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偶然与必然

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阶段就其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虽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05]人类历史之舟进入19、20世纪相交之际，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至善尽美、天经地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开始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与冲击。中国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虽远不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却是通向近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它毕竟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自起波澜，向人民彰显了清帝的种种失政败德，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绝对权威与合理性。江春霖被罢归籍时，士大夫为其“祖饯无虚日，报馆又极力张扬”，结果使“朝廷丑声大播”。^[206]御史赵炳麟当时就敏锐地看到，“自是民愈解体”。^[207]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208]偶然是必然的表现，而必然通过偶然为自己开辟道路。(https://www.daowen.com)

中国近代历次论驳上谕风潮的触发点，纯属一种历史的偶然。如第一次是由于道光帝起用鸦片战争中误国获罪诸臣引起的；第二次是由于慈禧太后力图从恭亲王奕手中夺取全部最高统治权力的试探性行动引起的；第三次是由于同治帝谕令修复圆明园而引起的；第四次则是由于清廷罢斥遇事敢言的御史引起的，等等。彼此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或政治、思想上的承继渊源关系，因而不能形成连续有影响的政治思潮或运动，不能有力地冲击动摇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但在这些各自孤立的理论上谕风潮背后，却隐寓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即进入封建专制制度末期的清王朝，已无力修复或调整其统治机制，以达到对国内外变局的内和谐与外适应。国内外政治社会危机的煎迫，更反衬出清廷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已失去民心，甚至逐渐失去其统治的阶级基础——封建群臣之心。御史江春霖被罢斥后，曾满怀一腔孤愤赋诗云：“葵藿有心空向日，刍荛无力可回天”，^[209]喟然长叹“谏不行，言不听，不去何待？”^[210]由于封建帝王为一己之私，拒不纳谏，“仗马一鸣，三品料去”，^[211]使得原来对清廷耿耿忠心的刚正官员心灰意冷，许多“老于谏垣者”，“皆噤不发声”，^[212]从而造成晚清政局的愈加混乱败坏，不可收拾，清廷已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清晰地反映出腐朽封建制度的没落衰亡和必将让位给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历史必然。

人类社会的一切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是评价人们言行，调节人与人、阶层与阶层、阶级与阶级间关系的准则之一，因而具有相对的权威强迫性和稳定性。但是，在人类历史领域内，绝没有超时空的永恒伦理戒律，道德必将伴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中国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与其说是臣民抛弃了君主和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不如说是君主和传统政治伦理道德背离了臣民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对封建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与其说是臣民对帝王个人言行的不满，不如说是人们对国家和民族危殆局势的惕厉呼声，显示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忠诚（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被一定程度地扭曲变态了），是传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政治观念合乎逻辑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