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方说唱素描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用“口语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并反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门类。曲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我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到了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明清两代及至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赋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传过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浙江不仅是戏曲之乡，而且也是曲艺广为流传的地区。明清时期，已有不少曲种崭露头角，成为浙江百姓的新宠。如：道情、南词、曲艺滩簧（为与戏曲声腔相区别）、莲花落、鼓词等等。
莲花落曲艺渊源，据有关资料记载，宋元时期已经流行，佛典《续传灯录》第二十三《俞道婆》载：“一日闻丐唱《莲花乐》云：‘不因柳毅传书信，何因得到洞庭源。’忽大悟。”可见最初是丐者卖艺所演唱。绍兴莲花落相传始于清光绪年间，时有“下三府”（今杭、嘉、湖一带）绰号“长手指甲”之张姓艺人来绍兴卖唱，并收徒定居于绍兴。先后收上虞松厦沈阿发、绍兴坡塘唐茂盛为徒。其时，唱词信口编造，无固定内容，演唱亦无固定基调。
道情，源于唐代道教在道观内所唱的经韵，为诗赞体。宋代后吸收词、曲牌，衍变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又称道歌。用渔鼓、简板伴奏，与鼓子词相类似。浙江的道情主要是诗赞体一支，为曲白相间的说唱道情。内容有升仙道化戏、修贤劝善戏、民间生活小戏、历史故事和传奇公案戏四类。有的地方称渔鼓或竹琴。主要在浙地金、丽、衢等地。如现在金华道情、东阳道情都能溯源指明清时期。
南词，又名弹词。南词与乱弹腔和滩簧都有紧密的音乐联系。这种渊源于明代弹词的曲艺，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发展为绍兴乱弹、浦江乱弹、温州乱弹、诸暨乱弹、黄岩乱弹等。以至于后来浙江有“乱弹之乡”之称。据记载，当时杭州、绍兴等地，弹词也称为南词，所演唱的曲调都为平湖调，演唱者一般都是民间艺人，原来只受村夫妇孺欢迎，后来连士大夫也非常欣赏。乾隆二十五年（1760），蒋土铨在一首《唱南词》诗中这样描述当时杭州南词的演唱方法、内容与盛况：
乾隆、嘉庆时期，绍兴更出现一位被誉为“越郡南词第一”的弹词演唱者—胡嗣源。据记载，此人字文汇，又称胡小二，会稽（今绍兴）人，倜傥不羁，善诙谐，能文多技。上韵语，善唱南词，“点窜旧本，都成妙文”。他的音质“清越柔脆”，唱艳词，能使人人陶醉；唱哀书，能使人人落泪。“名满士大夫间，皆谓可与昔柳敬亭之说书，苏昆生之昆曲鼎立”。当时民间祝寿、结婚、生子等喜事都以能请到胡小二唱南词为体面；于是他“声价愈重”“聘请一日，必银元二元，唱不过一二出，最多三出”。而且招待他的饮食不丰洁不食，桌椅不明洁不坐，似乎还很有一番派头。父母要求他去考科举，他总是“潦草塞责，以进取为忧”，而“专心于”南词。结果考上秀才后，竟大哭了一场。从这里也可见，当时绍兴南词十分兴盛。温州鼓词由民间小调与词曲合并而成，始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已十分流行，当时有白门松、阿光儿等最善唱词，民间到处悬灯挂彩聘请他俩演唱，倾动一时。
