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引发金融恐慌
国家财政的根本作用是，在较为安定和平的社会条件下，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在动荡的战争时期则十分突出地表现为为国家机器的最主要部分——军队有效地行使其对内镇压，对外抵抗的职能提供物质保证。国家财政既要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同时又对国家政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财政是国家政治的一块重要基石。如果我们将军队看作是国家政权的决定性保护力量，是国家政权的骨架与力量所在，那么财政就是保证骨架与力量发挥作用的血与肉，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任何政权都难以长久维持下去。
如前所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经历了三次财政危机，只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各种“非常”财政措施，方使其形同累卵的财政暂免崩溃。但是，任何较大的内部震动或外力冲击，都可能导致清政府财政的彻底崩溃。
武昌起义的冲击不但是空前巨大的，且是致命的。
武昌起义爆发未及两个月，全国已有十四个省和一个区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其他省地也爆发了不同程度与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形势鼎沸。清政府惊恐万状，竭力组织力量镇压各地起义。要想镇压革命，首先要大量筹饷筹械，需有充足的财政支持。然而，这对于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来说，谈何容易。清政府无可避免地陷入空前严重的财政恐慌与危机之中。
武昌起义刚爆发时，清政府显然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很快即可扑灭湖北的革命烈火。于是，清廷在匮乏的部库中竭力拨款充饷购械（据说此时清政府度支部尚存银100余万两[81]），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两个镇南下，同时命萨镇冰督海军溯江而上，程允和率长江水师赴鄂会剿。不料全国处处传警，其他各省纷纷响应。已爆发起义的各省自然需筹款、购械、派兵，暂未发生起义的各省督抚，也纷纷强调本省战略地位的重要，屡屡电请增募军队，拨发饷款。各省请添防营，多者二十余营，少者亦需数队；请拨款项，动辄百万两，少亦数十万两，军费开支激增。
另外，因武昌首义的中坚力量是新军，清政府及地方督抚虽屡言不得因此而歧视新军，对新军仍照发饷需，采取安抚政策，“以免因疑生变”，[82]但实际上他们对新军极不放心。清政府多次密饬各省督抚，要“镇静筹防”，[83]将防范新军、镇压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旧有的八旗兵、绿营兵和防军身上（北洋新军例外）。这样，旧有军队不但未能按原计划裁汰，反而又增添出许多新募防营。本来清军在辛亥年的军政预算开支即高达9749万两，占岁出的33%，[84]再加上武昌起义后临时激增的庞大军费开支，其对濒临崩溃的清廷财政，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伴随着清政府政治、军事的危机，全国性金融恐慌的巨浪又冲涌而来，而造成金融恐慌的始作俑者，却恰恰是当权秉政的摄政王载沣、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等人。他们从大清银行大量提取现款，仅奕劻一次即提款25万两，从而导致了大清银行的“处境困难”与“危机”。[85]结果，造成大清、交通等国家银行信用顿减，各地绅民纷纷停用纸币，争兑现银。1911年10月24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电告清廷，“自鄂汉兵乱，各埠汇兑不通，沪市人心惶惶，连日争提现银，并以钞票换现洋，搜括一空，风潮极大，银行、钱业以变起仓猝，未及预备，均将挤倒。”[86]
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省地可想而知。南京“自闻鄂警以后，市面骤行恐慌，洋、银俱缺，提现纷纭”；[87]官银号因人们“纷纷持票取款，受挤不堪……现存银钱几至搜索一空”。[88]“各存户亦不论活期、定期，均来提取”，甚至发生了“因争取钱票，踏死一人”[89]的惨祸。就连清王朝统治中心的京津地区，也同样是风鹤频惊，“人心惶惑，市面银根骤然奇紧”，[90]“京师市面日见恐慌，以致银行、钱铺相继倒闭……凡有银行性质各商号，有出无入，银根枯竭，势将罢市。官民眷口纷纷逃避出京”。[91]
起初，清度支部尚可进行金融干预，饬由大清、交通等银行向市面投放现银，“遇有持票取现者，如数发给”，竭力支撑，担当兑汇。其他银行钱号，若因一时周转不灵，大清银行也可给予某些支持，“设法维持”，[92]企冀以此“维市面而安人心”。[93]据说清政府的这一金融干预较有成效，曾一度“省龙元价值行用渐广，纸币已觉流通”，使得“银根稍纾”。[94](https://www.daowen.com)
