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定都汴京（今属河南开封），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在当时，除了刚建立起来的宋朝之外，还同时存在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灭了荆湘、后蜀、南汉三地，又于974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弘俶顺应历史潮流，纳土归宋，避免了战争之苦，浙江从此成为北宋政权辖地。宋代将全国划分若干路作为府、州、军、监以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浙江隶属两浙路。两浙路中除常州之外，其余杭州、越州、秀州、湖州、婺州、明州、温州、台州、处州、严州、衢州等十一州都属于今浙江境内。此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王朝，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
北宋建国初期，由于唐末五代战乱，田地荒芜严重，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太祖、太宗时期，采取恢复生产奖励农耕的政策，政府曾多次下令地方官招诱流民归业，奖励垦荒，调拨戍兵屯田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农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渐趋繁荣。富庶的两浙路在江南首屈一指。北宋时两浙路的面积12.2622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十九个路中列第十三位。元丰年间（1078－1085），两浙路拥有田地36344198亩，位居全国第五；人口有17.78953万，位居全国第一；人口密度为14.51户/平方公里，仅次于成都府路的15.77户/平方公里；户均田地20.4亩，居全国第十一位；垦田率即每平方公里田地数为296亩，高于全国平均垦田率185.01亩/平方公里。在此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两浙人凭借其聪明才智大力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技术，培育粮食新品种，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复种制、精耕细作等方法，使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向前推进，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从北宋中期开始，两浙路向朝廷提供的粮食、布帛和赋税，都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大文豪苏轼一言蔽之，曰：“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则赋供馈小可悉数。”当时全国诸路每年向京城输送的漕粮总数为六百万石，两浙路上供大米一百五十万石，占漕粮总数的四分之一。两浙地区，即今人所谓江南地区，自此成了国家的主粮仓，正如当时的民间谚语所说：“苏湖熟，天下足。”南宋定都杭州以后，随着浙江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更使得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两浙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杭州城的崛起是两宋时期浙江文明最具象征性的标志。五代时的杭州是吴越国的都城，经吴越国的规划建设，城市已经初具规模。进入北宋以后，杭州城的市政建设继续发展，海塘经过修筑更加稳固，河道得到整治，城市规模有所扩大，西湖经过疏浚和整治，湖光山色更加清新秀丽；景区佛寺遍布，“文彩莹丹漆，四壁金辉煌”。城市经济日益发展繁荣，丝织业、印刷业、造纸业、制瓷业的发展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杭州文教发达，人才辈出，诗词名家如“西昆体”诗人钱惟演，有“梅妻鹤子”之称的诗人林和靖，以精通音律著称的大词人周邦彦。科学家沈括撰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最重要的著作《梦溪笔谈》；沈括的同乡、平民毕昇，在杭州城的印刷作坊里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这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因此，北宋时的杭州凭借城市的繁荣和风景的优美而一举超越苏州，成为一方名胜，号称“东南第一州”。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使其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据《梦粱录》等文献记载，临安城的人口多达三十余万户，皇宫建筑富丽堂皇，规模与豪华程度完全可以与北宋汴京的建筑媲美。南宋皇城坐落在杭州西南的凤凰山麓，宫殿建筑散布在方圆四五公里的空间里，据《武林旧事》记载，宫内有大小宫殿三十余座，以及堂三十三、阁二十、斋四、楼七、亭九十等各式建筑；杭州城西，美丽的西湖，湖光、塔影、山色相互映衬，“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城内店铺林立，商业繁荣，勾栏、瓦肆遍布大街小巷，上演着各种戏曲和杂技，杭州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天子脚下的浙江人文昌盛。永嘉学派、金华学派先后崛起，各领风骚。以叶适、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推崇学以致用，反对空疏学风，倡导义理与功利并举，治学重在“实事实理”，尤其是探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并提出了反对重农抑商、保护和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发展商品经济等思想。南宋状元陈亮针对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皆谈性命而辟功利”的弊端，创立永康学派，主张事功之学，提倡实事实功，注重政治措施的实际效果，自成一家之说。金华学派的创始人吕祖谦与大儒张载、朱熹并称“东南三贤”，在金华、武义等地的书院里聚徒讲学，博取众说，熔于一炉，号称“吕学”，因其活动和影响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婺州，故又称婺州学派。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诗人、词家，生活在“靖康之变”后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时期，直面故国半壁江山陷于异族统治的现实，赋诗言志，填词抒情，倾诉国破之恨，抒发爱国之情，在中国诗词史上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号称“永嘉四灵”的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行走江湖，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与称霸诗坛的江西诗派反其道而行之，给南宋诗坛注入一股清新自然之气。两宋词风大兴，文人依曲作词。著名的词人兼音乐家有姜夔、张炎、张鎡等，苏轼、柳永等也长期生活在浙江，他们是这一时期浙江音乐文化中又一道风景线。
