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夷人”交接问题

这一时期，在中外交接礼仪上使咸丰帝颇为耿耿于怀的是恭亲王奕亲见外夷之事。

清朝统治者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耻于与外夷交接，甚至不屑于同外国来华使臣交接。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就曾多次指示钦差大臣耆英，要尽量避免直接与英夷见面。

1850年6月20日，江西学政张芾曾上折参奏时任宁绍台道的咸龄：“以纵容夷人为事，且其眷属竟与夷妇往来，损国体而拂舆情，隳军威而长寇志”，^[216]要求清廷饬令浙江巡抚吴文熔查处并对其即行罢斥。吴文熔经查核后奏报说，咸龄并无纵容卑谄外人之事，只不过是于年节之时，外夷“曾备席邀请该道府县等到馆饮宴”，而咸龄等则“因其邀请在先，亦经备席回邀，彼此以礼接见，此外无事即不相往来”，“至该道眷属，绝无与夷妇往来之事”。^[217]咸龄所作所为，充其量不过是与外国人有过一些礼仪往来而已，但却几乎因此而丢掉了头上的乌纱。由此可见，在当时，不但清廷高级官员不得与外夷交往（哪怕仅是一些礼仪性的交往），而且较低层次的官员，甚至其家属亦不得与之交往，否则即罪以与夷勾结之名，至少是有失大清官员的尊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亦曾多次指示桂良等人尽可能避免直接与英、法侵略者见面会晤。(https://www.daowen.com)

1860年9月咸丰帝逃往热河，留下他的弟弟奕办理抚局。同年9月21日，咸丰帝给奕的朱谕中明确指示说，现在派你出面与英法照会议和，“不过暂缓一步。将来往返面商，自有恒祺、蓝蔚雯等，汝不值与该酋见面”。如若议抚不成，“即全身而退，速回行在”。^[218]

奕既然要与外国人打交道，办交涉，自然免不了与外国人的礼仪交接应酬之事。《北京条约》签订之日，英国方面不但要求奕同至礼部画押盖印，而且要求“在京文武大臣同赴礼部，意在郑重其事”。^[219]《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虽表面上继续与之周旋，但并未忘记自己乃天潢贵胄的身份，仅是与英、法代表保持某种有限度的互赠小礼物的必要礼仪交往。同年11月1日，英国公使曾表示希望到奕的府邸拜谒，但奕“托词拒说”，只是在广化寺予以接见。^[220]11月7日，奕再次奏报咸丰帝说：法国代表“坚欲谒见臣等，臣奕令臣文祥接见”。咸丰帝看到奏折后，愤愤地朱批道：“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乎？”^[221]

远在热河的咸丰帝，尽可随心所欲地大发感慨。但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却要与英法等国办交涉，空怀一腔孤愤，于事毫无裨益，只得面对现实。他在给咸丰帝的另一奏折中说：“前奉训谕，不令与夷酋接见”，臣等自然“感荷圣明慈爱，寐寐不忘”，也深知自己“以天潢近胄，苟可设法推避，亦知自尊体制”。但现在的问题是，英、法等国“总以钦差为重，他人俱所不信”。如果自己借故不与英法等国代表相见，“该夷必多疑虑。万一别生枝节，有赴行在叩祈之事，更难措手”。奕再次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留在北京与英、法周旋，而不赴昌平一带，即是担心因此可能会引领英法联军北向。严拒与英、法代表会面，正恐后事“不堪设想”。^[222]意思是说，清廷切不可因小而失大，勿因中外交接的礼仪问题而引发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奕等人不但继续在北京与英法等国代表交接，而且与之签订了《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