但此时清政府的财政已如粪墙朽木，绝难雕补，加之各省间的汇划不灵，大清、交通等银行投放的百数十万现银，非但对全国性的金融恐慌是杯水车薪，反而更快地耗尽了清政府的最后精血。它不是缓解了财政金融危机，而是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它不但使清廷购械筹粮无款，就连军饷也难以发放。各省在告急请派援军时，往往特别申明请携现款同赴驰援。
早在10月24日，安徽巡抚朱家宝就致电清政府说，虽九月（旧历）“朔日军饷，多方假贷，始克应付”，但原议增募的防营，却“因无饷不能开招”。[95]10月25日，浙江巡抚增韫也电告清廷：“本年八月份防营月饷，尚多欠发。九月新军饷需，转瞬又届支发之期，新旧偿款，复接踵而来……藩库罗掘早空，运库亦存储无几，粮、关各库仅堪自顾，危迫情形达于极点。”[96]其他诸如湖北、湖南、陕西等省，也发生了类似情形。
偿付到期的赔款和外债本息，是清廷财政的一大负担。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共向外国借款七次，计34000万两，“至1900年，这七笔外债每年本息偿付额达2490万余两，以后成为常年的财政负担。”[97]仅1911年11月至翌年6月的庚子赔款一项，即需白银1000余万两。这对陷入辛亥财政危机的清政府来说，负担之沉重，显然大大超出了这一数额的实际价值。为此，清政府曾多次电令其驻欧美各国使臣，命他们同所在国政府磋商展缓赔款事宜。但各国纷纷以此事须各有关国家政府会商决定，一国不能擅专为词相敷衍。
清政府因尚需再借外债以渡难关，故而不得不对关系其财政信用的外债百般罗掘，以求“按期照付，以维信用”。[98]10月下旬，清政府致电地处金融中心的上海道称，大清银行已自顾不暇，断难备运现银至沪，要求上海道“在沪关洋药税厘项下设法筹措”赔款现金。数日后，上海道复电清外务部、度支部，极言筹款之难。“沪关现存洋款洋税药厘，共只二百余万，大半存放庄号生息。自武汉兵乱，银根奇绌，日甚一日。此时市面岌岌，仅能同业汇划，均无现款可提。而各省即有汇沪洋款，大部一纸空票。目下钱业公议，既不能提现，即使今日出庄票，明日即倒闭”。[99]
清政府的这一筹款措施，激起了上海金融业的极大恐慌。上海商会总协理、钱业全体董事、各华商银行总办、经理等，齐赴上海道衙门，申明“以沪关所存庄号公款，虽足敷抵付初九日赔款数目，然商市濒危，万难提现。如欲逼提，必全市倾倒。环恳缓付，急救商业于垂毙”。[100]清廷万般无奈，只得另寻移缓就急的办法。
另外，辛亥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灾荒，饥民载道，流离失所。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立即电告各省督抚等：“现在人心浮动，伏莽甚多，又值连年荐饥，灾民遍野，殊属可虑，亟宜严防勾结响应。”[101]这些饥灾之民，在社会相对稳定之时，并不为清廷所重视。但值此多事危难之秋，为防其铤而走险，加入秘密会党或转向革命，清廷不得不从极艰窘的财政开支中挤出部分钱粮赈济灾民，特别是湖北、四川等省的饥民，力图笼络已失的人心。如清廷曾向湖北拨发内帑银20万两；向四川拨发内帑银10万两等等。
但是，这种撒胡椒粉式的赈济，不但数额极小（据有人估计，当时清皇室积累的财富多达1000多万英镑，约合白银六七千万两[102]），如挑雪填井，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而且多被侵挪。如段祺瑞曾因军队发饷无款，擅支湖北赈抚款项，而湖北汉口的地方官因“赈务需款，有电来催”，使段祺瑞极为窘迫，“无以应付”。[103]这种拆东墙补西墙、以赈款济军饷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加剧阶级矛盾，引发更为广泛的反抗浪潮。
1911年12月底，清政府度支部为息借外债致资政院的说帖，将清政府财政的窘艰迫急，活龙活现地和盘托出。“窃自鄂省用兵，半月之间，牵动全国。东南各省，筹防筹饷，紧急万状。加以江皖一带饥民载道，人心浮动，谣言蜂起，金融紧迫，市面岌岌。京饷各款，均请截留，虽经部饬迅速筹解，勉支大局，迄无一应。京师为根本重地，来源既绝，库储如洗，军糈偶缺，哗溃堪虞。京城官商各银行，因军事影响，同时受挤，兑现纷纷，危险万分。本部为镇定人心，巩固京畿起见，借发库款，稍资接济，风潮仍未平静。各省电告情形，同兹危急……现在岑大臣奉命入川，请饷一百万两；袁钦差兴师赴鄂，请饷四百万两……近畿各镇月饷，均关计授要需，万难延误。以上各饷，均属刻不容缓。而各省因筹办防堵，维持市面，请款之电，纷至沓来，亦属异常危迫……况赔款到期，为数甚巨，磋商展缓，尚无成议。各省均不能照解，亦需由部筹垫。万一不能交付，失信外人，恐开干涉财政之渐。计此数宗巨款，欲筹措于咄嗟之间，诚非易易。持筹仰屋，焦灼莫名，偶误事机，不堪设想……目前事势，至于此极，欲事征求，恐无济燃眉之急；欲募内债，似难成集腋之裘。筹款既百术俱穷，用项一刻难缓，惟有于无可设法之中，姑为此不获已之举”。[104]清政府的财政在上下交病，多方煎迫之下，实已面临回禄之灾。
1911年12月底，清内阁、度支部惊呼，“现在时局危迫，库款告罄……倘不速筹的款，则哗溃即在目前”，[105]并且不得不公开承认清廷财政已彻底崩溃，承认中央政府对各省所需饷款，“势难兼顾，即令饬部筹拨，亦属空言无济。”[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