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在发展中成熟

二、南戏在发展中成熟

（一）元代浙江南戏的发展

元代的南戏，在历经了文人的创作参与后，无论是在选材内容上，还是在表演形式、音乐曲调上都有了较两宋时期相比更进一步的发展。这种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它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早期被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之为“南戏”。元代时，南戏与杂剧这两种戏曲体裁相互辉映。南戏与元杂剧相比，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南戏的形式在元末明初逐渐固定下来。一般先由副末开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全剧大意。从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悲欢离合，以生旦团圆终场。南戏称一场为一出，每出例有下场诗，重要人物上场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叫做“定场白”。其曲词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这是从元末明初到清中叶戏曲创作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后人用以区别于杂剧的传奇戏。

进入元代以来，复杂的社会矛盾促使剧作家们更为关注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并以南戏作为斗争的武器，向统治者进行抗争，从而使得南戏艺术无论是从表现内容还是到表现形式，都体现出鲜明的战斗性。从现存南戏残本的内容来看，不论是取材民间的故事传说还是当前发生的真人真事，大多数作品都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在当时社会中，起着战斗性的作用。例如《王焕》戏文的故事：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青年公子王焕和洛阳地方的伎女贺怜怜相爱，两人约为夫妻。半年后，王焕的钱用完后被赶走，正好有一个有钱有势的武将高貌来到洛阳，贺怜怜被迫嫁给了这个贪官。成婚后，贺怜怜被整天关在家里，心情十分难过。后来她托卖梨条的人给王焕送信，趁贪官不在家的时候，让王焕来到家中，并给了路费劝他到边区去立功，并且告贪官强占有夫之妇。后来王焕立了功，就与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在公堂上告发贪官，最后两人喜结良缘。这部歌颂妇女坚贞爱情，揭露官僚暴力和贪污，充满曲折斗争的戏无不体现了南戏的战斗性与人们的反抗精神、更充分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情感与愿望。

南戏的剧本结构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没有“折”数的限制，剧本篇幅根据剧情需要可长可短。另外，南戏剧本结构的划分单位不采用杂剧的“折”，而是“出”，一个剧本短则三、四十出，长则五、六十出，依据剧情长短和复杂程度来定。故南戏作家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丰富曲折，人物形象的丰满生动，来吸引观众。南戏虽然篇幅长，但情节安排十分严谨，如李渔认为：“《荆》《刘》《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也。”

南戏的音乐，以“里巷歌谣”“街坊小曲”为曲调。宋室南迁后，南戏又吸收了词调、唱赚、诸宫调、大曲及杂剧等艺术形式的因素，音乐更为丰富，从而成为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一种戏曲形式。南戏虽然在后期也吸收了北方杂剧、大曲和诸宫调的音乐，但仍然是以南方地区的民间音调为主，所以，南戏的旋律常采用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旋律多平稳进行。音乐风格委婉、细腻。

（二）元代浙江南戏举要

从现有史料记载中，以及后世传承过程中来看，在宋元的南戏作品中，高明的《琵琶记》、柯丹丘的《荆钗记》、施惠的《拜月记》、徐田臣的《杀狗记》（《杀狗劝夫》）和佚名的《白兔记》等五部南戏，在国内影响很大，一经问世，就在舞台上流行。直至今日，全国许多地方剧种还作为保留剧目。其中，《拜月记》与《白兔记》《荆钗记》《杀狗记》被学界称为“四大南戏”。

1.高明及其《琵琶记》

高明，约生于元大德年间（1305），卒于明初（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南戏故乡温州瑞安人，人称东嘉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辈入元后都不曾做官。高明自幼聪敏博学，受业于著名文人黄潜。学识渊博，工诗文、词曲，交游多为当世名士，如顾德麟、杨维祯、赵访、刘基、宋滚等。元至正五年中进士，先后任处州录事、浙江行省丞相掾、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为官清正耿介，不畏权贵。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浙东起义，高明被调为浙东间幕都事，参与镇压起义。后来当投降元朝做了万户的方国珍要留他任幕僚，他力辞不从，隐居宁波城东栎社，闭门谢客，一心从事戏曲创作，《琵琶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闻其名，征召其入朝，高明以疾辞。除作有《琵琶记》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已佚，诗文有《柔克斋集》二十卷。

