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政体的分歧与权力之争
以对待君主立宪的态度为标准，统治集团内部显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议论。这固然与各成员间政治理念、出身经历、文化结构、品质优劣、思想方法等的差异有关。但是，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实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归属与再分配问题的反映。
反对君宪论者多为御史言官，长期蜇居于辇毂之下，闭目塞听，向以特立清流自居，以直言敢谏自诩，以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的卫道士自任。在他们的心目中，传统道德乃是立国之本，道德重于甚且决定政治，政治不过是道德的延伸与外化。传统的政治文化、道德规范，成为其政治思维的前提与藩篱。他们代表着腐朽封建势力的根本利益，具有特殊的政治敏感，容不得丝毫有损于君主国体的政治变革。
这些人中，当然不乏清正刚廉或对清廷感恩戴德，竭尽愚忠之士，但相当数量的人考虑更多的乃是切身权益，他们虽未取得清政府重要实权，但也纡青佩紫，争趋于高官显爵的仕途。深恐一旦改弦更张，必顿失故步，“皇然有不安其位之虑”。[81]在官制改革过程中，以守旧著称的都御史陆宝忠等担心，一旦设立议院，必裁撤都察院，竟奏请将都察院改为下议院，议员由原御史、给事中等充任，而“无庸选举”，[82]企冀借此“以为保存地步”，为其“保禄位而止”。[83]
缓行论与速行论的纷争，虽带有较深刻的政争色彩，但也带有浓厚的权力之争性质。其焦点是清廷实权是掌握在原中央权贵手中，还是转移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手中。瞿鸿禨等与袁世凯、奕劻等的斗争，确是由袁世凯、奕劻等挑起的，但翟鸿禨等中枢重臣确也担心实行内阁制后，袁世凯、奕劻等当权，自己将被罢斥，故而“暗中扼之”，[84]“对北洋时主裁抑”。[85]
速行君宪论者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不少人对君宪政体有较深切的感受和了解，希望通过速行君宪政体，达到消解内忧外患、巩固皇位的目的。但也有许多人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权力、功利的角度去认识、投机于改行君宪政体的活动，为自己创造参与、分享更多政治权力的制度机制与法律保障，其中尤以袁世凯表现最为突出。
当时不少在野立宪派和国外势力，都为袁世凯热衷于立宪的表象所迷惑，视其为维新领袖。其实，君主立宪对袁世凯来说，仅是旗帜而已，其意所在，乃是如何维持、扩大其权位。当时就有人揭露说：“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一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86]证之以袁世凯在此前致其家兄信中所说，如若慈禧太后死去，“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87]等语，可见绝非猜测臆断之词。袁世凯的亲家张百熙曾上疏，“密保奕劻为总理，世凯为副总理”。[88]还有人说：“奕劻将以世凯为内阁总理”。[89]其他速行论者也往往各有打算，或意在加强亲贵集权，或乘机植党谋私。(https://www.daowen.com)
以上的铺陈缕析，是就三种君宪论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政治倾向而言的。就其根本政治态度而言，他们都未超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观。正因如此，三种不同的君宪论在意理上、实践中，不但互相歧异，而且时常互相渗透。如速行论者也承认国民知识低下，需要有地方自治、普及教育、整饬吏治、清理财政等预备过程，而与缓行论者相类。
在讨论是否改行君宪政体的会议上，确立了仿行宪政的国是。这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言，是统治集团内部立宪论者反对顽固保守派的胜利，而是速行论与缓行论者互相妥协的结果。在此次会上，速行论与缓行论经过折冲辩驳，权衡利弊，共同确立了“预备立宪而不能遽立宪”，“立宪之事，既如此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必难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90]的立宪基调与立宪的四大方针。
1906年9月1日清廷宣示的“仿行宪政”的国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立宪主旨，不仅反映出清廷控驭宪政发展趋向与进程、纳民于轨的心理，同时也是速行论与缓行论者的共同政治主张。“仿行宪政”的上谕，即是由缓行论者荣庆执笔，经过与缓行论者铁良，速行论者奕劻、袁世凯、端方等反复磋商，最后由参加该会议的大臣“同阅拟谕，庆邸决定”的。据荣庆8月26日日记载，是日下午，至外部公所与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世续、那桐、袁世凯等“公阅出洋大臣折件”。“申后归，慰亭来访，夜有所拟”。[91]这说明，荣庆与袁世凯就草拟这一上谕，商讨磋磨长达数小时之久。
缓行君宪论者也认为不设议院而行内阁制，将导致大臣专制、君主孤立，故而反对丙午官制改革方案，又颇与完全反对君宪论者相近。
这种政治意理与实践中的混沌不清，相互参差，使得三种君宪论各成员间的政治分野并不十分清晰。如与袁世凯关系十分密切的徐世昌，在立宪问题上时与袁大异其趣。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徐即“不甚附袁”。[92]官制改革方案公布后，军机处照旧，不设内阁。袁世凯颇为不满，提出了一个“补救”办法，不料徐世昌等“俱以从缓为宜”。袁只得作罢，“暂不饶舌”。[93]又如缓行论者瞿鸿禨、赵炳麟、荣庆、铁良等，有人说他们是顽固反对君宪论者，但又有人坚称荣庆与徐世昌，均为速行论者袁世凯的“袁党”，[94]铁良亦被视为速行论者“奕劻的心腹之一”。[95]
就速行论与缓行论两个派系而言，他们皆主张改行君宪政体、但又不损害君主国体，在改行君宪的大方向和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立宪的具体实施步骤和速度上相歧异。就立宪论（速行论和缓行论）与完全反对君宪论而言，他们的分歧是中国采用何种政体才能有效地维持君主国体，都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见解看做是君主国体的政治保障。固皇权，消内乱，弭外患，遏抑汹涌的革命浪潮，是三种立宪论最终的共同归宿（个别人除外）。正所谓殊途而同归，百歧而一致。就此而论，彼此间的差异仅是形式，是次要的，而彼此间的共通性才是实质，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