温州弹词，发源于明弘治年间，始作俑者为瑞安著名画家任道逊，致仕后在家乡与同邑通判吴祚、寺副蔡鼎等人组织“清乐会”“唱和吟咏，无间晨夕”。清咸、同年间，温州受苏、沪等地影响，也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弹词班，有大班与小班之分，大班为男班，小班为女班。其中女班又称“档子班”。方鼎锐《温州竹枝词》云：“弦管朝朝那得闲，歌声人语总绵蛮，当筵不爱西昆曲，更唤滩黄档子班。”徐珂《清稗类抄》：“女伶之外，有所谓档子班者，名小班，始于嘉、道间，所歌之曲书于扇，且仅演剧而不宥酒。”实际上，女班应酬最多的还是堂会，所唱以昆曲、时调、滩黄为主。清光绪年间，瑞安出现以官僚、豪绅与文人为主体的民间音乐组织“清音社”，先后参加者有王岳嵩、周国琛、李瘦梅、池志徵、洪炳文、项崧、项寿侠、钟芷甫、池朝和、胡崧甫等人。所唱多为昆曲，包括剧曲和散曲，间有少量时调。社员大抵通晓音律，洪炳文、李瘦梅等还依据曲牌倚声度曲，自行创作节目，洪炳文所作《四时乐》乐府即专供社员演唱。他们虽未进行营业性演出，民间仍习称“清音社”为“弹词班”。
鼓词，与弹词不同，是一种以鼓、板击节说唱的曲艺形式。温州鼓词是流行于浙江温州及其毗邻地区的一个曲艺品种，俗称“唱词”。因过去的艺人多为盲人，故又称为“瞽词”或“盲词”。它用瑞安方言表演，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清代中期已见流传。
关于它的具体形成时代，一说始于南宋。持此说者以当时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作为分析论证的依据。金兵入侵，宋室南迁。随之而来的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曲艺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也随着民族的迁移而南下。另一说认为，温州鼓词始于明代，由横阳里巷之曲与词曲合并而成。横阳，即今平阳；里巷之曲，指的是民间小调。当时在野的文人与聪明的盲艺人，承受了古乐的衣钵，并吸收了当地的民间小调，创造了说唱形式。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在器乐和音乐上也日臻完善。可以肯定的是，温州鼓词在温州民间是很富有生命力的一种说唱艺术，几百年来经久不衰。
作为说唱戏曲的滩簧，兴起于乾隆年间，名为滩簧调，初为代言体的坐唱形式。有前滩与后滩之分。乾隆六十年（1795）成书的《霓裳续谱》已有“南词弹黄调”“滩黄调”之称。钱泳《履园丛话》等书又称做“滩王”。乾隆年间沉起凤的传奇《文星榜》第四出道士云：“唱滩王是我起首”，又云：“《卖橄榄》粗话直喷，《打斋饭》嚼蛆一泡。”这两出都是滩簧中出名的以诨笑取胜的曲目。嘉庆九年（1804）成书的《白雪遗音》收有《占花魁》的《醉归》《独占》两段。乾隆、嘉庆之际是滩簧的早期阶段，在当时坐唱曲艺风行南北的影响下，它是由南词说唱衍变而成的一种代言体的坐唱形式。道光以后，昆曲渐衰滩簧继起，遂以坐唱形式移植《缀白裘》中收录的昆曲折子戏，每折分为四五个书段；沿用昆曲声腔，简繁相间，引吭高歌如大鼓，抑扬婉转似弹词，拖腔又类昆曲，是一种昆曲的通俗化唱法，称为前滩。另有以民歌小调演唱，以滑稽风趣的曲目见长，名为后滩。浙江各地的滩簧，由于多用当地方言演唱，词句、曲调各自有所变化，特别是后滩的曲调多吸收当地小曲，民间音乐色彩更浓。所以在总的形式及风格方面虽相类似，而具体曲调、伴奏、过门、唱法等都各有不同。因此各地滩簧多加以地方称谓，如杭州滩簧、湖州滩簧、金华滩簧、宁波滩簧、绍兴滩簧、余姚滩簧、兰溪滩簧。另外，绍兴平胡调、台州词调、温州弹词等曲种虽不称滩簧，但其演唱形式和曲目、曲调也和滩簧大同小异，受滩簧影响较大。至清末民初，小型戏曲蓬勃发展，各地的滩簧也相继仿效戏曲形式，改为化妆登台演出。随着角色的增多，表演的需要，曲调、音乐逐步演变，形成各种滩簧声腔的剧种，如甬剧、姚剧、湖剧等。