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局愈加混乱
清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君主立宪论纷争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引发了其内部危机，给晚清政局带来更为严重的混乱。
首先，速行君宪论者袁世凯的专权跋扈，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
在预备立宪过程中，袁世凯锋芒毕露，当面讥诘满人铁良“大权独揽”。[124]结果，因太露跋扈之形，不但袁世凯的各项兼差皆被免去，就连其对北洋六镇的控制权也被清廷收回了四镇。当时的天津道、袁世凯的亲信毛庆藩曾上书袁世凯，“劝其学湘乡（指曾国藩—引者注）之谦退”。袁世凯虽表面上“雅重之”，“然军人性质颇与胡文忠所言包揽把持为近”，[125]始终不肯就此罢手。
1907年7月，袁世凯又攻击铁良管辖下的陆军部“无振作之气象，兴革之举动”，不但于兵法之厘定，兵区之规画，兵备之筹计，兵数之扩充，兵才之作养，兵格之增强，各国兵势之侦察，东西各国兵学之会通等，“皆未遑议及，即本部章制，亦迄未见实行”。特别是袁世凯所交出的北洋四镇，因“付诸谬妄人之手”，而每况愈下。若长此以往不图改变，必将使“中外腾笑，将士解体”。[126]袁世凯的意图十分清楚，就是企图借此贬抑铁良，重新夺取陆军部军权和已交出的北洋四镇兵权。
铁良闻讯则立即反击，面奏慈禧太后，攻讦袁世凯“心存叵测，若不早为抑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127]结果，袁世凯不但未能撼动满族亲贵铁良，反而更为满族亲贵所疑忌。
另外，袁世凯还与奕劻、端方等勾结，利用权术倾倒了他的最大政敌、军机大臣瞿鸿禨与邮传部尚书岑春煊，酿成晚清政局中震动极大的“丁未政潮”。其间，言官御史及其他官员或附袁以倾瞿、岑，或直瞿、岑以攻袁，使晚清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对于清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倾轧的是非曲直，我们姑置不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种内部争斗、倾轧，严重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加重了它的统治危机。被称为“有学有术”的端方，当时或许对此已有所感悟。1907年8月，端方曾说“现在内患外侮，极为可忧，苟中外臣工仍以敷衍苟安为计，以倾轧排挤为能，恐安危之数，不在党徒之煽乱，而在政论之纷歧”。[128]以顽固保守而著称的御史胡思敬也曾说：“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认为摄政王载沣当时若能紧紧把握政权，力行专制，“虽以无道行之，未遂亡也”。[129]
胡思敬将清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载沣未能独裁专制，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满汉民族矛盾潜流暗涌，统治集团内部（包括满汉官僚间、汉族官僚间、满族官僚间）的“政论纷争”，“政出多门”，权力倾轧等，的确无可避免地加重了政局的混乱，削弱了封建统治集团整体的统治力量，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封建统治阶级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胜利造就了某种外部条件。这是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君宪论者和最高统治者始料不及的，也是历史发展辩证法的一种表现。
其次，袁世凯过分热衷于改行君宪政体，引起满族亲贵和最高统治者的深重疑忌和加紧皇族集权。
在预备立宪过程中，袁世凯不但大唱立宪高调，甚至以“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130]挟吓他人，公开声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以不改”，“当以死相争”。[131]在丙午官制改革中，袁世凯更是极为活跃，“主张最多，全案皆其一手起草”，[132]力主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而且在慈禧太后面前极力参劾原来与其关系还不错，被人称为“满人第一”、“最有才魄”[133]的满族亲贵铁良，称“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且谓铁“揽权欺君”。本来清廷已拟旨决定，在商讨是否改行君宪政体的廷议时，不使荣庆、铁良等人与闻其事，但后因袁世凯等人先后弹劾铁良，“此旨即留中”未发。深悉清廷内幕的陶湘当时就指出：“即此可知两宫之意”，“又觉颇有深意”，[134]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袁世凯参劾满族亲贵之事深怀戒心。
