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清统治者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所提倡、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确为消极反动的政策。这是因为他们“安内”的主要内容是不惜一切代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消灭异己武装力量，并将“安内”与“攘外”，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与国家民族利益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安内”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而“攘外”则处于次要的地位，往往是先“安内”后“攘外”，有时甚至不惜对外妥协，只“安内”不“攘外”。1858年，清统治者在太平天国起义“内忧”与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外患”的双重强大压力下，反复强调“从来御外以靖内为先”，^[130]“人情浮动，尤须靖内以为安外之本”，^[131]即是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反动本质的最好注脚。

19世纪40年代部分清统治者提倡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则不同。其最主要、最根本的目的，无疑首先也是要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进而维持其对国内人民的政治统治。例如，1840年8月30日，江苏巡抚裕谦提出，需对国内民众等慑以兵威，“明则防逆，暗则防匪”，“攘外即所以安内”。^[132]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作为一个政策，一个口号提出来，清政府显然更多的是以“安内”为手段，以“攘外”为目的。“安内”的主要内容是缓和阶级矛盾，共同对外；“攘外”的主要内容则是反对外国的侵略。“安内”与“攘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安内”正是为了“攘外”，基本上达到了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统一。事实正如江苏巡抚裕谦8个月后的1842年5月3日所说：“夫攘外必先安内，而安内之法，不过因民之利，遂民之生，欲与聚而恶勿施，使之各得其所。然后激以忠义，歆以重赏，则民情服洽，乐为我用，兵民协力，攘此小丑，直等摧枯拉朽。从未有拂民之性而能内安，亦未有内不安而能攘外者也。”^[133]

这从部分清统治者的其他类似提法中可以得到佐证。(https://www.daowen.com)

19世纪40年代，清统治者还提出了诸如“必先修内而后可以攘外”，^[134]“以修内为捍外”，^[135]“制寇之方，靖内方可以捍外”^[136]等等意见。“靖内”、“安内”与“修内”，三者虽然都具有安定中国社会内部的含义，但就清统治者以上各种主张的文义及语义而言，却是有所差别的。“靖内”的含义较为狭窄，其侧重点在于靖除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奸民、汉奸；而“安内”除靖除汉奸外，其侧重点在于通过整饬腐败的吏治官风，蠲减苛捐杂赋等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安抚良民百姓，使之各得其所，官民一体，共同保家卫国。“修内”的含义更为广泛，除上述“靖内”与“安内”的含义外，主要是指在思想意识上，要提倡忠君爱国的伦理纲常，在军事上，择要设防，增强大清国军事实力，使自己转化为御侮有资的强者。“靖内”、“安内”与“修内”三者的含义虽略有差异，但其根本目的却都在于“攘外”、“捍外”，即解决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19世纪40年代清统治者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基本上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征，客观上顺应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要求，不失为一个基本正确的国策，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