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缘因变局起
通过对中国近代理论上谕风潮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历次论驳上谕的风潮，都是在国内外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加深，人们普遍存在着国将不国的危机感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在每次议论清朝帝王政治举措失当时，几乎都要首先陈论“国家要害，尽为西夷所据”，[191]“外侮方殷”[192]的危局，处于“危急存亡之秋”；[193]再三申明他们理论上谕，皆“为国家大局关系起见”，[194]“因关系国家大局，不敢缄默不言”，[195]明确反映出其爱国救国（当然不是现代的国家观念）的政治思想主旨。但是，论驳上谕风潮的前后两个阶段又有着两点重要差异。
其一，前一阶段论驳上谕的人员，皆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官员，恪守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道德，完全以臣子的身份自居自责。在他们的心目中，忠君与爱国是统一的。议论上谕，规谏帝王，是尽臣子事君之道，既是忠君，又是爱国，其言行并未超越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如颐和园苑副永璘，“以摄政王用人行政失当，宗社必亡，上书谏诤，不食数日死，冀效史鱼之节”。[196]侍读学士李文田在劝阻同治帝停修圆明园时，更是明确指出，修园必使百姓倍受不肖官吏的无端勒索，造成民怨沸腾，“所剥克者，固皇上之民；所败坏者，固皇上之天下”。[197]他们理论上谕的根本目的，是力图使国家机器运作得更为协调有效，使之达到外适应与内和谐的完美程度，是对封建统治机制的修复，因而不带有很多政治斗争色彩，更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后一阶段论驳上谕的人员中，虽也有不少统治阶级官员，但大部分成员却是半在朝半在野的政治身份。他们不再自视为帝王统治下的臣民，而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国家公民。他们的思想言行，已基本摆脱了封建传统的窠臼，要求改变国家机器运作的某些程序，在宪法法制范围内寻求外适应与内和谐，带有浓厚的阶级之争色彩。忠君与爱国不再是密不可分，忠君与否，需视其代表国家与公民根本利益与否而定。若是君主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那就只好讲爱国而不讲忠君了，初露如若君不君、则可臣不臣的叛逆端倪。
其二，在前一阶段论驳上谕的风潮中，虽人数众多，形成一定的朝议力量，但均系无组织的自发行为，没有明确的政治要求。但在后一阶段，资政院内的部分议员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要求，即速开国会、立组内阁。在国会未开以前，则力争资政院的立法和监督行政的独立地位。尽管速开国会的问题并未列入资政院议事日程，但他们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要大声亟呼：“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198]“国会早一日成立，即国家早一日有些转机”。[199]他们已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处于半有组织状态，使资政院内“隐隐然若两党之对峙”；[200]尤其是来自预备立宪公会的议员，“尤能行动一致”。[201]
纵观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史，虽也曾发生过臣下批评规谏帝王的事件，但究其原因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奸佞大臣擅权，帝王昏庸暴虐，朝政败坏，民怨沸腾，一些肱股元老重臣对帝王进行愚忠谏诤。一是君主较为开明，标榜亲贤纳谏，刚正之臣勇于进谏，君臣交相惕厉。中国近代的几位清帝，既不属开明君主之列，但也算不上残暴狂虐之君。在短短的70年中，之所以论驳上谕的风潮频生叠起，有着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伦理价值等多方面的深刻原因。
就社会政治原因而言，首先是传统的政治制度不能适应已经剧烈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一般说来，封建专制制度经过两千余年的损益沿革，已高度完善起来，对国内的各种政治变故都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国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化速度迅猛，内容深刻广泛，传统的封建制度及统治方式显得反应迟纯，步履蹒跚。无论是前一阶段清廷臣下对君主个人言行的谏诤，还是后一阶段资政院议员对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批评，实际上都是人们要求清廷调整传统统治制度和方法，适应国内外变局，减缓或消除旧制度与新形势发生的严重冲突与撞击的政治要求的反映。
其次是帝王的言行关系天下之安危。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帝王个人的贤愚、性格、言行、政治举措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极大，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每当帝王的言行与政治举措失当，不能有效应付国内外变局时，他不仅难以代表全体人民，而且难以代表整个统治阶级成员的利益。封建统治阶级成员既忧惧于国之不存、人将焉附的危境，又拘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只能借助于规谏甚至激烈批评的方法，促请帝王克己改过，重新回复到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最高维护者和根本利益代表者的原有位置上。(https://www.daowen.com)
就思想文化原因而言，首先是传统文化中潜存的民本思想被时代所激发。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儒家学说中的礼治思想、三纲五常，特别是君为臣纲等思想得到充分的褒扬。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后期，这种思想更是如日中天，被发挥到极致。
