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与现实要求
一种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即会对人们产生长期的影响。在中国流行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天朝大国”传统思想，虽在近代受到严酷现实的冲击和挑战，却仍充斥于部分封建统治者头脑之中；传统的礼仪制度虽已崩塌，但部分封建统治者却仍企冀维持修复，表现为传统与现实的严重背离与冲突。
早在1868年清廷就英国可能提出的修约问题展开讨论时，清廷内部即围绕外国公使是否可以觐见、以何种礼仪方式觐见清帝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广总督李鸿章、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认为，既然西方各国并非中国属国，自不必在礼仪问题上苛求，可以允许外国公使不行跪拜之礼。但许多顽固而腐朽的封建官僚则继续坚持外国公使必须行跪拜大礼，方可觐见的传统礼制。
1873年初，清廷与外国公使团就外使觐见礼节进行交涉之时，清统治集团内部又有许多顽固的封建官员以传统礼制的忠实捍卫者自居。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曾慷慨激昂地说：“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他甚至以不避斧钺、勇撄龙鳞的气概大呼：“朝廷之礼，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57]即使是贵为天子的皇上，也无权更易中华传统礼仪。
1873年6月，外国公使分别以鞠躬和作揖之礼觐见了同治帝后，清统治集团内部自然无需再议论外使是否跪拜的问题了，但在有关觐见的其他礼节问题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在1898年表现得尤为突出。
面对外国公使的不断要求，光绪帝于1889年亲政后，在外使觐见礼仪问题上做了诸如清帝将依据国际惯例，尽快接见外国公使，接受国书等重大变革。这无疑是清廷摒弃传统礼仪，向国际外交礼仪过渡接轨的新变化、新举措。光绪帝的上述变革，更多的只是礼仪觐见程序的变革，而较少涉及觐见的具体礼仪形式，因此尚未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1898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围绕接待亨利亲王的具体礼仪问题，清廷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首先，清廷内部在德国亲王入境后，究竟应由何种级别的清廷官员前去迎接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898年2月8日，德国驻上海领事照会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于亨利亲王路过上海之时，两江总督亲自迎送。
刘坤一对此颇不以为然，致电总理衙门说，以前俄国亲王路经上海时，系派道员会同关道接待。此次德国亲王来沪，拟派藩司接待，“已较优异”，各国驻上海领事亦“颇以为然”，况且本人“近来多病，步履艰难，不胜此役”，要求总理衙门对德国的上述要求“坚持勿允”。[58]
总理衙门所要面对的，不仅只是何人在上海迎送的问题，还包括诸如德国亲王来华后所有路途中的迎送、所乘车轿的规制、至京后清帝的筵宴接见等一系列礼仪问题。为此，总理衙门致电前驻德公使许景澄，向其询问西国通例。不久许景澄复电说：“遵考西礼，亲王将到，派提督、副将、都司三员先迎于陆境，或舟次。主国亲王迎于车站，同车导至所舍客邸。君主即以是日延见，用客礼。旋偕至外殿内，亲王筵请其从僚。此后，辞行再见，或有事另见，无常例。所派官常值照料。出门则提督陪乘。送如迎礼。”[59]亨利亲王来华后，清廷基本是按这一复电行事的。
其次，清廷内部在亨利亲王觐见的地点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最初，清廷拟准亨利亲王乘轿进入东华门（按清制，文武大臣必须于东、西华门外下马、下轿，步行入宫朝见。只有经清帝特许的老臣或勋臣方可乘轿入宫），在毓庆宫内接见，然后于东配殿内设宴款待。但军机处各大臣多有反对。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同龢认为：此如“优待极矣，然有窒碍”；并列举了诸如殿内供奉有孝敬皇后的御容，配殿极狭隘，无容席之地，乘轿进入门非礼等五条理由，表示坚决反对。光绪帝对翁同龢的反对意见颇为不满，“皆驳之”，并怒责另一军机大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60](https://www.daowen.com)
1898年5月13日下午2点，亨利亲王乘火车到达北京的马家堡车站。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张荫桓、崇礼等人亲至车站迎接。亨利亲王乘坐绿呢加饰黄绊大轿（1901年议定《辛丑条约》时，外国公使争得了乘坐加饰黄绊绿呢轿进入清宫的权利），在奕劻等人的迎送下至德国驻华使馆下榻。清廷派内务府大臣负责接待照料。
5月15日中午，亨利在庆亲王及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陪同下，在颐和园的乐寿堂和玉澜堂先后觐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清廷考虑到亨利亲王既是德国王子，又是现任德王之弟，“此次来华，有代（德）君相见之谊”，因此，不但光绪帝予以接见，慈禧皇太后亦破例“接待如礼”。[61]光绪帝接见时，给其以“出御座相见，并于纳陛上赐坐”[62]的优礼，使“亨利坐于右偏，有垫高杌”之上。随后，光绪帝向亨利亲王赠送宝星（即勋章—引者注），设宴款待。应亨利要求，奕劻为其题字“福寿绵长”，李鸿章题字为“诸事吉祥，四海升平”，翁同龢的题字为“永固邦交”。清廷设宴款待亨利一行时，还采用了“洋乐”。[63]
24日中午，亨利乘轿至西苑勤政殿，再次觐见光绪帝。“上御勤政殿，亨利入，摘帽鞠躬，向上立致国电，数语毕。上起立，命之前握手，赐亨利坐，略言谢彼主美意。”[64]
清廷在接待亨利亲王时，虽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礼仪观念，给其以前所未有的外交礼遇，但与西方国家外交礼仪惯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虽然光绪帝给其以纳陛赐坐的礼遇，但清廷绝不肯在其觐见慈禧太后时，也给予同样的礼遇。
早在亨利亲王未曾到北京之前，清廷即拟定了慈禧太后“召见德王于乐寿堂，（站）立（觐）见”[65]的礼仪规格。其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赴总理衙门，要求亨利于觐见慈禧太后时，能得到“赐坐”的礼遇。庆亲王奕劻当面予以拒绝。稍后，翁同龢于见起光绪帝时，亦再次反对赐坐。为此，慈禧太后传谕：“若必欲坐，只得不见”。[66]
数日后，海靖提交了德国亲王觐见慈禧太后的礼节八条，其中一条为：“皇太后自愿赐见亲王，亦应赐坐。”庆亲王表示“此节殊办不到”，并在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派张荫桓至德国使馆，“与海靖声明，若必欲赐坐，皇太后即不能赐见”。[67]中德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到5月14日夜，亨利亲王才表示妥协，同意“立见”慈禧太后。
5月23日，光绪帝本准备在宫内再次接见即将离京的亨利亲王，翁同龢“力言非体（制所宜）。……庆邸有（见）起，复言之”。[68]最后，终将接见地点改在了西苑。
由此可见，戊戌年时封建传统礼仪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反对变革传统外交礼仪的力量，并非来自清廷的中下层官员或一般的封建士大夫，而主要是来自中枢决策机关的清廷高级大吏，如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系恋着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礼仪，而不管其是否适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这一情况预示出清廷外交礼仪与世界的接轨将是何等的艰难，变革者需要具有何等的勇气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