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帝谕旨问题

1860年10月24、25日，恭亲王奕在北京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国、法国互换《天津条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但英法联军仍驻扎在大清帝国的首都。奕等人多次求英法迅速撤兵。

中英《北京条约》第八款、第九款规定，中英两国在京互换《天津条约》，并由清帝谕知“京外各省督抚大吏……并令刊刻悬布通衢，咸使知悉”^[207]后，英法军队将北京附近的军队撤至天津。

本来，在此之前奕等人已就此“恭拟谕旨一道”，其内容是：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其和约内应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208]

奕等人当时考虑到，咸丰帝及军机处均在热河，英法代表“知行在距京程途较远，奉到谕旨迟速，必能屈指计算，若拟就后即与阅看，恐不能见信”。^[209]因此，仍循例派人将这一上谕送热河行在，“进呈御览，俟俞允发回后，再交崇厚（长芦盐政—引者注）等宣布，以便催令退兵”。不料，英国代表燥急难耐，于11月2日突然送来其自拟谕旨一道，其要点是宣布清帝对已签订的条约，“无不批准，永远遵行”，并公然威胁说，清政府“必得照其所拟宣布……如不允从，即将城外夷兵全扎城内”。(https://www.daowen.com)

奕等人认为，尽管英国方面所拟谕旨内容的要点与自拟谕旨“无异”，但其越俎代庖、代替清廷草拟谕旨的做法，却是对清帝权威的极大亵渎和损害。“种种要挟，实堪发指”，清廷绝不能接受这一做法。为此，奕等人命崇厚同英国方面交涉称，清廷很快就会明发上谕，“可为永远遵行之据，但断不能如尔等恭拟之词”。然而，面对英国方面的种种要挟和当时“时处艰难，万分棘手”的形势，清廷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当时奕等人的外交底牌是：如若英国方面仍然坚持其见，则可于清廷自拟的谕旨内，“仿其语意，略加润饰，交崇厚等宣布”。这样“既不拂其所求，亦不全允所请”，^[210]可以保全清帝的部分脸面与尊严。

咸丰帝在热河看到奕等人的奏折及代拟上谕后认为，既然“和约已换，似不如示之以信，使之不疑。本日明降谕旨一道，著恭亲王等宣示该夷，并交内阁发钞，令中外不逞之徒，知和约已成，不敢乘机滋事，亦可定人心而杜奸谋”。^[211]

在中英之间已经结束了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英国方面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要求，代清廷草拟谕旨的做法，粗暴地干涉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在两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史中的确是极其少有的，不但严重破坏了彼此交往的最基本的信任基础，而且充分暴露出其侵略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