尤其使满族亲贵和部分官员不放心的是，清廷否定了以责任内阁为核心的新官制后，袁世凯尚图联络载泽、端方等“坚持前议”，并颇为倔强地声称：“改旨之旨不下，则不能出京”。[135]袁世凯因遭斥责回到天津后，仍是“气焰未衰”，[136]又令幕僚为疏，“请建立强健政府”。袁世凯对君宪内阁制的过分、甚至反常的热衷，引起御史们交章弹劾，或谓其欲“总揽大权，自为帝制”，或斥其“指鹿为马”。[137]其间，铁良对袁世凯改行内阁制一事“抵拒尤力”，[138]曾当面讥驳袁世凯：“如乃公所谓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139]并说动慈禧太后将袁世凯的同党端方挤出中央，出为两江总督，“以孤其势”。[140]据说醇亲王载沣也曾“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甚至拔出手枪欲向袁世凯射击。[141]由于袁世凯在预备立宪过程中“跋扈之形迹太露”，致使“内廷颇有疑心”，“渐用防范之策”。[142]
丙午官制改革后的十一部十三尚书大臣中，满蒙亲贵多达八人，汉族官僚仅五人，仅就形式而言，即已打破了长期以来清政府主要官员满汉各半的惯例。陶湘当时分析说，在新官制中，不但陆军、度支两部尚书皆为满人，即是侍郎也几为满族官员所据。“财政、兵权，只陈雨苍汉人（即陈璧，任度支部侍郎—引者注），此中大有深意。陆军侍郎本拟士珍（即王士珍，汉人—引者注），及见明文，乃系荫昌（满人）。虽令王署，总使汉族无兵权耳”。[143]由此可见，清廷于丙午官制改革后，有意中止立宪进程，并在以后的政治统治中愈来愈热衷于满族亲贵集权，直至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而达顶峰。除其他原因外，袁世凯假立宪以揽权野心的暴露，使满清统治者切感其统治权的完整性可能遭到威胁，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清廷的满族亲贵集权行为，又反作用于晚清政局。它并非仅引起满族亲贵集团与北洋集团的矛盾冲突，更引起在野立宪派的不满和全国人民愈加强烈的反抗情绪，使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较其他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更易于为社会各阶层人民所接受。就连顽固反对改行君宪政体的御史言官等，也对满族亲贵“暴起领事，便为行政长官”的现象极为愤慨，指斥其“暗稚者无论矣”，即年高长者，亦是“酣嬉富贵”。[144]
对晚清政局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乃是引起其他汉族官僚和地方实力派对清廷的不满，引起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使晚清政局更为纷杂多变。(https://www.daowen.com)
早在19世纪50、60年代，汉族官僚就利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机，出任各省督抚，取得了军事、财政两大权力，开始打破中央集权的局势，“自是督抚权力得发舒矣”。[145]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当清中央政府对列强宣战时，东南沿海、沿江各省的汉族督抚，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刘树棠等，甚至包括在戊戌时被光绪革职、后被慈禧太后委以闽浙总督重任的许应骙，不但未能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曾国藩、胡林翼那样临危受命，挽危救颠，反而彼此串通一气，置京师于不顾，俨然以独立的政治实体身份与列强签订《中外互保章程》等。
庚辛新政期间，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三折》，袁世凯的《新政条陈》等，又显然成为清廷新政的指导蓝本。地方督抚，特别是汉族督抚对清中央政府、政局的影响急剧加强，出现了“各省督抚之力，未尝不足以敌中央”[146]的情况。这种内轻外重局面再发展下去，并非没有重蹈唐末藩镇割据复辙的可能。自从刚毅生造出所谓“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的说法以来，满汉成见已深植满族亲贵心中，这就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同满汉民族观念混淆交织在一起。
清最高统治者在预备立宪过程中，亟亟以剥夺汉族地方督抚权力为急务。清廷于1909年1月2日，将最具实力与影响的汉族官僚袁世凯开缺回籍后，更加快了中央集权步伐。“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147]
1909年1月11日，清廷颁布《清理财政章程》，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财政监理官赴各省督同清理。自宣统元年起，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督抚在地方的一切政治举措，无一不与财政有关系，财政既为中央所干涉，即无事不受中央之干涉。”该章程公布后，各省督抚纷纷上书，或婉言抵制，或电控本省财政官独断专横；财政监理官则指责地方官阻挠清理财政，一时大起纷争。
是年12月，度支部弹劾甘肃藩司毛庆藩，“不以清理财政为然，訾謷部章，诋为多事”。清廷遂降谕斥责毛庆藩，“于藩库款项，既不定期盘查，亦不遵章造报，违抗玩误”，并旨准今后将各省藩司作为度支部行政官由该部予以考核，[148]企冀以此行政考核权约束各省藩司，控制各省财政。但是，地方督抚与中央的财政纠纷仍是有增无已。当时的报纸报道说：“度支部现在清理财政，各省督抚大员多怀疑惧，而泽贝子（即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引者注）百折不回，务期得收成效。昨闻各督抚及司道之条陈财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怀私见，恐难实行”。[149]
