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仿行君主立宪政体的问题
如何认识君宪政体行于中国的可能性与利弊，这不仅是统治集团各阶层、各成员必须正视和回答的首要问题，而且是直接决定其对待君主立宪所持态度的政治前提。
考察政治大臣出洋后，请行君宪政体虽已成为充盈朝野上下的汹涌政治思潮，但一些自诩颇有中学根底的封建卫道士，却仍死抱着封建的体道观和伦理价值观不放，反对任何形式的，哪怕是比日本、德国更为保守的君宪政体。
他们编造出，或者说他们相信中国乃“立宪之祖国”，实为“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也”的神话，企望以此论证中国绝无改行西方君宪政体的必要，置改行君宪论以无病而学呻的地位。他们承袭中国近代颇具影响的“西学缘于中学”说，附会出中国古代“贤能有书，奇邪有罪”，即是“人民有选举权”；“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即是“人民有议政权”；“稷、契、皋、益终身不迁一官、不易一秩”，即是“行政权、司法权不相假借”；欧美诸国的警察，乃是中国古代的“匡人”、“谭人”；其预算、决算等理财措施，实为中国“九赋”、“九式”之遗等的说法，企图以此混淆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的区别，消弭君宪论于初萌。
他们反对改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中外国情的不同。他们认为欧美诸国君主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故“以立宪医之当也”。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官骄吏窳，兵疲民困，“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由于中外历史、政治不同，宗教、俗尚各异等原因，立宪政体行于欧美各国尚且利害相兼，若行于中国“则有百害而无一利”。[27]
他们还着力奚落掊击立宪论者所谓日本立宪以致富强说，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从大将军手中夺回天皇的旁落之权，而中国主权本来在君，若改行君主立宪政体，则是“夺我自有之权”，“蹈日本以往之复辙”，甚至断言日本并未改行君宪政体。“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讥笑世人不辨真伪，“妒之为天娇，誉之为立宪也，不亦傎乎？”[28]
就历史表象而言，上述反对君宪论者注意到中外国情的差异并非迂谬。但是，其保守的政治出发点导致出保守的政治结论，某些近乎合理的因素成为他们顽固反对君宪政体的历史根据。他们认为，改行君宪政体乃是庸人自扰之举，是对觊觎君主权力者的姑息和鼓励。其结果只能进一步破坏旧有的，以“礼”为中心的平衡稳定的社会秩序，既不能给清廷带来政治上的安定，也不能消弭或代替政治动乱或革命。这种改革反致动乱说，在后来的西方学者那里曾有过明确的表述。[29]因此，他们要求清廷“正是非”、“明学术”、“定民志”，坚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宗旨”与“国是”。[30](https://www.daowen.com)
当时对清政府予以重大政治影响的是主张改行君宪政体的驻外使臣、考政大臣、地方督抚等。
在历史哲学观上，他们承认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看到立宪政体滥觞于英，旋踵行于法、美，近百年来，“环球诸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就连百数十年来称雄欧亚，久以专制著称的俄国，因惨败于日本，也“不得不出于立宪，以冀挽回国势”的世界大势。他们强调中国在“东邻强日，北界强俄，欧美诸邦，环伺逼处，岌岌然不可终日”，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反清革命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若不改弦更张，将无以自存自立。惟有改行君宪政体，才能“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31]因此，他们并未将政治眼光局限于传统的“修齐治平”，拘有于封建专制政体，而是初步跳出了洋务派恪守了数十年“中体西用”的窠臼。他们不但承认西技、西学等优胜于中国，而且也看到和承认西方君宪政体的特殊功效，希望通过改行君宪政体，整饬颓唐的封建吏治，健全强化统治机构与机能，通上下之情，卫固君主国体。这是统治集团内部较为明智，对变化着的时局能作出较快反应的政治势力，是封建政体与国体适应能力的变态反映。
但是，上述君宪论既不是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不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政治深思后的理论升华，而是对外来政治思想的畸形接纳。它赋予君宪政体以挽危救颠的奇妙灵光，显然过于理想浪漫化了，君宪政体被视为防遏革命的混天伞或代替物。这种改革代替革命说，在后来的西方学者那里同样有过明确的表述。[32]
君宪政体对君权的利弊，是统治集团议论的最核心问题，它决定着清廷预备立宪的政治趋向与进程之缓急。
统治集团内部速行君宪论者受到西方君宪政体的启诱，同时受到法家治国之道在于法制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曾一度相信以新的法统形式，即根本大法，取代不成文的传统伦理道德，确定君主大权与万世一系的皇统，可有效地变君民对立关系为君臣相合、君民水乳交融的关系。从载泽尚在考察过程中称赞君宪宪法中“君位尊严无对、君统万世不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33]到其《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改”，[34]再到第二次考政大臣达寿的“君主万年无易位之忧”，[35]无不将君宪政体和钦定宪法视为确保清帝皇统永世不替，“圣清国祚，垂于无穷”[36]的护法神。
尤其是达寿，较详尽地论说了政体与国体的关系。他说：政体仅是区别立宪与专制的形式，可不断依据时势的变化而“转移”、“流动”；国体是根本、实质，它根植于本国历史，“固定而难改”，不会因政体的变革而受损。中国实行君主国体已数千年之久。“国体既为君主，则无论其政体为专制，为立宪，而大权在上，皆无旁落之忧”。[37]一言以蔽之，君宪政体非但无害，反而有利于君主国体。正因这一点颇中最高统治者下怀，才促使清廷鹅行鸭步，徘徊于仿行宪政的道路。从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到《宪法信条十九条》，皆以此类条款列记于首，视作根本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