宋、元、明将至今存，大清又何以有天下？”[158]在朝野上下的吁请之下，最后这一理论上谕的风潮以君臣相互妥协，暂停修复圆明园，改修三海而告终。(https://www.daowen.com)
1907年5月，御史赵启霖上折参奏“奕劻、载振父子，以权贵之位……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159]揭露载振接受道员段芝贵买献歌妓杨翠喜、并奕劻在袁世凯授意下卖放段芝贵为署黑龙江巡抚诸事。在袁世凯和奕劻父子弥缝掩饰下，奉旨查办此事的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不实复奏。5月16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谕，斥责赵启霖“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诬蔑”，败坏“亲贵重臣名节”，[160]将其革职。
谕旨颁下，御史江春霖上疏抗争。他指出：载沣、孙家鼐查复的案情，有证人“供词互异，捏饰显然”[161]等六大疑点，要求清廷重新查处此案。都御使陆宝忠出面化解弥缝，一面说：“赵启霖罔识忌讳，冒昧直陈，轻听道路之言，以致诬及亲贵，其咎固无可解”，为慈禧太后留一下台地步。另一方面又论陈“其心实有可原”，况且御史“原准风闻言事，即传闻失实，亦宜优容”，奏请清廷“仍留言路，以作台谏敢言之气”。[162]
勇于“直言极谏”[163]的御史赵炳麟则不像陆宝忠那样锋芒半藏，而是亟呼中国处于“外人则狡谋久蓄，欲肆瓜分；内地则乱机将发，各怀异志”的危殆形势下，“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时艰。尚敢言之谏臣严加摒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并先事言明，若朝廷认为自己所奏是与赵启霖“为朋比”，宁愿“还冠带于陛下”，[164]辞官归里。台谏中数十名给谏侍御也是人心激愤，暗潮涌动，酝酿联合参奏奕劻父子。
在御史言官们的犯颜抗争下，慈禧虽不肯承认自己处置失当，但却不得不批准载振要求开去一切差使的奏请，免去段芝贵署巡抚之职，这才算平息了此次论驳上谕的风潮。
事隔不到三年，再次发生数十名御史联名论驳上谕的风潮。1910年2月，御史江春霖疏劾庆亲王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165]诸事，牵连督抚尚侍等重臣十余人。摄政王载沣置江春霖所奏其他八款于不问，独令其就奏疏中有关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奕劻的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为载振的干儿子二事明白回奏。江春霖以二事均“苏人言之凿凿”，且当事人“不以此事为讳”，[166]据实直陈。当天，载沣以宣统帝名义颁谕，斥责江春霖“牵涉琐事，罗织多人”，“荒诞不经”，“两次所奏，实属莠言乱政”，“实不称言官之职”，[167]令其回原衙门行走。
御史胡思敬、赵炳麟、陈田等纷纷上疏谏诤。胡思敬折内称，皇帝即位之初，锐意求言，召见江春霖时，曾“勉以直谏”。不料，“未及一年，昔之以言被奖者，今且以言获咎”。近来，弹劾内外大臣的奏疏层见叠出，即使查无实据，“亦以风闻置之，从未闻谴及言者”。唯独对于奕劻，“蒋式理一参之而斥矣，赵启霖再参之而罢矣，今江春霖三参之而又得罪矣”。其结果，必使“后世疑陛下独私其亲”，[168]请求清廷收回成命。
载沣非但不准胡思敬、赵炳麟等人所请，反而再次颁谕，警告御史们日后建言“毋得怀挟私见，及毛举细故，倘或任意尝试，必予惩处”。[169]谕令颁布后，都察院内风潮骤起，议论沸腾，几乎全台御史联合上奏，公然逐条论驳上谕说：“倘弹劾大臣而即谓其怀挟私见”，那么，“弹劾小臣必又以为毛举细故”。风闻言事，“发人之私，攻人之过”，乃御史言官职责所在，“若概以为污蔑，则将来进言者将何以措词？”贪墨弄权大臣因为“一人不能为恶”，故“欲揭其行私纳贿之由，不得不牵涉其党，若概以为罗织，则将来进言者又何以自明其迹？”要求载沣虚衷纳谏，博采群言，“明降谕旨，以重职台”。[170]
载沣既无从善如流的雅量气度，又无慈禧太后那样的叵测权威，对此次台谏论驳上谕风潮颇感进退维谷，竟采取了类似驼鸟的迂谬办法，于“江春霖被遣之后，一切参奏悉留中不发”。时人胡思敬说，清廷自此“遍体麻木不仁，投以峻剂而不见病形增减，识者知其必不起矣”。[171]
以上诸次论驳上谕的风潮，是为中国近代论驳上谕风潮的前一阶段。此时论驳上谕的主体，皆为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就其触发源与性质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如1865年群臣抗论慈禧太后罢斥恭亲王奕事件。其二，对帝王言行的劝善规过，如1873年底至1874年夏群臣力谏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事件。其三，指陈帝王行政之失，如1843年陈庆镛批评道光帝刑赏失措事件、1907年5月和1910年2月，台谏御史等论驳清廷罢斥遇事敢言的赵启霖、江春霖事件（这种区分，当然不尽恰当，因为这三种情况往往是相互交结、渗透的）。就论驳上谕人员构成情况而言，1843年批评道光帝时，仅为御史陈庆镛的个人行动，几无他人继起响应；在慈禧罢斥奕和同治帝修复圆明园的事件中，驳论上谕的人数众多，形成包罗王公亲贵、部院大臣、御史学士等各方面的朝议力量；而在清廷罢斥赵启霖、江春霖时，实权重臣多缄默不言，起而论争者仅为台谏中人。这充分反映出在封建皇权重压下，清廷群臣庸碌自保的心态，政治腐败到极点。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之政界，混浊极矣。京外官署，无一不为藏垢纳污之所，……膻腥至不可向迩，其尚有清气往来者，惟一御史台而已。”[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