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改革自救 还是骗局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96]事实正是这样。
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君宪论，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主要是、或者说一开始主要是探求一种新的统治方法，而不是作为欺骗愚弄国民的权宜之计而出现的。它是统治集团对国内外政治局势和统治危机作出的本能应变反映，是清廷继洋务运动、庚辛新政等一系列改革自救运动后的一次更高层次（政体）的改革尝试。这一尝试虽浅尝辄止，但却反映出某种历史的必然。
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君主立宪论，就其对君宪政体的认识、议论而言，速行论确实达到了一定深度。速行论与缓行论的某些政治主张，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我们不必因其政治上的反动或实践中的敷衍、延宕，或个人品行的卑劣等，而完全加以否定。那种认为清廷的预备立宪从一开始就是骗局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一般说来，人们设想的社会模式、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愈多，为政治统治者提供的统治方式的选择余地也愈大，其政治统治亦愈具灵活的应变能力。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君主立宪论，都力图通过自己的政治主张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危机，为清廷寻求长治久安的延年术。因此，从政治决策学的角度而言，三种不同君宪论对清廷同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事物往往是相成而又相反的。在实际政治实践中，统治阶级最热衷的是政治上的中央高度集权和思想意识上的高度统一。因此，从国家的本质和充分发挥国家职能的要求而言，不同的君宪论又不可避免地要诱发政治上的离心力，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正如社会学家密尔士所说：“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97]
就历史哲学观而言，反对君宪论者坚信天道永恒不变。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以不变应万变，拘执于传统政治经验与历史经验相结合的治国之道，无视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坚持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统独尊，排斥其他新兴社会集团分享些许政权，实行一种毫无适应力与弹性的僵化统治术，显得很不合时宜。就连热衷于皇族集权的载沣也对之颇不以为然，批评奏请中止立宪的升允“违反潮流”，[98]“殊不可解”。[99](https://www.daowen.com)
速行君宪论者则承认“穷变通久”。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急欲改行君宪政体，提高统治制度的适应能力。清廷若能依此改革，或许可稍稍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至少可以缓和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矛盾）。但是，这种激烈的、高层次的政体变革主张，使清廷本能地产生了不足追步、政局失控之感和皇权旁落的隐忧。
而缓行君宪论者则介乎反对君宪论与速行君宪论者之间，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边际平行变革论，力图在保持旧有统治阶级权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而获得政治上的平衡与稳定，增强其政治统治的弹性与适应性，以传统的社会制度去最大限度地适应、融合新的时代因素，在既维护君主国体又兼收君宪政体之用的狭窄夹缝中寻求中外、新旧融通的外适应与内和谐。缓行君宪论反映并符合清最高统治者既无力、又要极力维持其统治；既不得不改变政体、又担心大权旁落的矛盾心态。
缓行论者在立宪过程的各关键时刻均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清廷暂免速行君宪体可能带来的统治秩序混乱和君权潜移一二权臣的危机。但同时它也阻遏了君宪进程的发展，使清廷因此迅速丧失了更多的人心，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使海内外立宪派从对清廷抱有热切希望与赞颂，一变为失望与不满，大骂清廷“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100]甚至“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101]或“公决秘谋革命”，[102]使在野立宪派与清廷的政治裂痕发展到几乎无可修复、即将分道扬镳的严重程度。“立宪派人求和平的改革不成，复受当时笼罩全国革命气氛的影响，除了转趋同情革命，似乎没有更佳的选择”。[103]台湾学者的这一论析，不是毫无道理的。
清统治集团内部的君主立宪论，就其客观结果或作用而言，首先是它使君主立宪论从原来不可容忍的异端邪说，变为可以公开议论、倡导，甚至非常时髦的政治思潮，并促使清廷将仿行宪政一事，以上谕的形式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其次是它使更多的中国人从封建专制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
从中国近代革命史方面看，清廷的预备立宪和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君主立宪的议论主张，当然可以被斥之为“欲假此名义……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104]“听其言，则百废俱兴；稽其实，则百举俱废”。[105]但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史等方面看，它却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新的东西”。君主立宪一经清统治者宣布，即如壅塞之水，一泄千里，其政治的、历史的影响，就绝非他们所能逆料和控驭的了。清廷在迈出每一不情愿的立宪步伐后，都难以再完全倒退回去。正如缓行论者所担心的那样，“人情易动，则靖之实难；民智已开，则愚之无术”。[106]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至善尽美的封建专制制度，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不同程度的批评与否定，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固然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启蒙。但是，由封建统治集团自己来承认专制制度的不完美而亟须改良，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下层人民来说，显然更具一种特殊的教育意义。
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君主立宪论，不同程度地要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其成员阶级的、功利的、智识的、人品的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制约，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君主立宪论受到更为严重的扭曲而变态，以至面目全非，使之呈现出更为突出的保守局限性、落后性乃至反动性。清廷的预备立宪自丙午官制改革后，特别是载沣摄政后，确实带有愈加浓厚的敷衍、专制色彩，不但与革命派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与在野立宪派的切实实现君宪政体的主张大异其趣，而且与其自身的立宪初衷也日渐其远。就此而论，说清统治阶级的君主立宪议论与活动是一场骗局，又是合乎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