《琵琶记》的故事，最早见于宋元时期的旧唱本《赵贞女蔡二郎》，主要写书生蔡伯喈新婚两月，被父亲逼迫进京赶考（伯喈想居家养亲尽孝，父不许，只好进京赴考——此为“一被迫”）；金榜及第，得中头名状元后，不愿做官，请求回家养亲，皇帝不许（此为“二被迫”）；当朝宰相牛丞相，要招他为婿，他再三推辞，丞相不许（此为“三被迫”），不得已入赘相府。与此同时，家乡遭受严重荒旱，其妻赵五娘承担起照料公婆的全部生活重担，在贫病交加之下，蔡父母相继弃世。赵五娘卖发葬公婆，然后身背琵琶，一路卖唱行乞，来到京城，进了牛府，幸得牛小姐贤德，通情达理，蔡伯喈双妻归家祭父母，守墓三年，一门旌奖。

高明在《琵琶记》中，对旧本中赵五娘的描写基本未变，有重大改变的是有关蔡伯喈的描写。他由原本中弃亲背妇的反面角色，变成了全忠全孝，“三不从”，只是由于软弱才屈从于父命和皇帝、承相的淫威，辞官不得，辞亲不行的人。这一改动，使戏剧冲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冲突的双方，由蔡伯喈和赵五娘、蔡公的冲突，改变为蔡伯喈、赵五娘和以蔡公为代表的封建道德观念，以牛丞相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所抨击的对象不是有了功名便负心的书生，而是封建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造成蔡家悲剧的原因不再是蔡伯喈富贵后“背亲弃妇”，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淫威，加上蔡伯喈的软弱妥协；不是蔡伯嘈热衷功名，而是其父母功名观念太强；不是蔡伯喈甘心忘恩负义，而是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势所迫，加上严重的自然灾荒。经高明改编的《琵琶记》更加深化了思想意义和主题思想。高明改变《琵琶记》对南戏所作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把民间文学和文人创作结合起来，使南戏步入了艺术上更加成熟、雅俗共赏的阶段。以后文人雅士、甚至宰相大臣也纷纷起而创作戏文。他们步武《琵琶记》，大至作剧宗旨、创作方法，小至遣词造句，一板一眼，无不悉心研究，蓄意师法。由此，《琵琶记》是南戏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的转折点，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给明代戏剧以直接影响，甚至成为一个时期的模式，被推崇为“南戏之祖”。(https://www.daowen.com)

2.柯丹丘与《荆钗记》

柯丹丘（1290－1365）浙江仙居人，字敬仲，别号丹丘生，又名柯九思。元代南戏作家。柯丹丘主要戏曲著作为《荆钗记》，这是他中年以后定居姑苏时，根据南戏流行本《王十朋荆钗记》改写而成。故张大复在《寒山堂曲谱》中注道：“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丘著”。但关于此记作者尚有两说，一说《王状元荆钗记》题下注温泉子海；另有《南词叙录》说：“《王十朋荆钗记》由本朝（明朝）李景云编。”一说柯九思为画家，与戏曲作家柯丹丘并非一人，有待考证。

虽然作者善待进一步的史学考证，但值得肯定的是，《荆钗记》在南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四大南戏之一。《荆钗记》全剧四十八出，叙述王十朋、钱玉莲的故事，内容豊富，但结构及描写不佳。钱玉莲拒绝巨富孙汝权的求婚，宁肯嫁给以“荆钗”为聘的温州穷书生王十朋。后来王十朋中了状元，因拒绝万俟丞相逼婚，被派往荒僻的地方任职。孙汝权暗自更改王十朋的家书为“休书”，哄骗玉莲上当；钱玉莲的后母也逼她改嫁，玉莲不从，投河自尽，幸遇救。经过种种曲折，王、钱二人终于团圆。

3.施惠与《拜月记》

施惠，元代戏曲作家。生卒年不详，元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中，可见施惠在钟嗣成作《录鬼簿》时已去世，而《录鬼簿》作于元至顺年间，故施惠生活于元至顺以前。一说姓沈（见清曹谏亭本《录鬼簿》），字君美，均美，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国内曲学大师吴梅曾提出施惠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根据《录鬼簿》所载，施惠巨目美髯，好谈笑，居杭州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是一位书会才人。与钟嗣成、范居中、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等相交，曾与范居中合撰《肃霜裘》杂剧。作有南戏《拜月记》，另据传抄本《传奇汇考标目》所载，施惠尚作有《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两剧，今皆佚。

