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财政的三次危机
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中，一般皆说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的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其实，整个道光朝的财政并不十分紧张窘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多为略高于支出，收支相抵，尚有些许结余，且部库积有岁储之银。道光朝与康雍乾各朝相比，只不过是其库储之银有较大的减少而已。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由于战费的消耗和支付战争赔款，财政日趋紧张，但至1850年，清政府尚有800万两的库存可供支用。也就是说，清政府尚有一些老本可吃，尚不存在现实的财政危机。
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经历了第一次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起义形势如火如荼，席卷东南各省，并向北方发展。清政府不但税收因战事而锐减，而且各省筹剿、筹防，开支继续有增无减。为此，清政府官员于1853年初上奏清帝称：“盖天下财赋，东南为顷者，金陵失守，安徽、两湖等处又皆蹂躏无余，岂能复为征税？计今年收入所亏又不下千万……思之实可惊心……现在户部库所存不过支三、四两月，兼之道路梗塞，外解不至，设使一旦空虚，兵饷亦停，人心猝变，其势岌岌不可终日。”[77]7月21日，清户部又奏报咸丰帝说“军兴三载，靡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每年高达近千万两之多，“现在（户）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月份应发军饷，尚多不敷”。[78]11月27日，清军军费又开销了1000万两，咸丰帝上谕称：“军兴三载，征调频仍……比年内外拨军需不下四千余万两”，[79]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过为三四千万两。也就是说，此时清政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若不采取有效的增收措施，清财政即有崩溃的可能。
咸丰帝一面实行各种节流办法，如“议停文武官俸，议减外吏养廉，议暂停各衙门公费，议暂停铺租房屋”等；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广开财源，如开征厘金，“议借征山西、陕西、四川三省钱粮一年。议铸大钱，开官钱局，其所以撙节之而筹计之者，几无微而不至”。[80]且不论上述财政措施给中国的社会带来多么巨大的消极影响，清政府毕竟因此而暂时渡过了这一难关，使其财政免于崩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除征收厘金外，海关税收也不断增加。不数年后，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其财政开支相对减少。这样，在所谓的“同治中兴”、“同光新政”期间，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好转。特别是中法战争后的1885年至中日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期，因此清廷财政也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充盈局面。自1885年至1894年，清廷的财政盈余平均每年约为600万两，盈余最多的1891年竟达1032万两，盈余最少的1886年盈余271万两。就是发生中日甲午战争的1894年，尚盈余75万两。(https://www.daowen.com)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经历了第二次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
在历时近一年的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耗费军费约6000万两白银。战败后又需对日赔款及支付赎辽费2.3亿两白银。这笔费用共计约为3亿两白银，几近当时清政府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样巨大的财政负担，不但靠清政府的正常财政收入是绝对难以偿还的，即使清廷如同太平天国时期那样开源节流，采用鬻官卖爵、铸大钱、发票钞等非常手段，也是难以偿还的。清政府的财政，已由较为严重的危机走向崩溃的边缘，若不采用极端的措施，其财政崩溃绝难避免。清政府最终饮鸠止渴式地大借附加有苛刻政治条件的外债，暂时避免了财政上的崩溃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政治垮台。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清政府经历了第三次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需对英、法、美、俄、德、意、日、奥、荷、比、西十一个国家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共达9.8亿两，清政府的财政又一次濒临彻底崩溃。清政府通过增收各种苛捐杂税，滥发铜元和钞票，大量出卖国家利权，大借外债等手段，才使其危如累卵的财政免于彻底崩溃。
清政府在中国近代虽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几近彻底崩溃，但事实上却并未崩溃。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的财政无可挽回地彻底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