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余论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地区督抚虽同外国列强实行东南互保等，表现出汉族地方督抚势力的加强和政治上的离心倾向。但那时他们尚是“犹抱琵琶半掩面”，存有顾忌之心，是在所谓抵抗朝廷奸佞之臣妄传谕旨“乱命”“矫诏”的名义下进行的，且对皇权主义的象征光绪帝，表现出政治上的拥戴。而在此次的预备立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督抚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使地方督抚对清廷“不能无愤”，不能不怀抱“恶感”，不可避免地促使“督抚与中央情意分离”，^[165]使汉族督抚（包括少数满蒙督抚）同清中央政府的矛盾几近公开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中央政府、特别是对皇族亲贵的政治离心倾向。正因如此，才导致了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或吁请袁世凯出山并与之共同逼迫清廷拱让政权；或弃地而逃；或转向革命方面，未曾出现一个真正以镇压革命为己任、为清廷尽愚忠卖命死节的高级汉族督抚官僚。

既然清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观，部分统治者也曾一度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圣完美性，宣布将仿行西方的君宪政体，那就无可避免地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巨大思想混乱。清廷的仿行宪政，虽以“大权统于朝廷”为宗旨，以弭内乱、消外患、固皇位为最终鹄的，然而事实却如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历史教授市古宙三所说，清末的预备立宪虽是满族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166](https://www.daowen.com)

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相反，这对反动统治者来说，大概也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