但是，在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体系中，除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外，还蕴藏着其他积极因素，闪烁着朴素民主思想的火花。亚圣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命题后，中国历代君臣曾对其进行过各种唯我所用的解释，力图消弭三者的对立，使之成为有机的一体。在某些时空条件下，这三者或许可以协调统一，但在许多情形下却不能。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所谓“民为贵”，大多是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政治或权力斗争的口号。但“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却作为潜意识为封建士大夫所默认和接受。这是因为：其一，就二者关系而言，先有江山社稷，而后有君主，无社稷何来君主？其二，社稷乃民族的象征与凝聚，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君主则为天命的代表，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其存在与否，视其是否还代表天命。天命转移，君主亦随之嬗代。
进入近代以后，这一“民贵君轻”思想在西方重民、隆民思想的浸染影响下，再次被激扬起来，严复即是其突出的代表。他在《辟韩》一文中曾极力称赞，“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有过于王侯将相”，强调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为“古今之通义也”。[202]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被资产阶级思想异化了的资政院议员，更把这一民重君轻思想凝炼为近代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新理念。19与20世纪相交之际，一些新的政治群体形成，君主立宪思想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此时，绝大部分封建士大夫虽还不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惯性，但其思想意识中的正统皇权思想却有可能渐趋淡化，甚至发生错位，传统朴素的民主、民本思想的潜意识也会被时代激发出来。
其次是儒家功利思想的升华。儒家学说与佛家、道家学说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张积极干预世事，担当治国重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君主政治举措乖张，朝政坠败，君主与社稷利益不可兼顾的情况下，儒家的那种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功利思想，往往会升华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就会有人挺身而出规谏帝王。正如御史江春霖所说，自己“所以哓哓辩论不已者，非计一身利达，为国家前途虑久远耳”。[203]
再次是传统知识分子与新型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本质的再现。就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来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多呈现一种僵化保守状态，背负着传统思想文化的惰性包袱。但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他们的思想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别是在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各种以适应新形势为目的的政治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就会竞相涌现出来。中国近代许多主张变法改革者认为即是孔子复生于今日，亦不得不变法，这并非无根之论。传统知识分子除了恪守圣训，祖训保守的一面外，还具有不断总结新的治国经验，完善国家政治制度及法规的一面。正是这种不断的变革损益，才赋予了封建专制制度以维持两千余年之久而不灭亡的韧性与适应能力。当然由于多重的历史原因，两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僵化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其变异性则未能充分显现出来。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经世师夷制夷思想、洋务派的洋务新政思想、维新派的维新图强思想、革命派的革命救国思潮交相涌流，将中国知识阶层追求真理和进步的永恒精神充分表露出来。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就表面看是对帝王言行的不满谏诤，但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则不过是中国知识阶层（包括传统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追求治世救国真理更深层次本质的再现而已。
就伦理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而言，此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已开始向近代新型价值观转变。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封闭的封建体系被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渐次传入，人们的视野从国内扩展到世界，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着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反思。比较反思的结果，是人们对国内政治腐败的日益不满和迅速提高的政治期望。然而传统封建制度自身的僵化少变，不能作出及时适度的调整，以消融不满或满足人们的期望。一般说来，人们的期望值愈高，其失望值也会愈大，就会产生强烈的政治挫折感，就会严重动摇破坏人们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认同感。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遑迫危机感，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失望值。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前一阶段，人们已不再笃信君主帝王金口玉言，一言既出、即是法律，君主无错的传统价值神话了。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人们更是开始普遍接受新型君民关系法则，即君民皆需在宪法范围内行动，君主亦不得违法行政。
另外，传统知识分子注重个人名节操守的思想，也是激发其论驳上谕的动因之一。他们认为：“天下之公，虽庶人而可议。”清廷的某些御史言官认为身居言路要职，而不能拾遗补阙，一清朝政之积弊，实有损个人声誉。江春霖曾明确要求清廷，若不以自己所奏为是，“即恳宣示中外”，将自己放归田里，奏折万勿留中，“俾海内知臣言而不听，并非知而不言，勿使如高若讷一流为天下后世所议”。[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