由于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中原流传以久的宫廷雅乐、教坊乐也随皇帝一起来到浙江。市井的文化娱乐场所“瓦子”和专为民间艺人演出的“勾栏”满城皆是，还有许多“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的流动艺人，他们表演的艺术有歌舞、说唱、戏剧、杂技、武术等，为民间音乐发展作出了贡献。器乐除用作伴奏外，也单独演出。演出的形式有“大乐”“细乐”“清乐”“小乐器”“鼓板”等等。古琴音乐在两宋时地位较唐时有所上升，永嘉琴家郭楚望创立了浙派古琴对后世古琴三派的形成影响深远。(https://www.daowen.com)
元灭宋，中国重归一统。随着南宋的覆没，杭州和浙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从一代京都降为东南名城，从王畿之地回归远离京城的边远省城。但是，失却政治中心优势的浙江，依然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在南北大运河的南端继续保持着经济和文化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元朝统治时期，浙江是江浙行省的一部分，江浙行省的辖区兼有宋代江南东路和两浙路之地，杭州为江浙行省的省会。元朝统治浙江的八十七年间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即所谓“四等人制”，浙江人被朝廷划归“四等人”之末的“南人”，位居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之下，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极低，从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到演唱戏文和评话，都要受到官府的禁止或限制，备受民族压迫和歧视。而隋唐两宋“科举取士”制度的长期搁置，更使南人入仕做官梦想的实现难于上青天。在政治领域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的时代，浙江人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力，几乎全部倾注到了经济生产和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从而促成了元代浙江社会经济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在社会经济领域，与宋代相比，元代浙江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提高，农作物品种增加，特别是棉花从南方引入并在各地推广种植，是浙江农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手工业方面，随着庆元（今宁波）、澉浦港与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浙江的制瓷业、丝织业、印刷业、制盐业和造船业继续保持繁荣。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和产量都不复南宋之盛，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超越了南宋，嘉兴路的民间丝织业，生产的花样品种有绡、绫、罗、纱、水锦、克丝、绮、绣等。入元以后，龙泉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迄今发现的窑址就有三百三十多处，这些窑场里烧制的青釉瓷器，质量上乘，闻名世界。
元代浙江经济最有成就的是海外贸易。元朝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规模超越宋代。元朝实行市舶司和市舶制度，直接控制海外贸易。据《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出海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有九十七个之多。当时浙江境内的外贸港口有庆元、澉浦、温州、杭州。至元十四年（1277），朝廷在全国设立七个市舶司，浙江独占其四，其余三个是泉州、上海和广州。元代时从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极大，从浙江港口出口到海外各国的物资，包括生丝、绸缎、棉布、瓷器，以及各种日用品、中药材和矿产品；而从海外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珍宝、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檀香、木材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游历杭州，并在其游记里记载了杭州的美丽和富庶。永嘉人周达观奉命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在那里居住一年，回国后撰写的《真腊风土记》是现存记录柬埔寨古代文明极盛时期——吴哥时代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元代时的浙江在本土的道教和本土化了的佛教获得发展的同时，许多外来的宗教如称作“也里可温”的基督教、犹太教，以及波斯的摩尼教等，都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传了进来。
元曲和南戏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代之胜。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从14世纪初至60年代，杂剧的活动中心从大都（今北京）移到临安（今杭州），郑光祖、沈和、乔吉、秦简夫等一大批戏曲作家，在这里创作了《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三战吕布》等剧作，延续了杂剧的繁荣。郑光祖也得以与关汉卿、马致远和白朴三人一起，并列为“元曲四大家”。号称元代散曲两大家之一的庆元人张可久，一生漫游江南，创作散曲，描绘自然风光，留存作品八百多篇，是现存作品最多的散曲家。元代后期，杂剧由盛转衰，起源于宋代的温州地方剧——南戏于是发展起来。与杂剧相比，南戏的押韵和宫调都较自由，登台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现存南戏中最著名的剧目无疑是元末瑞安人高则诚的《琵琶记》。该剧取材民间传说“赵五娘与蔡伯喈”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元代浙江画坛，前期有湖州籍天才艺术家赵孟頫，摆脱南宋画院古板格调的束缚，开创一代画风；他的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他的绘画以山水、花竹、人马擅长，尤工人物、鞍马。后期有永嘉的黄公望、嘉兴的吴镇、湖州的王蒙，以及诸暨的王冕都是一代大师，其中黄公望、吴镇、王蒙三人与无锡画家倪瓒并称“元画四家”，成就极高。此外，历史学家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自称“三教外人”的邓牧的“异端思想”，以及义乌籍名医朱丹溪的医学成就，都粲然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