《拜月记》为施惠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并在演出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工提高，共四十出。演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患难姻缘。《永乐大典戏文目录》和《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均曾著录，前者作《幽闺怨佳人拜月亭》，后者作《蒋世隆拜月记》，属元代戏文。故事说的是“番兵”侵入金国的中都（今北京）时，金主听信主和派大臣聂贾列的话，杀了主战派大臣陀满海牙，海牙子兴福在逃亡中和书生蒋世隆结为兄弟。不久，金主迁都汴梁，蒋世隆在逃离中与妹妹瑞莲失散，同时有女子瑞兰与母亲（王镇的夫人）也在兵乱中失散了，避于林中。蒋世隆寻妹呼莲，而瑞兰以为其母寻至，应之，相见始知有误。荒野之中一男一女，世隆为避男女之嫌欲去，瑞兰抢伞留之，于是二人结伴同行，各诉身世，遂结为夫妇。后瑞莲又正巧被瑞兰之母王夫人收养为义女。王镇出使归来，在旅舍中遇见瑞兰，他不肯把女儿嫁给穷秀才，硬把她逼走。两国议和，“番兵”退出，王镇一家在汴京团聚。瑞兰在拜月亭前对月祷告，透露了她对蒋世隆的心事，恰为瑞莲听到，并得到她的同情和支持。后来朝廷开科取士，世隆、兴福分别考取文武状元，王镇奉旨为二女招亲，夫妇重合，兄妹团聚，皆大欢喜，其中“抢伞”“拜月”两折演出较多。

4.《白兔记》

《白兔记》又称《刘知远白兔记》，元代南戏作品，永嘉书会才人编。二十九出。刘知远是五代后汉的开国皇帝，他从一个流浪汉而登上帝位，其传奇经历为民间所乐道。此剧写他因赌博败家，落魄流浪，被财主李文奎收留，在李家充当佣工。李文奎见他睡时有蛇穿其七窍，断定他日后必定大贵，于是将女儿李三娘许配给他。李文奎死后，三娘哥嫂以分家为由，将有瓜精作祟的瓜园分与刘知远智远去看守瓜园，欲加害之。李三娘知计，力阻刘知远入园。刘知远一身武艺，抢棍而去。知远战胜了瓜精，得到了兵书和宝剑，便告别了三娘，去分州投军。

刘知远因屡立战功，受到多次提拔，官至九州安抚，娶岳氏为妻。三娘在家受尽折磨，因劳累过度，在磨房产下一子，因无剪刀，用嘴咬断脐带，故取名“咬脐郎”。又托窦公将儿子送给知远抚养。十五年后，刘知远命儿子回村探母。咬脐郎一天出外打猎，因追赶一只白兔，与正在井边汲水的母亲相遇。咬脐郎回去报知父亲。刘知远带兵回沙陀村，与李三娘团聚。

《白兔记》富有民间文学特色，文字上质朴通俗，好保存着一些古代农村风俗和情趣。

5.徐田臣与《杀狗记》

徐田臣元末明初戏曲作家，生卒年不详，字仲由，浙江淳安人。明洪武初年秀才，受征召不愿出仕。一般谓南戏《杀狗记》由其所作，但今存的《杀狗记》是明人冯梦龙改本。另据传抄本《传奇汇考标目》载，徐田臣还作有《鲠直张志诚》《王文举月夜追倩魂》《杵蓝田裴航遇仙》《柳文直元旦贺升平》等剧，今皆佚。

《杀狗记》，元代南戏作品，全名《杨德贤妇杀狗劝夫》。关于其作者，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提到元末明初时徐田臣撰南戏《杀狗记》。然则，《杀狗记》在徐田臣之前就已有流传，明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有《杀狗劝夫》。徐田臣也可能是这部作品的改编者。《杀狗记》全剧三十六出，描写富豪子弟孙华与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交往，把同胞兄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的妻子杨月贞屡劝不听，便杀了一条狗，伪装成死尸放置门外。孙华深夜归来，大惊，急忙去找柳龙卿、胡子传，柳、胡推脱不管。孙荣却不记前恨，帮他把“尸首”埋掉，使孙华深受感动，于是兄弟重新和好。这出戏对封建宗法制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封建家长的专横暴虐有所揭露。作品提倡“亲睦为本”“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维护封建伦常秩序的说教气息比较浓厚。剧本语言通俗、质朴，具有民间文艺的特色，但也有运用典故过多的缺点。剧中比较成功地刻画了柳龙卿、胡子传的无赖相，对酒肉朋友之间的种种欺诈行径，描绘得颇为生动。元杂剧后期作家萧德祥作有《杨氏女杀狗劝夫》杂剧，故事情节与《杀狗记》大致相同。对这两部作品的先后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