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清廷，特别是光绪帝于1898年在外国公使觐见礼仪方面的变改，虽并非戊戌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却同样具有值得肯定的维新进取意义。

清廷的这一觐见礼仪变革，表现出中国方面的主动变改精神。

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渐以来，中外在外交礼仪方面多次发生严重的纷争。到了19世纪末，伴随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清廷在外交礼仪方面作出过许多重大变改。但这些变改并非中国方面通过对中外礼仪的比较、反思后的自我修正改良，而是迫于外国方面政治、外交压力，甚至是武力强迫的无奈退让的结果，带有极其鲜明的屈辱色彩。戊戌年清廷的上述礼仪变改，虽也具有一定的适应外国方面要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出于中国方面为适应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客观需要，而主动变改传统外交礼仪的意识。例如，光绪帝准备变改清廷旧的礼仪形式，允准俄国公使“上纳陛亲递国电”时，翁同龢表示反对说：“此次该使并无格外请索，似不必加礼。”光绪帝却认为，对于觐见礼仪的“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著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73]也就是说，清廷是此次觐见礼仪变改的主动方。

清廷的这一觐见礼仪的变改，表现出与国际外交礼仪惯例接轨的进步倾向。

近代以降，清廷在外交礼仪方面虽也进行过某些变改，但就其变改的方向而言，更多的是向后看，尽可能多地维护传统旧礼仪（坚持传统礼仪与客观上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关系，非本文论说主旨，恕不赘言）。而戊戌年清廷的礼仪变改，则更多地注意到了如何与国际外交礼仪的对接问题。光绪帝在命总理衙门妥议日后外国“君后宗藩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后的礼仪时，特别提出了“务须参酌中西体制……从优款待，一俟议妥奏准，即行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并分电（清驻—引者注）各国大臣，令其一体知悉”^[74]的原则，从而表现出较以前迥然不同的礼仪变改思路，与当时国内向西方学习的政治思潮保持了相同的运动方向。(https://www.daowen.com)

清廷的这一觐见礼仪的变改，在某些具体的礼仪形式上，也特别注意与世界外交礼仪的对接。清廷曾力图删改传统外交礼仪中的繁文缛节，如前所述总理衙门提出今后凡遇有清帝接见外使或遇国家重大庆典之时，不再向外国方面致送繁杂而又僵化的礼节单，而仅是仿照外国送一普通的通知单。同时，清廷还仿照外国的待宾礼仪，在京城设立“国宾馆”，馆内皆按西式要求装修，由清政府供给各种丰厚的生活必需品等等。

清廷，特别是光绪帝于戊戌年进行的外使觐见礼仪的变改，无疑是符合国际外交礼仪惯例的，因而值得肯定。但是，外交礼仪的变改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和力度，因此不应该是一种个人行为，更不应该带有个人的主观随意性。

光绪帝在接见外使时，让外国公使，甚至包括翻译直接登上纳陛致颂词，亲递国书，无损于国家或民族尊严，本无不可。至于其用汉语而不是满语致答词，更是无关宏旨的小事。但问题是光绪帝采取上述行动时，并未就此命负责清廷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妥议讨论，而是带有强烈的我行我素特点和封建帝王极端专制独裁的色彩。为此，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说，光绪帝接见俄使时，让俄国公使上纳陛亲递国书，变改以国语宣谕的仪节，只有总理衙门的张荫桓事先予闻其事，而身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事先并不知晓。就是身为军机大臣、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本人，事先“亦不知”。^[75]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虽无值得惊异之处，但在客观实践中，却将使具体负责清廷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诸大臣处于一种尴尬被动的地位，不利于清廷的对外交往。

戊戌政变发生后，百日维新期间的各种新政均遭扼杀，清廷又回复到过去那种极端顽固和保守的状态之中。同时，清廷和光绪帝在戊戌年进行的外使觐见礼仪的变革，也随之发生了诸如中断外国公使祝贺新年的觐见、将某些觐见活动从宫内的文华殿改在宫外的勤政殿等等的倒退。戊戌政变后政治上复归于保守，自然是清廷觐见礼仪发生逆转倒退的重要内因，但光绪帝失去独立处理政务权力、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的现实，当为更主要，更直接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