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外交礼仪接轨的大胆尝试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进步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百日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不但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作了重大的变革，在外交礼仪方面同样表现出了值得肯定的进取变革精神。戊戌年光绪帝在外交礼仪与世界对接方面作了如下两点重大的变改：
第一，光绪帝决定给呈递国书的外国公使以更为优隆的礼遇。
清廷原来拟定的觐见礼节单规定，外国公使由清廷有关官员引领，“进文华殿中门，使臣一鞠躬；向前数步一鞠躬；至龙柱间正立一鞠躬。使臣致词、翻译译文各毕，使臣向前至纳陛中阶下，捧国电敬候，亲王一人由左阶下，接受国电，由中阶升至案前，将国电陈于案上，使臣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示收到国书之意。使臣退回龙柱间原站立处。亲王一人在案左跪听皇上以国语传谕慰问。亲王一人由左阶下，至使臣站立处，用汉语传宣，翻译译述”。[69]但在1898年4月3日讨论俄国公使巴布罗布呈递国书的礼节时，光绪帝主张俄使的国书不再由庆亲王于纳陛阶上、阶下来回转接呈递，而是由俄使直接“上纳陛亲递国电”。
光绪帝的这一大胆礼仪变更，当即遭到翁同龢的反对。同年5月17日，光绪帝接见法国驻华公使毕盛时的礼仪变改，更使翁同龢等人惊异不已。“近来俄使进见，（光绪帝—引者注）令上纳陛递国书”，而此次法国公使觐见时，光绪帝不但身佩宝星，“特命（法公使—引者注）上纳陛致颂词……上亲宣答词，不令庆亲王传宣”，而且“翻译一人亦上，随递国书于案”。[70]
如果说光绪帝允准外国公使上纳陛致颂词，亲递国书，是一个大胆的礼仪变改的话，那么，4月5日接见俄使时，光绪帝“不以国语（即满语—引者注）传宣慰问”，而是变改祖制，“宣谕用汉语”，则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礼仪变改，为此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说：“此皆前所未有也。”[71]
第二，有鉴于清廷内部高级大僚对觐见礼仪变改的不理解和反对，光绪帝于1898年6月15日，即颁布变法维新的“明定国是诏”后的第4天，命总理衙门“将各国君后宗藩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于皇太后及朕前接见款待礼节，务须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从优款待”之事，妥议具奏。
7月1日，即百日维新的高潮中，总理衙门上陈《遵议款接外宾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折》，同日“奉旨依议”。由此加快了清廷与世界各国外交礼仪的对接过程和同化步伐。(https://www.daowen.com)
关于款接外国君后及宗藩礼节，总理衙门诸大臣会议后在原则上一致认为，泰西各有约国家君后往来，“悉以敌体之礼相见，款之宫中，迓诸郊外”。由于泰西各国国情相近，“言语、居处、服食无异”，各国皇室间多有姻亲关系，彼此关系较为亲密。同时，各国君主所居宫室又多为楼房，“无重门之限”，因此相互间“款接良便”。而中国情形与西方各国颇多差异，因此在款接礼仪问题上“似难强同”。尽管如此，清廷亦应制定较为合乎西方通例的款接礼节，以尽东道礼宾之谊。为此总理衙门建议：
第一，将北京的某一王公旧府改建为国宾馆，以“备各国君后旅居之用，即王子、亲王亦可于此安憩”。国宾馆的“门楣依旧”，而其内部房室，则“酌照西式装修完美，陈设合宜”，清政府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凡百从丰”。
第二，外国君后来华后，清帝可设宴款待。款待地点，或在宫中，或在西苑，届时“请旨施行”。今后若仍有类似德国亨利亲王的某国亲王来华，“皇太后、皇上仍照此次款待礼节，毋庸另议”。
关于款待各国头等特派公使的礼节，总理衙门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如其带有国书，专为致贺皇太后、皇上而来，则“请皇太后、皇上均予接见”。
其二，如其仅为两国交涉之事而来，可按过去各使臣呈递国书之礼，由“皇上亲接国书，口敕答颂”；如系头等公使，则“请皇上立受国书，俾与二等公使有所区别”。如果外国使臣欲见皇太后，则可恭请太后懿旨，“届时，由御前大臣与臣等带领该使臣进殿俯首修敬，太后坐受”，亦可“量加慰劳，或赐以珍玩，以作优待之处”。
此时，清廷已认识到中国繁文缛节的传统礼仪，不但不能为清廷争得预期的尊崇荣耀，反而经常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总理衙门在同一奏折中说，泰西各国君主视接见外国使臣为寻常之务，因而并无礼节单之类的东西，只是由专人“接导”。若逢国家重大庆典，也只是向各外国使臣分送一个通知单，“告以齐集宴会日期、服色”而已，其目的“并非律人以步趋、行立、鞠躬之烦”。今后中国遇有庆典，总理衙门亦“拟仿照编送”。[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