1909年底，清政府为直接控制大宗盐税收入，又设立督办盐政处，颁布盐政新章程，将盐税收入及“各省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几乎一网打尽，尽皆收归中央督办大臣之手。[150]这不但引起有盐税收入各省督抚的抗议，其他地方督抚也表示反对。东三省总督锡良以“盐政章程，不无窒碍”[151]为由，领衔各省督抚致电盐政处，谓“督抚之权，皆系中央之权，未有可以专制自为者也。若至督抚无权，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时方多故，独奈何去其手足而自危头目乎？”[152]威胁利诱，力争督抚的用人、用款及奏事权。督办盐务大臣载泽毫不退让，坚称原章程并无弊端及“不便之处”，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清廷为此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与盐政大臣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妥协办理”。[153]
1910年春，军咨处通咨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海军处也电令驻各省兵舰不得海军处命令，不得擅离驻地。是年年底，清廷采纳载涛建议，将从前惯例，即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巡抚例兼兵部侍郎（后改为陆军部大臣、副大臣），一律取消。这些谋夺督抚军权之举，遭到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各省督抚的抵制与反对。湖南巡抚宝棻强调，“督抚权限分析宜加慎重……军事一项，宜勿夺其统属之权，以资调遣”。[154]湖广总督瑞澂更是公然以“督抚若无军事实权，即将无从负疆圻责任”[155]相要挟。
皇族内阁成立后，军咨府再次提出遣派军咨使管理各省负责练兵事务的督练公所。云贵总督李经羲首先致电军咨府，声称如果实行军咨使监视各省军务而不受督抚节制，那就请朝廷将督抚一律裁撤，否则不予承认，态度十分明确而强硬。两江、两广、陕甘总督及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西、贵州等省巡抚，“因同病之故，乃相怜相亲”，以“一人之力不足与中央抗，思互相联合，以为与中央争持之基础”，[156]联合电驳，抵制了军咨府的这一集权计划。
在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矛盾中，尤以张之洞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最为典型。清廷在公布中央官制的同时，提出了各直省官制的两种方案。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向为官圆滑，不轻易外露锋芒，时人谑称其为“有学无术”，但对剥夺地方督抚权力的地方官制，却极表反对。他首电清廷，以民情浮嚣、物力匮乏为由，请求“旧制暂勿多改”，只可“就现有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继之以二电，论驳设立高等审判厅以专司审理案件之事。他说，假如实行司法独立，而地方督抚却无权过问，就会有人强行西方法律，对革命党人“曲贷故纵”，不过数年，就会“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157]
张之洞虽闪烁以防止革命，维护清朝统治之词，但其真意所在却是要维护地方督抚的原有司法权力。1908年即有人撰文明确指出：“鄂督之争司法权也，清议哗然尤之。夫以鄂督之公忠明达，岂不知三权鼎立为今日国家学之通义哉？顾弗顾公论而为此嚣嚣争者，彼诚见夫兵权、财权既已尽去，则疆臣益无以自主，而一事皆无可为”，只是“未敢显言之以触枢臣之怒，故不惜纡回其说，冀危辞以耸听耳”。[158]
正因如此，清廷不但对锋芒毕露的袁世凯猜忌特深，对夙负清望的张之洞也同样不放心。
1908年8月，清廷电召当时影响最大的汉族总督袁世凯、张之洞同入军机，其如意算盘是，对汉族官僚阳为尊崇，阴实裁抑，且使袁、张两人互相牵制，以便其操控政局。对此，无论是顽固保守派，还是袁、张本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张二人在立宪问题上“微有不同”，“南皮主张缓进，项城主张急进”，二人也确曾有过勾心斗角，互相“龃龉”，因而有人预言袁、张二人将成水火之局，门户之争；但总的来说，二人是因利害相关而“深相结纳”的。张之洞曾以“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之句，比喻袁、张二人“同心”。[159]
1908年12月底，摄政王载沣本欲以“跋扈不臣，万难姑容”[160]的罪名，严惩袁世凯。张之洞却极言“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161]请求允许袁世凯辞职“乞骸骨”。[162]张之洞之所以能在入值军机后与“不学多术”的袁世凯相容共处，并于关键时刻袒护袁世凯，一是因其颇有兔死孤悲的同命之感。他在为袁世凯送行时曾不无隐忧地叹息说：“行将及我，亦自危其势之孤也”。[163]二是因满族亲贵集权用事，张之洞虽入军机，但不过徒拥虚位而已。载沣虽常以拟就谕旨使其复核，“然垂询之意，仅在文义之协否，而非事实之当否也”。其间，张之洞虽亦有所“谏诤”，但毕竟“孤掌难鸣”，[164]最后，忧郁咯血赋绝命诗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