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高与升华

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部分清统治在思想上初步意识到官民上下隔膜、阶级矛盾尖锐是严重影响清廷“攘外”功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注意缓和阶级矛盾的话，那么，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则进一步使部分清统治者坚定了这一认识，并将“安内”与“攘外”结合起来，使其安内攘外政策升华、提高为“以民制夷”的政策。

1842年夏秋之际，广州附近的广大绅民创建起升平社学、东平社学、南平社学、隆平社学等反侵略组织，号召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每户三丁抽一，每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弋御侮”。随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宝常曾就广州人民火烧外国洋楼商馆一事上奏说：“边衅未可再开，而内地民心尤不可失”。道光帝览其奏折后朱批：“一切细心秉公办理，断不可致该夷目有所藉口。内地民心，尤关紧要，必须固结勿失，慎之，勉之”。^[110]之后道光帝仍感到意犹未尽，专此寄谕祁等，勿必妥为办理此事，一方面“使该夷输服，不致有所藉口，致妨抚局”。另一方面“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111]此时，部分清统治者虽然强调亟需固结民心，认可了广东社学地方团练组织的合法存在，但主要着眼点却只在于使其“互相团练，自为保护……勿许轻举妄动，滋生事端。俾内外相安，地方静谧”。^[112]这反映出清统治者既欲“安内”，又欲“安外”的矛盾心理。(https://www.daowen.com)

部分清统治者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中受到启示，开始意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的作用。他们或要求清政府于重要军事设施周围行屯田之法，“以本地之田，养本地之民，即以种田之民，为御侮之兵”；^[113]或要求清政府“团练乡兵，以杜后患而节军饷”。两广总督祁认为，广东地方民众，具有极高的忠君爱国热忱，“谈及忠义，多知奋发，本属可与有为。诚得官长倡率于上，公正士绅劝谕于下，移私斗于公义，进有勇以知方，则连乡寓指臂之形，野人即心腹之选”。“国家设兵，原以卫民，而兵之卫民，恒不若民之自卫”。基于此种认识，他于1843年8月再次上奏清帝，明确提出“总以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自张，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内地之所恃者亦在此”，^[114]此时，清统治者已初步表露出“以民制夷”的思想。

广州人民数年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实践，及其在各个阶段取得的胜利，使部分清统治者对“民力”、“民心”认识有所提高，认识到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制夷”主力军。道光帝再三寄谕两广督抚，“断不可强民之所不欲者，以从夷人之所欲者……屈民就夷，万万无此办法，正不止进城一事为然”；^[115]“平日固结民心，以为根本”；^[116]“惟疆臣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117]“务当固结民心，激扬士气，以安民为抚夷之本”；^[118]“该夷既不畏兵而畏民，则收服民心，即可化其骄而制其命”，^[119]试图“以民制夷”。甚至在此前二年清政府慑于英国的军事、外交压力，准备镇压自发反抗英侵略者的黄竹岐村村民时，清廷尚告诫两广总督耆英，“查办之余，尤不可不加意抚绥”。办理此案，“固不可失之过纵，致拂夷情，尤不可持以操切，有失民望”。^[120]1843年至1849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斗争取得的胜利，当然首先应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就清统治者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而言，“以民制夷”的思想无疑是其“攘外安内”政策的一个进步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